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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學”研究與“歷史敘述”的重構
“十七年文學”研究與“歷史敘述”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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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23X(2003)02-0056-08
  在已經過去五十多年的時間里,或隱或顯地,“十七年文學”始終都是“當下”人們 談說的一個資源。承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承認“重要的不是話語講 述的時代,而是講述話語的時代”的“知識考古學”法則(福柯),那么,通過考察,我 們會發現這五十多年來對“十七年文學”的談說,暗含著對這一段“歷史敘述”——“ 十七年文學史”的重構功能。這種“重構”,指向“十七年”“當下”,同時也指向“ 十七年”的“過去”與“將來”——它甚至超越著“當代文學”學科的范疇。正如此, 關于“十七年文學”談說的意義,被不斷地凸現出來。
  本文以下內容,將從“‘歷史敘述’的重構”角度對五十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 十七年文學”研究進行一次清理,看它究竟給我們提出了那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 50~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清理
  若從與“十七年文學”發生發展同時展開的“談說”算起,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 學”研究,大致經過了如下幾個階段——
  1949-1966年:這是關于“十七年文學”的“同步研究”時期。“研究”的聲音主要來 自以周揚等為代表的,有別于“文革”時期的文學激進派的左翼文藝工作者,他們大多 數身居文藝界要職,是當時文藝方針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和執行者,也是執政黨在文藝界 的“代言人”。他們對“十七年”“當下”文學的評說,目的是為建構共和國以來富于 “新質”的“社會主義文學”尋找立論依據。在他們,文學批評“并不是一種人格化、 個性化或‘科學化’的作品解讀,也主要不是一種鑒賞活動,而是一種體現政治意圖的 政治和藝術裁決”,“一方面,它用來支持、贊揚那些符合文學‘規范’的作家作品; 另一方面,則對不同程度地表現出離異、‘叛逆’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評 、批判”。[1](P75-76)這時期的“研究”,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担負著檢測當時國家 主流意識形態在文藝實踐中執行情況的使命,在當時比較重要的文藝批判運動中起著發 起與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6-1976年:最能體現這一時期研究論調的是“空白論”(注:“空白論”語出“文 革”時期的張春橋:“從《國際歌》到革命樣板戲,這中間一百多年是一個空白。”轉 引自《中國當代文學辭典》,王慶生主編,武漢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頁。)。大約是 從1966年開始,以周揚為首的文學左派,逐漸被以江青、姚文元等為代表的激進派所替 代。文藝界的形勢從此陡然逆轉。“文化大革命”從文學“開戒”,首當其沖的是對19 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文學”進行重估。在次年發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一文中,“十七年文學”被激進派扣上了“理論黑”、“作 品黑”、“隊伍黑”的帽子;他們斷言“文藝界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 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 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 ;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2](P632-633)激進派如此評說“十七年文學 ”,其實是為他們“開創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制造聲勢——后來“初瀾”在1974年的 《京劇革命十年》中干脆這樣概括道:“過去的十年,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創業期 ”。(注:見《紅旗》1974年第4期。)激進派強調“在文藝批評中,要加強戰斗性”, 文藝評論“要成為開展文藝斗爭的重要方法,也就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方法”[2]( P639),文藝評論直接參與了政治斗爭。在這種“政治文學”觀念下,“十七年文學” 被徹底拒之于他們的“無產階級文學史”視野之外,被簡單粗暴地予以否定。(注:《 紀要》幾乎否定了1949年以來比較有影響的文藝作品。洪子誠在《當代文學概說》中提 到“六十年代后期,一部流傳很廣、反映了江青等的觀點的《60部小說毒在哪里?》的 小冊子中,列入了包括《保衛延安》、《三里灣》、《山鄉巨變》、《紅日》、《青春 之歌》、《苦斗》等‘十七年’間幾乎全部的有影響的小說”。)
