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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運動悲劇命運探源
“大躍進”運動悲劇命運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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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952(2003)03-0048-06
  “大躍進”運動是黨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次悲劇性探索。這次探索從理性的認識出發,最終卻滑向非理性的歧途。其中的復雜原因和深刻教訓應當給予深入的探討和總結。
      一、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與“政治統帥經濟”
  1956年黨的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明確指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隨著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黨和國家的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生產力。順著這一思路,毛澤東在1957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會議上講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明確提出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遺憾的是,在隨后開展的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認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在完成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就把社會主義革命結束的時限大大推遲了。
  但到了1958年初,毛澤東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設上來。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明確提出:“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1]這里所謂“技術革命”,可以理解為經濟建設的同義語。工作著重點轉移思想的提出,說明反右派斗爭盡管促使毛澤東提出了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并未使毛澤東離開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建設的思想。毛澤東充滿激情地說:“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1](P,350)難道能說毛澤東的這一番話不是出于理性的認識嗎?
  那么主觀上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躍進”運動,后來為什么又走上了忽視乃至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非理性軌道了呢?
  從指導思想上找原因,“政治統帥經濟”或曰“政治掛帥”的思想在當時起了負面的作用。
  籠統地講“政治統帥經濟”或“政治掛帥”似乎并無不可。問題是在于這種提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著特定的內涵。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中提出:“從1958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面。當然是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2]這段文字清楚地闡釋了“政治統帥經濟”或曰“政治掛帥”的內涵。所謂“政治”概指“思想、政治革命”,它與“技術革命”即經濟建設的關系是統帥和士兵的關系、君與臣的關系。“政治掛帥”,也就是思想、政治革命掛帥,也就是階級斗爭掛帥,處在“君”的地位。中國有句古語叫“君為臣綱”,因此階級斗爭也就成了其臣屬——“技術革命”的綱。毛澤東后來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概源于此。
  由于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不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而是階級斗爭掛帥,“大躍進”運動不能不偏離理性的軌道。表現之一是過去搞大規模階級斗爭的方法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建設,在各個領域大搞群眾運動,尤其是發動全民大煉鋼鐵,場面極為壯觀,幾千萬人上山,土高爐遍地“開花”。表現之二是把經濟問題變為政治問題。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陳云的反冒進為右派所喜,為右派言論。認為冒進為左派所好,為革命精神;冒進是發動群眾的,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不依靠群眾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前者轟轟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費。由于把經濟建設方針的分歧上綱為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左派與右派的分歧,就使得主張反冒進者三緘其口,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穩步前進、搞好綜合平衡的思想受到排斥。表現之三是試圖以階級斗爭推動經濟建設。中共中央在“大躍進”的熱潮中做出了《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號召拔“白旗”,插紅旗,徹底批判一部分富裕農民殘存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試圖以此提高人們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進一步鼓足人們的革命干勁,從而帶來經濟建設的大躍進。
  由此可見,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的“政治掛帥”與工作著重點向經濟建設的轉移,在“大躍進”運動中同時并存,相互交織,又相互背離。這是導致“大躍進”運動走上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非理性軌道的根源。
      二、“以蘇為鑒”與回歸革命經驗
  “大躍進”的發動,從主觀上講是為了超越蘇聯模式,尋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對于這種愿望我們應當給予充分肯定。
  “一五”時期,黨在指導經濟建設方面缺乏經驗,較多地搬用了蘇聯“老大哥”的經驗。這不可避免會帶來一些問題。毛澤東對于照抄蘇聯模式很不滿意,1955年底他就率先提出要“以蘇為鑒”。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時期存在問題的揭露,使毛澤東進一步堅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1](P,23)從而正式向全黨提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全黨圍繞這一任務提出了大量的極其寶貴的卓見。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改革思路;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等等。應當說,這些探索成果已經在一些方面開始突破蘇聯模式。這在當時蘇聯模式影響極其深廣的年代,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
