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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文化和名士風  ——俞平伯散文的文化形象
雅文化和名士風  ——俞平伯散文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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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出版有五個散文集:《雜拌兒》(1928 )、 《燕知草》(1930)、《雜拌兒之二》(1933)、《古槐夢遇》(1936)、《燕郊集》(1936);另有集外散文多種。 他的散文創作大致上可分為早期(1918—1923)、中期(1924—1928)和后期(1929年以后)三個階段。
      早期散文的文化批判品格
  反映狂飆突進、風云變幻的“五四”時代精神和科學民主的進步思潮,是俞平伯早期散文的基調。這是在“五四”時代潮流的感召和影響之下,噴薄出來的反封建的激越心聲,充盈著“破壞舊的,創造新的”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意識,把矛頭指向封建主義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倡導科學民主、自由平等、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體現了“五四”時代破舊立新的革命要求。寫于“五四”前后的不少雜文隨感,表達了俞平伯對政治的敏感,對社會的關注,對人生的思考。1919年初,為了打破中國人“崇祀鬼神”的心理,他寫下了第一篇雜文《打破中國神怪思想的一種主張——嚴禁陰歷》,主張改用陽歷,嚴禁陰歷。文中流露出來的倡文明、破迷信的思想,正是“賽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時代精神的映現。寫于五四運動前夕的長文《我的道德談》,攻擊舊道德是“宗法時代的遺傳”,主張新道德和舊道德、真道德和假道德不能并存,新舊道德的沖突不能用調和、漸進的辦法解決,大聲疾呼“不管犧牲多么樣大,根本把偽的推翻,去建設自由的,活潑的,理性的真道德,真是刻不容緩的事件。”1920年初寫的《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批評了上海物質感十足的市俗觀念和崇洋濃烈的文明觀。同年寫的《現行婚制的片面批評》,對封建婚姻制度中的“男統”進行了抨擊。在《重印〈浮生六記〉序》一文中,對“名分”、“禮法”等封建道德倫理戕害個性,摧殘愛情和真善美,表示了憤慨,對封建舊家庭的罪惡作了揭露。1922年夏,在赴美考察橫渡大洋途中,寫下了長達萬言的長篇散文《東游雜志》,記敘海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抒發鄉思鄉愁以及對沿途自然景觀和異國風光的留連欣賞;但最多的還是議論性文字,對歐美文明頗多譏刺諷喻。其中寫船泊長崎,碼頭工人在烈日下辛苦運煤,而船上的人驕橫傲蠻,作者對此感慨道:“始信現代文明,一言以蔽之,罪惡而已,掠奪而已,”流露出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憎惡以及從事社會活動的愿望。
  能寫出這些充滿“五四”時代精神的議論性文字,是與作者作為五四運動中一員闖將分不開的。“五四”時代的俞平伯,“浮躁凌厲”、“浮慕新學,向往民主”,有過一段光輝的戰斗歷程。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在愛國學生運動中,踴躍參加罷課和街頭演講,散發傳單,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顯得十分活躍和激進。正因為親身經歷了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運動和火熱的現實斗爭,經受了考驗和錘煉,所以對當時的戰斗精神和時代氣息,能有切膚的感受和鮮活的體驗。這就在他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流瀉出來,使他的文學創作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烙印,涂抹上一層濃郁的文化色調,具有著鮮明的文化批判品格。
