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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的文章,麥克羅比的眼睛  ——霍爾文化研究三大主題的評議
霍爾的文章,麥克羅比的眼睛  ——霍爾文化研究三大主題的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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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冬月,在英國學術院的安排下,我有幸采訪了英國文化研究學派領袖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 1932-)教授。臨別時,為了讓我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學術情況,他提議我找大衛·莫利 (David Morley)和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聊聊,并推薦我閱讀麥克羅比的新書《文化研究的用途》。
  麥克羅比不巧沒見到,但霍爾推薦她的那本書卻在書店里買到了。回國后細讀此書,感覺有必要將其中有關霍爾的要點介紹出來,——在霍爾研究尚未展開的中國學術語境中,以作此項研究的入門,并可能由此而窺見英國文化研究的堂奧。由于霍爾不相信其他學者對他的評論,例如他甚至于罵Chris Rojek的《霍爾》一書為垃圾,這也許是他的怪脾氣,所以無論怎么說,麥克羅比的霍爾平議就具有了特別的價值。
  這是一本教材性質的著作,由英國著名的 Sage出版公司于2005年推出。該書屬于對“文化研究”的概論,但與通常“概論”有所不同,它不是以“論”帶“史”、帶“人”,而是將當代文化理論的主要論題置于具體的理論家之個人性的著述之中,這樣安排的好處是一方面讓我們看到“這些論題是如何哺育和構成了文化研究這門學科”,另一方面或許更有意味的是呈現出文化研究的復數形態或眾聲喧嘩:實際上,它“不是一門壁壘森嚴的學科,而是一個移動著的領域,一個充滿爭論和辯難的場所”①。超乎這種學術性考慮,書名中“用途”則是說本書還將由此而揭示出文化研究對于理解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用途或價值”。理論必須有用,這是英美的傳統了,作者表示:“正是這種效能將我引向在本書中對六位主要文化理論家著作的聚焦。”②
  我不清楚霍爾是在何種意義上欣賞此書的,他當時沒有說明,但就“概括地”抓住霍爾對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貢獻而言,麥克羅比所選擇的寫法恐怕是最適宜于達到這一目的了,加之又是一個他所信任的作者。
  對霍爾思想的評述被作為該書的首篇,其他五篇依次是關于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霍米·巴巴、布爾迪厄、杰姆遜的。這種謀篇布局顯然并不直接就是文化研究學派的金字塔或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但確也暗示了麥克羅比是將開創文化研究的首功歸于霍爾了的。③對霍爾的尊崇,此外,還隱約地表現在她將馬克思、阿多諾、本雅明、阿爾都塞、葛蘭西、拉克勞和墨菲與霍爾平列,認為一門當代文化理論課最好以講述這幾位大家的思想作緒論,④這也就是說,霍爾,當然是與其他人一道,奠基了當代文化理論或文化研究。
  那么具體而言,霍爾為文化研究做出了哪些特殊性的貢獻呢?麥克羅比選取了霍爾學術生活中三個范例性的時期來說明。這三個時期是:“電視(1970年代中期),撒切爾主義的‘威權平民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1980年代后期)和多元文化主義”⑤,其中第三個時期未言具體時間,而以2000年發表的兩篇關于多元文化問題的文章為代表。這種示例性的寫法對于興趣廣泛和多變的霍爾可能多有不逮,掛一而漏萬,但長處則是具體、入微、鮮明,且或較“綜論”型寫作要客觀也更貼近于對象一些。
  一、媒介:“復雜統一”
  對于第一個時期,麥克羅比給出的例子是霍爾等于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間以“媒介小組”名義所發表的《時事電視的“統一”》(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該文是對英國廣播公司一個名為“全景”的時事政治電視節目的專案研究。但遠不止是對“某一”“電視”節目的分析,麥克羅比試圖說明,它標志著霍爾文化研究生涯的媒介時期。在此時期,霍爾所關注的重心是“在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大型意識形態機構具有其自主性,權力之潛在的階級關系如何只是在‘最終’才變得明顯起來。”⑥表面看,“它們的運作好像跟經濟、經濟的生產方式以及勞動組織幾無瓜葛”,而實際上,“這種自主性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卻是以各領域例如新聞記者與政治家之間的沖突而更有效地服務于資本主義秩序。它們生產出一種各有利益的幻覺,而其實則是掩蓋了現存社會秩序那些基本的資本主義要素所具有的一致或統一,它們無論如何都必須被保護、爭取和再生產出來。因此就有‘復雜統一’(complex unity)這一術語的使用。”⑦
