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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短篇小說創作論  ——錢鐘書研究之一
錢鐘書短篇小說創作論  ——錢鐘書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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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全面論述錢鐘書短篇小說創作藝術,認為:錢先生的短篇創作于40年代中期,跨越時空,歷久不衰。小說描寫了當時年代的人、獸、鬼、神,尤其是風采獨具地刻劃了中國知識分子,豐富了我國現代文學史的人物畫廊。其主要特色是心理描寫細膩、深刻,在特定的情境中刻劃人物的不同心態,通過夢境來表現人物的意愿,折射人物心靈復雜變化的歷程,采用對人物外部情態和行動的具體描寫,來揭示人物的內心奧秘,諷刺更是小說極其重要的審美特征,具有相當的廣度、力度、密度和機智的風格。小說語言純凈、靈動、富麗,融匯貫通,自鑄新詞。
   *            *             *
  學者、作家錢鐘書先生創作于40年代中期的《人·獸·鬼》,距今已近半個世紀。五十年來,這本短篇小說集在“兵火倉黃”中得以保存下來并重新出版,這使讀者感到極大的快慰和滿足。它穿過驟雨和狂風,拂去歷史的塵埃,至今依然光彩奪目。它讓我們看到了“文化昆侖”錢鐘書先生對世態人情深微的洞察力和銳利的穿透力,從而去探求文藝作品具有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的原因所在。
      一
  《人·獸·鬼》收有《上帝的夢》、《貓》、《靈感》和《紀念》等四個短篇。在這本集子里,作者描畫了那個時代的人、獸、鬼、神。所寫之“神”——上帝,乃歸入“魔鬼”一類,因為“上帝只是發善心時的魔鬼”,“魔鬼也就是使壞心時的上帝”,他們不過“是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兩種名稱”而已(引自《上帝的夢》。以下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小說集)。這些“幻想虛構”的書中角色:獸也罷,鬼也罷,實際上又都是“人”的化身,作者并“沒有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1]
  小說主要描寫了兩類人物:一類是統治者,所謂“上等人物”;一類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特殊的階層。
  《上帝的夢》化用《圣經》中所記的上帝創世的故事,描寫了一個驕縱、狂妄、自私、虛榮、孤獨、唯我獨尊、濫使權力、殘忍狠毒的上帝形象。當他被天演的力量創化出來以后,只是從自身出發,感到周圍空虛而又寂靜。當他認為這寂靜和恐懼是黑暗孵庇時,他便從此憎恨黑暗,索性要把黑暗全部驅除。果然一會兒出了太陽,他便覺得這是聽命于他的吩咐。但接著他的眼睛給日光射花,便又心想不要它,于是閉上了眼睛,“去掉光明”;當他張天眼睛,又瞧見了太陽和山水時,他便認為:“這光明準是自己眼睛里產生的”,于是自鳴得意,哈哈大笑。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和私欲,減少自己的孤獨和空虛,他忽然想到需要一個伴侶,他考慮了這個伴侶應該具有的三個條件:要對自己了解;無休止地、不分皂白地頌贊自己;要對自己忠實而又虔誠。一切以“自己”為中心,于是想入非非,沉入夢境。在夢中,他造出了一個男人,又造出了一個女人。一方面他沾沾自喜于自己造人的權力和本領,“佩服自己藝術的精妙”,另一方面又詫異女人對他是敬而遠之,反和那男人親密,于是心上“老是不自在”,“愈想愈氣”,隨后便想出了“妙法”來治一治這對男女:先是運用“恐怖政策”,繼而采用“消耗策略”,結果,男女兩人一同病死,上帝自己也只好孤獨地度著那難以消遣的光陰。上帝雖然不可一世,妄圖主宰一切,來統治這個世界,然而總是事與愿違,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事物的發展不以上帝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必須指出,作品中描寫的一對男女,他們是一對在獨裁者統治下的犧牲品。他們曾用銳利的目光,一下子看破了上帝的真相:只是“萬惡的魔鬼”,但他們為了滿足私欲,也曾對上帝賄賂、媚笑、求情討好,女人要求上帝再造一個男人,男人要求上帝再造一個女人,作品剖析了這種“無毛兩足動物”的劣根性,揭示了這種人性的弱點。
  小說集中描寫的另一類人物形象是知識分子形象,作家擅長描寫這類形象,且特別擅長描寫高層次的知識分子形象,刻劃他們豐富、復雜、細膩的心態,表現他們自身存在的缺點和弱點。