      情景美文:山水文化的審美情趣
  以抒情散文為主,以美文取代新詩, 是俞平伯中期創作(1924 —1928)最顯著的特點。在這四、五年間,他寫下了大量抒情美文,這種美文的特色是寫景抒情,情景交融,情景并茂;作者在對自然景物的描摹中,觸景生情,直抒胸臆。其中又有發展,頭三年以情景美文為主,以后由情景美文,轉變為以抒情寫意為主的情意美文。風格上的這種變化,使俞平伯的美文更顯得搖曳多姿,豐富多采。
  情景美文多以優美秀麗的山川勝景為題材,呈現出濃重的山水審美情趣和旅游文化特征。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在江浙各地游覽觀光,探幽攬勝。后來居留京華,也曾游訪京郊名山古剎,領略北國壯美的風光。江南北國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成為他美文創作的源泉。
  最早的情景美文、也是他的散文成名作《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記敘與摯友朱自清泛舟秦淮河,在月光皎潔的仲夏之夜,在曲欄明窗的彩船畫舫之上,燈影閃閃,波光粼粼,槳聲陣陣,弦歌聲聲,沉浸在如詩似畫的秦淮月夜之中。文中渲染了一種“空空的惆悵”的情懷,感慨喟嘆“綺恨逐老去的年華”,繪制了一幅“心和境的交縈互染”的朦朧迷離的境界。第二篇美文《陶然亭的雪》,寫隆冬時節踏雪陶然亭,展目銀裝素裹的白色世界,寫盡蒼茫寥廓、肅殺冷寂的北國雪原氣象。俞平伯一向把京華視作第二故鄉,對古都感情深篤,寫下了許多有關京城的散文。除這篇陶然亭踏雪之外,還有寫于三十年代的《陽臺山大覺寺》、《進城》、 《秋荔亭記》等。
  俞平伯祖籍浙江而生于蘇州,他說過:“余浙人而生長于蘇,于吳越并有桑梓之敬。”他熟稔江南文化和風土人情,對吳山越水、情有獨鐘。因此,他的美文多以吳越地方的風物景色為抒寫對象。除了那篇寫秦淮河的燈影槳聲之外,《凄然·序》、《如醉夢的躑躅·序》是寫游寒山寺和重訪母校蘇州平江中學的回腸蕩氣的感慨之作;《山陰五日記游》記敘觀覽紹興的柯巖、蘭亭、大禹廟、東湖等勝跡,文字奇麗峭拔,意境幽奇深邃,是游記文學的上品。當然,寫得最多、成就最大的,還是那些描述浙杭山水之美和人情習尚的抒情小品。這些美文多寫于北上京華定居以后,收在《燕知草》一書內。二十年代的頭五年,俞平伯曾在杭州與其舅(也是岳父)H君全家,共同生活;后來, 他們索性搬到西子湖邊曾祖俞樾的舊居——俞樓,與西湖山水朝夕相伴。因此,杭州和西湖在他腦海里烙下的痕跡太清晰、太分明、太溫馨了;以致在他北遷以后,仍然朝思暮想,刻骨銘心,情不自禁地濡墨走筆,來描繪刻畫思念中的西湖,傾訴西湖帶給他的綿綿思緒和突發的靈感。
  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杭州,不僅有著秀美綺麗的西湖山水,而且,悠久的文化傳統和眾多的文物古跡,千百年來吸引著多少文人墨客、名流顯貴、才子學士,留下了許多家喻戶曉的風流韻事,和數不清的流芳千古的詩文歌賦、華章翰墨。厚重久遠的歷史文化沉聚積淀,形成了絢麗多彩、獨領風騷的西湖文化。這種濃烈馥郁的文化特色,不僅可以從白居易、蘇軾、林和靖、張岱、袁枚、俞樾……等古代名家詩文中看到;也能從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艾青……等現代作家的作品里看到。而俞平伯及其作品,更是西湖文化生動具體的感知和寫照。他以獨特的文化素質和審美情趣,把審美觸角伸向西湖的山光月色,杭城的市井街巷,使他的美文氤氳著一層深厚濃烈、沉郁繁密的文化氛圍和審美氣息,給西湖文化平添了幾分嫵媚,延伸和拓展了西湖文化的內涵。在他的筆下,湖光塔影、樓臺亭榭、山水草木、蓮塘柳陌、朝暉暮靄、聽雨看云、賞花眠月、民情風尚、家庭瑣細,隨處可見;西湖及其周圍景點,如斷橋、孤山、西泠、蘇堤、靈隱……活靈活現、繪聲繪色地呈現在他的筆底。《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是描繪西湖景色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寫的是月夜泛舟西湖,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篇寫西湖山光水色的《湖樓小擷·樓頭一瞬》,描繪雨后不斷變幻著的西湖煙云和斑斕色彩:
  湖光眩媚極了,絕非一味平鋪的綠。西湖的綠已被云收去了,已被霧籠住了,已被朝陽蒸散了。近處的水,暗藍雜黃,有如片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纈射云日的銀光;遠處亂皴著老紫的條紋。山色恰與湖相稱,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俏藍了。處處更縈拂以銀乳的朝云,為山靈添妝。前面連山作障,腰間共同搭著一綹素練的云光,下披及水面,蒙蒙與朝霧相融。頂上亦有云氣盤旋,時開時合,峰尖隨之而隱顯。南峰獨高,坳里橫一團魚狀的白云。峰頂廟墻,豁然不遮。遠山亭亭,在近山缺處,孤峭而小。俏藍中雜粉,想遠在錢塘江邊了。
  真是一幅色彩絢麗的西湖山水長卷。刻畫水光用“綠”、“藍”、“暗藍雜黃”、“青汪汪白漫漫”、“老紫”;渲染山色則用“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俏藍”,更遠則“俏藍中雜粉”等等一系列絢爛的詞藻和繽紛的顏色,從視覺上顯示西湖山水的美麗多彩;通過“近”、“遠”、“太遠”、“更遠”等審美距離的差異,展現西湖山水的層次感和距離美;用“@①漫地動”、“斷續地變”、“跳蕩不休”、“云收”、“霧籠”、“纈射”、“蒸散”、“縈拂”、“盤旋”、“妖嬈弄姿”等動作性很強的字眼和修辭手段,用“動”與“靜”的不同狀態對比,來摹狀朝暉晨霧中西湖景色的幻動感和變化美。此外如,短小簡賅的《夢游》則是西湖秋夜時分的油畫《芝田留夢記》淋漓盡致地寫盡了經過江南兼旬寒雨洗濯后的心身,此外,如描寫西湖的桃花與櫻花(《湖樓小擷》)、碧桃與楓葉(《堅匏別墅的碧桃與楓葉》)、杭城的市廛街巷與東站(《清河坊》、《城站》)等等,都有精彩之筆。俞平伯的情景美文,就是這樣從不同層面,不同視角,不同題材,來表現西湖山水文化的豐厚感和多采性。
      情意美文的名士文化心態
  朱自清在《燕知草》序言中指出:“書中文字,頗有濃淡之別。《雪晚歸船》以后之作,和《湖樓小擷》、《芝田留夢記》等,顯然是兩個意境。……近年來他覺得描寫太板滯,太繁褥,太矜持,簡直厭倦起來了;他說他要樸素的趣味。”俞平伯本人在1928年寫的《堅匏別墅的碧桃與楓樹》一文中也說:“試作純粹的描摹……這真自討苦吃。刻畫大苦,抒寫甚樂,舍樂而就苦,一不堪也。”這就是說,在試作了三年“純粹的描摹”——情景美文——之后,他有意識地將風格由繁縟轉向簡潔,由華美轉向質樸,由描寫轉向抒情,由情景美文轉向情意美文。只要把他前期的情景美文與后期的《雪晚歸船》、《冬晚的別》等情意美文,作一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轉換的印痕和軌跡。他的情景美文,一般來說描繪刻畫較為繁復、濃重、鋪排、夸張,感情表達較為強烈、奔放、傾瀉、直露,修辭用筆比較流麗、縝密、纏綿。而后期的情意美文,則一變精雕細刻、華麗濃馥的描述手法,為簡賅、含蓄、沖淡、質實、雅致、自然。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曾有一段評論:
  我平常稱平伯為近來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這類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別的多。……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致,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
  這一段話說出了俞平伯散文的總體特點。俞平伯的美文,特別是情意美文,重抒情,少描寫,是以“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與重彩描繪江南、杭州、西湖自然景觀的情景美文不同,情意美文是以人或事為敘寫中心,并不著重對客觀環境的刻畫,不寫或少寫自然景觀;而是采用夾敘夾議的手法,以抒發主觀情感意緒為主體,寫出作者胸中之情之意。一句話,情意美文是以寫意為主。這種美文雖然仍以杭州、西湖為背景,但并不以旅游觀覽或極力摹狀山水景色取勝,而是從多視角、多層面披露剖析作者的內面世界為主。在內容上多為回首往事、追慕當年、懷舊傷時、憶昔撫今、緬懷故人、離情別緒……。文中往往交織流蕩著一股淡淡的感傷、哀愁、凄迷、悵惘的意緒。