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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非洲文學創作中的英語變體
黑非洲文學創作中的英語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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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世紀60年代起,黑非洲文學開始了令世人矚目的崛起。無論是新獨立的非洲國家還是尚未獨立的非洲國家,都面臨著饑餓、不發達、暴力和壓迫,而這些也都成為用歐洲語言創作的黑非洲文學的主題。馬里作家亞博·奧羅基姆于1968年出版的小說《暴力的職責》,成為首部獲法國勒諾多文學獎的法語非洲小說。從1986年尼日利亞作家渥雷·索因卡、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到1991年南非作家戈迪默,已是6年中三位非洲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些非洲作家們作為“社會風習和歷史的記錄者、時代理想的表達者”[①],其文學創作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中,立足于非洲社會現實,表現了急劇變化的非洲的新與舊、現代與傳統、自由與壓迫的矛盾和沖突。
  隨著黑非洲文學的發展,一個關于文學創作的語言問題,已經超越了文學創作的語言的問題:非洲文學是否是主要存在于非洲的文學?它是否一定要反映“非洲”的價值觀或主題?非洲文學創作的語言是否一定是非洲民族語言?或是歐洲語言?或是一種混合語言?在非洲文學批評界引起許多爭論,并逐漸形成兩種不同觀點。本文擬就最后一個語言問題展開評述。
    非洲文學創作中的語言
  在過去幾百年里,非洲曾經歷過西方資本主義殘酷的殖民統治和壓迫,資本主義的原始罪惡在非洲投下巨大的陰影和造成深刻的創傷。非洲文學的崛起是伴隨著國家獨立而開始的,它從一開始便雄糾糾地宣告掙脫了殖民統治的枷鎖。進入60年代,非洲文學開始趨向于對自身進行客觀的考察,清醒冷靜的全面審視,文學語言這種特定歷史的文化背景中的“文化產物”或“文化現象”,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審視的對象了。非洲文學創作的特定歷史背景,便是絕大多數作家是在殖民地時期受的教育,主要是以某種歐洲語言作為文學創作的媒體。正如南非著名作家德里克·沃爾科特所說:“一個是非洲,一個是我所喜愛的英語,我該怎樣抉擇呢?”毫不奇怪,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感支配下,一些非洲作家提出了反對將歐洲語言作為非洲文學創作媒體的觀點。
  尼日利亞作家瓦列(Obia Junwa Wali)是第一個從理論高度論述這種觀點的非洲作家,他在發表于1963年的文章《非洲文學的死胡同》(The Dead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中,認為以英語和法語創作的非洲文學,如同以豪薩語(Hausa,一種非洲民族語言)創作的意大利文學,是荒謬可笑的。許多人所理解和創作的非洲文學只不過是歐洲文學主潮中一個小小的附庸。[②]瓦列的這種觀點受到一些非洲文學批評家的贊同,其中最有影響者當數肯尼亞作家蒂昂戈(Ngugi Wa Thiong 'o),他在1973年內羅畢一次研討會上,強調了英語中涵含的西方價值觀和固有偏見:“英語本身的結構便表現出種族歧視,英語也許是所有人類語言中最具有種族歧視的語言,這不僅包括blacksambo對黑人的貶低,還包括黑市,害群之馬,訛詐,黑名單,一切黑的東西,都反映了該語言中對黑色一詞帶貶義的價值取向。”蒂昂戈非常重視以歐洲語言,特別是對黑人文化具有貶低和敵視內涵的歐洲語言創作非洲文學對非洲黑人文學及黑人社會政治發展所具有的不良后果。在其論文集《作家與政治:回歸》(《Writers and politics,Homecoming》)和《筆桿子》(《Barrel of a pen》)中,他多次指出語言符號與意識不可分離的特征。他認為,一個作家創作作品的語言決定于并決定其作品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內涵,因此,要創作“非洲”文學,必須要用非洲民族語言創作。而那些用歐洲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只是一種“非—歐文學”(Afro-European)。他強調:“非—歐文學是指非洲人用英語、法語、葡萄牙語或其他歐洲語言創作的詩歌、戲劇和小說。將這些作品稱作‘非洲文學’是對現實的新殖民主義扭曲。非洲文學是非洲人以非洲語言創作的詩歌、小說和戲劇”。[③]