  《貓》中作者描繪了一組在國難當頭、亂離之際的中國知識分子群象。作品通過一次知識分子的“聚會”,讓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個個登場:這里有每天在《正論報》上發表社評的“政論家”馬用中;有提倡清客作風的袁友春;有象向日葵那樣親日的陸伯麟;有抱有知識上的帝國主義的科學家鄭須溪;有宣稱“發見一個誤字的價值并不亞于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的什么學術機關的主任趙玉山;有“什么事都干過”,現在是名氣頗大的曹世昌;有對人生傲睨、議論高不可攀的傅聚卿;還有家有遺產、不務正業的公子哥兒,在法國學過畫的陳俠君,以及雇傭私人秘書為自己著書立說,用以立身揚名的李建侯和受過美國式教育,能象變戲法那樣操縱許多男人的李太太……這些人物,性格各別,而又相互補充,共同組成了一組40年代中國某些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他們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吞并中國,國破家亡的動蕩年代,聚集在李太太的“家庭俱樂部”中,喝著新鮮的牛奶,品著香噴噴的茶,吃著精美可口的點心,高談闊論,談戰爭,談女人、滔滔不絕,口若懸河。自然,也不乏某些識見,也多少表現了他們對緊張時局的關心,有的慷慨陳詞,甚至主張“干脆跟日本拼個你死我活”,但如果要他們上前線去打仗,他們卻只得承認自己是“儒夫”:“我不肯”、“我不能”、“我不敢”。這是一群具有“貓”的心理,主張打仗而又不能打仗的知識分子,他們只能遠離實際的斗爭生活,躲在雅靜的沙龍里,高談清議,別無作為。誠如魯迅先生曾經批評過的那樣: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都是容易辦到的,但是一接觸到實際,那就要撞碎了。坐在客廳里談談,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他們并不想到實行的[2]。他們正是這樣一群清談于沙龍,荀安于亂世的清客, 一群在激流岸邊的觀潮者。在作品中,作者不僅批評了他們這種在國難當頭時的清客作風,或沉湎于知識分子這個“文化圈子”中的精神空虛,對紳士、貴族化生活的追求,同時揭示出他們這種思想性格、精神狀況形成的根源:他們在經濟上都還比較優裕,都還沒有到無米下鍋的發愁地步,所以他們才能在客廳里那么雅致、從容不迫和文質彬彬;他們大都是留學生,是留日、留美、留德、留英、留法的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畫家,論資歷,學業高深,論地位,名滿文壇,是受過歐美文化熏陶的高層次的知識分子,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撞擊下形成他們獨特性格的一群人。由于他們的經濟地位所決定,他們與那些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勞苦大眾,下層知識分子不同,因而缺乏堅決、徹底的革命性;由于他們的文化教養和遠離實際斗爭生活,所以他們只能在口頭上高談闊論,最后一事無成。他們不是在動蕩年代里與勞苦大眾一起戰斗、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生力軍,而是旁觀者、觀潮派。錢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筆力,刻劃了這一群,它豐富了我國現代文學史的人物畫廊,因此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
  《紀念》著力塑造了一個精神空虛、愛好虛榮的知識女性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曼睛,作為女性,具有中國普通婦女的一些共性:節儉吃苦、料理家務、體諒丈夫、毫無怨尤。她渴望戰爭快點停歇,能過安定的生活,她渴求在男人面前撒嬌,使性子,有著溫柔、豐富的女人情感,她不僅把愛獻給人,也要人愛,尋人愛,在丈夫面前,她充當了“能干姐姐”和“保護的母親”的角色。
  但她又是一個知識女性。在大學里接受過新教育,因而在她身上有著比一般體力勞動婦女更豐富、更復雜、更細膩、更隱微的感情和個性。她是一個體面人家的小姐,有著大家閨秀雍容文靜、風韻淡遠、落落自賞的風度,她不顧父母的反對,而爭取到與才叔的自由婚姻。結婚后,她不愿象一般女人那樣,在家庭以外便喪失地位,她想在社會上活動,能做一點事;并且怕孩子會成為障礙,所以,快三十歲了,還沒有孩子。戰爭發生后,她跟隨丈夫來到了抗戰后方的山城。生活在這里,整天感到空虛、寂寞和無聊,過著缺乏愛情的平庸的家庭生活。這種無愛的婚姻,不幸福的家庭生活,促使她把丈夫當作那堵墻,做自己的保障,同丈夫的表弟天健做成了一次“最有趣的”、也是“最安全的”感情消遣和愛的游戲。她“希望跟天健有一種細膩、隱約、柔弱的情感關系,點綴滿了曲折,充滿了猜測;不落言筌,不著痕跡,只用觸須輕迅地拂探彼此的靈魂。”一句話,曼晴所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滿足,感情上的慰藉,而非肉體上的快感。