所以,周作人說“平伯所寫的杭州還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比如《城站》和《清河坊》兩篇,寫的是“驀然闖進憶之域”的杭州火車站和街市,但文中很少觸及到具體街巷、市廛和東站,而“亟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里,街燈影傍的依戀”。文中透露著愛情的溫馨,家庭的溫暖,以及一絲悵然若失的寂落感。《眠月》借著月夜、月華、月氣,抒發了一通哲理味很濃的“名理”,表達了對亡友白采的追憶懷念。情意美文的代表作《雪晚歸船》,就是回首“短夢似的”江南往事,憶寫西湖雪后的“靜趣”,勾勒了一幅清寒靜穆、寥闊的雪后西湖暮景,襯托出作者恬淡、幽冷、寂落的心境。《春來》寫的是春之降臨,短短三五百字,一句未提萬物勃發的生機、姹紫嫣紅的春光春色,而是彈奏著一曲傷春的情懷——“感物序之無常,怨山河之遼廓”,《出賣信紙》以出賣自印信箋為題,敘寫文人不善經營,鬧出一連串可愛的笑話,完全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揄揶,一種文人學士的雅謔,充滿了詼諧感。《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寫養鳥葬鳥,也是文人墨客的一種雅興;讀后使人聯想起《紅樓夢》中黛玉的葬花、葬花詩和花冢。由此可見,情意美文一般是以人、或物、或事為出發點,用簡扼的筆法,夾敘夾議,闡發帶有哲理性的議論。這種美文在俞平伯的創作中,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
  “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周作人:《志摩紀念》)用“澀”字來概括俞平伯散文的特點,是十分貼切和形象的。其實對俞平伯來說,“五四”時期的雜感隨筆,以及稍后的情景美文,雖然有時也有朦朧隱晦之感,但總的說還是比較曉暢豁達、明白順溜的,“澀”味并不突出。只是1926年以后,他的美文風格轉向,由濃而淡,由繁而簡,刻意追求雅素古樸,澀味才逐漸顯露出來。所謂“澀味與簡單味”,應該理解為文章的含蓄、簡約和曲折,這與直觀、顯露、平鋪直敘、一覽無余、毫無包容是相對立的。實際上,這是作家修辭、行文的一種手段;是審美判斷的方式之一。所謂“澀”,就是保持一定的心理審美距離。這種澀味,猶如嚼青果,開頭味怪苦澀,慢慢吮咂,始覺甘甜醇香,回味無窮。俞平伯的某些文章,初讀覺得拙撲澀滯,但細細品嘗,就會感到余味裊裊,大可玩味。《冬晚的別》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篇不過兩千字的短文,寫的是“別恨”,其實文中所寫的離別,只不過是四、五天“小別”。但作者卻大肆渲染曲折而隱約地表露出與夫人感情之深,相愛之篤;給讀者留下了久久的回味:小別尚且如此,如果是久別、遠別、慘別,又會如何?作者所要表達的夫妻深情,是含而不露,旨在言外的。還有一些美文,如《芝田留夢記》、《夢游》、《春來》、《眠月》、《雪晚歸船》等,都是帶有澀味而意在言外的佳作。“澀”味如果用得得當,用得恰如其分,可以使行文包容豐富,筆致曲折含蓄,耐讀耐嚼,在藝術上會別有一番韻致。但是如果過分追求,就會走上另一個極端,使文氣變得呆滯板塞,干澀枯晦,讀起來令人費解難懂。這樣,澀味作為特點,就走向了反面,變成了弱點。事實上,俞平伯有些散文的澀味,已超出了所謂青果的甘澀,變得過澀過晦,失去了含蓄耐讀的風韻,影響了可讀性和藝術的感染力。難怪他的有些文章多年來一直為人所詬病。
  周作人在談到散文的雅致、自然、大方的風度時,曾說:“平伯的文章便有這些雅致,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朱自清在《燕知草·序》中,也說:
  近來有人和我論起平伯,說他的性情行徑,有些像明朝人。……你看《夢游》的跋里,豈不是說有兩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興,從字里行間露出。這是自畫的招供,可為鐵證。標點《陶庵夢憶》,及在那篇跋里對于張岱的向往,可為旁證。而周啟明先生《雜拌兒》序里,將現在散文與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論,也是有力的參考。但我知道平伯不曾著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習有些相近,便爾暗合罷了。