  我們在討論瓦列、蒂昂戈和與他們持同樣觀點的非洲作家和批評家在非洲文學創作的語言上的態度時,不能不回顧到非洲國家的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二戰后,世界的社會文化圖景大為改觀,民族自治和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民族國家的建立、民族意識的覺醒,使得語言作為民族的象征和標志,已成為民族爭取自身權益的一個重要方面和不可分割的部分。出于對前殖民統治勢力的仇視,對本民族文化的維護心理,對民族語言的特殊感情,及維護國家尊嚴的政治考慮,非洲的多民族、多語言的新興獨立國家面臨著如何制訂語言政策,選擇國家統一語或通用語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中,非洲的文化知識分子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知識分子一樣,義不容辭地肩負起變革現實的政治任務。資本主義的原始罪惡給非洲國家造成的貧困,殖民主義教育給這些知識分子留下的創傷,從某種方面來說,加劇了不同世界間的認識對立和文化失衡。蒂昂戈在其代表作《心靈的非殖民化:非洲文學語言中的政治》(《Decolonising the Mind: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中,便曾滿懷悲憤地回顧了他在童年時代的經歷,殖民教育制度強迫他們只準使用殖民者語言:英語,并被強行進行西方文化灌輸,這種恥辱使他感到使用非洲民族語言進行創作的勢在必行。加納語言學家Ibrahim K Gyasi、贊比亞語言學家P. D.Tripathi等都根據本國的現狀對此表示了相同觀點。[④]
  對語言的情感實際上是一種鄉土情感,是民族情感在語言上的反映。前殖民勢力對歐洲語言或英語的強制推行,英語中對黑人種族所帶有的極大輕蔑和消極含義,造成對非洲語言和非洲語言中文化內涵的窒息和壓抑,因此,才有許多非洲作家認為有必要恢復非洲民族語言作為值得驕傲的民族語言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便是用非洲語言進行文學創作。基于此點,他們反對將歐洲語言作為非洲文學的創作媒體,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上的選擇。
  與此同時,更多的非洲作家則持另一種觀點。他們冷靜地審視了文學創作中的語言媒體歷史,認為用歐洲語言創作并非一定是“非—歐文學”,否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前英國殖民地的作家用英語創作的作品豈不是要改名為“英國”文學嗎?從非洲大陸的歷史和現狀出發,他們認識到非洲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存在著眾多相互難以理解的方言,因此,前殖民統治者的語言是目前非洲不同民族間交流的唯一語言,非洲作家用歐洲語言作為非洲文學創作的媒介完全是可行的,否則,以某一種非洲語言創作的文學作品只能是使用該語言民族的民族文學而非“非洲文學”。確實,現代社會憑借大規模的傳播已將各種形態的文化匯集一起,沒有混合過的單一文化已屬罕見,不同文化的接觸,使語言的接觸不可避免。今天的英語已非某一國的語言,而是包括了許多地域變體的語言。因此,與反對將歐洲語言或英語作為創作媒介的那一批作家不同,這些非洲作家們認為,無論從理論上或實踐上,他們完全應該和能夠將英語“非洲化”,能夠將其用作文學創作媒介。他們在創作實踐中對英語“非洲化”進行了大量探索和深入的理論思考。
    英語的變體:非洲英語
  對英語“非洲化”的討論,先從尼日利亞作家圖圖奧拉(Amos Tutuola)談起。這不僅因他是用英語創作的非洲作家,還因他又是黑非洲作家中最有爭議的代表人物之一。評論家林德福斯(Bernth Lindfors)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該爭議之所在:“確實,尼日利亞人討厭他,而歐洲人和美國人喜歡他,原因都是一個:其作品主題是異國情調的,其語言結構是粗俗的。”[⑤]西方評論界之所以推崇圖圖奧拉,是認為他在寫作時用了一種“Young English”,體現了非傳統的英國文學風格。