可是天健給予她的卻是“結實、平凡的肉體戀愛”,這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作品顯示了曼晴婚戀中的精神危機。自己爭來的“自由”婚姻,并沒有給她帶來幸福,她企圖在維持現存家庭關系下去獲取精神上的滿足,到頭來并沒有得到,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內疚、慚憤和失意之中,出乎她的意料,她同天健的戀愛游戲,竟使她懷孕了,給她留下了難堪的“紀念”。作者通過這個婚外戀的故事,展示了在中國文化熏陶下一代知識女性的內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紀念》中的曼晴,又是一個虛榮心很強的知識女性。對這一個性,作品通篇作了精雕細刻:當丈夫告訴她,天健夸贊她是美人,又是才女時,這位平素不吵不怨、十分平靜的女子,立刻發了一通牢騷:“我又老又丑,只算你的管家婆子!給他見到,不怕丟盡了臉!”他丈夫并沒有把這當個問題來研究,其實,恰恰是表現了她對目前生活地位和狀況的不滿,她自認為又老又丑,無臉面見人,“面子問題”這個虛浮的榮耀是不能丟的。當天健突然來到,她在灶下,覺得自己蓬頭黃臉,滿身油味,不愿丟臉,自慚形穢,所以避而不見。當天健在她身上發生興趣,證明她還豐韻猶存、依然可愛,又有了“自信心”。當她心坎里的“秘密”已在天健面前泄漏時,她又悔恨太給天健占了上風,決意對天健冷淡,想用這種“反刺激”,來引得天健最后向她“懇切卑逮地求愛”,以“掙回面子”。后來,八天里未見面,使她“宛如害過一場重病,精神上衰老了十年”,好幾次要給天健寫信,但結果“驕傲”使她不肯寫……作者運用宛細的筆觸,將這樣一個知識女性的虛榮心層層袒露出來,達到了活靈活現的地步。
  《靈感》刻劃了一個自命不凡、追名逐利、在權勢面前卑躬屈膝、靈魂骯臟的作家形象。這位“天才作家”,作品頗豐,書中人物甚多,“總計起來,可以滿滿地向一個荒島上去殖民”,但這些人物,寫得“又呆又死,生氣全無;一言一動,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潑潑的人物”,“沒有可能的性格,留不下清晰的相貌”,但他卻用這樣的“多產”來撈取錢財、撈取資本。他深知那些中學生是他的好主顧,所以把他們的程度和見識作為作品的標準,從而使他得到了“成功秘訣”,致使他成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候選人。但他卻未能獲得此獎,于是氣得一命嗚呼。作品從獎金人選發表前后,作家的言動、心態,入木三分地刻劃了他的靈魂。當他得知落選的消息后,“氣得臥床生病”。想趕快口述一篇采訪自己的談話記,送去發表,有意在記錄中點綴些事實錯誤,一來表示出于旁人手筆,二來可以再來個更正,這樣,可使他的大名“兩次見報”,為了自己的揚名,可謂費盡心機。作品還入微地描寫了這位天才作家死后的心態:他想體會一下死后的境界,覺得象自己這樣對社會和文化大有貢獻的人,應入天堂,而且天堂早該派代表來歡迎招待才對,這個天堂要象摩罕默德安排下的天堂,那里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隨時隨意恢復處女狀態的美人,空中成群飛著脆皮的烤鵝和烤鴨,撲到嘴邊來挨吃,這才有點意思,否則,“老住在天堂也怪乏味的”。這種想入非非,真正地寫出了這位作家的靈魂浸透了腐朽的享樂主義的污泥濁水。然而,作家并未升入天堂,而是因著作太重,身體在亂書罅縫里直往下陷,于是他又想到會陷到地球那一面的美國,它“是一切舊大陸作家的金銀島”,因此,頓時覺得那是“第一妙事”,真可謂是“一交跌在青云里”。其利欲熏心之態可掬。作品還進一步刻劃了他在陰曹地府的丑惡表演,使這一形象呼之欲出。當他一看那個大胡子的“司長”的“官僚氣派”,開始是“惶恐”、“害怕”;當“司長”恭維他“一字千金”時,立刻“膽壯”、“傲然”起來,當他以為大胡子是閻王時,連忙站起,深深地“肛開臀裂地彎腰鞠躬”;當他得知大胡子是“中國地產公司”的“司長”時,又“后悔”自己的大禮行得冤枉,并對“地產”“發生興趣”,想著“我有天才,他弄地產,這倒是天造地設的妙對”;當他進一步得知這個所謂“地產公司”原來是專管中國地界里生產小孩子的機關,一切中國地面上生育的人和動物都歸其分派時,便又打主意,想逃之夭夭……這一系列描寫,充分披露了作家趨炎善變、投機取巧的市儈習氣和卑污人格。此外,作家在不法資本家五十歲生辰時,為他出版“慶祝專號”,寫了幾千字的頌詞,對其“大捧特捧”;將大宗的版稅和稿費拿來合股做買賣,等等,都深刻地揭示了作家諂媚取寵和投機商人的嘴臉。
  《靈感》描寫的“這一個”我們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么的“作家”形象,其實是40年代文壇上同類作家的代表。作者借小說中人物之口說:“這一類的作家太多了”,就象那位“向處女身上去找”所謂“靈感”的“后起之秀”也統統算得這類作家,他們的種子繁衍不絕,“作家”投胎轉世,房東女兒受孕,生下孩子,“直到現在,我們還猜不出這孩子長大了是否成為作家”。小說作者不僅嘲諷了40年代這樣一類欺世盜名的“作家”,而且預見到這類作家的種子還會綿綿不絕。
