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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學科史意義
“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學科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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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文學”(包括“文革文學”)已日益成為學界關心的話題。有論者認為這是90年代以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文學史意識覺醒”的一個標志。(注:李楊:《“文學史意識”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江漢論壇》2002年第3期。)但事實上,90年代尤其是近幾年來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卷土重來”不過是個“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識形態意義”,才是評說之意義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話語的時代。”“評說的距離”(時間)將決定著“距離的評說”(結論)。許多曾經參與“十七年文學”“事件”構造的“當事人”,后來成了這段文學史的描述者。“當代人”如何寫“當代史”,這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一方面把文學史寫作變成一種冷卻抒情的‘敘述’,并在這一過程中盡量取客觀與超然的態度,同時又發現,當我們自己也變成敘述對象的時候,絕對的‘冷靜’和‘客觀’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由此看來,并不是‘當代人’不能寫‘當代文學史’,而是當代人‘如何’寫曾經‘親歷過’的文學史。它更為深刻地意味著,我們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注:程光煒:《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中去》,《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這其中更具本質意義的,我以為還是“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價值觀的問題。
  由于80年代對“十七年文學”的“重寫”變相成了經驗教訓的總結,先在的價值立場與難抑的激情評說消解著客觀冷靜的科學分析。經過80年代末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轉折,隨著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們愈來愈清楚地看到了80年代構筑起來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度與弱點”,即“過分信任所確立的理論、法則的絕對普遍性”,對“對象的‘獨立存在’缺乏足夠的意識”。(注:洪子誠:《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其結果,一是造成對對象的新的“遮蔽”與“盲視”,二是把復雜的文學現象歸拢于某一預設的概念理論,導致新的誤讀。1999年,《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出版)準備在大陸出版時,洪子誠在增補“序言”談到“當代人”如何面對、處理“‘時間’距離過近”的“當代史”時指出:“對于親歷的‘當代人’而言,歷史撰述還有另一層責任。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時間’的‘洗滌舊跡’的難以阻擋的運動中,使一些事情不致過快被沖刷掉,抵抗‘時間’造成的深刻隔膜”。(注:洪子誠:《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從這種意義上說,一些論者在“十七年文學”研究中提倡“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對“十七年文學”作為“文學事實”進行“知識學”的“考古”清理,并不是毫無意義的。
    (一)
  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已經融入了整個思想理論界的“宏大敘述”與“建構”之中(它是對20世紀中國“百年回眸”的其中一個切入視點),在參與“歷史建構”(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新審視與“整合”)、關注“當下”文壇的同時,又曲折地參與著對“未來”的“預設”(21世紀的中國文學究竟應該具有怎樣的品格)。這里,我更關注的是蘊含在這其中的“學科史”的意義,關注作為“當代文學”學科視野中的“十七年文學”研究。
  90年代后來一系列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著作文章,是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余緒”的產物。據初步統計,1996年以來,已出版的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著作有3部,(注:即《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丁帆、王世誠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陳順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回眸“十七年文學”》(岳凱華著,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論文不下30篇。若將包含“十七年文學”內容的多種現當代文學史(包括“通史”與“專題史”)計算在內,數量還要大些。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已終于影響到一些治當代文學者冷靜下來檢討“原來當代文學史寫作所確立的視角,所運用的概念和所持的文學評價標準等存在的缺陷,而尋找新的理論框架和敘述方式,對文學現象進行新的選擇和編纂,以達到對當代文學的新的觀照”。(注:《當代文學概說·序言》,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在這一階段被如此明確地賦予了嚴格的學科史意義,成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鏈條中的重要一環,而這種研究的“學科史意義”又緊密地與研究者所堅持的學術立場關聯著。把“十七年文學”的研究作為一個學術的話題來談說,強調研究中的“學術立場”與“學術視角”,也只有在這一階段才表現出一種自覺,并成為現實。
  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值得質疑的問題之一是:是否自“十七年文學”誕生以來,關于它的“談說”、對它的不斷“重構”也或隱或顯地充當著“時代的風雨表”而始終難以上升到嚴肅的學術層面?作為“當代文學”“事件”的“在場者”,“當我們也變成被敘述對象的時候,絕對的‘冷靜’和‘客觀’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這就使得包括“十七年文學”研究在內的當代文學研究要獲得具有一定“距離感”和科學性的學術品格,并不容易。這種從研究的“學科史”與“學術史”意義中衍生出來的歷史意識,也是90年代的研究者們所無法回避的“十七年文學”問題。2000年在武夷山召開過“中國當代文學史學觀念學術研討會”,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注:研討會有關內容可參看《中國當代文學史史學觀念學術研討會》一文,《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若作深入探究,我們把“十七年文學”究竟置于“文學史”的視野還是“文學史”的范疇進行考察,結論會不一樣。它實質上反映著研究者的史識。前幾年出版的幾種《20世紀中國文學史》,有對“十七年文學”只“概括”地一筆帶過的,但有的則有意識地將其納入文學史的整體進程,正視其存在,探討它究竟給文學史提出了些什么有“意義的問題”的。(注:前者如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后者如黃修己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這兩種不同的處置方式,實質是如何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定位“十七年文學”。另外,近年“十七年文學”研究中“潛在寫作”概念的提出及其爭議,對“十七年文學”“隱失的詩人和詩派”的描述,(注:前一種情況主要指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對“十七年文學”的描述視角,后一種情況主要指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對“一體化”的“十七年文學”的補充描述。)其實都暗含著研究者文學史觀的調整。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體現著“當代人”“重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