  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一時期對“十七年文學”的談說,一方面同步于當時政治上對 “文革”的批判與否定,另一方面,則是在當時還無從創建一種正常文學秩序的情況下 ,文藝界試圖通過“回歸‘十七年’”來恢復一種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為文學的發 展營造一種健康的環境。似有“權宜”之嫌,但在當時只能如此。80年代末《“柳青現 象”的啟示》一文對這一階段的“十七年文學”研究曾作過這樣的描述:“新時期文學 從無到有的第一步,是從‘回歸十七年’這個起點上跨出的。面對十年動亂后的滿目瘡 痍,‘十七年文學’被蒙上了一層淡金色,濾去了許多不盡人意之處,變得格外令人贊 嘆懷戀起來”,“肯定十七年,歌頌十七年”“體現了‘重評十七年’的價值取向”。 [3]“撥亂反正”成為了這一時期“十七年文學”研究的中心:把在“文革”期間被文 學激進派顛倒的“十七年文學”“顛倒”過來。對文學外部環境的關注使這一時期的“ 研究”還來不及“向內轉”,挺進到“十七年文學”的縱深處。
  但變化還是有的,那就是在進入80年代后,隨著思想啟蒙運動的進一步展開和對50-70 年代政治生活的深入反思,以及外來文化文學思潮的影響和現有文學觀念的調整變革, 一些研究者已開始反思和重審“十七年文學”,質疑在這一研究領域人們所持的價值尺 度與研究方法。如《歷史的沉思——建國三十年詩歌創作的回顧》一文在談到“十七年 ”時期詩歌創作中的存在問題時指出當代詩歌“在三十余年的發展道路上,‘配合任務 ’的詩風實際上從建國初期就開始了。那時人們對此引以為榮,絲毫沒有覺察它將破壞 詩歌藝術的發展”;[4]《對建國以來農村題材小說的再認識》一文則就“再認識”“ 再評價”的“方法與法則”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指出“我們對作品的認識如果圍繞著 農村政策的變化而變來變去,衡量作品的價值尺度就成了可長可短的橡皮尺,當代文學 史上農村題材的作品可能就沒有多少可以靠得住的了。更重要的是,作品的歷史真實性 與它所反映的那一段生活的歷史功過、政治是非并沒有必然和直接的聯系,不能用對某 一歷史階段的政治評價來直接判斷作品的歷史真實”;文章認為只有用恩格斯的“美學 觀點和歷史觀點”去取代“用政治來裁判作品”的批評法則,“再認識”才有意義。[5 ]1986年洪子誠《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藝術問題》一書的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比較全 面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研究“變化”的情況。
  8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研究引發于1988年《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的開辟。 “重寫文學史”并不狹義地針對“十七年文學”,但在“專欄”開辟近兩年的時間里, 圍繞“重寫”在《上海文論》發表的22篇文章中有12篇都是關于“十七年文學”的。這 些文章涉及到了“十七年”時期主要的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這一階段的研究,一方面 可以看作是80年代以來知識界思想啟蒙運動的深入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種回應,研 究者表現出一種鮮明的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取向。另一方面,亦可看作是80年代中期當 代文學“一體化”局面走向解體(洪子誠),文學在“失卻轟動效應以后”(王蒙)日益“ 邊緣化”的同時逐漸回歸自身情況下對“十七年文學”所作的一種“文學還原”式的審 美觀照。同時還跟這時期正在滋長的對“五四”以來的左翼——革命文學的情緒化“清 算”有關。——誠如此言:“……當代文學一旦有機會思考其自身存在的時候,尤其是 近年來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提出,文學研究的展開,文學就不僅僅擺脫了極左政治強加給 它的種種任務,而且開始重新檢視‘回歸十七年’這一度無可懷疑的目標。在這種情況 下,‘再評十七年’已不只是對文學史的重寫,而且也日益成為文學高度自覺的必要前 提和重要的組成部分”。[3]——亦如主持“專欄”的陳思和所言:“重寫”的目標之 一便是“要把文學史的評價標準逐漸移向文學審美領域”,“原則上是以審美標準來重 新評價過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種文學現象”,“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 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6]回眸當年的“重寫”“再評 ”,不諱言多少地存在“思想”大于“行動”,過于“樂觀”與“理想”的遺憾;且由 于受80年代以來知識界日益高漲的啟蒙思潮沖擊,“研究”難免“激進”與“偏頗”, 如過于強調“文學”與“審美”的因素而淡化甚至消解了復雜“史”中“文學”實際存 在的情形,使“重寫”真正操作起來不免“顧此失彼”——如十多年后一論者在談到80 年代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情形時所說:“80年代,文學史敘述的知識先鋒性逐漸被美學 的先鋒性所取代,難以抑制的歷史激情成為文學史寫作的重要發動機。于是,就有了一 個抑制泛濫的歷史激情,但同時保持內在激情的飽滿度之間的‘平衡’問題,一個處理 當代文學的‘歷史主義化’和‘非歷史主義化’中間取得協調的問題。”[7]——但盡 管如此,這一階段研究的意義還是深遠的,其“得”“失”對90年代以后的“十七年文 學”研究起著積極的影響作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研究中表現出不少“新的生 長點”,如研究者對研究規范建構的嘗試,“大文學史觀”的初步形成,多元價值尺規 的設置與多維研究視角的建構,等等。
      二 “體制化”文學觀與“知識學”立場的“重構”視角:90年代“十七年 文學”研究檢討(一)