      二
  細膩、深刻的心理描寫是錢鐘書短篇小說的一大特色。與我國傳統小說有別,他的短篇非常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細致地去表現人物的心理和意識活動,揭示人物內心隱微的奧秘,從而使他的人物神情宛肖。他的短篇,對人物很少作許多外貌的描寫,但他們復雜、細膩、深刻的心態卻被雕刻得纖毫畢露、逼真分明。
  首先,作者往往把他的人物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卻刻劃他們不同的心態。《紀念》是一篇心理描寫的杰作。不僅刻劃了主人公曼晴與才叔結婚前后的心理,更突出的是刻劃了她與天健之間在不同場合之下的各種復雜微妙的心理:她與天健初次見面前后、邀請天健來家中吃飯前后、欲與天健作伴上街前后、八天的苦苦等待天健前后,以及和天健發生關系前后的種種心態,都層層袒露出來,讓讀者看到了女主人公一幅曲折變化的心電圖,主人公心弦的每一顫動,都在這幅心電圖上清晰地呈現出來。如她與天健發生肉體關系后,她在回家的路上想:“經過今天的事,她還能接受天健的殷勤么?這不是對天健表示,他的舉動獲得自己事后的默許么?”一面想著,來到了家門,惴惴地担心她的丈夫已先來家,會問她到哪里去。因為她還沒有想出一個最經濟而又極圓滿的謊,來騙他。她倒在床上,心上亂糟糟的。天健給予她的這種肉體戀愛,“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她想:“假使她知道天健會那樣動蠻,她今天決不出去,至少要換過里面的襯衣出去,想到她身上該換洗的舊襯衣,她還面紅耳赤,反比方才的事更使她慚憤。”但她畢竟是女人,適才的事情,還在她“皮膚上零碎的部分”留下不肯褪盡的印象,此時天色已晚,她倒“愿意這種昏黑”來掩庇她的良心,她一方面想到丈夫馬上回來,見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臉放在哪里”,一方面又深怕以后天健再來。然而在天健獲得了提出第二次要求的權力時,她又“相信天健不失是個‘君子’,決不至于出賣她,會幫她牢守那個秘密”,但又担心這一秘密有了“遮蓋不下的憑據”,于是又“懊悔自己一時糊涂,厭恨天健混帳”……曼睛在特定情境下的担心、害怕、失望、慚憤、懊悔等復雜、細微的心理被刻劃得如此真切,給讀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再如《貓》中在李家當私人秘書的青年大學生齊頤谷,作品細膩地描寫了他初到李家的“敬畏心理”,在一次知識分子聚會中的害怕、緊張和局促不安的心態,以及他還不敢接受李太太的“愛”而遭到李太太一記耳光時的驚嚇、退縮、閃躲和受辱的心理,把這樣一個“毫無戀愛經驗”、“未被世故磨煉得頑鈍”的單純、稚嫩而又有些傻氣的大學生的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次,小說還通過夢境來展現作品中人物的心愿、意識,將人物心靈復雜變化的歷程,通過這一反光棱鏡折射得清清楚楚。《貓》中的齊頤谷在李太太一聲“明兒見”后,心兒止不住地跳,他感到“明天這個日子值得等待,值得盼望”。那天晚上,他做了好幾個顛倒混沌的夢,夢見不小心把茶潑在李太太衣服上,窘得無地自容;又夢見“淘氣”貓抓破了自己的鼻子,陳俠君罵自己是貓身上的跳虱;氣得正要回罵,夢又轉了彎,夢見自己在撫摸“淘氣”的毛,忽然發現撫摸的是李太太的頭發……醒來后還牛反芻似的把這夢追溫一遍。此外,還有攀魂中的向李太太的“求愛景象”等等,這些夢境的描寫,都曲折地反映了齊頤谷的內心活動,有力地表現了他的“蕩著單相思的”心靈。《上帝的夢》更是整篇通過上帝的“夢境”而鋪陳出來的文字。在夢里,上帝怎樣造了男人和女人,又為何要治一治這對男女,怎樣采用妙法來治他們……這些構造了整個作品的故事情節結構,通過對夢境的描寫,展現了上帝妄圖主宰一切而又事與愿違、得意時飛揚跋扈。失意時氣惱、施以報復的獨裁者的靈魂。
  再次,《人·獸·鬼》中的小說,除了直接的心理描寫外,還采用了對人物外部情態和行動的具體描寫,來揭示人物的心靈世界,讓讀者透過這些外部情態的描寫,窺見到人物的內心奧秘。齊頤谷到李家兩個星期以后,已經肯對自己承認愛上李太太了,這愛情有什么樣的結果,他可沒工夫去想,只是希望常有機會和她接近,“每聽到她的聲音,他心就跳,臉上布滿紅色。”這種簡潔的外部情態的描寫,透露了齊頤谷泛濫無歸的情感漸漸收聚到李太太身上的內心秘密,這個秘密是通過“臉上布滿紅色”表現出來的。“這種臉色轉變逃不過愛默的眼睛”,她最為敏感,最為清楚不過,所以對齊頤谷說:“你別以為我不知道呀!你愛著我。”可謂一語破的。再如《紀念》的結尾,已經懷孕的曼睛聽還被蒙在鼓里的丈夫說,假如生一個男孩,想給他取名“天健”,來紀念已在空戰中死去的天健,這時,作品寫道:“曼晴要找什么東西,走到窗畔,拉開桌子抽屜,低頭亂翻”,一面說著“我可不愿意”的話,當才叔問她找什么,她含糊其詞:“不找什么”,關上了抽屜,接著自語道:“我也乏了,臉上有些升火。今天也沒干什么呀!”表面來看,曼晴心不在焉,在尋尋覓覓,像是在尋找什么失掉了的東西,深入地看,讓我們窺見到一個女子復雜的情懷。一個心靈空虛的女子,不滿意自己的婚姻和生活的寂寞無聊,本想與丈夫的表弟做成一次細膩的愛的游戲,以填補這種空虛,沒想到,天健突然死去,給她留下了難堪的“紀念”,對曼晴來說,這又是一次失敗的人生游戲。這失敗的“苦果”,只好留給自己吞食,它是怎樣的一種滋味?!這一人生的苦果,象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得她十分疲乏,以致臉上升火,人生是多么的艱難啊!小說雖然到此結束,但它打開了一個知識女性的心扉,給讀者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
