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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時期中國人口發展前瞻性研究
“十五”時期中國人口發展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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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口問題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由于中國人口數量龐大,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到現在,人口過多仍是中國的首要問題。正因為認識到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中國政府將關系到中華民族未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基本國策。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終于在世紀之交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
  然而,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并不意味著人口數量實現了零增長,更談不上適度的人口規模。我們只能說,多年來人口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在解決人口數量的問題上,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要實現在適度規模上的靜止人口狀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干預在中國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加之目前的生育政策與人們的生育意愿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別是相對落后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決定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是不穩定的,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誤以及外部環境的不利影響,都可能導致生育水平的反彈。
  未來幾十年,隨著知識經濟社會和信息化社會的到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后,人口素質不高的問題會凸顯在我們面前。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問題會更加突出,遷移人口數量會進一步增加,勞動就業壓力會進一步加大,出生人口性別比短期內難于平衡,等等。由于中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們將始終面臨沉重的人口壓力。
  “十五”時期是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事業新的歷史篇章,也是能否實現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中確立的目標的關鍵時期。值此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回顧“九五”人口發展歷程,展望“十五”人口變動態勢,對于把握人口變化規律,制定面向21世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正確處理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的關系,促進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十五”時期人口發展趨勢
  “十五”時期,預計中國的國際人口遷入和遷出數量不會大幅度上升,這部分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較小,對未來人口發展趨勢的影響可忽略不計。影響中國人口變動趨勢的主要因素為:生育水平、死亡水平和城鄉遷移。在這三個因素中,最容易確定的是死亡水平,而最難把握的是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數量。 中國人口的死亡率早在1965年后就降到了10‰以下,90年代保持在7‰左右,一直比較穩定,而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早在80年代初就達到了68歲,90年代初達到了70歲,目前大約為71歲,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水平。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參照模型生命表,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比較容易確定未來5年中國人口的死亡水平(見表1)。
  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從人口學的角度看,更替水平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轉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人口實現零增長最主要的前提條件。如果總和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無論如何人口將繼續增長;而如果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經過若干年份的調整后,人口慣性逐漸減弱,人口即可實現零增長或負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后中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來自人口慣性,而非高生育水平。相應地,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工作重心是如何穩定已經取得的低生育水平,直到人口增長的慣性消失,最后實現人口的零增長和負增長。在現行生育政策基礎上,考慮到各地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二孩的事實,加之其他一些調整因素的影響,我們確定了“十五”時期的生育水平變化趨勢(見表1)。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九五”時期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平均每年增加大約0.46%。國家計委等有關機構的研究成果認為,中國城鎮人口比例在2010年將達到40%,2020年將達到50%,而到21世紀中期,城鎮人口將超過60%。從中國人口城市化的發展歷史看,這種估計是比較恰當的。在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據和上述有關部門估計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十五”時期中國人口城鎮化會有所加快,城鎮人口比例平均每年增加大約0.5%。這意味著,在“十五”時期,從農村到城鎮的凈遷移人口平均每年為710萬左右(見表1)。
  在確定死亡水平、生育水平和城鄉遷移速度后,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十五”時期人口變化趨勢(見表1)。
  表1 “十五”時期中國人口變動趨勢
  附圖C51c01.JPG
  從表1我們看到,“十五”時期中國人口總數大約每年平均增加1 000萬左右,到2005年,人口總數大約為13.22億。勞動力人口數量繼續增加,每年平均增加1200萬左右。0~14歲的未成年人口每年平均下降480萬人左右,“十五”時期,這部分人口比例將下降2.8個百分點,總數會跌到3億以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每年平均增加300萬左右,比例穩步攀升。眾所周知,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不及生育下降的速度,負担人口總量和比例會有一個下降過程,從而形成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黃金時間。“十五”恰好是總負担系數快速下降的時期。從戰略的角度看,要特別重視負担系數下降的時期,因為這種年齡結構百年不遇。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問題。由于不同年齡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特征,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多方面的差異,因此,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必然會給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帶來重大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模式與標準進行適當的調整。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調整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而代價的大小則取決于調整時機的選擇是否正確或是否及時。“十五”時期,中國正處在這種調整的有利時機。