但事實究竟怎樣呢,我們先看從其作品《棕櫚酒醉漢》(《The Palm-wine Drinkard》)摘選的一段:“Now as the father of the lady first asked for my name and l told him my name was 'Fatherof Gods who would do anything in this world',then he told me that if I could find out where his daughter was and bring her to him,then he would tell me where my palmwine tapster. was But when he said so,l was jumping up with gladness that he should promise me that he would tell me where my tapster was。”圖圖奧拉是西非約魯巴族人,這篇作品盡管是用英語寫作的,但英語已屬約魯巴化英語,作品情節構思和敘述風格與約魯巴傳統民間敘事風格和口述文學傳統密切相關。例如,他在上例中使用了許多時間副詞:now,then,when,這本來是源于約魯巴族人的語言表述習慣,并被移植于英語中了,但不了解這一語言歷史背景的西方評論家卻稱作者是要創造一個“永恒的”(timeless)時代背景。同樣,所謂圖圖奧拉作品中使用了“young English”(清新英語),實際上是他本人只讀過6年小學,從而在作品語言中大量繼承約魯巴語言傳統的結果。非洲評論家Akanji對此有精彩的評述,他說:“圖圖奧拉作品的西方出版商對其作品中明顯的拼寫錯誤也未糾正,便令人懷疑其動機了。如果告訴作者,gourd不應拼寫作guord,其作品語言不會因此失去詩意,作品風格也不會喪失。對句子l thank you all for the worm affection you have on me 中拼寫錯誤的未加糾正,只能說明出版商并非是對保持原作風格有什么興趣,而是要引起讀者對圖圖奧拉這位非洲作家的恥笑。不知出版商們是否已意識到這已對圖圖奧拉在非洲的聲譽造成多大傷害。一些非洲青年一代已對圖圖奧拉產生了反感,認為他在歐洲文學界的受人推崇并非是因其文學才能,而是作品引起的西方人好奇心罷了。歐洲人感興趣的,是圖圖奧拉作品中‘有趣’的故事和‘半文盲’寫作風格。”[⑥]
  在非洲作家中,圖圖奧拉對英語的掌握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說他的作品對英語進行了非洲化,那也是迫不得已和無意識的。非洲文學的發展,已從最初對歐洲文化的傾倒轉向對自身文化的思考,從盲目追求用西方語言創作到通過對歐洲語言進行重大加工,以適應非洲的現實、自然、文化、歷史特點。許多對標準英語有幾乎完美掌握的非洲作家,便有意識地進行了這種嘗試。他們的作品盡管是用歐洲語言創作的,但從其詞匯、句法及特定語言因素的運用中,可以讓讀者感受到作品中的事件不是發生在歐洲國家。非洲作家奧凱納(Gabriel Okara)在其論文集《非洲語言……英語詞匯》(《African Speech...English Words》)中是這樣認為的:“作為一個作家,我認為要盡可能充分地展示非洲的觀念、哲學、民間傳說和想象力,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將作者的母語逐字譯成他創作作品的西方語言中。因為任何一種非洲語言中的一個詞、詞組、句子、乃至姓氏,都能讓讀者領悟到其社會規范、態度和價值觀。”[⑦]這種對西方語言的加工方法:直接譯入,可從奧凱納作品《The Voices》中看出,他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非標準的句法結構的句子,如:The root of thisOkolo knew not as the root of many many happening things in the town.而作品中的詞匯卻是標準英語詞匯。他以這種非標準英語的,但更接近其所描述的伊覺族人的伊覺語(Ijaw)的句法,向讀者展示了英語所難以展示的文化內涵。上例中many many happening things體現了伊覺語的一個特點,即對單個詞的重復以表示強調,這在許多非洲民族語言中都可見到。而非標準英語的very many或many,這種情況,在《The Voices》中比比皆是:You have beensilent more than silence. His inside was sweeter than sweetness Through the black black might Okolo walked…確實,語言不僅是文學創作的媒介和工具,也是文學作品的本體存在方式和價值載體符號,當作者選擇和使用一種語言時,同時也是在利用其來把握主體對現實的審美關系。
    非洲作品中的英語:多種變體的混合