  大而化之,進入90年代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都可以說是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 “余緒”的產物。不過走進具體語境后我們又會發現情況要復雜得多。因此當我們用“ ‘歷史敘述’的重構”來統括描述90年代以來的具體研究個案的同時,實際上已不可避 免地遮蔽著“重構”的復雜性。“‘歷史’的重建并非是各種復雜、矛盾因素的陳列” ,因此“在這一‘重建’中,如何確定‘選擇’與‘評價’的位置,來顯現敘述者在受 意識到歷史的拘囿和束縛時對于可能性的思考和爭取”。[8]這確實是我們在“描述” 或“統括”時不應忽視的一個問題。同時,“十七年文學”迄今亦不過50年的時間,對 許多曾經參與建構這一段文學的“當事人”來說,對這段文學的“事后”“描述”與理 解,不僅與其所操持的知識范式有關,還無疑地離不開其“個人的精神背景”。這樣, 考察90年代以來“‘十七年文學’研究與‘歷史敘述’的重構”,辨析在具體展開中“ 不同的立場、方法和各自的可能性,所能達到的境地,以及它們各自的限度”,[9]便 顯得很有必要。
  基于此,從這部分起筆者將對90年代以來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個案進行初步的清理 。
  首要提到的是洪子誠。要言之,標志“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建構意識覺醒并開始嘗 試的,是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期間。但若要往前沿溯,則應推洪子誠的《當代中國 文學中的藝術問題》。在受80年代啟蒙思潮影響,“十七年文學”——“當代文學”研 究紛紛致力于構建宏大“歷史敘事”的90年代,洪子誠選擇追求的是“反省”中的“創 造”,“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原來的敘述究竟存在什么問題”。他認為“這一研究思路的 確立,不但基于一般‘學術史’方法上的考慮,同時,最主要的還是由于‘當代文學’ 學科建設的復雜性”。“體制化”(或“一體化”)文學觀念的確立與“價值中立”的“ 知識學立場”的嘗試,是洪子誠對自己80年代以來研究趨于成熟之時對“十七年文學” ——“當代文學”觀念形態的一種本質化描述,同時也蘊涵著他對這一研究學術史與學 科史意義的深刻反省。這種文學觀念與研究方法,極大地改變著“十七年”——“當代 ”文學長期以來在“當下”政治時勢制動下被任意評說的狀況,賦予了其獨立的學術研 究品格。限于篇幅,本文對此不再另作展開,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參看他在90年代中 期以后撰發的《當代文學的“一體化”》,[10]《關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11] 《“當代文學”的概念》,[12]以及《當代文學概說·前言》(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北京大學,1999年出版)等系列論著。
  在洪子誠的“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值得關注或者說仍需澄析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評 析其研究中“價值中立”的“知識學立場”?這實質是隱涵兩個問題的一個問題,即文 學史研究中要不要價值判斷,“價值中立”本身是否包含價值判斷?要回答這兩個問題 ,首先必須弄清楚洪子誠提出“價值中立”的知識學立場的背景及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態 度。
  在1997年撰寫的一篇文章里,洪子誠在對從80年代到90年代知識界所堅信的“啟蒙” “理性”立場從“穩定”到“惶惑與恐慌”裂變的震撼回顧中,清醒地看到了“歷史” 并非是過去所理解那樣,有單一的主題。由此,洪子誠提出“批評‘立場’”的重建, 重要的途徑之一,便是“通過對歷史的回溯,對‘經典文本’的‘重讀’以及對‘自我 ’的反思來實現”,把對“歷史”進行清醒冷靜的梳理作為重建“批評‘立場’”的第 一步。(注:批評的“立場”斷想,學術思想評論:第2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9 月版。)1999年,《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出版)準備在大陸出版時 ,洪子誠曾增補該書的“序言”道:“我們所要質疑的‘當代文學’的敘述(文學史)和 ‘當代文學’的發生、建構其實是‘同步’的,且幾乎可以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在‘當 代文學史編纂’直接成為‘當代文學現象’的情況下,探索新的歷史敘述嘗試,原是離 不開對這種參與‘建構’的敘述的‘清理’的。”這“清理”,在洪子誠看來顯然應是 客觀公正的,唯其如此,方能真正察其得失,以利于“探索新的歷史敘述”。這在2001 年的《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一文中有很好的“說明”。該文在談到“過去的”“新 問題”即“當代人”如何處理“‘時間’距離過近”的“當代史”時指出:“對于親歷 的‘當代人’而言,歷史撰述還有另一層責任。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時間 ’的‘洗滌舊跡’的難以阻擋的運動中,使一些事情不致過快被沖刷掉,抵抗‘時間’ 造成的深刻隔膜”。
  洪子誠這種“慎重”的產生并不是憑空的。程光煒在《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中 去》一文中曾這樣談到不少“當代文學”的治學者長期以來在研究中難于回避的一種“ 矛盾與困惑”:“我們一方面試圖把文學史的寫作變成一種冷卻抒情的‘敘述’,并在 這一過程中盡量取客觀與超然的學術態度,同時又發現,當我們自己也變成敘述對象的 時候,絕對的‘冷靜’和‘客觀’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由此看來,并不是‘當代人’ 不能寫‘當代文學史’,而是當代人‘如何’寫曾經‘親歷過’的文學史。它更為深刻 地意味著,我們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這其中更具 本質意義的,我以為還在于“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價值觀”問題。
