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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的超文體寫作  ——讀近期的幾部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的超文體寫作  ——讀近期的幾部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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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的長篇小說,已經沒有共同的寫作目標可遵循,因此,想要對其作出整體上的概括,已經失去了可能性。但是,當我閱讀了近期部分長篇小說之后,尤其是幾位女作家的長篇小說,卻也發現了其中相似性的問題,這就是她們超文體的、半自傳性的寫作。比如林白的《玻璃蟲》、蓮子的《寧靜的革命》、魏慧的《上海寶貝》,王曼玲的《正午告別》等。小說原本就帶有某種“自敘傳”性質,但不同的是,這些作家晚近的作品,或用真實的姓名、真實的人物,或用個人真實的經歷,或標明它的半自傳性,或是書寫夢里情懷。這種寫作超出了文體界限,它已不是完全虛構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但也不是完全真實意義上的個人傳記,它是自傳與虛構結合之后產生的一種新的文體形式。因此,對其作出評價的時候,如何解讀對批評家來說,就構成了一種挑戰。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半是虛構半是自傳的寫作,十分酷似“行為藝術”,它是作家本人涂上油彩之后的一次“出演”,它真實而夸張,亦真亦幻。問題是,這些女作家為什么不約而同地選取了這種寫作方式?它是對外部生活一種無言的拒斥,還是出于渲泄個人隱秘的快意?這里,我不想匆忙地對其作出判斷,只是分別評價了這幾部不同的小說。
      《玻璃蟲》
  80年代常常被學界提起,是因為它是我們的一個切近的參照,是一個只能緬懷卻不可重復的過去,無論80年代發生了什么,如何去評價它,無可回避的事實是我們都共同經歷了那個時代。因此80年代與我們有關,也許正是出于這種“關己”的考慮,林白的《玻璃蟲》引起了我極大的閱讀興趣。在《玻璃蟲》中,與80年代重逢是主人公林蛛蛛的盛大的節日,她不是感傷地憑吊一段已逝的歷史,而是仿佛重臨一次盛大的晚宴,仿佛是重溫與80年代幸福的“蜜月”。80年代的激情和膚淺、浪漫和狂熱,都在林蛛蛛的重述中變得燦爛而明媚,那是一個溫柔之鄉,是一個在想象中不斷被放大了的青春樂園。但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林蛛蛛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她講述話語的年代,或者說,為什么林蛛蛛在90年代末期,在又一個世紀之交已然來臨的時刻,對80年代充滿了詩性的想象,這種強烈的懷舊心態究竟是源于80年代文化想象的失敗,還是源于對80年代再敘事的個人愿望?
  林蛛蛛是個身份不明的敘事者。這個名字的誕生純屬一個偶然事件,它源于與林白薇關系純潔的男友李管對“林白薇”與陳白露關系的議論,只因為李管說這兩個名字太相像,于是就有了林白薇的自我重新命名。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仿佛是一篇與女性文學相關的作品,但事實上,這僅僅是涂抹林蛛蛛/林白薇真實與虛構的人物身份的一個策略,真實的林白薇的重新自我命名,混淆了她與林蛛蛛的界限。于是,在這部超文體的寫作中,真假難辨,虛實相間,我們已無法識別林白薇與林蛛蛛的關系,林蛛蛛這個由林白薇蛻變而來的人物,便可以肆無忌憚地談情說愛,可以淺嘗輒止地體驗同性戀,可以大談詩歌大談藝術,還兼做藝術模特,可以把80年代青春期所有的毛病沒有障礙地盡情展現。作家在林蛛蛛這個符號的掩護下,徹底地實施了一次文學的“行為藝術”。
  行為藝術是藝術界90年代最大的時尚,《天使》、《65KG》和《為無名高山增高一米》的設計者張洹,同時又是這些作品的表演者。當這些作品被命名之后,我們不能斷定作品中的人物就是張洹,因為作品是《天使》,但這個作品的表演者又是真實的人物張洹,行為藝術就是在真實的人物與虛構的、特定的場景中完成的。《玻璃蟲》中的林蛛蛛雖然不是林白親自扮演的,但就其本文形式來說,它極其酷似行為藝術,不同的是,它是林白創作的行為藝術。林蛛蛛所面對的現實中的真實人物,都與林白相關,有趣的是,從王朔到徐敬亞、王小妮、伍曉明等,都成了這部行為藝術的陪襯者。他們的真實身份和知名度又使這部行為藝術更加不同凡響。
  還可以指出的是,《玻璃蟲》有大量的紅色文化的插入,不同的是,昔日的紅色文化已經不再是《回廊之椅》或《日午》中的檢討與反省,而是一種“眉飛色舞”的認同。無論是《紅梅贊》還是《繡紅旗》,林蛛蛛在反復吟唱中內心有如陽光般的燦爛,她所歷數的“紅色經典”影片成了她“夢想的來源”。