  非洲作家用英語或西方語言創作,但又把其民族語言中的套語、諺語、形象表達、句式結構引入歐洲語言,以反映非洲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側面。榮獲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便在其代表作《森林舞蹈》中,揉進大量富有哲理的約魯巴諺語,使其作品被稱作“有一種賦有精靈、鬼怪之神的非洲‘仲夏之夜’”。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歷史的沿革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繼承下來的,諺語或成語中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的歷史積淀與印記,表現出人生的經驗、智慧,帶有特定的民族文化色彩。尼日利亞作家阿切比(Chinua Achebe)便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多種諺語,如小說《Arrow of God》中一段:
  “Thank you,”said Ezeulu。“Take it to your father to break。”
  “ No,” said Akuebue,“I ask you to break it。”
  “ That cannot be。We do not by-pass a man and enter his compound。”
  “I know that,”said Akuebue,“but you see that my hands are full and l am asking you to perform the office for me 。”
  “ A man cannot be too busy to break the first kolanut of the dayin his own house。 So put the yam down;it will not run away。”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kolanut of the day。I have broken several already。”
  “That may be so,but you did not break them in my presence。The time a man wakes up in his morning。”
  “ All right,”said Akuebue。“I shall break it if you say so。”
  “ Indeed l say so。We do not apply an ear-pick to the eye。”
  Akuebue took the kolanut in his hand and said:“We shall both live,and broke it。
  這段中講述了兩個老人見面時,主人拿出可樂果要客人砸開的對話。文中不僅僅有兩位老人借助諺語和成語的智慧交流,還給出了一種主要用于老人之間的相對穩定的話語類型。在經濟不發達、社會相對遲緩的社會中,老人作為富有經驗的群體總是受人尊敬的。故事發生在尼日利亞伊博人社區中,伊博人對這種話語類型也許是認為理所當然的,但非伊博讀者只有意識到這種話語類型表現了使用者的社會地位和受人尊敬的狀況時,才會領悟到更多的東西。伊博人把可樂果送給客人作為歡迎的表示,并常由老人或最受尊敬者砸開,文中兩位老人相互謙讓,表明對對方的尊重,至于可樂果是由誰砸開的,可以說是無關緊要了。
  不同的社會階層,對英語的掌握和使用是不相同的,文學作品中對不同社會變體的使用,反映出特定的社會環境和人物關系。阿切比在作品《A Man ofthe People》中,描述了白人牧師Nanga與黑人婦女Elsie的一段對話:
  “If somebody wan make your minister,”said Chief Nanga,comingto my support,“make you no greed。No be good life。”
  “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said Elsie。
  “ Na true,my sister,”said the Chief。 
  Nanga之選擇洋涇浜英語,是要表示他與Elsie的關系比較接近,更容易減少距離感,但Elsie卻相反,她認為自己與Nanga不是一個社會階層,所以使用了標準英語。而在與她同屬一個社會階層的Odili對話時,Elsie則使用了洋涇浜英語:
  (Elsie)“Wetin be the name of your friends car?”
  (Odili)“Cadillac。”
  “Ah!This na famous Cadillac?I no think say I done see am before。She was full of girlish excitement。Na tough car Eje-je-je You think say these people go go another heaven after this?”