      三
  諷刺是錢先生短篇的又一重要審美特征。他的諷刺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他的諷刺具有相當的廣度。笑罵和譏諷,幾乎無所不在,無人不用,范圍之廣,達于一切。就內容而言,他諷刺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涉及人生、人性、社會、時事;就人物而論,他嘲諷“上等人”,也譏刺一般人,尤其擅長諷刺那些新舊知識分子。總之,人、獸、鬼魔,無不在他的諷刺之列,構成了他豐富而博大的諷刺世界。從帝國主義國家推行侵略政策、對殖民地進行再分割的工具“國際聯盟”,到失掉了“政治上的作用”的北平;從“搬到人間去了”的地獄,到“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隨時隨意恢復處女狀態的美人”的天堂;從刮光地皮的貪官污吏,到“歌唱著煙、酒、蕩婦,以及罪惡”,發明“接吻就是吃補藥”的資本家;從“住在上海租界里,抱過去的思想,享受現代的生活,預用著未來的錢”的前清遺老,到對許多男人“呼喚得動,掌握得住”的高雅華貴的太太;從“蕩著單相思的秋千”的年輕大學生,到要到處女身上去找“靈感”,與房東女兒私通,在“共同探討人生秘密”的青年作家;從“把中國零售和批發”、“出賣給人”的“愚蠢的政治家”,到一群留美、留英、留法、留日的提倡“清客作風”的文學家、科學家、畫家等等,統收筆底,構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的諷刺世界。作者有時通過一段精彩的敘述,有時通過人物一席生動的對話,一個令人解頤的動作,一個微妙的心態,把那些“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3]的人情事物再現出來。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 邪惡勢力的可憎,濫使權力者的驕縱、狂妄,某些知識分子的清談、空虛、無聊,等等,都被挖苦得體無完膚,諷刺得酣暢淋漓。其二,他的諷刺銳利、強烈、很有力度。老舍先生說:諷刺“必須用極銳利的口吻說出來,給人一種極強烈的冷嘲”、“必須毒辣不留情。”[4] 錢先生在對那些丑惡的事物和骯臟的靈魂奚落和揶揄時,總是飽含著尖刻和辛辣的意味,往往是一語破的而又剃肌砭骨,產生了極為強烈的諷刺效果。如《貓》中寫某學術機關主任趙玉山宣稱:“發見一個誤字的價值不亞于哥侖布的發見新大陸”,作品接著寫道:“哥侖布是否也認為發見新大陸并不亞于發見一個誤字,聽者無法問到本人,只好點頭和趙玉山同意。”一語刺穿了趙玉山的言過其實和不學無術。
  這一特色尤其在他塑造的獨具性格的諷刺形象上表現得更為鮮明、突出。僅僅把那些現實中污穢的現象嘲弄一番,挖苦一下,這并不很難,難的是將這些丑陋、卑下集中在他所刻劃的諷刺形象上,而且又是活生生的、血肉豐滿的形象。他的諷刺杰作《靈感》,出色地描繪了一個“天才作家”的諷刺形象,運用夸張、荒誕的方法,把他的骯臟靈魂揭露無余,諷刺得淋漓盡致。特別是當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個個出來要他“還我命來”,“司長”罚他投胎轉世時,他時而驚惶失措,時而分辯解釋,時而敷衍搪塞,時而抗議逃避,時而認罪求饒……作品描繪了他一連串的表演,盡情揶揄和嘲諷了他的可鄙、可笑、可惡的靈魂。
  魯迅先生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5]。 正因為錢先生塑造的諷刺形象來自40年代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和環境,作品忠實地再現了那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以書中的角色具有高度的真實性和極大的概括力。為了“避免嫌疑,或被攻擊”[6], 作者在小說集《序》中特別聲明:“書里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幻想虛構的”,“他們都只在本書范圍里生活,決不越規溜出書外。假如誰要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里的人、獸或鬼,這等于說我幻想虛構的書中角色,竟會走出了書,別具血肉,心靈和生命,變成了他,在現實里自由活動”。這和魯迅先生所說的,選取人物的模特兒“沒有專用過一個人”,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是“雜取”和“拼湊”起來的腳色[7],意思大體相近,它道出了他的諷刺小說的概括性、集中性、典型性,因此就更有普通性,它的諷刺效果便愈有爆炸性。