  我曾說過,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年代,而是林蛛蛛講述話語的年代。世紀之交,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或我們的精神處境日益復雜,這時,林蛛蛛以充滿詩性的樂觀為我們重新講述了80年代的故事,把過去的明媚講給今天的我們,讓我們重溫過去的“蜜月”,這當然是作者林白的一種“現實態度”。記得林白曾寫過一篇文章,說她特別熱愛90年代,現在看來,她同時也特別熱愛80年代。
  在這部小說的“后記”中,她說她的上部長篇小說《說吧,房間》還充滿著職業女性的疲憊憔悴,而這一部長篇卻已是眉飛色舞,草肥水美了。這一自白是真實的,但我要評論的是,如果《說吧,房間》還可以領會林白同現實生活的某種關系,可以體會她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某些看法的話,那么《玻璃蟲》則遠離了這一立場,甚至它的詩性也是表面的,遠未達到《一個人的戰爭》的那樣濃烈和令人會心。但我還要說明的是,林白作為當下中國的重要作家,她的創作值得我們認真關注,這當然也包括《玻璃蟲》的探索和實驗。
      《正午告別》
  當下,在批評的主流之外,關于“革命文學”或“紅色文學”的問題,同樣引起了學界的再次關注。問題的提出,不止是重新檢討和反省這一文學或文化現象,不止是面對這一歷史遺產不得已的再次凝望,同時,對當下的文學創作狀況,在可資參照的情況下,也提供了對其作出新的評價的可能。當代的文學批評,總是習慣于前沿或鋒線,陶醉于與歐美的比較,這既符合“全球化”的語境,也符合“與國際接軌”的意識形態。然而,我們欠缺的可能恰恰是對本土歷史經驗的回顧或分析,我們仿佛成了沒有歷史的“浪兒”,于是,不斷地重臨起點就常常成為我們補課的形式之一。
  對“革命文學”或“紅色文學”的評價,是件極其復雜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對于過于甜蜜和欲望化的90年代文學創作來說,那里顯然還有可資我們借鑒的文學遺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軍旅女作家王曼玲的長篇小說《正午告別》是值得談論的。這是一部單純的充滿了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作品,是一部充滿了感懷和詩性的作品,它既是對軍旅麗人的熱情謳歌,也是對青春歲月的感傷憑吊。它流淌著“紅色文學”的基本色調,同時又注入了作家對這一文學遺產新的理解。
  小說的故事圍繞著一五八醫院的“五朵金花”展開,五個如花似玉的女兵自愿來到了軍區最艱苦的醫院,而且她們大都是干部家庭出身,這一設定似乎與“頌歌”傳統不無瓜葛,但作品并未限于對革命傳統的頌揚上,它所著力開掘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紅色貴族”在延續前輩革命生涯過程中,所遭遇的新的挑戰以及她們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思考及選擇。和平時期的軍人同戰時有了極大的不同,正義戰爭極易激起軍人特別是青年軍人的光榮心和榮譽感,他們將在這樣的獻身方式中獲取人生的意義。但和平時期的軍人,特別是遠離中心城市的軍人,在寂寞平靜的生活中如何認同新的獻身方式,如何在沒有轟轟烈烈的場景中同樣賦于生活以意義,就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同樣也是軍旅文學創作面臨的問題。
  就《正午告別》來說,這里同樣沒有大起大落的戲劇性場景,姑娘們來到了一五八醫院,無非是如何適應新的生活,如何面對情愛和選擇未來生活道路的問題。這些普通的軍旅生活遠不如紅塵滾滾的社會生活更易于激起作家的想像力、更易于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這時,王曼玲選擇了更多地走進人物的內心,走進她們與社會、家庭的諸種關系,從而凸現她筆下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五朵金花”中,作家著墨最多的,最情有獨鐘的人物是戴天嬌。這是一位軍隊高級將領的女兒,也是惟一選擇了沒有離開一五八的女軍人。這自然與她的未婚夫張少偉戰死軍中埋在這里有關,與她父親的前妻埋在這里有關。但是,在作家的想象中,這個理想的人物與作家賦予她的品格有更多的關系,她生活中的悲劇性和她日后所要承受的沉重,能夠把這個受難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
  應該說,這是一部表達夢里情懷的長篇小說。與其結構十分類似的作品如瓦西里耶夫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徐懷中的《西線軼事》等,不止是因為背景是戰爭,而就人物性格塑造的獨特性來說,王曼玲還有一段長長的路要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革命文學中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用何種方式表達才激動人心,并使人產生認同感,還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作為一個青年女作家,她有志于在這一領域一展身手,是應該得到支持的。有人可以選擇紅塵滾滾欲望無邊,為什么就不可以有人選擇繼承革命文學的部分遺產?