  二、“十五”時期人口問題前瞻
  “九五”時期,中國的人口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突出表現在生育水平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了10‰以下。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中國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過去人口與計劃生育的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把生育水平降下來。當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已經實現了為之奮斗多年的目標后,現在反倒不知所措,對下一步的工作如何開展不是很清楚。通過調查研究,我們發現,目前對于中國人口形勢的估計普遍樂觀,這并不是一個好的兆頭。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是中國未來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和首要問題。人口學與計劃生育的理論和中外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人口問題事關大局,任何小的失誤,都可能造成無可挽回的后果。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在人口問題上不允許有任何松懈和動搖,更不能有失誤。
  低生育水平只是控制人口數量的一個起點,并非最終的目的,何況中國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穩定。中國的人口轉變不是完全靠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的自然轉變,在低生育水平的背后仍然有強大的反彈勢能。回顧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的歷史,在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若干年后轉而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的現象并不罕見。因此,穩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人口與計劃生育的首要任務,也是最終實現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基礎。“十五”時期,許多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問題、獨生子女的婚配問題、移民問題、勞動力供給問題,以及由人口問題引發的家庭關系、代際關系、社會關系和社會心理等問題,都將陸續顯現出來。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的人口問題更加復雜化和多樣化。
  第一,人口數量問題仍是首要問題。盡管中國人口的生育率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由于人口再生產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中國人口數量仍然要繼續增長幾十年,總人口還要繼續增加。出生人口數量的多少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育齡婦女的數量和結構;二是育齡婦女生育水平的高低。與“九五”時期相比,“十五”時期這兩個因素都不利于人口數量的控制。首先我們看育齡婦女人口的數量和結構(見表2)。
  由于人口增長自身的慣性力量,中國育齡婦女人口數量在未來的十多年中還將繼續增長。“十五”時期,全國育齡婦女人口數量將增加1000萬以上,每年平均增加200多萬。從結構上看,“十五”時期,20~29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占全部育齡婦女中的比例將一直保持在25%以上,維持在1億左右的水平。而80年代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后出生的20~24歲的育齡婦女數量呈上升趨勢。在目前的3.5億育齡人口中,特別是其中1億左右20~29歲的育齡婦女中,無孩待生一孩和有一孩待生二孩的婦女絕大多數采取的是非絕育避孕措施。預計隨著計劃生育優質服務的避孕節育知情選擇的深入開展,采取絕育的育齡婦女比例會進一步地下降。而且“九五”時期由于少生和遲生導致生育率下降的背后也積聚了一股龐大的生育勢能,在龐大的育齡婦女人口中,蘊藏著巨大的“生”機。
 表2 “十五”時期中國育齡婦女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趨勢  億人年度   15~49歲   20~24歲   20~29歲2000    3.46     0.4610   1.02822001    3.48     0.4614   1.00202002    3.52     0.4718   0.98522003    3.54     0.4723   0.96072004    3.55     0.4713   0.94342005    3.58     0.4811   0.9400
  “十五”時期,由于人口結構的自然變化會使政策生育率有所波動。比較明顯的是,生育政策較為寬松的人口群體,如少數民族人口和可以生二孩地區的人口比例會有所上升,而這部分人口的增加會帶動整個政策生育率的提高。另外,中國目前尚無一部國家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律,而將很大的生育調節權力下放到了省級計劃生育地方條例中。從總體上看,除個別省份外(如廣東省),省級地方條例在過去和今后的修改中,明顯的傾向是放松,比如:在穩定現行生育政策的基礎上,多數省份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二孩。再比如,有些省份允許農村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即可生育二孩。事實上,可以生育二孩的其他條件也有所放松。這種小調整對整個人口增長不會有大的影響,但它顯示了一種寬和松的跡象。不要小看這一微小的變動,它意味著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將從目前的1.86左右逐漸上升到2005年前后的1.91左右。在一定程度上講,這種做法等于“開小口”。但這種“開小口”不是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動,相對容易把握,時間和空間分散,也有合適的理由和解釋。雖然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抵消一部分上漲力量,但這種微調恰逢大批獨生子女開始進入婚育高峰時期,在政策生育水平與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距的前提下,預計生育水平將有所回升。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問題迫在眉睫。在人口數量增長的勢頭基本得到控制后,提高人口素質已成為十分緊迫和重要的問題。中國最大、最豐富的資源是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不等于人力資本。沒有知識的人力資源不是優勢,而是負担。我們正面臨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挑戰,而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意味著我們將全面加入世界經濟的競爭舞臺。競爭靠的是實力,而實力來自于人口素質的提高。21世紀的競爭是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擁有科技和人才,才能擁有未來世界。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人口素質,包括人口文化素質和人口健康素質,將直接影響到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模式。世界經濟的增長已經由主要靠勞動和資本投入的外延粗放型變為綜合經濟效益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知識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2/3。也就是說,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作用。沒有人口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帶來知識的積累。同時,沒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人口,就不能將知識轉化為有效的生產力。