  就對資本主義新聞實質的揭露而言,此時的霍爾具有其一生中最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這是阿爾都塞延及霍爾的一個方面,即把意識形態生活化和文化化(或“內在化”和“理性化”⑧)地一直推演到“市民社會”,在此就是看似免疫于黨派政治的電視媒介機構;而另一方面,霍爾還看到了媒介、國家和政治之間關系的復雜性,也就是前引所謂只是在“最終”才呈現出權力的階級性質,在“開始”與“最終”之間存在著無限的可能變化,就此說,霍爾又非一個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或當時那種粗糙的左翼。
  正是借著這樣的思想洞察,霍爾在流行的“同謀論”(conspiracy thesis)、“取代論”(displacement thesis)和“聽任論”(laissez-faire)之外,獨創一種新的更切當代資本主義現實的媒介研究模式,麥克羅比稱之為“對于媒介(作為指意實踐)與權力之間題的顯微學研究”⑨,或許,我以為,“復雜統一”論是一個更富提示性的命名,其中既不乏麥克羅比“顯微”下的“復雜”情況,又增加了“宏觀”上的“最終”的“統一”,再還呈現出它們二者之間的矛盾和張力。
  麥克羅比指出,霍爾新模式的出發點是電視,擴大而言,一切媒介形式,從來不只是發送一種意義而是一系列的意義,其中當然有優先義,即意圖上導控觀眾來接受的意義,但此優先義并不必然地得到優先的保證,結果“總是有潛在的因素造成斷裂、瓦解和滲漏”⑩。因此,即使撇開解碼維度,其積極性甚或顛覆性,而單論其編碼實踐,媒介之與國家、政治所構成的關系就已經是足夠地錯綜復雜的了。這是否可能意味著霍爾主張,至少在方法論上,文化研究應當成為“意義的顯微政治學”(11)?麥克羅比當然希望比這肯定得再多一些,她說:“在許多方面,我認為,對于霍爾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他聯名的那部分作品,此文都是范例性的。”(12)不過硬要一篇文章費力地承担起許多的意義,還不如從各別的文章進入各別的意義來得輕松自如一些。
  二、撒切爾主義:意識形態“霸權”或“接合”
  “撒切爾主義”時期的范例之作麥克羅比給出的是《艱難更新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危機》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1988)。該書主體是霍爾1978年以來所寫短文匯集,其中多數曾先行發表于英共《今日馬克思主義》月刊。在后來為文集所寫的導言中,霍爾總結說:“這些文章表現為企圖界定‘撒切爾主義’政治計劃的特征和意義以及它使左派所陡然陷進的危機。”,(13)據一本辭書介紹,“撒切爾主義”一語為霍爾所首創(14),不過霍爾好像并不怎么在意這個首創權,讓他自豪的是,“撒切爾主義”與“左派危機”的“這一連接……被證明是戰后英國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歷史轉折點。”(15)
  麥克羅比概括,霍爾的“撒切爾主義”分析有三個重點:“第一,對葛蘭西的援用;第二,威權平民主義概念;第三,左派的教訓(從撒切爾主義那里學得)。”“它們每一點對文化研究的創新都有所貢獻”。(16)這就是說,霍爾在此所進行的“政治”評論具有重大的“文化”意指。惜哉,麥克羅比語焉不詳。
  關于英國文化研究對葛蘭西的援用,史稱“葛蘭西轉向”。如果說在霍爾的媒介時期,其理論資源主要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機器”論,那么在“撒切爾主義”時期,則是轉向了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霸權”。這一轉向盡管展現出或者說至今仍然潛在著許許多多的意味,但最突出且實際發生了的則是對于意識形態與階級之關系的認識轉向:意識形態就其本質而言不再是階級的,例如,“‘資產階級文化’不再純粹地或完全地屬于資產階級。相反,它變成了產生于不同階級處所之文化和意識形態諸要素的流動性組合”(17)。這就是說,意識形態理應是霸權性的。據格蘭姆·特納考察,英國文化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將階級置于文化研究的中心”,霍加特、威廉斯、湯普林如此,“1970年代以來的核心工程如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集《通過儀式的抵抗》、《工人階級文化》或者保羅·威利斯的《學習勞動》(1977)亦莫不如此。”(18)了解到英國文化研究的這一歷史傳統,我們就會掂量出霍爾之引入葛蘭西“霸權”理論對于英國文化研究的發展是何等的重要了。
  從阿爾都塞向葛蘭西的轉移顯然不是起于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要求,——被忽略的是,在對意識形態之“霸權”和“接合”作用的認識上,阿爾都塞與葛蘭西多有神交,盡管或許如霍爾所言,阿爾都塞從未全面地思考過“接合”概念,再如另一位學者所補充,“它不是他著作的核心”。(19)轉向為現實所驅動,即“鐵娘子”之大刀闊斧而又廣得人心的改革所造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對于理論闡釋的饑渴。霍爾切切思索的是:“鐵娘子”對例如社會福利的削減顯然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可為什么還能得到后者的贊同和支持呢?霍爾發現,撒切爾夫人成功的秘訣是“威權平民主義”。這又是霍爾創造的一個新術語。(20)麥克羅比解釋說:“領導權的這一獨特形式所強調的是對于一種建立在法律、秩序和家庭價值之上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21)它將資本主義界說為為了一切人,包括普通民眾,他們同樣可以成為資本持有者和利益獲得者,因而“它也成為一種道德力量”。(22)撒切爾夫人時時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說話,同他們一起抱怨過分官僚化的左派、工會和地方政權,她甚至還鼓動草根的造反形式,以爭取一種真正的民主;同時,她也抨擊自由主義的泛濫及其所造成的權威的衰落、家庭觀念的淺薄、對社會福利的依賴和對創業精神的挫傷等等,從而要求一個更加規訓的社會。“這不簡單地就是一種語言的詭詐”(23),用葛蘭西的話說,這是一種霸權性意識形態的權力實踐。
