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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歷史觀中的合理因素
黑格爾歷史觀中的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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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形成的直接來源,有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有探索領導革命運動的空想共產主義。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說,“歸根到底,沒有一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1)]“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么……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立。”[(2)]
  一般往往認為,黑格爾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理論來源,其意義僅僅在于辯證法,因為他的歷史觀同其世界觀一樣,是“絕對精神”的意志再現。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成為人類最杰出的革命理論家,正是因為他們對過去和同時代的任何精神文化成果都不曾忽略,并加以改造,從而超越了自己的時代。對黑格爾歷史觀中的合理因素,他們同樣采取了這種態度。因為至少將辯證法運用于歷史領域是可取的,況且不僅如此。在黑格爾歷史觀中,不僅包含有豐富的辯證發展思想和歷史現實內容,而且還有不少“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辯證發展的世界歷史觀
  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描寫為處在不斷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歷史……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3)]這告訴我們,黑格爾作為一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不僅在精神世界和自然界貫穿著運動、發展的思想,而且在歷史觀中也如此,并試圖揭示出歷史發展線索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認為,歷史是人的需要及其有目的的活動構成的,世界歷史是民族、國家、人個的活動的歷史。他寫道:“假如把一般世界歷史翻開來,我們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圖畫,充滿了變化和行動,以及在永無寧息的推移交替中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個人。”[(4)]“一個民族獲得了世界歷史的意義,從這個新時期起,先前那個民族就喪失了它的絕對利益。”[(5)]他認為,一個時代,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民族,是那個時代的世界歷史民族,是世界精神在那個時代的具體體現。每一時代都只有一個歷史的民族占統治地位,因而形成時代固有特點,同時顯示出歷史的階段性,使“每個階段都和其他階段不同”。據此,他把世界歷史的發展分為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并具體分析道:世界歷史從東方開始,自中國、印度后,波斯帝國興起,歷史開始走上世界的聯系。在希臘世界,開始出現了自由意識,但只是少數人具有;然而這種精神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政權、文化形式。至羅馬世界,個人人格被羅馬法承認,奴隸和主人、平民和貴族都處于彼此對峙中,結果爆發了大規模奴隸起義;而數百年平貴斗爭則使共和國滅亡,帝國建立。日耳曼世界初期,基督教克服了帝國狂暴;但不久教會腐化,整個中古時代處于宗教的黑暗中。經過改革、啟蒙和革命,迎來了新的黎明。因此他總結說:“世界歷史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步。”[(6)]同時,黑格爾不僅把自由的實現當作人類奮斗的最終目標,而且認為它只有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過程中才能達到。這與恩格斯所說:自由“是歷史發展的產物”[(7)]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漫長的人類歷史,就是人類為使自己擺脫自然和社會的必然性束縛,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歷史。這樣,“黑格爾將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8)]普列漢諾夫指出:“黑格爾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首先決定于他對一切社會科學的現象是從生成的過程的觀點去考察的。”[(9)]
  其次,黑格爾把人類歷史看作幾個時代相繼演進的統一過程,這同馬克思幾種經濟形態的演進近乎雷同。黑格爾所說的“東方世界”,正是馬克思說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黑格爾的“希臘世界”、“羅馬世界”,馬克思稱為“古代的”生產方式;黑格爾的“日耳曼世界”(“中古時代”和“現代”),馬克思則分為“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因此,恩格斯指出:黑格爾的“形式盡管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緊緊平行著……到處是歷史地、在同歷史的一定聯系中處理材料的。”[(10)]
  再次,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念,對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形成有著直接影響,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是批判繼承黑格爾這一歷史觀合理因素的結晶(當然出發點不同)。黑格爾認為,人類歷史是整個世界的歷史。馬克思繼承發展道:人類的歷史是不斷擴展其自身活動范圍,從狹窄的民族歷史走向廣闊的世界歷史的過程。“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發展起來的各民族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11)]黑格爾認為,每一時代都有體現自己時代的世界精神的“世界歷史民族”,馬克思批判性地發展并強調說: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各個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就意味著他們的存在是與世界歷史直接聯系的。”