依靠知識的經濟發展,不但能加快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知識水平的提高會使人類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能力把握未來的發展。從這一點看,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的高低是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和可持續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人口素質的狀況顯然不能適應國際經濟競爭的環境。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到1999年底,全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女性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為21.56%,而男性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為8.81%。農村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的比例更大,而且仍在不斷產生新的文盲人口。目前受過大專以上文化教育的人口不足3%,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只有6年左右。全國現有6000萬左右各類殘疾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左右。令人担憂的是,在全國每年出生的2000萬左右人口中,出生缺陷嬰兒總數高達80萬~120萬,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的5%左右。近年來,出生缺陷問題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并采取了一些干預措施,但收效不大。出生缺陷人口問題具有累加性,一旦出現出生缺陷,就難于康復與治愈,對人口質量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和周期性,是影響中國人口整體素質提高的巨大障礙。從降低出生缺陷的角度看,今后的計劃生育工作內容必須有所轉變,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必須加大提高人口素質的工作力度。
  第三,就業人口問題仍是高壓重負。從7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在控制出生人口數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人口再生產自身特點和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成功在短期內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中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十五”時期,勞動力人口數量將繼續增加,每年平均增加1200萬左右。
  按照勞動部門統計的數字,目前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600萬左右,失業率為3%左右。就業人口問題不僅體現在失業人口逐年增加的事實上,而且還體現在下崗人數的增加上。自1993年以來,下崗職工逐年增加:1993年,有大約300萬人下崗;可到了1995年就有大約564萬人下崗;1997年,下崗職工達到1200萬人。此后,下崗職工人數有所減少,其中有一部分得到妥善安置,但還有相當規模的下崗分流人員在等待就業機會。
  2000年,如果將上年結轉和當年新增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口、下崗分流人口、軍隊和機關精減分流人口加在一起,連同首次進入勞動力隊伍的人口,保守估計目前勞動力供給數量至少在2500萬人以上。這就意味著,“十五”時期一開始就面臨就業和再就業的嚴峻考驗。其實,在上面的勞動力供給人口中,我們還沒有計算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流動人口、事業單位的超編人員及大量有專長的退休人員的再就業人口。如果將這些勞動力人口都計算在內,“十五”時期的就業壓力不堪重負。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失業是經濟資源的極大浪費。如果不能就業,勞動力人口與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沒有區別,同樣是負担人口。我們正處在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人口年齡結構時期,即中間人口多,兩頭人口少。如果不在這一時期充分開發利用他們的價值,以勞動積累社會財富,那么,不僅會造成直接或隱含的巨大損失,而且會使未來負担極為沉重。中國若能為這近2億的勞動力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他們都會成為財富的創造者。假設每人創造1萬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就可增加2萬億元,在現有基礎上增長20%以上。失業問題若長期得不到根本解決,不僅影響到經濟發展,還將危及社會安全和政治穩定。如此說來,對這個問題,怎么重視都不過分。
  第四,人口老齡化問題必須未雨綢繆。如果說“九五”時期,我們是在空談人口老齡化問題,而“十五”時期中國是實實在在地步入了老年型人口國家的行列。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由于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因此,人口老齡化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是因為它將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帶來深遠的影響,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但是人口老齡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齡化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齡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從不同的階段來看。在中國進入高齡化社會之前,至少在“十五”時期,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但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從國際的經驗看,人口老齡化將帶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在人口老齡化高峰的至少前20~30年,必須建立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進行足夠的資金儲備,以應付人口老齡化的高峰給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的壓力。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口將在2030年前后陸續進入老年階段,屆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會突然加速而逐漸達到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我們的準備時間恰好有二三十年。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倘若我們錯過這個大好時機,沒有在城鄉建立起適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沒有必要的經濟儲備,那么,幾十年后,這一失誤會使中國陷入另一個困境。因此,改革或建立城鄉老年保障制度已經迫在眉睫,是亟待解決的重大的社會戰略問題。只有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齡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那么,我們才有可能將人口老齡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齡化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人口老齡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且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在制定21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應將人口老齡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齡化問題。