  1957年的反右斗爭并沒有使毛澤東放棄“以蘇為鑒”的思考。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3]不幸的是,此后的“以蘇為鑒”偏離了反右以前的軌道,逐漸與回歸中國革命的具體經驗聯系在一起。
  對于回歸革命經驗的原因,胡喬木曾有深刻的闡述。他認為:“比較切合實際的解釋是,中國以農村為基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原則和經驗,被認為是推動新社會發展的神圣而萬能的準則了。”[4]“黨的干部雖然在經濟建設中已經開始學習新的歷史條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則,但是傳統的原則究竟對他們還有強大的吸引力,或者更準確地說,還有難以擺脫的禁錮力。”[4](P,266)胡繩也與胡喬木有類似的看法。他指出:“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使指導中國革命勝利的那一套辦法有了無限崇高的威信,這就很容易造成在自己沒有新鮮的經驗,別國的經驗也不愿意照抄的情況下,回頭來從民主革命勝利的若干具體經驗中尋求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且用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抽象概念來解釋這種經驗。”[5]
  上述解釋講到的因素——自己沒有新經驗、不愿照抄別國經驗、舊有革命經驗的慣性作用——都是很有說服力的。但這些因素在反右之前業已存在,那時為什么不發生回歸革命經驗的問題呢?
  顯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這就是反右斗爭所引發的反對修正主義問題。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在下決心反右的同時明確提出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更危險。11月,他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我們需要同時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而在目前,反對修正主義的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務。”[6]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一方面更加自覺地維護斯大林的形象,尤其是維護“斯大林制度”,另一方面又對斯大林時期采取的某些旨在刺激個人生產積極性的做法以及赫魯曉夫實行的一些經濟改革措施持否定態度,認為這些做法和措施是搞物質刺激,獎金掛帥、利潤掛帥,是滋生修正主義的淵藪。“以蘇為鑒”,他迫切希望能找出一種不同于蘇聯的依靠群眾政治覺悟和革命熱情來發展經濟的新方法。而革命經驗正好滿足了毛澤東的愿望。
  上述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大躍進”運動成為中國革命經驗在建設年代的一次大規模重演。各方面工作都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在激勵機制方面突出“政治掛帥”,在分配形式方面倡導恢復供給制,在領導體制方面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多次深情地談到戰爭年代創造的這些經驗,他對革命經驗在建設時期的效用充滿信心,堅信回歸革命經驗將使中國經濟比蘇聯發展得更快更好。然而,事實證明革命經驗在“大躍進”中所起的作用有許多是是負面的。它所體現的不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而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和浪漫激情。它背離了蘇聯經驗中的專家治廠、經濟核算和科學管理等理性原則,代之以帶有濃厚非理性色彩的“命令經濟”做法,這不能不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罚。
  提出“以蘇為鑒”,旨在克服教條主義,使中國經濟發展少走彎路,而回歸中國革命經驗,則使經濟發展走了更大的彎路。一個原本極富有創造性的命題,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歷史和人們開了一個無情的玩笑。
      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與唯意志論
  “大躍進”既然要開創一條別人都沒有走過的新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就成為必須。沒有一種敢想敢說敢做的膽略和氣魄,沒有一種開拓進取的精神狀態,就不可能走出一條新道路,干出一番新事業。毛澤東作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深諳此理。因此,在“大躍進”的發動過程中,他反復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問題。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學習應和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建設路線不能迷信蘇聯,不破除迷信,要妨礙正確貫徹執行建設路線。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被大學問家、名人、權威所嚇倒。年輕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被某些東西所束縛;要從這種束手束腳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要發揮人的創造性。要割掉奴隸尾巴,反掉賈桂作風。要敢于標新立異。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不要迷信科學家。工業化并沒有什么神秘。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的規律。在5月18日和6月17日,毛澤東還先后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等批語。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和批語,當時曾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應當說,毛澤東的這些話基本上是正確甚至是精彩的,充分展現了他作為全黨領袖大膽探索、銳意開拓的宏大氣魄。其主導思想在于激發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熱情和意氣風發、勇于創新的精神。從當時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深切地感受到了勞動人民身上蘊藏著的無窮無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認為這是創出新路的寶貴資源。而開掘這種資源的方法就是“揭蓋子”,打掉自卑感,破除迷信,這樣就可以使人民群眾潛藏著的熱情和智慧爆發出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開辟貢獻力量。能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這種看法是非理性的嗎?