[(12)]然而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只是奠定了物質前提,他進一步完善道:“每一個單獨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而無產階級作為世界歷史的產物,本身就是世界歷史性的,它“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就象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13)]可見,馬克思對歷史的批判、現實的認識和未來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從黑格爾那里借鑒、進而完善的“世界歷史”思想。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正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歷史的主航道上產生了馬克思主義。”[(14)]
  最后,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對歷史發展的“合理”、“必然性”的指出和預見。黑格爾說:“世界歷史的進展是一種合理過程”[(15)],即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按歷史內在規律進行的自我發展;而發展本身就是歷史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他指出:“現實性呈現于人們意識面前,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性的形式”,“但偶然事物僅是現實事物的片面形式”,“科學,特別是哲學的任務……在于從偶然性的假象中去認識潛蘊著的必然性,”[(16)]“要知道羅馬共和國的滅亡,并不是由于凱撒降生這件偶然事故,這種滅亡自有它的必然性。”[(17)]他說,每個民族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已經包含有否定自身的潛在因素,隨著這個民族的發展成長,這種否定因素也就不斷增大,以致最后導致這個民族的滅亡。所以每個世界歷史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生長、繁榮、衰亡這三個時期。
  并且,黑格爾不僅承認歷史變化發展的內在聯系,而且認為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是簡單重復,而是由低級到高級不斷上升的運動過程。他指出每一民族的滅亡時期,是它同具有比自己高一等的精神的世界歷史民族相接觸的結果,它必然會被另一個具有高一等精神的民族所代替。例如當波斯世界同希臘世界接觸時,導致了波斯世界的滅亡;希臘又因同羅馬的抗爭導致自身滅亡;繼而,羅馬又為日耳曼所代替。因此“變遷雖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體,同時卻含有一種新生命的誕生”,“從那劫灰余燼中,又有新鮮活潑的新生命產生出來”,“因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結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18)]由此,在黑格爾看來,舊事物的死亡并為新事物所代替,都是一種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現象。這與馬克思的觀點是一致的。雖然黑格爾的“內在必然”,仍是絕對意志的顯現,但他在歷史的具體分析中提出了“規律性”,馬克思主義對此是吸收、借鑒了的。恩格斯肯定道:黑格爾“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系的人……在《現象學》、《美學》、《哲學史》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宏偉的歷史觀。”[(19)]
    二、歷史觀中的經濟、階級分析
  黑格爾雖然不認為經濟關系和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因,但其歷史哲學、法哲學中卻不乏經濟的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并往往將之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研究。正如普列漢諾夫指出:“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經濟關系的時候,經濟就能使他從唯心主義使他陷入暗礁處脫離開來”,使他“較之與他同時代的一切經濟學家更清楚地理解到,在建基于私有制的社會里,一方面財富的增長,必然要伴隨以另一方面貧困的加深……一方面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因而已經不能用正常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財富集中在較少數人的手中。”[(20)]黑格爾論述道:“勞動的結果產生了各個個人的財富和技能的不平等”,形成了窮人和富人,奴隸和主人,[(21)]而“只有在已經有了不同階層,只有在富人和窮人都已經很多的時候,……現實的國家和政府才產生了出來”,“國家不過是經濟發展的產物”。[(22)]他在談到中國奴隸制轉向封建制時說:秦始皇“戰爭使略得的土地都成為私有財產,而土地上的居民(奴隸)也跟著變成了農奴”。[(23)]他將這種轉變著眼于土地變為私有財產、奴隸變為農奴,即井田(公田)制變為私田制,及奴隸和奴隸主的關系變為農奴和地主的關系。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與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關系,即生產關系中的主要兩點。又如對西歐封建采邑制的形成,其表述幾乎與唯物史觀的《世界中世紀史》教材相同:“貧弱的人們把他們的產業奉送給了強者,求得有效的保護……再把這些產業接收回來,同時對這些長上就負有了封建義務,他們再不是自由人,而是臣屬封建的依賴者,他們的所有物變成了采邑。這就是(西歐)封建制度的關系”!“農奴制度,它使一個人的身體不再是自己的身體,只是另一個人的財產”。[(24)]