  其三,他的諷刺具有機智的風格。老舍先生說:“機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極聰明的,極銳利的言語,來道出象格言似的東西,使人讀了心跳。”[8]風格即人,由于錢先生的睿智、博識, 加上他具有“一種高超的喜劇才能”(尤·鮑列夫語),所以他的這種機智,表現在多方面,最為顯著的是言此及彼、旁敲側擊。作者諷刺諾貝爾獎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陳腐得發霉的老古董”,有個對“支那學”素有研究的老頭子,他四十年來研究“漢文的音韻”,至于“漢文的意義”,他說那“不屬于我的研究范圍”,其余的老頭子還對他這種“治學態度的謹嚴,表示敬佩”,這位學者馬上謙遜地說自己還比不上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美國眼科專家,他“只研究左眼,不診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點兒不含糊。”這里,既調侃了諾貝爾資金的裁判人,并由此揶揄了當時獲得這種資金的某些“專家”。至此,諾貝爾獎是怎么一回事,已耐人尋思,而那位“天才作家”竟因為落選,氣得一命歸天,豈不可笑、可悲!這種諷刺的機智,真叫人拍案叫絕。再如,“天才作家”懷疑自己是否跌入地獄時,地府長官對他說:“地獄早已搬到人間去了”,“地獄原有的刑具,……也搬到人間去了。”由此,對黑暗、殘酷的人間社會給予有力的一擊。在寫到地府為躲避戰時空襲,鉆到地底下買賣地皮時,文章順勢切入:“想來地皮給貪官污吏刮光了”,進而把筆鋒指向那些割讓土地、出賣國家主權,“把中國零售和批發”的“愚蠢的政治家”。在寫到李太太因為單眼皮,跨海征東,去日本修改眼皮時,文章又引出了一段對當時正在瘋狂侵略中國的日寇的譏刺:“單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國徽,因此那個足智多謀、偷天換日的民族建立美容醫院,除掉身子的長短沒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國號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無不可以修補,丑的變美,怪物變成妖精。”這些都仿佛是隨手拈來,信筆所至,但卻內藏譏鋒,渾然天成,作者是順手一擊,旁及其余,對政治、社會、歷史、人生等的是與非、善與惡、真與偽、美與丑作出一種審美評判,大大增強了作品諷刺內容的密度。
  錢先生在用X光線透照“一切瑣屑的、可憐的、卑微的、 鄙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語)世事人情時,常常將某些現象作深刻的概括和鞭辟入理的剖析,以達到驚世駭俗的地步。如寫《貓》中的齊頤谷,寡母只有他一個兒子,管束得很嚴,所以他進了大學一年,從沒和女同學談過話,正象汽水瓶口封閉得嚴嚴密密。映著日光,看得見瓶子里氣泡在浮動。他表面上拘謹,心里早蠢攪著無主招領的愛情。作品接著寫道:“一個十八九歲沒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里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宮的數目,心里的污穢有時過于公共廁所。”他愛上了比他年長的中年婦人愛默,作品對此議論:“戀愛的對象只是生命的利用品,所以年輕時癡心愛上的第一個人總比自己年長,因為年輕人自身要成熟,無意中挑有經驗的對象,而年老時發瘋愛上的總比自己年輕,因為老年人自身要恢復青春,這夢想在他最后的努力里也反映著。”這里,作者從齊頤谷這個青年出發,概括類似于他的十八九歲沒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并透視他們“心里的污穢”,并對舊中國某些畸形婚戀作出概括和分析,讓讀者——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去發現自己心里的“污穢”和人性中的“廁所”,這種諷刺機智、活潑而又入木三分,令人嘆為觀止。
  黑格爾說:“真正的藝術創造就是藝術想象的活動。”[9] 錢先生在作機智諷刺時,常常由此及彼,把彼此分離著的人和事,進行聯系性的觀察與思考,找到他們之間的某些相似點,然后順勢一擊,一石三鳥,痛快淋漓!由于作者的想象力特別活躍,所以他創造的那些靈活、巧妙而又銳利深刻的格言警語連翩而來,從而構成了他獨特的諷刺的機智風格。
      四