      《寧靜的革命》
  《寧靜的革命》很難對其作出文體命名,出版者將其稱為小說,作者稱它為“作品”,而我則將其稱為“超文體寫作”。本文尚未討論,文體的復雜性便向我們提出了挑戰。對文體的命名是對本文認識的一部分,但這里卻只能暫時懸置不論。如果說這是一部作品的話,這也是一部十分奇特的作品,它有真實的人物,有想象的場景,有敘述者并不在場時被述對象的真實體驗,也有所有主人公同時出現時不可思議的生活方式。它是發生在中國西部真實的傳奇故事,也是作者回望來路時的心靈自傳,它是神秘西部曾經發生過的一次烏托邦革命,也是書中三位主人公用青春和浪漫釀就的一場盛宴。《寧靜的革命》的主人公,有的已永遠睡在了西部,有的仍在現實世界生活:曾經發生過的“革命”,部分的已經成為過去,部分的仍在他們的需要中得以延續。但不論怎樣,能擁有這樣的心靈自傳,是令人艷羨的青春;能飽嘗過這樣的盛宴,既便是虛幻的,也是曾經富有的體驗。
  西部中國與我們說來,是個只可想象的神秘所在,它廣袤遼遠充滿詩性,只有走進西部才會感知中國之大,只有在西部,才能體悟漢語言所說的“蒼茫”。但西部又是難以親近的,無論是帕米爾還是羅布泊,它的詩性下面總與兇險相關。但詩性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它促成了一次次向往詩性的浪漫之旅,也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鋪就的死亡之旅。《寧靜的革命》中的主人公之一余純順要完成孤身徒步走完中國的壯舉,就是受到了詩性與浪漫的召引,他要創造一種新的精神,他要用個人獻身的方式為庸常的生活注入一種血性的英勇,余純順實現了個人獻身的同時也創造了這種精神。至于這種精神在紅塵滾滾的今日世界還被多少人所記取已難以預料,但他起碼在《寧靜的革命》中感動了蓮子、麥子和無數的西部人群,則是可以肯定的。這兩個生于西部、長于西部的青年,用靈與肉的雙重方式給這位英雄以輔助和滋養,故事也由此展開。
  但值得注意的是,蓮子在這部作品中并不止于敘述余純順的壯舉,也不止于坦言她有別于世俗觀念的獻身乃至有市場號召力的“三角關系”。重要的是,她在張揚英雄精神的同時,在寫出了“異類”對生活理解的同時,也無情地揭開了英雄與凡俗同在的事實;揭示了真正浪漫的氣質背后的沮喪和幻滅。蓮子不是桑丘,因唐·吉訶德凡俗的一面而拒絕承認吉訶德的偉大;蓮子同時也不是頌詞的寫作者,對英雄一味地唱頌贊美詩。她在面對英雄以及面對個人與英雄的關系時,她敢于正視內心涌動的向往、激情、瘋狂或破滅,才是《寧靜的革命》所要表達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寧靜的革命》方可看作是蓮子的心靈自傳。
  結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春經歷中所涌動的真實體會,所有的經歷都將成為過去,但體會卻永遠地存留下來,它像盛宴一樣,它給未來的人生以營養或撫慰。作為作品,本文中所描述的一切距我們十分遙遠,它用蓮子的方式告知我們世界上還曾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及其認知,它的想象力和獨特性在當下的文學寫作中如空谷足音,在蒼茫的西部傲然而孤獨地響起。
  初識蓮子,是因她的《西域的憂傷》,她充滿詩性和自由的寫作,讓我深感陌生和驚喜,她優美的文字也讓我重新感受了文學尚未死去的魅力。《寧靜的革命》雖不似《西域的憂傷》那樣放達或優雅,但它更厚重和復雜,它所傾訴的一切,不止有表層的喧鬧,更有內在的憂傷,而這一憂傷之美,不曾親歷那一切的人可能是難以洞察的,我無法說出《寧靜的革命》所蘊含的全部,但作為一部富于文學性的作品,它的價值將在我們的閱讀中逐漸得以呈現。
  
  
  
文學世界濟南15~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孟繁華20002000 作者:文學世界濟南15~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孟繁華20002000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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