  因此,作為一種理想與目標,我認為不應排除洪子誠是在作為一種“策略”來提倡“ 價值中立”研究立場的可能性和意欲矯正我們五十多年來在“十七年文學”乃至“當代 文學”研究中出現“偏差”的企圖。他提醒我們面對這處于復雜多樣的“具體歷史語境 ”的“十七年文學”時,要“冷靜”“公正”,要努力通過對“事實”與“事實敘述” 的“清理”來表明我們的態度。“提倡”“中立”不等于要消滅我們的“態度”與“立 場”,放棄對歷史的責任。——即便是1997年第一次提出“重建”“批評‘立場’”嘗 試“價值中立”的“知識學方法”時,洪子誠仍認為“學術工作”中的“歷史責任”和 “人文關懷”應是“重建”的“起點”,盡管他同時也強調不應把這種作為“起點”的 “道德立場”“轉化為批評研究的理論框架”。這在他與李楊關于《當代文學史寫作及 其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的“補充說明”中可以找到注腳:“我 在《文學史》(即《中國當代文學史》,筆者注)中講到的對價值判斷的擱置與抑制,并 不是說歷史敘述可以完全離開價值尺度,而是針對那種‘將創作和文學問題從特定的歷 史情境中抽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做出臧否’的方式”。在談到為什么對 80年代以后文學的描述中這種“價值中立”的“知識學方法”沒有堅持下來時,洪子誠 說:“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對于啟蒙主義的‘信仰’和它在現實中的意義,我并不 愿輕易放棄;即使在啟蒙理性從為問題提供解答,到轉化為問題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 此”。
  因此,担心洪子誠在對“十七年文學”這一段“‘歷史敘述’的重構”中這種“價值 中立”的“知識學方法”會“滑退”到“乾嘉式的治學”是不必的。——事實上不少研 究者已感覺到了洪子誠此中“情感與理智的沖突”,并對他這種“知識學立場”下的“ 十七年文學”研究給予了“恰到好處”的理解與把握。(注:《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 發表的一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筆談》文章最有代表性:《讀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后 》(錢理群)、《尋找詮釋的“阿基米德點”》(陳美蘭),《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 中去》(程光煒)等頗能說明問題。另昌切發表于《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的《學術立 場還是啟蒙立場》、顏敏發表于《創作評譚》2000年第1期的《建構中的知識分子話語 空間》等文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或許,洪子誠的這種“沖突”,也是不少研究者在面對的。
      三 “啟蒙主義”的“重構”視角:90年代“十七年文學”研究檢討(二)
  這主要以陳思和與丁帆等為代表。
  早在80年代末,陳思和便提出以“三分天下”(即由原來單一的知識分子啟蒙文化分裂 的分別代表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現實戰斗精神傳統以及大眾民間文化形態) 的文化格局來重新審視“十七年文學”的視角,以改變長期以來“十七年文學”研究只 注意體現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學的單一文學觀念。(注:具體闡述可參見《中國 新文學整體觀》有關章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90年代以后,為把這種文學觀 念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研究,陳思和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概念,其中影響最大的是 “潛在寫作”。這一觀念的提出不僅“打撈”了一批長期以來被“主流文學”排擠“擱 置”在抽屜里或手抄流傳于民間的作家作品,也補充著洪子誠“體制化”文學觀念在敘 述“十七年文學”時可能的遺漏。從自己的話語體系出發,陳思和對“十七年”期間許 多作品如《李雙雙》等所作的“民間”解讀,讓人耳目一新。但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作者對“十七年”時期不少作家作品命運在文化層面所作的探析,如沈從文及其《 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等。(注:陳思和對以上有關作家作品的研究,除包含在《教 程》中的外,主要論文還有:《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文學 評論》1999年第6期)、《重新審視五十年代初中國文學的幾種傾向》(《山東社會科學 》2000年第2期)、《關于六十年代文學創作的重新思考》(《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5 期),以及《編寫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等。)這一 層面上的研究,鮮明地凸現著陳思和在“十七年文學”研究中的思想啟蒙立場,那種隱 藏于文化批判之中的社會批判與政治批判,對藝術理想主義的追求。
