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順應·沖突·分野——論新女性小說的背景與傳統
順應·沖突·分野——論新女性小說的背景與傳統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分類號:I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019(2000)03-0017-05
  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女作家對社會上和文學創作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批判的持續深化,到了90年代,終于出現了明確標榜女性主義的文學創作潮流,它同文學理論批評中的女性主義批評匯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頗有聲勢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其代表性的作家、批評家有林白、陳染、徐小斌、徐坤、斯妤、海男、虹影、孟悅、戴錦華、王緋、林丹婭、陳惠芬、劉慧英等。如果說女性主義因為它的激進(或偏激)而多少使人有些生畏的話,那么這些女作家、女批評家的創作和批評實踐則起到了聯合起女性寫作的紐結作用,它們營構出濃馥的女性主義的氛圍和語境,盡可把張潔、王安憶、鐵凝、方方、池莉、蔣子丹、遲子建等較為“傳統”的作家,和張欣、須蘭、孟暉、周潔茹、衛慧、棉棉、戴來等晚出或新銳的作家統攝其中。如果再將伊蕾、翟永明、唐婭萍、張燁等的女性詩歌和王英琦、唐敏、葉夢、周佩紅、蘇葉等的女性散文囊括進來,那么足能表明,90年代的女作家們,已經在“空白之頁”上把自己刻入了歷史。對此,有一位研究者這樣說:“15年前中國文學批評的語境里,批評家們顯然也不知如何對待和評價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最有可能出現的做法會是對這些著作的壓制和拒絕,它們將因為某種‘美學標準’的原因而不可能放進規范作品從而進入大學的文學課程。這些文本中最有價值和意義的部分將因為緘默而至于最終被湮沒。”[1]然而,在90年代末新出版的若干種最具代表性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不論編著者評價如何,對于女性寫作在世紀末的“造山運動”已經不能視而不見了,它在大學的教科書中赫然在目(注:這里包括王慶生主編的教育部重點推薦的教材.《中國當代文學》.武漢:華中師大出版社,1999年版.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楊匡漢,孟繁華主編.《共和國文學5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如果說在世紀末的眾語喧嘩聲中還有什么“顯學”的話,那么女性主義或女性寫作(注:在本文中我賦予“女性寫作”以特殊的意義,以區別于一般所說的“女性文學”:從創作主體方面說,女性寫作必須忠實于女性獨有的經驗與體驗;從作品效果方面說,女性寫作包含著對男權中心主義文化的解構和顛覆。)當屬其中之一。
  在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傳入是80年代初的事。研究界一般認為朱虹在1981年發表的《〈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2]最早向國內介紹了女性主義。1984年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的丹尼爾·霍夫曼主編的《美國當代文學》(王逢振譯)有《美國當代女性文學》專章,這大約是較早譯介進來的西方學者關于女性主義和女性文學的專論。1986年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出版的第一部早期女性主義者的專著。同年,四川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羅里·賴安等編著的《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該書設專章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使國內讀者初識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面貌。稍后又有其他出版社出版了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屋子》等女性主義的經典著述。國內學者介紹評述西方女性主義的論文也逐漸增多。1989年由英國女批評家瑪麗·伊格爾頓編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是第一部翻譯過來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專集。90年代以來,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著述大量被翻譯過來,輯成各種論文集出版,如《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等;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莫依的《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和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也相繼出版。