  然而,在“大躍進”運動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實際成果卻大多是荒謬的,非理性的。當時流行的口號是“破條件,創規律”,“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唯心主義的空氣籠罩了中國的上空,全國進入了狂想蠻干的年代。“農村為了放出高產‘衛星’”,大力推行完全違背客觀規律的密植與深耕。結果密不通氣的秧苗成批發病死亡,深翻出來的生土根本種不了莊稼。工廠里的“技術革新”也爆出了一個個類似于“永動機”式的發明創造大笑語。
  嚴酷的事實將“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倡導者置于極為尷尬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實踐中脫離了實事求是的軌道,演變成為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唯意志論。波瀾壯闊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得到了空前的展示;提前結束的三大改造更是顯示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巨大能量。革命在一定時期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飛速發展助長了對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過分崇信。在面對向自然界開戰這一新的任務時,人們很容易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有了革命熱情和英勇精神,經過幾年或者幾十年苦戰,搞幾次大的會戰,就能夠解決問題。
  實踐證明,這是一種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想法。事實上,搞經濟建設最重要的是認識、掌握、遵循和利用經濟規律。而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大批干部由于過去長期從事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往往不能充分認識這一點。他們對經濟規律既不重視也不感興趣,因而在領導經濟事務時常常感到不適應,受束縛,受壓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號一經提出,客觀上使得這些干部借機擺脫那些經濟規律、規章制度、條條框框的束縛,憑借主觀想像進行所謂“創造”。更有甚者,以長官意志對群眾進行瞎指揮,為了迎合上級急于創新的愿望,可以毫不顧忌地進行“造假”。畝產萬斤、幾萬斤乃至幾十萬斤之類的“神話”,就是這樣產生的。在當時的氛圍下,如果誰對這類荒唐行為提出質疑,就會被戴上“右傾保守”等的帽子。解放思想變成了胡思亂想,破除迷信變成了破除科學。“大躍進”的悲劇命運就這樣注定了。
      四、“趕超戰略”與“積極平衡論”
  “大躍進”是我們黨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趕超戰略”是基于對形勢正確考察的理性選擇。
  從國內情況看,一方面,革命的勝利使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揚眉吐氣,意氣風發。但另一方面,在經濟文化上“一窮二白”的嚴峻狀況實在不容樂觀。毛澤東坦言:“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7]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毛澤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1](P,350)
  從國際形勢看,政治上大有“東風壓倒西風”之勢,經濟上社會主義卻落后于資本主義。西方大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對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強大的壓力。在冷戰背景下,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政治孤立、軍事威脅和經濟制裁,處境極為不利。
  落后就要挨打,就會被開除“球籍”,這樣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促使我們黨努力尋找改變落后狀況的良策。這時,蘇聯的經驗給我們黨以啟發。回顧歷史,列寧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趕超”思想。他說:“要么是滅亡,要么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且超過發達國家。”“要么是滅亡,要么是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8]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將“趕超”思想付諸實踐,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集中全國的資源全力實現工業化,使蘇聯僅用十年多時間就進入了工業最發達國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
  前有列寧的教導,后有斯大林的示范,“趕超戰略”就成為我們黨的當然選擇。而中國革命勝利后對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巨大威力的崇信,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對于先進生產關系將帶動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心理預期,更使我們黨增強了實現“趕超戰略”的信心。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們黨選擇“趕超戰略”絕非一時沖動,恰恰相反,這一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理性的。但是,趕超戰略后來走向了極端,目標實現的時間一再提前,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標也越定越高,空想色彩越來越濃厚。毛澤東先是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提出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口號,不久就認為趕超美國只需要兩年到三年時間。八大二次會議確定1958年的鋼產量是710萬噸,而8月的北戴河會議則要求達到1070萬噸,比1957年翻了一番。為了完成高指標,北戴河會議后不久,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浪潮,據統計,參加大煉鋼鐵的人力超過了1億,也就是說,超過了全國總人口的1/6。一種理性的選擇最終被非理性的狂熱所吞噬。