  錢先生短篇的語言特色是純凈、靈動、富麗。柯靈指出:“錢氏通曉多種外語,兼擅文言,但他筆下的白話語文,卻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鏡,絕少沾染洋氣與古氣,純凈而耐人尋味。”[10]司馬長風也說:“錢鐘書的文字做到純白,又洗脫歐化語法,靈活多妙處,如春風里的花草,清流里閃光的魚,讀起來最舒暢。”[11]是的,錢先生的短篇,仿佛是信手寫來,從容不迫,但妙語聯珠,警句迭出。無論是敘述故事,還是描寫人物,或是議論世情,都凝煉流暢,生動活潑。如《上帝的夢》中寫上帝創造女人:“他從流水的波紋里,采取了曲線來做這模型的神態;從朝露的嫩光里,挑選出綺紅來做它的臉色;向睛空里提煉了蔚藍,濃縮入它的眼睛;最后,他收住一陣輕飄浮蕩的風,灌注進這個泥型,代替自己吹氣。”作者選取了大自然的特有景物:流水、朝露、晴空、輕風,攫取其中特有的線條和色彩,用優美灑脫的文字讓上帝創化出的女人活靈活現地站立在讀者面前。
  由于錢先生的淵博和睿智,所以他能融匯古今,貫通中西,不傍前人,不蹈故常,推陳出新,自鑄偉詞。他常常從一些人們習見的熟識的詞匯中生出別一種新義、凝成雋語妙言,發人深省。如《貓》中寫科學家鄭須溪,他“又瘦又小,可是他內心肥胖,并不枯燥。”用與身體瘦小相反的“肥胖”來形容其內心世界,把這樣一個想做個“全人”,“抱有知識上的帝國主義,把人生各方面的學問都霸占著算自己領土”的科學家的勃勃野心和盤托出,平凡的語匯生出不同凡響的新意,使人耳目一新。再如,寫李太太愛默。“她長相最好看,她為人最風流豪爽,……”一連用了八個“最”字,把這位高雅華貴的太太的美貌、為人、、交游一一寫盡,但她美中不足的是三十歲左右了,至今小孩子一次也沒來投胎過,“朋友們背后說她是個‘絕代佳人’。”讀到這樣的雙關的幽默語言,怎不讓人脫口而出:絕妙好詞!
  他還常常把兩個看似差別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詞語,放在一個句子、或者相靠近的句子中,翻出新意,造出一種出人意料的奇異效果來。如《靈感》中有這樣的句子:
    “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多產;他又有藝術良心,所以他難
  產。”
    “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紅地羨慕他,眼綠地忌妒他。”
  在《貓》中有這樣的句子:
    “做李太太這一類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終身行業,
  專門職務,比做大夫還要忙,比做挑夫還要累,不許有旁的興趣和
  人生目標。”
  在《紀念》中也有這樣的句子:
    “天健所給予她的結實、平凡的肉體戀愛只使她害怕,使她感
  到超出希望的失望……”
  這類句子可謂俯拾皆是。作者借助于豐富的想象和聯想,把它們聯系在一起,讓它們千里來相會,撮合成配偶佳眷。單獨看,平淡無奇,但由于作者的匠心獨運,把它們安排組合在一起便立刻閃出奇光異彩來了。
  此外,象“頤谷聽得入了神,注視著愛默講話時的側面,眼睛象兩星晶瑩的火,燃燒著驚奇和欽佩。”李先生的父親,出洋游歷,“把考察所得,歸納為四句傳家格言:‘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無憾矣!”等等,都極為濃縮,言簡意賅,猶如詩的語言。
  錢先生在短篇創作中,還大量運用了豐富多彩的修辭手法,諸如諧音(“國際聯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場國際聯夢或者一群國際聯盲”;“你的副刊簡直就是訃刊……”)、俗語(“一交跌在青云里”;法國俗語:“肛開臀裂地彎腰鞠躬[saluer a Curert])、 諺語(“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貓要看主婦面了。”)、反語(“這種被占有的虛榮心是做丈夫的人最希有的美德,能使他氣量大,心眼兒寬。”)、幽默(“這溪里的鱷魚是個文盲,沒念過韓昌黎有名的《祭鱷文》,所以不去吃魚蝦,反要嘗獅子肉。”)、對偶(“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千變,變化多得歷史不勝載,快到預言不及說。”)、象征(如曼睛在山城所住院子的那垛“土圍墻”,初租屋時,嫌它“寒窘”、“難看”,想突圍出來,但后來,“跟土墻相安,接受了它的保衛”——象征著人生的困境。)以及排比、雙關、典故、逸聞等等,真可謂異彩紛呈,美不勝收。
  在錢先生的短篇中,開得最美、最絢麗多姿的藝術之花要算是比喻了。他運用比喻不僅多(一篇三萬多字的《貓》,用比就有九十多個),而且比得新穎、獨到、活潑、風趣。且看下面幾個例子:
    “他兩眼下的黑圈不但顏色象煙熏出來的,并且線形也象彎曲
  、引人思緒的煙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紅色,只譬如蝦蟹烘到熱
  氣的結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象陸伯麟那樣親日的人或
  東西。”