從1988年開始,國內批評家在介紹女性主義的同時,也開始運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來研究文學,十年來,這方面的專著近20余部(注: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心路歷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康正果.《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的男權意識的批判》.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王緋.《睜著眼睛的夢——中國女性文學書寫之召喚》.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戴錦華.《鏡城突圍——女性·電影·文學》.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林丹婭.《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林樹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云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陳惠芬.《神話的窺破——當代中國女性寫作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徐坤.《雙調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寫作》.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對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徐坤描述道:“中國女性在億萬世人矚目之下經受了一次空前絕后的女性集體狂歡,中國的女性文學也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體驗’。”[3]與此前后,在許多女作家提供的文本中,女性主義也從潛隱的話語轉變為公開談論的話題。陳染、林白、徐小斌、徐坤等都不諱言女性主義對自己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女性主義已經成為引導一批女作家從事寫作的自覺意識,從而具備了文學思潮的意味,其創作方面的代表就是新女性小說。
  “新女性”的命名雖然頗有些落俗,但仍不失為一種區分方式,即把具有程度不等的女性主義意識和傾向的創作同一般的女性文學區分開來(注:林白在《說吧,房間》這部長篇小說中,通過當作家的女主人公的口,對“新女性”作了這樣的表述:“像本人這樣既自尊又有獨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這個詞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應聲而起的亮光,從我腦袋的七個通道長驅直入,瞬間就完成了能量的轉換,有點像扣扣看的動畫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馬就長力氣。新女性的自我暗示正是這樣一種特種菠菜,我從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子充滿了力量,堅定無畏,容光煥發)不光不會呼天搶地,反而會有把丈夫的情人拿來開玩笑的心情。”無論這是正話還是反諷,它都能讓我們感知到女性的一種新的精神狀態和寫作姿態。這既是作品中的女作家對自己的界定,也可以視為林白等女作家對自己“異類”身份的一種認定(盡管也許是種無奈的認定——這即是以上那段話中可能包含的反諷意味)。這為我關于“新女性小說”的命名提供了依據。)。新女性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在于:它標志著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潮流的形成,從此,批判男權文化中心的女性意識和女性寫作從無意識場景走向歷史場景,從邊緣楔入中心,成為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學-文化景觀。
  如果把新女性小說的出現理解為90年代文化上的突變,可能就顯得過于簡單了,無論如何都應當看到,盡管女性主義的引進促成了女性寫作的自覺,但女性寫作的傳統卻深藏在女作家自己的創作中。90年代嶄露頭角的新女性小說家同50年代和新時期之初、中期活躍于文壇的女作家之間有一種深固的“母女”關系或“姐妹”關系(在陳染的小說中寫的母親——那位離了婚,勤于寫作,性格倔強甚或偏執的女作家,多少有些像是張潔的剪影;而張潔在《無字》中提及的自己的女兒,又多少與陳染有點類同),后者像一座橋梁,完成了當代女性寫作的一個重要過渡:她們在“文革”造成的一片文化荒漠上鋪就一片女性文學的綠地,使得更年輕的一代女作家少受多少風吹雨打;她們也許并不認同90年代女性寫作的觀念和意識,但她們卻在女性的沉默中發出來自女性內心的真切呼喚,使逐漸覺醒的女性意識從男性中心主義話語的裂隙中流溢出來,啟示著后來者。不過,在以往的各種當代文學史上,女性寫作的傳統很難尋蹤覓跡,這也正如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家所說,“女性作家似乎更容易從文學史上銷聲匿跡,使她們的姐妹們茫然無措,只得艱難地重建那失去了的傳統”[4](P.2)。