  在文學史上,人們把周作人、俞平伯、廢名這一散文流派,稱之為“名士派”。以俞平伯來說,他的美文講究“趣味”,崇尚“雅致”,追求“灑脫”,有著中國名士的氣派和風范。正是在這一點上,與晚明小品,比如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尋夢》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所以許多論者,都不約而同地把俞平伯的散文,與晚明小品相提并論,把他們之間的性情、風度、氣質、情趣聯系起來,加以溝通,尋找其共同之處。實際上,俞平伯身上確實較多的留存著我國古代名士的氣質和風度,這在他的美文中已很清楚地映射出來。他是一個文化感很強的人,畢生沉浸在一種極為濃烈馥郁的文化氛圍之中;他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種名士文化的氣韻。他自身的行為舉止和他的美文,都自然而然地構建塑造了一個名士的文化形象。他生于一個高等知識階層之家,其高祖俞鴻漸,是前清舉人、詩人;曾祖俞樾(曲園)是經學大師,俞平伯的童年就是隨著曲園老人在蘇州“曲園”里度過的;父親俞陛云是晚清探花,當過翰林院編修,有多種詩文行世;母親許之仙出身名門,也工詩文。與他長期相處的許多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姐妹,也大多是飽學之士或文化素養很高的大家閨秀。生活在這種詩書之家,自幼又在“曲園”里接受了傳統文化家教的熏染陶冶,不僅為他的國學根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從小培植造就了一種文人學士的習尚氣度。1915年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黃侃、吳梅習詞曲;與他過從甚密的師輩如胡適、周作人、陳獨秀,友輩如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顧頡剛等,都是當時文化界顯赫的人物。這一時期的俞平伯,以其委婉清新的白話新詩和激進的議論性文字,展現了狂飆突進時代文化戰士的姿影,在“五四”時期文壇上脫穎而出,年輕名士的形象初露端倪。1919年底從北大畢業到1924年,與H君一家共住西子湖畔。他往返于杭滬之間,創作、研究、教書,加入了文學研究會,潛心研治《詩經》、《紅樓夢》,標點《陶庵夢憶》、《浮生六記》、《三俠五義》、《人間詞話》等書,與江南名士葉圣陶、朱自清、鄭振鐸、豐子愷等,交往頻繁。愛情的溫馨,家庭的愉悅,環境的優美,事業的順利,過的真可以說是一種寧靜雅致的名士生活。1925年春舉家遷京,這種名士生活達到了極致。他執教于清華、北大、燕京,致力于美文和舊體詩詞的創作,以及古典詩詞曲的研治,成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學者、教授。在他居住的清華園秋荔亭和城內老君堂古槐書屋內,經常聚會著一批性情相近、趣味相投的朋友,如周作人、陳寅恪、朱自清、廢名、郭紹虞等文化名流,組成了一個小小的雅文化圈子。俞平伯夫婦精于音律,特別是夫人許寶馴,擅長昆曲,能歌善舞,還會譜曲。三十年代清華園愛好昆曲的同人,結成“谷音社”,俞氏夫婦被推為盟主;而俞府則成為活動中心,經常是弦管絲竹,不絕于耳。再加上H君家的表兄表弟以及俞家眾多的姊妹們, 使古槐書屋籠罩著濃濃的文化氣氛。這時的俞平伯,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名士了。
  綜觀俞平伯的生平和創作,可以發現,由于家教文化的淵遠流長,由于國學根底的深厚堅牢,由于長期在雅文化圈里受到的浸沉感染,他身上傳統文化的色調過深、過濃,中國名士氣太重、太根深蒂固。對他來說,多年形成的文化心態、文化品格和審美情趣,幾乎完全是中國方式、中國氣派、中國傳統的。雖然經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中西文化的沖突碰撞中,曾經接受過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曾留英訪美。但是,與他同時代的作家、文人相比,他身上受到的外來影響,畢竟較輕、較淺、較少,時間也較為短暫。“五四”過后,這點有限的影響也逐漸淡薄。他身上“洋”的東西愈來愈少,而“古”的傾向卻愈來愈明顯。他與劉大白、康白情等早期著名白話新詩人一起,率先恢復舊體詩詞的寫作。