                         ——《貓》
    “春天,好象空襲的敵機,毫無阻礙地進來了。……在晴天的
  空氣里,織滿山地的忙碌的砂塵,烘在傍晚落照之中,給春光染上
  熟黃的暈,醇得象酒。正是醒著做夢、未飲先醉的好時光。”
                         ——《紀念》
    “他的煙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時常提起它,說自己的靈感全靠
  抽煙,好比李太白的詩篇都從酒里來。有人說他抽的怕不是板煙,
  而是鴉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鴉片癮來,直打呵欠,又象服
  了麻醉劑似的,只想瞌睡。又說,他的作品不該在書店里賣,應當
  在藥房里作為安眠藥出售,比‘羅明那兒’(Luminal)、 ‘渥太
  兒’(Ortal)都起作用而沒有副作用。”
                         ——《貓》
    “隨便做什么事,想什么問題,只象牛拉磨似的繞圈子,終歸
  到天健身上。”
                         ——《紀念》
  例一,是用以描寫那個“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頭兒”陸伯麟的外貌的,用煙熏出來的“顏色”來比喻他眼下的“黑圈”,用彎彎曲曲的“煙篆”來比喻黑圈的“線形”,再用蝦蟹烘到熱氣變紅來比喻他鼻尖上的“紅色”,最后用“向日葵”來比喻這個平時的“日本通”,到戰事發生時變成“通日本”的老頭兒的政治嘴臉,比喻新穎、巧妙、奇異、獨特,發人遐想,引人思緒。
  例二,是《紀念》開頭描寫自然景物的一段文字,為什么要用“空襲的敵機”來比喻春天來到這個抗戰后方的山城呢?這是因為敵機常常來這座山城轟炸,毫無阻礙地進來,而后來這座山城有了航空學校,辟了飛機場,才叔的表弟天健來到了這個學校,于是引出了曼晴與天健的一段婚外戀的故事,整個小說的情節的展開都與“空襲的敵機”有關連,只有讀罷全篇,再來看小說開關的這個比喻,便愈益覺得它不僅形象,而且意味深長。同時,作品用”醇得象酒“來比喻這里的春光,使作品一開頭便傳達出一種夢幻迷離、令人微醺、使人躁動不安的氛圍,為作品中人物設置了一個活動的舞臺。
  例三,是譬如事的。先用一個比喻寫其“靈感”,表現那位提倡清客作風的作家袁友春的大言不慚和自命不凡,再用“鴉片”、“麻醉劑”、“安眠藥”的博喻,表現這位作家文章的“藥用”價值,其文章之水平可想而知。
  例四,是用來比喻心理活動的。朱拉磨總是圍繞一個中心,曼晴自結識天健以后,一到午后,心總按捺不住,“坐立不安地渴望著天健”,后來,八天里,天健竟設來,所以她一人在家給煩惱擺布著,要撇開不想,簡直不可能,所以想來想去,就象牛拉磨似的繞圈子,終歸到天健身上。這種比喻,形象地、細膩地寫出了曼睛對天健的念念不忘的心態和醞釀著的她對天健的濃烈的感情。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說:“夫比之為義,取類無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錢先生的用比確是如此。
  自然,隨著社會的變遷,時代的發展,語言也在變化發展,在小說集中象“可是我聽了你的科學證明,和你絕對同意”,“我們跟玉山很同情”這樣的句子也有好幾處,如果小說再版,我想作者肯定是會修改這些字句的。*
  注釋:
  [1]錢鐘書《圍城·序》。
  [2]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3][5]魯迅《什么是“諷刺”?》
  [4][8]老舍《談幽默》。
  [6]孔慶茂《錢鐘書傳》。
  [7]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出關”的“關”》。
  [9]《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11冊,第42頁。
  [10]柯靈《促膝閑話中書君》。
  [11]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
                    (責任編輯 劉岸汀)
  
  
  
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3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匡啟鏞19961996 作者: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31-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匡啟鏞19961996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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