  進入新時期以來,女作家群的突起和創作的活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但是在習慣上,人們往往是把她們納入到主流文學史的框架中予以評價的,這也就是說,女作家在創作上的成就是依據傳統的象征秩序及其標準給以認定的,即使是女性批評家大多也不例外,如在李子云、盛英專論女作家創作的《凈化人的心靈》或《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注:分別由三聯書店1984年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對于新時期女作家創作的評論基本上采用的是主流文學的標準。這樣的批評視野固然可以將有成就的女作家納入文學發展的線性歷史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象征秩序中予以肯定,但是,卻又很容易使女作家在寫作上的差異和特質被同化在主導的象征秩序中或被排斥在文學史之外。
  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肖沃爾特指出:文學史上的亞文化群“皆經歷三個階段:首先一個較長的時期是模仿統治傳統的流行模式,使其藝術標準及關于社會作用的觀點內在化;其次是反對這些標準和價值,倡導少數派的權利和價值,要求自主權的時期;最后是自我發現,從對反對派的依賴中掙脫出來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時期”[5](P.20~21)。參照這樣一種概括方式,或許可以說,中國當代女性創作確實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模仿統治傳統的流行模式”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女作家們一方面在模仿-學習中掌握一個時代的主導話語體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寫作作為介入社會和政治的方式,在主流文學的線性時間中爭得一席之地,與男性平等地進入象征秩序。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女性創作總的說來就處于這一階段。女作家們同男作家一樣謳歌革命和建設事業,書寫勞動人民的英雄業績,又同男作家一起建構起人道主義主題,推動人道主義文學潮流,并在“傷痕-反思-改革”的文學行程中,留下了自己清晰而深刻的足跡。因此,將這一時期的女性創作納入主流文學的框架予以考察,大體上是符合女作家的創作實際和她們的價值認同的。但是,即便如此也應當看到,即使是在這個“模仿”的階段,女作家在寫作上依然表現出許多男性創作所不具備的差異和特質。這些差異和特質在主流文學的框架中是受到抑制和束縛的,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評價。
  關于張潔的評價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在新時期的女作家當中,很少有像張潔這樣難以用寥寥數語予以概括的。這不僅是說她的創作路數較寬或者風格多樣,也不單是說她的變化急速缺少穩定感,真正難以言說的是她創作中種種反差的聚集:溫柔的和尖刻的、纖細的和豪放的、簡約的和絮叨的、優美的和丑陋的、古典主義式的和現代主義式的、寫實的和象征的、崇高的和荒誕的、理想的和冷峻的、灑脫的和拘謹的、超越的寧靜和偏激的宣泄、理性的剖析和非理性的堆疊……這就是張潔的小說世界。但是張潔之所以被主流文學認可,主要是肯定她“模仿統治傳統的流行模式”這一面。如給她帶來殊榮的《沉重的翅膀》,從1981年下半年在《十月》雜志上發表,到1984年出版修訂本,其間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因而前后修改四次,刪改一百多處,全書三分之一是重新改寫的,可謂殫精竭慮而修改的重點,除了有些敏感的關于社會問題的議論,便是那些女性的主觀心態和個人情緒的投射,即被指責為知識女性的“偏激”和“冷傲”之所在。這樣的特點早就體現在張潔的知識女性系列中,并引起爭執,但在一部正面反映改革的長篇小說中幾乎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缺點。張光年的下述評論是極有代表性的:
  現在,這位女作家從自己織造的精致的、時而織進淡淡哀愁的紗幕中走出來,大踏步地走上新時期工業戰線新舊斗爭的戰場,這是應當鼓掌歡迎的。我們看到,作家的視野開闊了,心胸開展了,筆底也顯得挺拔潑辣了。所惜的是,作家在走上這個廣大戰場從事時代畫卷的綜合描繪時,缺乏洞察復雜矛盾的思想準備;也缺乏統御眾多人物、眾多場景的熟練的調度經驗;特別是,保留了、或者放任了以主觀表現干擾客觀描寫的不良習慣(不是主客觀有機的有效的結合)。有些人物的心理分析是絕妙的,有些則幾乎是作者心理、情緒的化身。人物對話中議論過多,作者還迫不及待地隨處插進許多議論。固然有些議論是精彩的,收到畫龍點睛的效果;但有些是不必要的,不妥當的,有的是完全錯誤的,因此引起嚴重的責難。[6]這些批評是否準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它依據主流文學的標準,對一位女作家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具個性的特點加以排斥時(當張潔自己無意于納入主流文學的框架時,這一特點表現得更加突出),就已經把男性的寫作作為參照的標準了。作為反映改革的長篇小說,張潔幾乎就無從找到女性的范本,唯一可摹仿的就是男性化的寫作。換句話說,張潔若要寫一部從正面反映改革的長篇小說且為社會普遍認可,她就應當像蔣子龍、柯云路或李國文、張賢亮等男作家那樣去寫,克服女作家慣有的那種“以主觀表現干擾客觀描寫的不良習慣”。而克服這類“不良習慣”,也正意味著摹仿男性寫作。由此似乎便能理解,為什么最能代表張潔本人風格的《愛,是不能忘記的》不易獲獎,而給人印象平淡的《條件尚未成熟》可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為什么表現女性的“冷傲感”的《方舟》不能獲獎,而寫出女性對男性的寬容大度和“無窮思愛”的《祖母綠》可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為什么“尖刻”且鋒芒畢露的《沉重的翅膀》初版本不能獲獎,而幾經修訂后變得圓熟了的《沉重的翅膀》可獲茅盾文學獎。張潔在新時期文學中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表明,女作家可以在對男性寫作的認同或摹仿中提升自己在主流文學中的地位——與男作家處于同等的地位,但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掩飾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以削弱女性自己的聲音為代價。人們很難想象,光憑張潔的女性系列能夠使她在主流文學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張潔的坎坷若是與遇羅錦相比,則可以說是無比幸運了。這個早已從主流文學框架中被排除出去的作家今天幾乎已被多數讀者遺忘,在她消失了十多年后,才被有的評論家稱為“第一個敢于撕破千百年來裹在女性身上那層虛偽的牛皮而泄露自己穩私的女性”[7]。但正是這樣一位女作家卻在走向開放、寬松的時代被逐出文壇,離鄉去國。一切都發生在1980-1982年的短短兩年間:一部《冬天的童話》使她一舉成名,一部《春天的童話》連同她的離婚案又讓她倍受責難,此后便遠遁西歐銷聲匿跡。新時期或許沒有哪位女作家所遭遇的升沉起伏比她更劇烈、更富于戲劇性,更讓人不可思議了。在今天看來,如果說她有什么觸犯眾怒之處的話,那么首先就是因為她“偏激”地將一腔怨怒潑向男人,特別是握有權力的男人,為此不惜在圣潔的文壇上公開暴露自己的隱私。這不僅為政治家、道德家、文學家、批評家所不容,更是“男人”所不可容忍的,于是厄運便降臨到了“妖女”的頭上。人們像是潑血以避邪一樣,以社會輿論的力量,把唾沫啐向這個失去了兄長和家庭的弱女子,甚至在她被迫出國后,還追蹤報道她是如何賣文過著乞討的日子。爾后,這位女作家的聲音和行蹤連同她的“偏激”就被蒸發掉了,仿佛從來也不曾存在過。只是在今天當我們讀到林白的《致命的飛翔》或張潔的《無字》等作品的時候,才會從新時期之初的文壇上發掘出這一女性寫作的傳統。
  張潔、遇羅錦等的遭際典型地體現了女性寫作同主流文學之間存在的沖突。其實類似的沖突在新時期文學乃至整個當代文學中一刻也沒有止息,只需簡單地回顧一下這樣一些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自50至80年代中期嶄露頭角的女作家(以小說家為例)大多數都需承受批判或論爭的磨難,如陳學昭、宗璞、茹志鵑、劉真、楊沫、戴厚英、遇羅錦、張潔、張抗抗、張辛欣、王安憶、劉索拉、殘雪等。王安憶的看法或許可以為這一普遍現象提供一個解釋:“抑或是由于社會性的原因,抑或更是由于生理性的原因,女人比男人更善于體驗自己的心情感受,也更重視自己的心情感受,所以她們的個人意識要比男人們更強……她們天生地從自我出發,去觀望人生與世界。自我于她們是第一重要的,是創作的第一人物。這些人物總是改頭換面地登場,萬變不離其宗。她們淋漓盡致地表達個人的一切,使作品呈現出鮮明而各不相同的世界觀、哲學觀、情感與風落。”[8](P.416)由此可見,盡管女性文學在長達30多年的發展中力圖使自己順應主流文學,然而在順應中仍然布滿沖突——主導的象征秩序同女性寫作的沖突,男性中心文化同女性的無意識自我的沖突,或者說男性話語規范與女性話語的沖突。實際上,女性寫作真正的差異和特質正深藏在這些批判和論爭之下,它們構成了女性寫作傳統的本質的方面,由于對這一傳統的頑強承傳,使得女作家的創作同當代主流文學多少有些抵牾之處;也由于這一傳統,使得女作家的創作經常率先把一些新質摻入主流文學中,并成為批判或論爭的焦點。如個人化寫作的導入(遇羅錦率先把個人際遇導入傷痕文學,把表達國家和人民大劫難的宏大寓言變為宣泄個人情緒的私小說),新的題材的開掘(茹志鵑、劉真開反思文學潮流之先,張潔和王安憶把對婚姻和兩性關系的探討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象征秩序中剝離出來,使之真正成為一個題材而非政治題材的附庸),現代主義手法的嘗試(宗璞、張辛欣、劉索拉、殘雪都先于同時期的男作家表現出藝術上的先鋒性或精神上的反叛性)等。因此,在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的“模仿”階段,女作家的寫作同主流文學的關系其實是既順應又偏離,而偏離的一面恰恰是在主流文學的框架中受到抑制的。例如劉心武的《愛情的位置》與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看上去同樣涉及愛情這個主題,但劉心武的作品受到贊譽,而張潔的作品卻陷于論爭,其原因在于張潔的小說不盡符合主流文學的標準。