  第五,婚配人口性別比問題將初現端倪。以往的歷史事實表明,同年齡組性別比持續偏高不僅會帶來一些人口學后果,還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80年代以前,中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揭示出1981年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47之后,出生性別比的問題就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有關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研究,也成了國內外人口研究關注的一個課題。眾多研究成果說明,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這一現象已經持續了20多年。
  假設1980年以來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數和出生人口性別比是真實的話,那么1981~2000年20個年份出生的4億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10%以上,即男比女多2000萬以上。“十五”時期,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將陸續進入結婚生育年齡,他們不得不面對婚配人口性別比問題。
  第六,西部地區人口問題舉足輕重。從整體上看,“九五”時期中國人口已經完成了傳統意義上的人口轉變,進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時期,“十五”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穩定已經取得的低生育水平,而能否實現這一人口與計劃生育的戰略目標,關鍵在于西部地區能否真正實現現代人口轉變。從全國各地區來看,人口變化發展很不平衡,其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最快。2000年,西部地區12個省區中,一半以上省區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區的人口與計劃生育特征可以概括為,“四高四低”,即青少年人口比例相對較高、生育水平相對較高、貧困人口比例相對較高、少數民族人口比例相對較高;文化健康水平相對較低、城市人口比例相對較低、計劃生育工作水平相對較低、計劃生育服務基礎設施到位率相對較低。因此,未來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工作重心必須在穩定東部和中部形勢的同時,逐漸西移。
  第七,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引人注目。貧困是困擾中國的一個大問題。為解決貧困問題,中國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短短的20年時間里,我們解決了兩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范圍內都是了不起的奇跡。農村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1998年的420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4.6%。目前尚未解決溫飽的人口當中,一部分是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和社會保障對象,需要家庭供養和社會救濟。這類貧困人口和貧困現象,任何時候、任何社會都有,這些人的生活只能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逐步改善。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自然環境十分惡劣的地區,缺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有些需要搬遷移民,不可能在短期內全部解決溫飽問題。這兩部分人,有2000多萬,約占農村人口的2%。除了這些特殊的貧困人口,其余貧困人口將通過扶貧開發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
  “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宣稱,在2000年時,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對城鎮貧困問題卻只字未提。其主要原因是:(1)嚴格的戶籍制度,控制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總體來說,城市人口比例相對較小。(2)當時并沒有開始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問題,城市“低工資、高就業”的模式沒有實質性突破,勞動年齡人口的失業率比較低。(3)由于城鄉“剪刀差”和二元經濟體制的客觀存在,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社會福利,政府對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進行廣泛的補貼。作為特殊人口群體,城市人口在政府的保護下,貧困率很低。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中國的城鎮貧困人口問題出現了。主要原因是:(1)社會經濟體制轉型,效率逐漸取代公平而成為首要追求的目標;(2)國有企業改革,失業和下崗分流人數急劇上升;(3)社會風險增大,家庭開支項目增多。在這種背景下,“九五”時期,城市貧困人口問題被提到了議事日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城市人口貧富差距在不斷增大,城鎮中最低20%收入戶所占城鎮人口總收入的百分比,1990年為9%,1993年為6.3%,1998年為5.5%。最高20%收入戶所占城鎮人口總收入的百分比,1990年是38.1%,1993年是43.5%,1998年是52.3%。這就是說,由貧富分化所導致的“馬太效應”現象,越來越明顯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估計,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數量超過了1000萬。而世界銀行在世界發展報告中則指出:城市的貧困人口問題將成為21世紀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頭等大事。
  “十五”時期,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入,考慮到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新增就業人口的增加,預計城市人口就業壓力會進一步加劇,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可能進一步擴大。城市貧困人口的脫貧主要依靠就業崗位的解決,而在勞動力供給大量剩余的今天,這一任務十分艱巨。毫無疑問,城市貧困人口問題既不利于社會政治穩定,也不利于實現“三步走”戰略的目標。這就要求政府充分發揮宏觀調控能力,加強稅收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中的功能,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消極影響。
  第八,人口流動問題宜疏不宜堵。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及其戶籍制度的控制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流動人口一直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迅猛增加,目前已經突破1億大關。近年來,中國人口遷移與流動呈現出大規模的跨區域、長距離的特點,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浪潮。根據有關部門估計,未來5~10年中流動人口數量將以平均每年500萬的速度增長,2005年將達到1.3億,2010年接近1.6億。流動人口在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有問題而阻止和排斥流動人口。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證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要解決勞動力剩余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順應工業化的趨勢,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問題在于,我們如何變無序化的盲目流動為有序化的轉移,這涉及到人口、經濟和城鄉的發展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十五”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建議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和200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十五大精神為指導,深刻分析了在世紀之交中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提出了今后5~10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和指導方針。根據這兩次會議精神,建議“十五”時期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應把握好以下重點:
  第一,進一步明確人口與計劃生育在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在199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關于人口、資源和環境工作座談會上,中央領導同志指出,在人口、資源與環境三大問題中,人口問題是首要問題,計劃生育是中國社會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是重中之重。這一論斷準確地闡述了人口控制與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但就中國的國情而言,人口問題具有突出的重要意義。中國人口數量眾多、增長量大,給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口問題的解決。人口、資源和環境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工程。要使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共進,必須改變就人口論人口、就資源論資源、就環境論環境、就經濟論經濟的單一傾向。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建立起將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等多因素綜合治理的總體發展戰略。
  第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精神,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決定》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綱領性文件。由于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短期內國家的生育政策與個人和家庭所要求的生育水平之間的差距無法消除。盡管從統計數字上看,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在更替水平之下,但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是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取得的。由于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中國育齡婦女的低生育水平背后還有諸多不穩定的因素。因此,“十五”時期我們仍然要堅持現行的生育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避免政策變動帶來生育波動。
  第三,在穩定現行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積極探索未來生育政策的調整方案。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含義是多方面的:高的要降下來,適中的要鞏固,而過低的要調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齡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担過重等問題。因此,那種認為中國的人口生育率應該越低越好的認識是錯誤的。任何一項政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生育政策也一樣。由于人口再生產的特殊性,我們應該早研究、早準備、早行動,否則后患無窮。
  第四,應盡快建立國家人口問題協調委員會,綜合治理人口問題。體制和制度的變革,以及低生育帶來的后果,會使中國各種人口問題交織在一起。無論從歷史的經驗看,還是從目前的現實看,體制內的條塊分割和部門界線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對人口控制不利的因素也是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無法把握的,必須統一協調,綜合治理。1994年開羅人口與發展大會的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是一項涉及到多部門的綜合性業務,并非計劃生育部門一家所能為之。如果說過去把高生育水平降到低生育水平的任務可以主要由計劃生育部門來完成,那么如今的人口素質問題、人口老化問題、人口流動問題、人口就業問題、人口婚姻問題,等等,絕非是計劃生育部門能獨立解決的。因此,建議政府盡快建立國家人口問題協調委員會,逐步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宏觀調控體系,綜合治理人口問題。
  第五,盡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人們之所以想多生孩子或一定要生一個男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養兒防老、防虛。這一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在可預見的將來,農村養老問題仍將主要依靠家庭子女、配偶和親屬的個人轉移支付。低生育水平下的家庭規模在縮小、子女數量在減少,而人口老化速度在加快,需要供養的老年人口在不斷擴大。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們養老的后顧之憂,必須盡快建立健全有關社會保障制度。
  第六,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縮小地區差異。首先,中國目前大約有1/3的省份,占大約30%的人口生育水平已經相當低,人口增長勢頭基本得到了抑制,今后工作的重點是如何抓好計劃生育服務工作,靠優質的服務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已有的低生育水平;其次,有1/3的省份,占大約50%的人口生育水平較低,但不夠穩定,需要進一步的努力加以引導和約束;再次,有1/3的省份,占大約20%的人口生育水平還相對比較高,這是中國今后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要特別關注的地區。從穩定生育水平的角度看,中國今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仍將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其中的農村地區。在穩定落后地區生育水平的前提下,進一步扭轉這一地區計劃生育工作相對落后的局面具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們應該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將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納入西部區域發展戰略中,盡快縮小東西部差距。
  總之,中國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面向21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定》有關精神,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一定會實現新的飛躍,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中國人口科學》京1~8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于學軍20012001世紀之交,中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歷史性轉變,進入了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低生育水平只是控制人口數量的一個起點,而非我們的最終目的。“十五”時期,中國仍將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首要任務是穩定低生育水平。于學軍 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員。 作者:《中國人口科學》京1~8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于學軍20012001世紀之交,中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歷史性轉變,進入了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低生育水平只是控制人口數量的一個起點,而非我們的最終目的。“十五”時期,中國仍將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首要任務是穩定低生育水平。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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