他過早地中止白話新詩的創作,而改寫散文,崇尚取法明人小品。他使用的語言文字,也越來越古樸奧深,有些文章,干脆全用文言文。三十年代以后,又全身心地專注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治,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粹”。他身上傳統文化的積習是如此的深重厚實,簡直包籠了他生命的全部。最明顯的例子是1920年的留英之行。那時他與好友傅斯年一起,穿過四海三大洋,費時二十多天,乘船抵達英倫。不料“留學”不到半月,竟頹然返程;害得傅斯年焦灼萬分,從陸上追舟馬賽,苦勸無效。“半月留英”在英國留學生中和國內學界,傳為笑談。半途而廢的留學給人留下的思索是深長的。為什么會如此?“英鎊漲價,自費籌劃未周”,“身體有病”,“拋舍不開萬里外的嬌妻”等等理由,只能做表面的解釋。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慣于中西文化的差異。像俞平伯這樣一個由中國傳統文化鑄煉而成的名士,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圍和生活環境,難以適應和生存。當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發生沖突時,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巨大而強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輕易地把他吸附過去。他別無選擇,只能打道回國。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差不多同時到達倫敦的徐志摩,一下船便精神振奮,如魚得水似的進入劍橋,生活、學習得十分投入。這個例子有力地說明,歷經歐風美雨沐浴的徐志摩,與自幼在中國傳統文化洪爐內鑄煉出來的俞平伯,由于彼此文化素質的差異,及對異質文化的認同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只能是一個成為西化的歐美紳士,一個則成為傳統的中國名士。 有趣的是,1922年俞平伯又一次去美國考察教育,但一踏上美洲大陸,又生起“病”來。其實他患的并不一定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種思鄉戀有“水土不服”的文化病。于是還未到預定的日期,就提前匆匆回國。無獨有偶,一年以后女作家謝冰心也來到美國,她雖然也生病(支氣管擴張癥),但能帶病安心休養,刻苦學習,不僅出色地完成了三年學業,而且還寫成舉世聞名的《寄小讀者》。與上次流產的“留英”一樣,俞平伯這次訪美的半途夭折,也只能從文化的成因上加以解釋。
  同樣,俞平伯的名士風,他的取法晚明小品,向往張岱等明代文人,這種現象也只能從文化的視角加以說明。這種對于古人的向往,實際上是俞平伯與三百年前明末名士之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認同,是審美判斷高度共識的結果。俞平伯在美文中流露出來的懷舊傷往、悼春悲秋、生離死別的意緒情懷,看花眠月、賞雪聽雨、尋詩讀碑的情致雅興,對自然景色的欣賞品鑒,對愛情和家庭的崇尚依戀等等,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專利獨有,而是千百年來人們共同吟誦諷詠的永恒主題,是歷來文人學士審美情結的所在,也是傳統文化積淀的一部分。因此,這種古往今來、不斷繼承傳統的名士風,決不是簡單的模仿、沿襲、重復,而是以共同的、一致的文化基礎、文化心態、審美情趣為出發點,不斷地創新再造、發展認同的一個文化過程。對俞平伯的名士風,也應作如是觀。
學術月刊滬77~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樂齊19991999樂齊,人民文學出版編審 作者:學術月刊滬77~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樂齊19991999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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