  不論女作家在主觀上是否將自己的創作納入或偏離主流文學,只要她們擁有一分自由,她們的寫作多少就會表現出有別于男性話語的差異,且不說在新時期,即使是在十七年,宗璞、茹志鵑、劉真、楊沫均如此,這就是女性寫作傳統的力量所在。因此,準確地說女性寫作的傳統并非中斷,而是被作為普遍標準的男性話語秩序所抑制。換言之,在主流文學的框架中難得聽到女性特有的聲音,即使有她們的名字,但她們獨有的經驗和體驗卻已被男性的觀念和標準所過濾,于是我們從中更多地看到的是“男女都一樣”的無性別寫作,這也是造成“女性無詩的文學史”的原因。
  如果調整一下我們的視野,以女性自己的眼光而非主流文學的標準去看待女作家的創作,也許就會呈現出別一番圖景。王安憶曾經這樣談論過女作家在新時期初始階段所起的“極其關鍵的作用”:
  (《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一篇遲到的愛情故事,又是以什么理由來激起人們如此熱烈的情感?這一個委婉美麗的故事決沒有與社會方面產生的沖突,純屬個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私人的小事成為一篇公布于眾的小說,這已經奪人眼目了,而事情又遠遠不止這些。重要的在于這一樁私事并沒有與社會政治去鑿通關系,而僅僅是與個人的情感發生了聯系。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學在一條“集體化”的道路上走到了極端,人人忘我,“個人”僅在受到批評指責的時候方可上升為“主義”。人們再不曾有這樣的準備:那就是去接受一樁僅屬于個人的心情。這大約是多年以來,個人的、私有的心情在文學中的首次出場。假如說,《愛,是不能忘記的》其中還有一些關于擇偶原則的訓誡,還可與社會的集體意識、公共思想掛上鉤,那么緊接著出現的那一篇小小的《拾麥穗》,則是更加徹底地屬于個人的了。……而一部《冬天的童話》則更加走向極端了。《愛,是不能忘記的》與《拾麥穗》固然表達的是個人的東西,但我們無權判斷這就是作者自身的故事,我們只能認為這是兩個創作的故事。然而《冬天的童話》卻是一部真正的作者個人的故事、一部私小說,將文學的個人性推向了極致。再往后,就有了《在同一地平線上》,在此,“個人”終于上升為“主義”,而這才真正喚醒并觸怒了一些純潔的集體主義者。被觸怒的人們卻并沒有覺察到這部作品中的個人主義與那時候其實已經走到很遠的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個人意識聯系起來,他們用“達爾文主義”、“存在主義”等等深奧的批評指向它。實際上,應該發生的一切都已經發生了。……我想說的是,在使文學回歸的道路上,女作家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8](P.414~416)很難設想這樣一種“實質性的貢獻”在主流文學史的框架中能夠得到充分的肯定。然而,不管持主流文學標準的批評家們如何評說,不管批判或論爭如何糾纏,在新時期,女作家的寫作是越來越蓬勃興旺。在這一過程中,她們既與男作家們一起書寫了人道的主題,推進了主流文學的發展,又在女性自主意識不斷增強的同時,愈益顯示出女性寫作自身的特質,批判性別歧視的鋒芒不時地在張潔、張抗抗、張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閃爍,如果我們用女性主義批評的眼光來看,她們的創作已經開始掙脫“無性別寫作”的桎梏,以尖利的呼嘯打破了女性長久的“沉默”。
  有了這樣一個鋪墊,進入80年代中后期,相當數量的女作家已經不再受主流文學的左右,進入了肖沃爾特所說的第二或者第三個階段。殘雪、王安憶、鐵凝、遲子建、蔣子丹等人的代表作已經難于歸入新時期主流文學的線性時間中;如果說方方、池莉、范小青等人的創作后來被批評家劃歸新寫實主義的話,那也不是由于她們追隨什么潮流的結果,而是因為她們偏離了主流文學,找到了一種更適合于自己的寫作方式。在90年代,激進的女性主義理論催生了激進的女性主義寫作,對父權制文化的反抗和對男性話語的逃離,終于使女性寫作從主流文學中脫離出來,形成一個邊緣化的文學分野,開辟出女性話語的新空間。新女性小說家們在承襲著“母親”和“姐姐”們的傳統的同時,也承襲下社會對于她們的不解以至于責難,所不同的是她們不再沉默或者乞求理解,而是直率地剖白、犀利地反詰和堅執地抗辯,而且毫不遮掩地引用西方女性主義話語為理論機鋒向男性話語霸權發起挑戰。徐坤在駁詰對女性文學的指控時寫道:
  作為一種邊緣話語的女性文學,與其他諸種新潮文學樣式諸如先鋒、后現代、后殖民等等一樣,只是借助于外來語勢才得以在國內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無非是喚醒女性對自己性別意識的自覺和自省,以在男權話語一統天下的縫隙中求得一線女性話語和權利意識的生機。女性文學,說到底,無非就是爭得一份說話的權利。當整個歷史與現實都已變成了男性巨大的(實際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場,未來的云層和地面上競相布滿了男性空洞的閹割焦慮的時候,女性以她們壓抑已久的嘶啞之聲,呼喊與細語出她們生命最本質的憤懣與渴望,她們不惜以自戀自虐甚至自戕自焚的舉動來爭得一份屬于她們自己的話語權利,表明她們心底的不甘和顛覆的決絕,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里比多浮躁中的一劑鎮靜敗火的清涼。女性因為沉默太久,緘口的時間竟然可以用百年千年為單位來計算,所以,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滅亡。一旦鐵樹開花,啞巴說話,會招致一些驚異或怪異的目光,就顯得十分正常了。……但愿人人都能冷靜下來,認真從女性文學中讀出她們那一份不同于男姓的、深長而痛楚的生命體驗,她們對于愛與善與美的呼喚的焦灼。惟其如此,才能讓男性與女性同時意識到,這個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礪、堅硬、喉結上下竄動翻滾的聲音,還有女性那纖柔、細膩、充滿彈性與質感的聲音于無聲處堅忍不拔地響著。[9]這段文字被徐小彬稱為“20世紀末中國女性主義的一篇檄文”[10],徐坤則以它“作為一個女性主義出演的開場白”[11](P.71)。話題既已挑明,以后的文學史或許將以此作為女性寫作由無意識場景到歷史場景的一個轉捩點,新女性小說就是歷史的一個證明。從此,“傳統”、“歷史”、“經驗”、“世界”、“性別”、“愛”、“精神家園”等等,再也不是男女共同擁有的“無性別話語”,而被烙上了深刻的性別特征。
  收稿日期:1999-12-27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17~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又平20012001以林白、陳染、徐小斌、徐坤等為代表的新女性小說是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學-文化景觀,它標志著批判男權文化中心的女性意識和女性寫作從無意識場景走向歷史場景。本文從西方女性主義的引進和中國當代女性寫作與主流文學的順應、沖突、分野等方面,論述了新女性小說發生的背景與傳統,初步探討了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潮流的形成,及從邊緣楔入中心的過程。新女性小說/女性主義/女性寫作new-feminist novel/feminism/feminine writingAdjustment·Conflict·Demarcation——On Background and Tradition of Neo-Feminist Novel   WANG You-ping(College of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Neo-Feminist Novel,taking LIN Bai,CHEN Ran,XU Xiao-bin,XU Kun as its representatives,is the most noticeable literature-culture landscape which symbolizes feminine awareness criticizing cultural center of male chauvinism,and that feminine writing has developed from non-consciousness to historical scene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 of western feminist and adjustment,conflict,demarcation between China contemporary feminine writing and mainstream literature,this article expounds its background and tradition when neo-feminist happens,and make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formation of China contemporary feminist writing tide,also the process carving the verge to the center.王又平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男,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17~2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又平20012001以林白、陳染、徐小斌、徐坤等為代表的新女性小說是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道文學-文化景觀,它標志著批判男權文化中心的女性意識和女性寫作從無意識場景走向歷史場景。本文從西方女性主義的引進和中國當代女性寫作與主流文學的順應、沖突、分野等方面,論述了新女性小說發生的背景與傳統,初步探討了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潮流的形成,及從邊緣楔入中心的過程。新女性小說/女性主義/女性寫作new-feminist novel/feminism/feminine writing
2013-09-10 21:5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