  對“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史識”問題,從“文革”時期以江青為代表的“激進派”提出“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史”是從他們開始之時便存在,只不過那是一種否定一切抹殺一切的“史識”。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歸‘十七年’”的呼聲中和80年代末“重評‘十七年’”的“重寫文學史”倡導中,我們見識到研究者的另一種“史識”。但由于受制于日益高漲的啟蒙情緒,研究者的這種“史識”始終都難以上升到嚴格的“學科史”與“學術史”層面。
  只有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轉折,只有在“學術”與“政治”被一些研究者有意識地相對淡化與疏離的90年代,“十七年文學”研究中的“史識”才終于與“當代文學”的學科意義關聯起來,使這一時期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因此獲得“當代文學”的學科史價值。
    (二)
  從學科構建的意義上說,“十七年文學”之于“當代文學”的意義在于,它是學科建構中無法繞開的一段歷史,是學科構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清理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個時期對“當代文學”的構造與描述,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每一個時期“當代文學”的構造者,首先都是從“十七年文學”里面去尋找“構造”“資源”,探掘其中一些能闡釋“當代文學”之所以是“當代文學”的特質的。這種現象并不難理解,因為這一時期的許多“當代文學”事件,直接影響到后來對“當代文學”的表述。在“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相對成熟的90年代后期,洪子誠曾在《“當代文學”的概念》(注:《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一文中提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即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上關于“當代文學”的特征、性質的描述的特殊話語方式,經過50-60年代的進一步“完善”,“習習相因,在30多年后仍為最新研究成果的當代文學史所繼續”。由此可見,“十七年”時期的“當代文學”“事件”是如何深遠地影響著“當代文學”“敘述”的。
  作為“文學事件”的“十七年文學”與作為“歷史敘述”(“文學史”)的“當代文學”之間的這種潛在關系,使得“十七年文學”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學批評意義外,還另有一層學科史的意義。人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與學科史的研究,除具有一般的學術研究屬性外,還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質素,力求客觀、冷靜、理性,用可靠的事實敘述去替代預設的理論論證。“回到歷史情境去”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即是提倡“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中去”,“清理”作為一種話語方式的“十七年文學”,究竟是怎樣構建起來的,當時的人們為何要用這種話語方式言說,它與這一時期的政治權力話語構成著一種怎樣的關系,這種言說方式是如何影響著后來文學的發展的,等等。當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進入“十七年文學”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便是在“自覺”靠拢作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切入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賦予了“十七年文學”研究以學科研究的品格。
    (三)
  “規范”的構建即是確立“十七年文學”研究的一種學科話語體系,建立“十七年文學”研究“自身的‘知識譜系’”,它具體包括文學理念的構造,價值立場的確立和研究方法的選擇等內容;這些內容構成一個自足的整體,具有相對的恒定性,內在互相關聯著。
  在一系列“研究‘規范’”已經相對建構起來的今天,我們不應該遺忘整體上“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建構曾經過的曲折。這“規范”建構的艱難,主要來自如下幾方面原因:一是長期以來關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受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太多,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的來自研究的“外部”力量的制約太大。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情況自不待言,即便是近幾年在“規范”的建構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研究中,我們仍可以感受到80年代某種意識形態對研究者思維方式(滲透在文學觀念、價值立場、研究方法等里面)的影響。陳思和主編的《教程》是這幾年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著作,但有些論者對他在《教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立場等的質疑,卻很值得我們深思。如昌切認為由于《教程》“偏重思想啟蒙,經常把完整的作品分割成互不相容、互相抵觸的兩個部分,分而論之,抬一面壓一面;也經常故意壓低一統文壇的顯在文學的調門,抬高受壓抑的,以及在當時基本或完全沒有發揮社會作用的潛在文學的聲音”。(注:昌切:《學術立場還是啟蒙立場》,《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李楊則認為《教程》“文學史的認知方式無疑仍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的方式。”(注: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這種明顯地傾向于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的價值立場以及似是而非的“回避”政治權力中心的“政治情結”,對把“十七年文學”作為一段“歷史敘述”的“重構”未嘗不是一種路徑,所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但對于力求科學學理化的“文學史”研究而言,其偏頗影響是必然的。“十七年文學”生成發展于高度政治化的環境里,其政治質素本身已構成對研究者的潛在制約,同時,由于上個世紀初開始形成的以“革命”為中心的政治生活,直到80年代以后才趨于淡化。所有這些,在為我們“重構”這一段“歷史敘述”提供著可塑的巨大空間的同時,亦對“十七年文學”研究形成無形的“場力”,制約著其“學科話語”的建構。