  對已有“觀念”與“框架”的有意識突破使陳思和的“重構”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 幾年針對“潛在寫作”、“民間”(系列概念)等觀念“商榷”甚至針鋒相對的文章一直 未曾間斷。這些概念的科學性如何?對其涵義的界定是否準確?把它們引入“十七年文學 ”(乃至整個當代文學)的研究是否可行?這樣做是否會反過來導致某些問題的模混不清? (比如認定“十七年”時期一些“日記”“書信”為“潛在寫作”,以及作為文學研究 對象的依據是否可行?)對寓含在這種“十七年文學”研究觀念與方法中的價值判斷,不 少論者亦提出質疑。如李楊從文學史寫作研究的角度出發,詰問陳思和“潛在寫作”與 “民間意識”理論的科學性與可行性,進而質疑其“認知方式”,認為:“不管是否形 成了自覺意識,作者在這里預置了一個潛在的模式,即‘非文學’——主流文學與真文 學——潛在·民間寫作的對立模式。這種對文學史的認知方式無疑仍是一種典型的‘二 元對立’的方式。”而這種“認知方式”,李楊認為,恰恰是陳思和在研究中“不斷批 判與解構的范疇”。(陳思和在《編寫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曾提到“我們過 去研究文學史的基本思路深受‘二元對立模式’的影響;我們這部文學史(即《中國當 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嘗試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溝通和消除二 元對立的簡單化思路”。)另外,李楊對陳思和主編的《教程》“對包括在50年代當代 文學史上發行量最大的長篇小說《紅巖》在內的許多曾經引起廣泛社會影響,參與塑造 了數代中國人靈魂的”一些“十七年”作品的“盲視”,也表示疑惑。[13]另一論者昌 切在《學術立場還是啟蒙立場》一文中對陳思和包括“十七年文學”研究在內的當代文 學研究中體現出來的啟蒙立場及由此衍生的價值判斷,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教程 》在“國家與民間,或顯在與潛在,共名與無名”中,“著者的價值天平始終是偏向后 者的,并以一種矛盾對立的法則對這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文學進行描述”。
  但這種啟蒙立場上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在90年代卻并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頗能說 明問題的是另一部比《教程》早半年出版的《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 (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下簡稱《失落》)(丁帆、王世誠著)。作者在“緒論” 中曾對該書的寫作動機與評說立場作過直接的明示。(注:“緒論”寫道:“作為描述 文學史的一種模式,我們在描述‘十七年文學’(1949~1966)時,盡量用中性的客觀敘 述,但這并非是抹煞論者的主觀意識,它必然帶有強烈的批判色彩。然而我們要聲明的 是,這種‘批判’的精神要素是指哲學內涵的批判,亦即是盡量排斥個人意氣和政治功 利性的庸俗批判方式的侵入,盡量進入歷史的原生狀態,進入作家創作的即時性的心理 (包括潛意識)層次之中……”)《失落》體現著論者追求“主體論批評”的一貫風格。( 注:丁帆在《我與批評》(《文論報》1986年3月1日)、《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治史方法 的對話》(《福建論壇》2001年第4期)、《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文學研究的價值立場》( 《粵海風》2001年第4期)等文中均表達過自己對“主體論批評”風格的追求,如在“價 值立場”一文中,面對“充滿‘價值判斷’”的二十世紀后半葉的中國,丁帆認為“純 粹乾嘉學派的治史方法,自然科學式的研究方式在梳理這段文學史的時候顯得力不從心 ”。他為此主張研究者“主體的介入意識”,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現代知識分子 和古代知識分子學術和學理的治學方法的根本區別”。)“從‘人的文學’預設出發” ,著者對“十七年文學”從創作主體(作家)→對象主體(藝術形象)→接受主體(讀者, 包括特殊“讀者”批評家)進行“價值重估”與“歷史重構”,揭示這一時期的政治文 化環境是如何壓抑扼殺著這系列“主體性”的。著者設想對這種壓抑機制(體制)的批判 “盡量排斥個人意氣和政治功利性的庸俗批判方式的侵入”,多一些“哲學內涵的批判 ”,但行文中那種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啟蒙姿態還是鮮明的,并潛隱著一種雙重的“ 二元對立”認知方式,即全書宏觀理念上的“主體性”/“非主體性”構架與“向建構 召喚的解構”的具體敘述方式。(注:所謂“向建構召喚的解構”,“即在對‘十七年 文學’進行辯證否定的同時,注意發掘其內在的反對因素”,通過對“‘人’與‘自我 ’的失落”的批判來“發現人建構人”,在“解構‘文學’”的同時“重建‘文學’” 。(見蔣小波:《解構“文學”,重建“文學”——評<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 的失落>》,《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
  在引進“潛在寫作”與“民間”等概念后,陳思和對“十七年文學”有無“主體性” 問題的態度還是比較慎重的。相比之下,《失落》的“姿態”則要顯得激進:“十七年 文學史是文學主體性意義上的非文學史。”
  “主體性”是80年代以來理論界一個“曖昧”的問題。90年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 大都強調“主體性”。但由于對這個概念涵義的理解不一而產生歧義。如與《失落》形 成“有趣”的“對倒”,李楊在《抗爭宿命之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認為 “十七年文學”的過程,是在時代、國家與民族語境中,在創作主體——對象主體—— 接受主體之間的互動中建構一種新“主體性”的過程。
  “啟蒙”的重構視角是對80年代文學史敘述方式的一種延續。其對“所確立的理論、 法則的絕對普遍性”的“過分信任”,對“對象的‘獨立存在’缺乏足夠的意識”(洪 子誠)最終可能導致的相應結果,我以為一是造成對對象的新的“遮蔽”與“盲視”, 二是把復雜的文學現象歸拢于某一預設的理論,導致新的誤讀。
  文學研究者當然不能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也應關注文學的“主體性”。但在強調 這一切之前,我們是否有必要對這“主體性”進行反思,考慮該把它提到怎樣適度的位 置?是否應該考慮是否“存在脫離一切壓抑和權力的全面解放的理想狀態”?