  麥克羅比揭示,在對撒切爾主義的分析中,霍爾最所借重于葛蘭西的有三點“霸權,斗爭的范圍和時段,最后,是平民的重要性。”(24)這就是說,在與左派的斗爭中,撒切爾夫人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了威權,是所謂“威權平民主義”,其中平民被威權化即綜合和超越,而威權被平民化即被普遍化、道德化、常識化和自然化。一當它被作為葛蘭西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成為日常生活,其推進便不再與經濟的或榮或枯那么息息呼應了。“事實上,與新工黨(1997-)時期的經濟不同,那時很少有跡象表明失業率會下降,也不存在許多信號指示那被大吹大擂的‘創業文化’(enterprise culture)除了單人規模的小企業有所增長外還能有什么更大的所為。但是,盡管如此,撒切爾革命還是照常推進。”(25)
  撒切爾主義的勝利就是左派的教訓。霍爾勸告左派放棄過時的經濟決定論、階級本質論,而學習撒切爾夫人的平民性,以常識抓住人心的能力,將她所喜歡的一些概念和觀念重新接合起來,為后工業社會,為一個不再單純以階級身份所標識的社會制定出一套新的政治議程。
  麥克羅比總結出霍爾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三點修正:“其一,意識形態不是專屬于或者天然地聯系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階級。其二,在復合型社會里,意識形態計劃……可以發揮出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它可以改變社會……其三,……這種改變可能并不必然地受制于或者緊密地相關于經濟力量而發生。”(26)這是霍爾從后馬克思主義所發展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那里如麥克羅比所指出的,是從葛蘭西的“霸權”那里,應當也是從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論述那里,所得到的理論靈感,或許還更是從撒切爾夫人學來的政治教誨。霍爾當然不敢獨占這些收獲,而是將它們與左派分享;霍爾相信,如果左派能夠拋棄其階級統合論,那么撒切爾主義或者其所體現的“接合”理念同樣能夠成為他們的一項基本原則。
  三、多元文化:“在異之同”
  關于霍爾的多元文化主義時期,麥克羅比關注的核心議題是霍爾如何去想像和構建“在異之同”(commonness in difference)這樣一個頗顯悖論的命題,并由此而創設一種新型的政治邏輯。對于霍爾來說,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主要是全球化的一個后果。一方面他承認全球化確實表現為西方驅動或美國宰制,“其主導的文化取向就是同質化”(27);但另一方面他強調,“這不是惟一的趨勢”(28),全球化同時也在不斷地生產著各種形式的差異化或地方主義。因而當代政治學所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如何認識和解決同質化與異質化或普遍化與特殊化再或同一與差異之間的關系問題。對此霍爾的主要貢獻,我以為,不在于認識到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對抗,而是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思路從而一種新的政治可能性。他從差異或特殊性入手:它們不能被絕對地宣稱,即是說,不存在絕對的差異或特殊性。進一步,如麥克羅比所發揮,“如果我們都能看見我們文化價值的特殊性,那么這就要求我們去發現一種超越于這些特殊點以使他人可以提出其要求的更大的語境。”而反過來說,“這更大的語境是否能夠構成一種修訂了的普遍主義呢?”(29)根據霍爾的身份觀念,任何身份之構形都必須參照于他者,“一種特殊的文化身份不能只是依據其積極的在場和內容來界定。所有的身份項均依賴于其局限性之標出,即以其所非而定義其所是。” (30)換言之,要確定我之“所是”必須以我之“所非”即以他者為前提。借取于拉克勞的《解放》 (Emancipations, 1996)一書,“就我被一種構成性的缺乏所穿透而言,普遍性是我身份的一個部分”(31),如麥克羅比所發現,霍爾于是就提出了“一種不同理解的普遍主義視域”(32)。顯然,它不是老啟蒙主義者或老自由主義者所想像的普遍主義,霍爾很警惕,“在此范式中,……普遍主義在每一點上都與特殊和差異相對立。”(33)原因是,這種普遍主義假定了其對特殊主義的超絕、整合或消滅,其作為后者的典范、目的或歸宿,例如霍爾引之于拉克勞的,“歐洲帝國主義擴張過去只能被描述為一個普遍的文明化作用、現代化等等。其他文化的抵抗不是被呈現為各種特殊身份及文化之間的斗爭,而是被說成是在普遍性與特殊主義之間一場全面開創新世紀的斗爭”。霍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簡單地說”就是在此“西方特殊主義被改寫為一種全球普遍主義”。(34),
