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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范式轉換”筆談  善待先人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范式轉換”筆談  善待先人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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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代史(1840-1949)的研究經過漫長而復雜的發展過程,從無到有,終于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最具活力的分支學科。特別是經過最近20余年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僅更加細化,出現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而且已經形成自己一套獨特的話語體系。
  然而仔細分析這套話語體系,人們也不難發現除了一些時髦的概念、名詞外,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的框架構造上并沒有多大的突破,研究者依然沿用著半個世紀以來的近代史研究框架。
  半個世紀以來的研究框架萌生于民主革命時期,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那時所要解決的,或者說所要論證的,主要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以便為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因此那時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于統治階級中的人物幾乎無不持批判的態度,幾乎很少肯定他們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這種情況在那時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到了今天,中國共產黨久已成為執政黨,她所面對的問題久已不是革命、造反的合理性,也久已不存在其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問題。作為一個對中國未來負有重大歷史責任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建設與發展,是不斷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精神需要的問題。因此,歷史學研究不應該再以論證革命、造反的合理性為重心,而是應該著重研究歷史上的統治經驗,古為今用,促進中國政治、文化的良性發展。基于這種判斷,目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就必須要有所改造,有所調整,整部中國近代史就必須重新改寫。
  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的改造與調整,在根本點上應該放棄民主革命時期所確立的價值準則,在研究的具體細節上應該確立“同情地理解”的基本方法,重新評估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那些主要人物。不必再將他們一概“抹黑”,而是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實事求是地評價他們的貢獻與失誤。否則,一部中國近代史的主導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西太后、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陳獨秀、胡適等等,幾乎都是具有“反面臉譜”特征的人物,那么我們過去的100多年也實在太過于黑暗,而且這種狀況也并不合乎歷史的真實。
  “同情地理解”是中國歷史學的優良傳統,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在談到怎樣評價歷史人物時,就曾經說過要“知人論世”,即從歷史的觀點去評價人物。歷史上的所謂“正面人物”不必論,關鍵是怎樣去評價那些所謂的“反面人物”。
  所謂歷史上的“反面人物”,實際上是一個很難確定的概念,因為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歷史進程的發展,許多在過去被看作“反面人物”的歷史人物,卻不意成為“正面人物”;而許多一直被歌頌的“正面人物”,卻不意成為“反面人物”。這是因為歷史的發展促使人們在認識上的變化,人們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評價的結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像晚清長時期主導中國政治的西太后,由于多年來的“革命話語”占主導地位,因此她的形象總是負面的,她除了生活的奢靡、腐敗外,更是因為她對革命的仇視,對革命派、改良派的無情鎮壓,于是乎西太后的形象多年來總是不佳。然而當我們的“話語”系統發生轉變之后,即我們不再單純從“革命”的立場上去看西太后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在她實際主導中國政治的幾十年里,正是中國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化的時代,西方的器物、制度和觀念引進來了,中國開始步入艱難的現代化歷程。于是有學者開始重新研究西太后的政治態度,開始研究西太后統治中國時期的社會情況,發現“真實的”西太后并非如百年來“革命話語”所渲染的那樣極端丑陋,極端負面。
  “話語系統”的轉換導致人物評價的變化只是一種情況,而另外一種情況卻是我們應該承認“人無完人,金無赤足”。不論是歷史上的正面人物,抑或是反面人物,歷史既然給予他們存在的基礎與條件,他們總會有自己存在的一個合理的依據。如果站在“同情與理解”的立場上去“關照”這些人物,我們就不難發現這些“反面人物”在做那些“壞事”時也有著復雜的心理因素。像清末民初的強勢人物袁世凱,其一生中最遭世人詬病和不齒的是兩件事:一是“出賣”維新派,導致清廷對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的鎮壓,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一是“洪憲帝制自為”,鬧了一場帝制復辟的丑劇。關于前者,近年來已有學者從史料的角度論證并非袁世凱出賣了維新派,而是別有原因導致了清廷對維新派的鎮壓,我們姑且勿論。而關于后者,多年來我們只看到了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過程與結果,而相對忽略了袁世凱帝制自為的背景與原因。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并非使中國人突然變成民主共和政體下的“公民”,不僅各種復辟勢力蠢蠢欲動,而且就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實際情況看,人們更習慣于舊的政治秩序。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辛亥革命之后要求建立“強勢政府”的呼聲不絕于耳,國內的、國外的輿論在當時似乎都覺得中國在一夜之間走上共和可能過于草率,過于“激進”。于是出現帝制復辟的輿論,于是有袁世凱帝制自為的丑劇。當然不論出于何種背景與原因,袁世凱帝制自為都是一件不可原諒的錯誤。但是如果真切地理解這些背景與原因之后,我們是否能夠相信,袁世凱建立“強勢政府”以恢復秩序的努力有其歷史發展進程的必然性呢?
  總之,歷史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評價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但多年來的研究實踐使筆者覺得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作踐”我們的先人,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的歷史局限性,更要承認他們的歷史貢獻。如果我們只是繼承清末革命黨人對清廷主導者的仇恨與謾罵,只是相信民初反帝制宣傳對袁世凱的丑化與批判,一味地嘲笑那些所謂“歷史反面人物”的無知、丑陋與罪惡,那么我們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就很難有新的進步,重寫清代以來的歷史就根本不可能。
  善待先人,就是尊重自己本民族的歷史,就是要以寬容心去看待和評價那些為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過或大或小貢獻的一切人。他們在歷史上可能由于某種原因做過一些錯事,但只要他們是真誠地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在工作,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們的貢獻與地位,都不應該求全責備地將之化為反面人物的范疇。
  重寫中國近代史牽涉到的問題還有許多,尊重歷史、善待先人只是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北京行政學院學報》有意組織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的討論,衷心祝愿這個討論有助于中國近代史新體系的建立,衷心期待改良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的問世。
  收稿日期:2002-04-28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70~82K3中國近代史馬勇20022002馬勇(1956-),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碩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作者:北京行政學院學報70~82K3中國近代史馬勇20022002
2013-09-10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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