      四 “現代性”語境中的“重構”視角:90年代“十七年文學”研究檢討(三 )
  “十七年文學”有沒有“現代性”?這也是90年代以來在對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 研究的同時被不斷質疑的一個問題。而在承認“有”的前提下,由于對“現代性”所指 的理解不一闡釋各異。一篇談說“十七年文學”“現代性”的文章在對近年來“對‘十 七年文學’的現代性進行反思、重釋”中“最有代表性”的“唐小兵、黃子平、李楊、 洪子誠等”的觀點進行質疑的同時,借用詹姆遜的兩種現代性理論(即“審美的現代性 與世俗的現代性”)來觀照“十七年文學”,認為“‘十七年文學’具備著順應國家、 民族現代化大潮的世俗現代性,而其審美現代性則明顯不足”。[14]是否,且錄為一說 。
  這里想重點談的是黃子平和李楊。在《“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 版)中,黃子平顯然也關心50-70年代中國大陸的“革命歷史小說”講述什么,但在進行 “意識形態現代化”革命的這一“非常時期”,他更關注那些“革命歷史”是怎樣被講 述的,關注“文本秩序與社會秩序的建立、維護與顛覆”以及“文學形式與革命、政治 之間”是如何形成一種“互動關系”,“革命的現實發展”最終是如何“虐殺了”“革 命歷史小說”本身的。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提出的同時已暗含著把“十七 年文學”(包括“文革文學”)當作“‘異質’性的例外”,后者是對前者“現代化”進 程“斷裂”的情形是存在的,那么,作為“命題”提出的當事人之一,黃子平在十多年 后對“十七年”時期“革命歷史小說”話語方式的研究,是否也暗含著他對當年“命題 ”存在偏頗“修正”的可能?提出這個質疑的一個有力證據是80年代中期黃子平撰寫的 《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一文。(注:此文收入作者《沉思的老樹的精靈》 一書,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該文“想‘從內部’來把握社會生活的變化在藝術 形式中的折射”,“從‘結構-功能’方面來理解”當代短篇小說的發展。這種“結構- 功能”的“有意味”“形式主義”視角,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了“十七年文學”的“ 生產機制”與“意義結構”,看到了“時代”對“文學觀念”的“動搖”。顯然地,便 是在80年代參與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同時,對于“十七年文學”,黃子平 已欲找尋其中的“另類”思想,并從“形式”著眼解開這一段文學的“一捆矛盾”,重 構這一段“歷史敘述”的意識形態意義。這是“解構”式“重構”的一種“找尋”。當 然,解構這一時期的文學,跟解構自己的價值立場是兩碼事。——誠如作者言:“如果 歷史不僅僅意味著已經消逝了的‘過去’,也意味著經由講述而呈現眼前、仍然刺痛人 心的‘現在’,解讀便具有釋放我們對當前的關切、對未來的焦慮的功能。”[15]
  與黃子平重“結構—功能”的“現代性”研究相比,李楊的研究更趨近于新歷史主義 立場。他并不同意80年代以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堅持的那種“斷裂說”,即認為“ 十七年文學”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斷裂,(注:見《沒有“十七年文學” 與“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一文,《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但也不 同意雖持相反意見,卻簡單地用“‘非文學’——主流文學與真文學——潛在·民間寫 作的對立模式”來切割它的情形。李楊指出這兩種研究都是典型的“一元論”立場。歷 史的道德化與政治化在許多時候更能表達人們對歷史的一份態度,也似乎更容易為人們 所接受,但李楊指出這并不能真正替代科學冷靜的歷史研究,甚至容易造成對歷史復雜 性的“誤讀”(注:李楊2001年在《書屋》第9期發表《“學術”與“政治”的二元對立 及其理解“歷史”的方式》一文,對夏中義《九謁先哲書》從政治與道德的角度去評說 歷史與學術的價值立場提出質疑,同時對1980年以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辨析”的“ 以‘政治’作為‘他者’來確立”“學術獨立”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提出質疑,認為 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上的對“歷史”與“學術”的“價值重估”意義是十分有限的。) 。他由此在“原則、方法與可能性”一文中提出一種設想,即通過價值立場的重建與研 究方法的選擇來實現一種“純粹”的研究,抑制我們難免的政治激情與道德沖動。他極 力推崇新歷史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研究立場,理想在“十七年文 學”研究中植入這樣一種立場與方法,“致力還原歷史情境,通過‘文本的語境化’與 ‘語境的文本化’使得歷史的研究轉變為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平等對話”。如此“ 返回”“十七年文學”的歷史現場,李楊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了其中一些長期以來被“形 式”所“遮蔽”的“意識形態”意義。(注:已發表的文章主要有:《成長·政治·性 ——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黃河》2000年第2期) ,《家庭·身體與焦慮——作為<紅巖>主題結構的三種關系》(《黃河》2000年第3期) ,《<林海雪原>與傳統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4期)等。)《抗爭宿 命之路》沿依“敘事”“抒情”“象征”(話語類型)的思路把1942~1976年中國文學“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放置在20世紀中國現代化這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譜系學”分 析,探尋“十七年文學”“形式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Form)。李楊認為“‘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的發生發展與中國對西方的回應——反抗有關,文學從敘事到抒情再到 象征的變化,顯示了意識形態的深刻變革”;在“現代性”“敘事”的脈線上,“十七 年文學”實際上是一種繼續和發展,它是20世紀中國文學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最集中地體 現現代民族與國家主體性的一段文學;這“十七年”文學話語的不斷轉換,是政治權力 不斷運動交替的必然結果;“十七年文學”從“敘事”到“抒情”,其“形式的意識形 態”本身便是一個深刻的話題。(注:如李楊指出,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文學領 域“短暫的人性抬頭現象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共產黨放松了政治管制的結果,而恰 恰是因為共產黨的政治已運行到了它的抒情時期。既然人民已經找到了本質,敘事的使 命也就自然終結了”。)