  這些不同社會方言在作品中的使用,使讀者領悟到了人物的社會地位和人物間的關系。這種不同社會方言的使用,在阿切比的另一部作品《No LongerAt Ease》中,更充分表現出人物之間的不同關系。男主角Obi與女朋友將車停在路邊,巡邏警察走來了,當警察開口對Obi和Clara講話時,他使用的是標準英語。接下來,他把Obi回答的no當成一個可以隨意的信號,便改用了洋涇浜英語。使用洋涇浜英語不僅在此處表示一種隨意和粗魯,還包含有對不熟悉英語者的凌駕和蔑視。當警察見到Obi和Clara生氣了,忙又急忙改口,說他也是伊博人,想要用相同的種族背景來糾正其社會語言的不當。
  阿切比的作品中,表現了各種非洲語言對英語的影響。他不僅成功地使英語非洲化,而且成功地使各種非洲語言揉進了英語中,因此,他的創作中的英語被稱作是“混合”語體(hybrid constructions)。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當然也要表現出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阿切比在其作品《No Longer at Ease》中借一位人物之口說出:“我憎恨那些不勞而獲者。不過,我們的人民也有一句話:如果你想吃一只癩蛤蟆,你該找一只肥大的(伊博人諺語:表示拍馬屁要看準對象)。”[⑧]這段話傳遞了兩種文化典故,前一句來自《圣經》典故,后一句是伊博人諺語。阿切比創作的成功之處,在于使用英語來表現了非洲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現實,使英語實現了“非洲化”。正如一位非洲評論家所說:“他們的語言藝術并未被西方價值觀扼殺。他們利用了所獲得的《圣經》知識來補充其諺語。”
  西方文學評論界因其自身主體意識的介入方式和內容的不同,以局外人的立場評論非洲文學,常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強調人類文化的一般原則和普遍的理性標準,往往也是西方的標準。而非洲文學界以內部人的立場,更容易理解其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但又失之于以生存環境、歷史淵源和文化價值的相對主義而否定其落后的一面,過份強調民族語言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強調英語是非民族語言而排斥英語創作的觀點,是對社會發展和歷史的演變采取了一種割裂的態度,也是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過于理想化的觀點。
  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對所有使用者是一視同仁的,社會成員都可以用其為自己服務,但因地域、文化、經濟、階層等的差異而產生變體。德國語言學家魏斯格貝爾說:“應該把語言作為形成文化的力量來研究,因為正是語言是創造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參與者。”非洲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各民族間文化差異大,各地區各民族間相互分割封閉,無統一宗教、統一語言、統一政治實體,因此,黑非洲歷史上沒有出現象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那樣內部有緊密聯系的有機體,沒有出現某種主體文化或核心文化,以產生強大文化整合力和統一語言文字;另外,黑非洲文化基本上是一種無文字文化,口述史料和非語言文學被廣泛應用。有鑒于此,許多非洲作家在英語的“非洲化”和利用英語或歐洲語言作為非洲文學創作媒介上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和嘗試,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在非洲這個長期遭受殖民統治、有數百個不同民族、數百種不同語言的土地上,只有歐洲語言或英語才是目前能夠相互溝通和理解的媒介。
  ① 蹇昌槐,《非洲劇壇的普羅米修斯:索因卡》,荊州師專學報。1993.3.P.22—27。
  ② Obia junwa wali,“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Transition,10(1963),13—15。
  ③ Ngugi wa ThiongO,“The Role of the Schol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iterature。”in Bernth Lindfors(ed)。Research Priorities in African Literatures。Hans Zell,1984.P.9
  ④ Ibrahim k.Gyasi,“Aspect of English in Ghana。”English Today,No.26.April.1991。P.D.Tripathi,“English in Zambia,”EnglishToday。No.23。July.1990。
  ⑤ Bernth Lindfors,“lntroduction”in Bernth Lindfors(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ua Achebe,Three Continents Press,1975,P.xiii。
  ⑥ Akanji,“Review”,Black orPheus 4,october 1958,P52—53。
  ⑦ Chinua Achebe,“The African Writer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in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Heinemann,1975。
  ⑧ Achebe,“No Longer at Ease”。Heinemann,1960.P.90。
  
  
  
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077-083J4外國文學研究張榮建19951995 作者: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077-083J4外國文學研究張榮建19951995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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