  關于階級斗爭與經濟的關系,他就雅典社會分析道:所謂“平原居民”就是“富足的貴族階級”,“山地居民”則是“葡萄、橄欖種植者和牧牛羊人,這個階級人數最多”;而在奴隸主中,“古老殷富的家族和較貧的家族之間早就形成了一種對峙”,僭主政治“為的是壓平豪族和大姓的權力”。[(25)]這正是雅典國初期平民反對貴族的階級斗爭。對希臘的腐化,黑格爾揭示道:“首先可以從外在的政治發展看出--從希臘各國間的相互斗爭及城市內各黨派的火并看出”,而這“乃是希臘經濟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政黨之間的斗爭,只不過是希臘各城市之間產生的經濟矛盾的表現而已。”[(26)]這里顯然直接地、或不自覺地為唯物史觀提供了借鑒!關于封建剝削,他寫道:封建“公侯們對一切輸出輸入的商品都要征收重稅……完納買路錢。”名目繁多的封建剝削常逼使城市平民,或則用合法手段從封建領主手中買回一切權利,或則用武力強迫領主放棄這種權利,并常以異教形式樹起反封建大旗。在分析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時,黑格爾指出:“壓在人民肩頭上可怕的沉重的負担,以及政府羅掘俱空、無法籌款來供應朝廷揮霍的情形,實在是造成這種不滿的第一個動機”,[(28)]而“朝廷、教會、貴族及國會本身都不愿放棄他們掌握中的那些特權。”[(29)]就是說,這場革命是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產物,經濟關系引起了階級革命!此外,“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自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恩格斯指出,在此問題上費爾巴哈比黑格爾膚淺得多。[(30)]可見,黑格爾一定程度地看到了國家產生同階級出現的聯系,看到了經濟制度更替時的階級變化,以及奴隸封建制下的階級斗爭,看到了惡是歷史發展的杠桿。說明其歷史觀中確含有唯物、合理的因素。
    三、英雄和人民不同程度地被肯定
  黑格爾在總的傾向上是英雄決定論者,但他不乏對人民的肯定;而他的“英雄”是“一個時代的英雄”,是時代意志的代表,且并非完人。“他們是實踐的政治人物”,“他們看到什么是需要的東西和正合適宜的東西”,“知道他們的世界在進展上將取得的必然的直接相承的步驟,把這個步驟作為他們的目的,把他們的力量放在這個步驟里,這樣說來,我們應當把世界歷史人物--一個時代的英雄,認作是這個時代眼光犀利的人”;他們“之所以是偉大的人物,正因為他們主持和完成了某種偉大的東西,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幻想、一種單純的意向,而是對癥下藥地適應了時代需要的東西”,“這個正是他們時代和他們世界的‘真理’”,[(31)]“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意志,把它告訴他那個時代并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32)]因此,黑格爾的“英雄”是受時代限制的,他們只是認識了所處時代的“真理”,滿足了“時代需要”,領導人們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正如時代本身為這些巨人所創造一樣,時代本身也創造了這些巨人”。[(33)]由此,黑格爾提出了時勢造英雄的見解,認為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偉大人物都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才出現的。他談到,在許多最可怕、最危險的勢力紛紛起來反對羅馬的時候,“偉大的人物現在都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好象希臘垂亡的時期一樣”。[(34)]同時,黑格爾的“英雄”并非神和圣人,同其他人一樣,“他有時也會憤激、發怒”。但黑格爾認為,對英雄人物的缺點、錯誤不應過分責難,“毀謗其偉大和卓越”,因為“他不會有許多顧慮。他毫無顧慮地專心致力于一個目的”。[(35)]而且,杰出人物不是為了個人安逸舒適的生活享受,他們畢生艱苦奮斗,但結局卻總是悲劇性的。黑格爾說當偉大人物的“目的達到后,他們便凋謝零落,就象脫卻果實的空殼一樣。他們或則年紀輕輕就死了,象亞歷山大;或則被刺身死,象凱撤;或則流放而死,象拿破侖在圣赫倫那島上。”[(36)]因此他認為,對偉大人物的歷史功過應從歷史的觀點、從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實際結果、從他們完成歷史使命的全部活動來評價,具有客觀合理性。這對馬克思主義者是不無裨益的。
  對人民,黑格爾予以了相當的同情和支持,首先是對苦難的奴隸。他道:“凡是在我們中間自由人所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得由奴隸去做”,因而雅典公民能夠得以參加民主生活。[(37)]他譴責斯巴達對被征服的希洛人的殘殺是“無人性的殘酷”;他們“被交付給斯巴達青年們作練習武藝的對象”;“去抵抗敵人”;“他們在斯巴達行伍里英勇作戰,但當他們班師回來,常被奸險地屠殺得一干二凈”![(38)]奴隸是“為對方而生活或為對方而存在”,奴隸制“產生于尚以不法為法的世界”![(39)]他頌揚雅典民主制,稱贊古希臘“容許全體人民得以參加普遍事件和法律的種種討論和決議”。[(40)]對農奴和工商勞動者的抗爭他贊頌道:16世紀荷蘭人民“英勇反抗壓迫者……組成了大隊的民軍……戰勝了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步軍。就象瑞士的農民當年奮勇擊退了奧地利的騎士一樣”![(41)]他熱情歌頌農民起義軍:“那些農民手里拿著棍棒和鐵錘矛,同那些鋼盔鐵甲、握刀持劍、曾經練過武藝的趾高氣揚的貴族們交戰,居然獲勝”![(42)]他譴責封建勢力“對這些起義的人民發動了十字軍征討”;“軍隊用最野蠻的方式大肆劫掠、不分善惡,一概虐殺,把這美好的地方蹂躪成一片荒涼”。[(43)]談及英國革命,黑格爾說“民眾群起反對絕對統治權”,指廣大自耕農、平民及資產者向封建專制進攻。這些實際上都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力量。
    四、人與自然關系上歷史、唯物的因素 
  首先關于人類史前史的發展,在黑格爾那里是唯物的和歷史的:“各民族在有史以前經歷的那些時代--我們可以想象它們為多少世紀或幾千萬年,也許曾經充滿了革命、游牧遷bù和最希奇的變遷”。[(44)]共次,對工具的產生,他做了歷史、唯物的論述:“人借助自然界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征服它們,人在它們中間加進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對象,這樣人就使自然界反對自然界本身,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發明工具”,“人因為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45)]再者,他論及了勞動的巨大意義,指出“勞動”是滿足人們需要必備的手段,“生產的細致化,并產生了分工。個人勞動通過分工而變得更加簡單,結果他在其抽象的勞動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產量也增加了”。[(46)]繼之,黑格爾提出了“勞動實踐”的觀點:人“通過實踐和外部自然界發生關系”,“勞動通過各種各樣的過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資料”。“活動和勞動,這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中介”。[(47)]在此,我們不僅看到了勞動和工具在人類征服自然中唯物、歷史的軌跡;而且看到了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的“實踐”觀點。正是基于此,列寧稱許道:“黑格爾在這里,已經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48)]