  “回到歷史情境中去”關注和“清理”“十七年文學”“形式的意識形態”,揭開其 “話語模式”建構與轉換的歷史真相,而不是站在今天的價值立場上進行“判斷”,這 種“歷史敘述”的“重構”——如果這也算是一種“重構”的話,對“十七年文學”的 研究來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仍將有意義。
  當然李楊的研究也同樣存在一個被質疑的可能性: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更徹底”?洪 子誠曾經談到他在撰寫文學史著作中面臨的矛盾:“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擱置評價 ?或者說,這種‘價值中立’的‘讀入’歷史的方法,能否解決我們的全部問題?在這條 路上,我們能走多遠?”(注:見洪子誠與錢理群關于文學史撰寫的一次通信。轉引自《 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這確是一個問題。另外,有論者提出在解決中國文學的具體 問題時,對西方現代性、后現代性理論的“借用”,是否合適?“是否是一種‘東方主 義’的誤讀?”(見劉保昌《“十七年文學”的現代性問題》一文)
      五 “重構”與“預設”
  90年代尤其是近年來當代文學界對“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關注,顯然與當 代文學研究中“‘文學史意識’的覺醒”有關。[16]但又與90年代前期對50年來的“十 七年文學”研究所做的學術層面的反思分不開。“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在這一階段被明 確地賦予了嚴肅的學科史意義,甚至成了一些研究者探討“當代文學”這門學科是如何 構建起來的一個重要切入口。關于這一段文學作為“歷史敘述”(文學史)“重構”的研 究已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形成一種互動的關系。對此筆者另有專文探討,不再展開 。
  我在這里想提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五十多年尤其是90年代以來“十七年文學 ”研究的“史識”問題。如果說這個問題在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還不是很明顯的話,那 么在90年代以后則已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否“十七年文學”作為“文學史”的 研究至此已趨于成熟?抑或蘊藏著其它更深層的問題?我想這兩種情形都存在。但此中最 有意義的是由此引發的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秩序的重構與21世紀中國文學究竟應該具有 怎樣的品格的思考。
  “重構”與“預設”是五十多年來“十七年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功能。這一“功能 ”我們在上面清理這五十多年來的“研究”中已經有所指涉。但與前幾階段情形有所不 同的是,90年代尤其是近年來“十七年文學”研究“重構”與“預設”的背景要更為復 雜些。它隱含著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回到具體歷史情境中去”搜尋某些“歷史合理性 ”(這樣說并不狹義地意味著要對“十七年文學”進行肯定的價值判斷)來解疑我們“當 下”文壇的“疲軟”與“無序”,以及從在新的話語敘述中很可能被永遠湮沒的歷史記 憶中掘取某些可靠資源來滋養新世紀民族國家文學的動機。也潛隱著藉此修正我們偏頗 “歷史觀”的企圖。不論90年代的文壇如何“熱鬧”,但在這樣“一個以世俗化、日常 化、個人化占據較大份額的文學時代”,“沒有史詩”,“大眾消費文化的洶涌”,“ 以個人化排斥社會化,以世俗化排斥理想化,以后現代性排斥現代性等等”的情形,已 是不諱的心照不宣。[17]一篇篇措詞犀利的文章,如今甚至已不再能輕易平息抱怨“失 范”與缺乏清正之氣文壇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歷史的檢討來表達對現實的關 注,提供一種建構新文學秩序的參照中介,未嘗不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2001年8月31 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了一次“左翼文學與現代中國”的座談會,對包括“十七年文 學”在內的20世紀中國左翼——革命文學進行研討。其中不乏“矯枉過正”的激烈言辭 ,但我以為這并不是主要的。“對左翼文學及其左翼思潮的認識,實際上與人們對‘現 代中國’的歷史、現狀以至未來的認識、想象與選擇是有一種內在關聯的。”(注:《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1期“編后記”,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80年 代,“全然否定革命文學的必然性、合理性,宣稱革命文學缺乏現代性,因而它的存在 即使不是歷史的反動至少也是歷史的錯誤”;“或者認為中國文學的‘極左’傾向肇始 于左翼文學,清算中國文學的‘極左’傾向必須從左翼文學做起”。(注:孟繁華:《 左翼文學與當下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1期。王富仁在同期 的《關于左翼文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也表達出類似的觀點。)