  與此模式相反,霍爾借助于拉克勞所建立的“普通”原就存在于“特殊”之內,他繼續援引拉克勞,“普遍產生于特殊,但它不是作為某種支撐和解釋特殊的法則,而是一個能夠為斷裂了的特殊身份進行縫合的不完整視域”(35)。這是一種“不完整”的“普遍”。“何以不完整呢?因為,它不能如其在自由主義概念中那樣被注入一個確定不移的內容。只要一個特殊的身份慮及了其他者、其自身極端之不足而擴大視野,在其中所有方面的要求能夠而且必須被協商,那么它就將被重新定義。拉克勞是對的,他堅持其內容不能被預先知悉——在這一意義上,普遍就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一個‘永遠退縮著的能指’。它是這樣的視域,即每一特殊的差異都必須根據它來為自己定向,假如它不想退回到絕對的差異的話”。(36)這種新的“普遍”,我理解,不是啟蒙“理性”,不是康德的“先驗原則”,不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不是費瑟斯通所問題化的“全球知識”,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等等,而是,用孔子的術語,“仁”,即自我與他者的一種動態的交接關系。麥克羅比的概括是:“普遍成為責任、認識和協商的聚合點”,或者毋寧說,“一個協商性的無終點的過程”。(37)她猜度,這大概就是“在異之同”的真諦。應該不錯,“在異之同”當是立足于“差異”而追求諸“差異”間不得不如此的相互承認和溝通。
  從政治上說,這種“在異之同”的多元文化主義吁求,麥克羅比認為,可能就是“對民主的一個擴展、深化和因此的再充實”(38),而用霍爾自己的措辭,“一種新的多元文化之政治邏輯”:作為一項理論戰略,其目的是“促成以差異對普遍與特殊、民主與平等的一個根本性的再構型”。(39)這在中國迄止目前還未成為一個問題,而在二戰以來的英國,面對一個既成事實的多元文化社會,如何重新界定“英國性”(Britishness)或“英國身份”早已是一場曠日持久而新意迭出、不止限于文化人和政治家且幾乎全民皆兵的葛蘭西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戰爭了。在這個戰場上,以敏銳的現實感和激情的政治介入為特色、熱衷于“霸權”和“抵抗”的“英國文化研究”或就是霍爾則自是令人矚目地一馬當先了。
  也許有必要避免或糾正一個可能的誤會:盡管麥克羅比將多元文化主義主題作為霍爾第三個時期的重點,確乎如此,1990年代以來霍爾在其學術履歷中最密集地思考了這一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除被麥克羅比作為范例的兩篇外(其中一篇未正式發表),還有《文化身份與流散》(1990)、《地方的與全球的:全球化與族性》(1991)、《新族性》(1992)、《文化、共同體、民族》 (1993)、《誰需要身份?》(1996)、《何時是后殖民?》(1996)、《他者的景觀》(1997)、《誰之遺產?》 (1999)、《思考流散》(1999),等等,但他對這一話題的關注卻是很久以來的事情了,錯落于此前兩個時期,例如1970年的《黑色不列顛人》,1978年的《種族主義與反動》,1983年的《媒介中的種族建構》,1986年的《葛蘭西與種族和族性研究的相關性》,80年代初期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安排下他到中國參加了少數族裔問題研討會,參觀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這或許還只是表面文章,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霍爾之所以為此問題所經年纏繞是由于他個人傳記上的前殖民地出身也就是說作為“英國性”之外部這一背景。這種異質性是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于霍爾的文化研究活動,當然尚待細細抉剔,但它顯然是“先天地”決定了霍爾與此問題無法解除的關聯,而在另一方面說,這毫無疑問地也是他在處理此問題時之優勢所在。
  霍爾對英國文化研究的貢獻絕對不止于如上三條,而且也不一定盡如麥克羅比所教給的解讀,如果我們接受霍爾的“解碼”理論的話。麥克羅比承認,她有意回避引出對霍爾的各種批評,“他的批評者和對話者很多。而我的目的則相當地不同,我要宣傳和排演霍爾著述的一個時段,方法是從中抽出一些主題,這些主題在我看來最具威勢且展現出其貢獻的全部力量。”霍爾是否喜歡無批評的解讀?我不想“恕己以量人”,倒是愿意為霍爾一辯:同情式的研究可能最貼近對象的本質。當然,倘使不滿足于只是做學生,那么除了“入乎其內”,就還得“出乎其外”。
  進入霍爾有許多工作要做,走出霍爾或者說發展出中國特色的“文化研究”更是任重道遠。成事在天,吾等惟勉力是幸!
  注釋:
  ①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5.2.
  ②Ibid., 8.
  ③被霍爾罵為垃圾的《霍爾》起首一句也是把霍爾擺在文化研究的第一把交椅上的:“斯圖亞特·霍爾是當今文化研究的杰出人物。其他任何人都無法享有同等的榮耀。”(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Polity,2003,p.1)這種定位,霍爾恐怕是不會反對的。
  ④See 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
  ⑤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10.
  ⑥⑦Ibid.
  ⑧Helen Davis指出:“阿爾都塞的前提是把意識形態理解為某種我們將其內在化和理性化的東西。”(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London: Sage,2004.48)或如她所引用的B. Ferguson的說法,“意識形態不是一整套預先存在的信仰,被以某種方式強加給,或只是灌輸進、用錘子敲入一個不懂懷疑的和天真無邪的人群。不是的,它是一個生活的過程和關系。”(See Ibid.)簡言之,意識形態是你無處逃避的生命存在。