  趕超戰略之所以會走向反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積極平衡論”的提出。
  由于趕超戰略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國家財力物力有限的條件下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就有必要在一個時期內集中力量發展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行業和關鍵部門,對它們實行傾斜政策。但是這種傾斜必須是適度的,以不破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為原則,否則就會給經濟建設帶來嚴重危害。遺憾的是,毛澤東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對八大確定的“綜合平衡”原則沒有重視。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就從哲學的角度指出:“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3](P,313-314)他主張要不斷打破平衡才能使經濟獲得更快發展。“大躍進”運動初起時,有些人就產生疑慮,担心國民經濟的平衡遭到破壞,會搞亂整個經濟秩序,毛澤東不贊成這種觀點,他在南寧會議上堅持認為,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過渡的,不平衡才是絕對的。如果一定要講平衡,那么這種平衡應該是革命的平衡,是積極的平衡,而不是消極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這就是后來被概括為“積極平衡論”的思想。據此,《人民日報》在2月28日發表社論,提倡積極平衡,提出積極平衡就是提高落后指標和定額向先進看齊,“時時刻刻向舊的事物沖擊,向舊的定額、舊的指標、舊的規章制度挑戰。”[9]社論實際上否定了“八大”提出的“綜合平衡論”,認為那是“庸俗的平衡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明確指出,平衡的破壞是躍進,平衡的破壞優于平衡,不平衡大傷腦筋是好事。
  “積極平衡論”過分強調了不平衡的作用,忽視了平衡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只強調平衡向不平衡的轉化,忽略了轉化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只強調轉化的主觀條件,忽略了轉化的客觀條件。對于社會經濟生活來說,忽略客觀條件的制約必然會導致致命的后果。“積極平衡論”一經提出,既為計劃工作處處留缺口,搞長線平衡,任意定高指標找到了理由;又為“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發展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再加上片面強調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結果造成了各生產部門比例嚴重失調。經濟比例失衡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又帶來了商品奇缺、市場全面緊張的惡果。在付出沉重的代價之后,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10]
  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巨大反差使“大躍進”運動成為一場深刻的歷史悲劇。悲劇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給人們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為正確的先導。正是在對“大躍進”的悲劇命運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中國現代化建設才有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輝煌成就。
  收稿日期:2002-10-28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48~52K4中國現代史李付安20032003“大躍進”運動因其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為一場深刻的歷史悲劇。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受到了“政治統帥經濟”的干擾,“以蘇為鑒”誤入回歸革命經驗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為唯意志論所扭曲,趕超戰略在積極平衡論的支配下走向極端,這些因素便是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大躍進”/階級斗爭/革命經驗/唯意志論/積極平衡李付安,1957年生,法學碩士,講師,暨南大學社科部,510632。 作者:當代中國史研究京48~52K4中國現代史李付安20032003“大躍進”運動因其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巨大反差而成為一場深刻的歷史悲劇。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受到了“政治統帥經濟”的干擾,“以蘇為鑒”誤入回歸革命經驗的歧途,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為唯意志論所扭曲,趕超戰略在積極平衡論的支配下走向極端,這些因素便是造成這場悲劇的根源。“大躍進”/階級斗爭/革命經驗/唯意志論/積極平衡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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