后來在“重寫文學史” 的呼聲中,“曾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結構中被置于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學”被“淡出 視野之外”,關于左翼文學的研究“幾乎成為空白”。[18]必須看到“激烈言辭”中隱 含的這種為左翼——革命文學曾經失落“打抱不平”的心態。當然其中更有價值還在于 對我們偏頗文學史觀的修正,對作為“歷史敘述”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在這些“熟視無 睹”問題上的重新審視,以及由此表露出來的對我們“當下”文壇的憂思。有論者提出 應“重新進行反思和批判”“文學和政治的密切關系”:“曾經我們的文學為了反抗( 某種特定的)政治,因此把文學理解為必須規避政治,為了某種具有挑戰性的‘純文學 ’從而走向引刀自宮的‘純文學’。‘為文藝正名’、‘文學回到自身’的結果,是文 學的‘凈身’”。[19]在談到“左翼文學資源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時,有論者認為“‘ 左翼’中的‘左’字,并不是‘左傾’或者激進之意,而是一種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的 市民意識,一種眼睛向下看、同情和支持弱勢群眾的精神”。[20]如此種種“說法”, 妥否,可討論,但“說法”中含藏的對我們“當下”文學中某些精神缺失的担憂,則并 不是毫無意義的。
  基于此,有些論者在“重構”包括“十七年文學”在內的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敘述 ”的同時試圖掘取左翼——革命文學“遺產”中某些可靠的資源來滋養新世紀的中國文 學,甚至藉此來表達對更宏大“問題”的關切。程光煒的一篇文章中在談到應如何對待 “革命文學遺產”時,認為“能否冷靜地認識50~70年代文學,不僅關系到如何看待中 國革命,也關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國現代化選擇的問題”;他反對“‘非歷史化’的文 化傾向”(即“用現代化追求的‘誤區’等流行意見來批評文學對革命道路的選擇”), 但也反對“作為對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強烈反彈”,“在‘懷舊’的心理中重溫歷史的激 情,甚至表現出對革命時代價值觀念的簡單認同”的傾向。[21]2001年春在華南師大舉 辦的“價值重建與21世紀文學”研討會中,有些論者把“啟蒙”、“激情”、“回歸浪 漫”作為21世紀文學的“精神指歸”,指出如何“回到民間,回到現實生活,回到我們 文化的母體,將是21世紀文學質量的關鍵”。[22]——“激情”、“浪漫”、“現實生 活”,這些都是20世紀左翼——革命文學曾經面對的。
  既如此,否認這些“預設”與90年代以來對包括“十七年文學”在內的左翼——革命 文學作為“歷史敘事”“重構”的關系,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收稿日期:2002-12-09
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海口56~6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曾令存20032003論文試圖從“歷史敘事”的重構角度對五十多年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 研究進行一次清理,檢討在“重構”這一段“歷史敘事”——作為文學史的“十七年文 學”研究——中所蘊含的“意識形態意義”,以及“重構”所指向的“十七年文學”的 “過去”與“未來”的意味。十七年文學/歷史敘事/重構/“一體化”/啟蒙/現代性/左翼文學/seventeen-yearliterature/historical narration/reconstruction/“unity”/enlightenment/modernity/the Left-wing literature“Seventeen-year Literature”Stud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ZENG Ling-cun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from the reconstruction angle of “historical narration”,the 50odd-year literature studies,esp.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studies since the 1990s,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impli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studies in the form ofliterature history.This paper also probes into the “past”and “future”implication of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directed by the “reconstruction”.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曾令存(1964- ),男,廣東梅縣人,嘉應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學碩士,現在北京大 學中文系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海口56~6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曾令存20032003論文試圖從“歷史敘事”的重構角度對五十多年特別是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 研究進行一次清理,檢討在“重構”這一段“歷史敘事”——作為文學史的“十七年文 學”研究——中所蘊含的“意識形態意義”,以及“重構”所指向的“十七年文學”的 “過去”與“未來”的意味。十七年文學/歷史敘事/重構/“一體化”/啟蒙/現代性/左翼文學/seventeen-yearliterature/historical narration/reconstruction/“unity”/enlightenment/modernity/the Left-wing literature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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