  建構困難的另一原因,則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曲折有關。目前比較認可的對“當代文學”的描述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把它確立于1949年到1978年期間,認為這段時間“在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學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對獨立的階段性”;(注: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一種權宜性的解釋是,這是‘左翼文學的工農兵文學形態’,在50年代‘建構起絕對支配地位’,到80年代‘這一地位受到挑戰而削弱的文學時期’”。(注: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出版。)但作為學科建設,近50年來它一直都在不斷地被“重構”。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學科,“當代文學”究竟具有什么特質,應該具有怎樣的學科品格,始終未達成共識,構造或重構者更多地是根據自己的理解,站在非學術的立場上進行描述。這在“周揚派”和“江青派”的“當代文學”觀念中,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經過從50~80年代“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關系的“顛來倒去”,(注:參看張頤武的《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轉型中》(《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和洪子誠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現代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等文章。)“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們才開始努力排除各種不利因素的干擾,在構建“當代文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形成自己的學科話語。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文學”學科話語的建構與“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的構建構成著互動關系,前者的“自覺”促動著后者的“尋找”與“建構”,后者又反過來推動前者。嚴格規范的學科建設的“遲到”,在一定程度上掣動著“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的建構。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知識能力”的貧乏。李楊認為“當代文學研究的結構失衡(主要是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研究的嚴重縮水”——筆者注),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另方面——或許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討論這種文學方式的知識能力”。(注: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這說法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謂“知識能力”,在這里首先當然是指研究專業方面的素養,但同時,還指從事專業研究方面的理念(研究的指導理論)與方法(研究的方式方法)。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90年代以來,在“十七年文學”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大都是根基于對“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已有“觀念”與“方法”的突破和超越,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洪子誠與陳思和,還有黃子平、李楊等。(注:洪子誠提出“一體化”文學觀念和嘗試“知識學立場”研究方法,可參考其《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關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從“啟蒙主義”立場出發,陳思和建構了以“潛在寫作”與“民間”系列概念為中心研究話語體系,極大地拓寬著“十七年文學”研究的空間。參看其《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編寫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等。黃子平和李楊主要是從“現代性”話語角度來反思“十七年文學”的。黃子平的思想可參看其《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和《“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楊的“十七年文學”研究立場與方法可參看其1993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抗爭宿命之路》及《成長·政治·性——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黃河》2000年第2期),《〈林海雪原〉與傳統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4期)。)在80年代中期“方法熱”之前,30多年的“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理論的“資源”獲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30年代開始介紹到中國后不斷“本土化”的俄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特別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杜波羅留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民主主義美學理論;二是40年代毛澤東《講話》中提出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戰時文藝批評法則。這兩個“資源”的一個共通點,便是講文藝的“外部規律”多,“內部規律”少,并逐漸演化成“庸俗社會學”的“政治——藝術”批評。這種批評與研究觀念的落后及方法的陳舊,桎梏著“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正常開展,更無從談起“研究規范”的建設。“既有的當代文學研究的概念和敘述方法,在未得到認真的‘清理’的情況下仍繼續使用,這導致對‘當代文學’有效闡釋的學科話語的建設,受到阻滯”。(注:見洪子誠、孟繁華:《期許與限度——關于“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的幾點說明》,《當代文學關鍵詞》(洪子誠、孟繁華主編,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學術研究廣州129~132J1文藝理論曾令存20032003十七年文學/學科史/文學史/當代文學曾令存,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北京,100871。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129~132J1文藝理論曾令存20032003十七年文學/學科史/文學史/當代文學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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