  ⑨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12.
  ⑩(11)(12)(25)(26)(28)(34)(38)Ibid. 11,16,26,22.
  (13)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of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 1.
  (14)Se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Theorists, ed. Ellis Cashmore & Chris Rojek, London: Arnold, 1999,.218.
  (15)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1.
  (16)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22.
  (17)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ed. Tony Bennett, Colin Mercer and Janet Woollacott,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xv.
  (18)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the third edition.198.
  (19)See Marion O' Callaghan, 'Introductory Notes',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Race and Colonialism, UNESCO, 1980.24.
  (20)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7.
  (21)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2)Ibid.霍爾注意到撒切爾夫人的修辭:“在一個公司里,不要跟我談什么‘他們’和‘我們’”,“你們都是‘我們’”,你活下去就是公司活下去,你成功就是公司成功——每一個人都在一起。未來在于合作而不是對抗。”(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p.49)這可以視為霍爾對“撒切爾主義”的一個形象寫照。
  (23)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137.
  (24)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7)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 ed. Barnor Hesse,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0. 215.
  (29)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0)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4.
  (31)(35)See Ibid.
  (32)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3)Stuart Hall, '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h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 .234.
  (36)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4-235.
  (37)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30.
  (39)Stuart Hall, 'Conclusion: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s', in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 Diaspora, Entanglements, 'Transruptions'.236.
  (40)Angela McRobbie,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37.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30~235G0文化研究金惠敏20072007
霍爾/文化研究/媒介/撒切爾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霍爾的著作正在被陸續地引進中國,但對他的研究迄今還非常匱乏,更不要說整體的評價了。本文借助麥克羅比的眼睛鳥瞰了霍爾對文化研究的三大貢獻:第一,開創了媒介研究的微觀意義政治學;第二,通過對撒切爾主義的評論提升了文化在構造社會中的作用;第三,提出了“在異之同”的多元文化主義理論。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230~235G0文化研究金惠敏20072007
霍爾/文化研究/媒介/撒切爾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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