  此外,黑格爾關于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的觀點,也包含著歷史唯物的合理因素。他認為地理環境對于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地理環境不同,居民的社會經濟生活、居民的職業和性格及社會關系都不同。但他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他說:“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計得太高或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并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現過詩人了。”[(49)]黑格爾的這一思想對馬克思產生過重要影響。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地理環境的重要作用,認為人類社會是不可以離開地理環境而單獨地發展的,指出:“人們所遇到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是物質資料生產的“自然基礎”,[(50)]是人類社會借以存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自然條件優越與否,對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誠然,馬克思也不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者,認為它決不能決定社會的性質,更不能決定一種社會制度向更高一級轉變。由上述觀點,黑格爾提出了關于溫帶地區是歷史的真正舞臺的思想。他認為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地方不是寒帶或熱帶,而是溫帶,因為“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上,人類不能夠作自由的運動;亞里士多德曾說過,‘迫切的需要既然得到滿足,人類便會轉到普遍的和更高的方面去’。但是在極熱和極寒的地帶,這樣的需要可以說從來沒有間斷過或從來沒有幸免過;人類時刻被迫著當心自然,當心炎日和冰雪。歷史地真正舞臺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51)]顯然,黑格爾在此是試圖用物質生活需要是否能夠得到滿足來解釋世界歷史民族的出現。他進一步具體指出,地中海沿岸地區是最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地方。這接近于馬克思所認為的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是最富于多樣性的地理環境的論點。《資本論》第十四章中寫道:“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52)]正如列寧所說,“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黑格爾那里處于萌芽狀態的天才思想--種子--的一種應用和發展”。[(53)]
  綜上,黑格爾關于歷史是不斷發展的、世界歷史的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的思想,關于歷史上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的分析,關于英雄和人民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關于人與自然關系中“勞動實踐”觀點及地理環境與歷史舞臺思想的提出,都包含著唯物史觀所由借鑒的合理因素。恩格斯高度概括道:“他在每一領域都起了劃時代的作用”,[(54)]“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55)]黑格爾對人類所有精神遺產都進行了重大的辯證改造,其巨大成果不僅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美學》、《法哲學》,而且包括《歷史哲學》。其歷史觀富含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萌芽!
  注釋:
  (1)(54)《馬恩全集》第21卷,第311、310頁。
  (2)(19)(55)《馬恩選集》第2卷,第300、121頁。
  (3)《馬恩選集》第3卷,第63頁。
  (4)(15)(17)(18)(23)(24)(25)(27)(29)(31)(34)(36)(37)(38)(41)(42)(43)(44)(49)(51)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13,48、356、114、174、417、304、432、493、69-70、355、70、299、307、482、449、442、102、123-124、124頁。
  (5)(21)(32)(39)(46)(47)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54、211、334、66、210、209、204頁。
  (6)(28)(35)(40)《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二),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58、295、298、299頁。
  (7)《反杜等論》,《馬恩選集》第3卷,第154頁。
  (8)《馬恩全集》第19卷,第226頁。
  (9)(20)(22)(26)《普列漢諾夫哲學選集》第1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471、487、484、482頁。
  (10)《馬恩全集》第13卷,第531頁。
  (11)(12)(13)(50)《馬恩選集》第1卷,第56、67、40、41、24頁。
  (14)《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頁。
  (16)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01、303頁。
  (30)《馬恩選集》第4卷,第233頁。
  (33)《精神哲學》,《黑格爾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38頁。
  (45)《列寧全集》第38卷,第348、202頁。
  (48)(53)《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第348、202頁。
  (52)《馬恩全集》第23卷,第561頁。
                         責任編輯:趙方
  
  
  
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018-023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周泓19951995 作者: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018-023B6外國哲學與哲學史周泓19951995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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