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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時期清華工宣隊諸問題述評
“文化大革命”時期清華工宣隊諸問題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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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1968年7月底進駐清華大學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的重大事件之一,并且標志著文革初期的重大轉折。本文結合清華工宣隊的個案情況,評述下列有關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背景
    1967年4月,清華大學文革群眾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兵團總部(團派)和四一四串聯會(四派),兩派圍繞著如何評價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暫時失落的廣大干部和如何從事文革運動等,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并于次年4月下旬開始了長達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員的大量傷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7月27日,毛澤東派出了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的、數萬名工人組成的宣傳隊進駐清華,旨在制止大武斗。事先并不知道毛澤東此決定的團派,拼命抵抗工宣隊的進駐,在十多個小時里,打死5名工人,打傷731名工人和解放軍官兵。這一事件直接震動了中共中央最高層。毛澤東于7月28日凌晨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批評了造反派激進學生的武斗及抵抗,從而一舉扭轉了高校文革群眾運動的方向。
    以“七·二七事件”為界線,表明了1968年文革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全國性的群眾武斗不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了毛澤東的意料,完全有可能從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險,已到了必須遏制和結束這種武斗的時候了。
    1968年元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又一次發表了在文革中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聲音的“兩報一刊”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提出“加強無產階級黨性,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能不能自覺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勢下愿不愿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標志”。次日,中央文革小組專門向全國發出學習此社論的通知。《文匯報》1月12日還發表了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歷數派性“十大罪狀”。《人民日報》1月16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為綱發動群眾圍剿派性》一文的編者按語。看來,1968年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力圖結束群眾派性以及群眾分裂的一年。
    因為,從1967年春開始,全國許多省、市、自治區群眾的派別大武斗此起彼伏,綿延不斷。所有這些武斗不僅給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巨大的損害,而且充分顯示出了文革群眾運動的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這些群眾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難以意料的群眾性“內戰”。1968年春夏,已到了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必須從文革全局來加以遏制和結束群眾大武斗的危機關頭。從同年7月3日毛澤東簽署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制止廣西壯族自治區武斗的布告,到7月24日還是毛澤東簽署批發的由上述四大部門關于制止陜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7月27日毛澤東以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武斗的實際行動(“七·二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中共中央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國群眾武斗迅猛發展的態勢,并且由此給文革群眾運動注入了某種致命性的因素。
    到了1968年春秋,文革群眾運動已是千瘡百孔、元氣殆盡,仿佛已走入了歷史的死胡同。因為,文革發動群眾運動所必然經歷或進行的武斗從根本上銷蝕了文革群眾運動的基礎,并使文革群眾運動走上了自我異化的不歸之路。雖然1968年文革的焦點依然是群眾性的問題,但是到了“七·二七事件”之后,群眾性問題從文革大局中漸漸淡出。進入1969年,在文革后來的八年里,文革群眾運動已不能與文革頭兩三年里相提并論。文革群眾運動在“七·二七事件”達到了頂點之際,也就是其走向全面衰敗之時。在此意義上,“七·二七事件”是文革群眾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因為,“七·二七事件”直接促使截至到1968年夏秋還依然存在和艱難發展的文革群眾組織的衰落或消解。文革群眾組織到了此時大有離心“無產階級司令部”之虞。由“七·二七事件”所引發的對群眾運動及群眾組織所謂“多中心論”的批判和整肅,是給文革群眾組織的致命一擊。到1968年底至1969年初,全國大多數地區和單位的群眾組織壽終正寢。
    這主要是因為工宣隊進入清華校內,向團派有關人員宣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時,團派有關人員拒絕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說:“我們不知道有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我們只聽蒯司令的!”這些人員懷疑毛澤東這一指示的可靠性,從他們內心來講,即使有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他們也不會心甘情愿地聽從。這種有悖于毛澤東個人崇高權威的所謂“多中心論”自然要受到否定和討伐。《人民日報》1968年8月5日發表的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兩周年的社論,道出了“多中心論”的實質及危險:
    以毛主席為首的、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全黨、全軍和廣大革命群眾的唯一領導的核心……所謂“多中心論”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下去,而不加以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至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
    對毛主席的每一個最新指示,都要堅決照辦,徹底執行。理解的執行,暫時的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過程中加深理解。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群眾,要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下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
    顯而易見,在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看來,文革群眾及組織與毛澤東的關系必須始終以毛澤東為中心。8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日報》的《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社論的編者按中強調:批判“多中心論”關系到“要不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
    《人民日報》的上述社論,不僅是對以團派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進群眾與毛澤東的互動關系的一個總結,還體現了毛澤東本人把這種互動關系加以轉化。而這種轉化恰恰來自上述群眾愈發不可收拾或難以駕馭的大武斗,這種轉化還使上述互動關系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幾乎是質的改變,即毛澤東已不相信他昔日所發動的并且所依靠的上述群眾,結束了那種由“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無序的運作模式。毛澤東不但給幾乎所有高校的文革群眾派出了直接領導者,而且至少還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眾當成了文革對象。這一點最主要地表現在毛澤東派出工宣隊接管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全國所有高校文革運動領導權的做法上。
    在向清華大學派出工宣隊的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中央決定對教育部實行軍事管制,成立軍事管制領導小組。進入8月以后,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加速進行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轉折,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8月5日,毛澤東把巴基斯坦朋友贈給他的芒果轉送給清華工宣隊,以示慰問。8月15日,毛澤東還接見了該工宣隊的代表。這些舉動給整個工宣隊以極大的鼓勵。8月25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該通知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已到。”(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161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決定向全國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領導全國教育界的文革。到8月底,北京的59所大專院校全部進駐了工宣隊。到1968年底,不僅全國大中城市的學校或教育部門,而且中國科學院、文化藝術單位或部門及出版社,甚至還有一些軍事院校,都進駐了工宣隊。
    1968年8月,毛澤東發出了“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指示,這意味著他把工人階級置于知識分子之上的領導階級,并且表明他把整個知識分子列入了文革的對象。這不僅直接由于“七·二七事件”給教育界的文革帶來了決定性的轉折,而且通過清華大學等高校的武斗,使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進造反派來“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務。根據清華大學這個典型,毛澤東指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163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1968年8月,毛澤東已使文革的對象不僅包括1949年前學成和1966年前學成的所謂舊知識分子以及所謂走資派,而且演變擴大為文革初期曾作為文革先鋒的紅衛兵學生及青年知識分子。
    根據清華“七·二七事件”的意義和影響,毛澤東指示姚文元寫出“宜有一篇指導當前政治的文章”;根據毛澤東的兩段重要指示,姚文元于8月22日給毛澤東送去了《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認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言說:“……不知能否作為社論或署名文章在《紅旗》用。”(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毛澤東對姚文元的文章做了三次認真細致的修改,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從此以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作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8月25日,《紅旗》雜志第2期(次日,《人民日報》轉載)發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作為文革的頭號筆桿子,姚文元對毛澤東的文革新戰略做了詳細的發揮和闡釋。
    姚文元先是做了一番警告: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首先要保證“毛主席的每一個指示,工人階級的最高戰斗指揮部的每一個號令,都能迅速暢通貫徹執行。必須反對‘多中心論即無中心論’、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破壞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反動傾向……我們國家中,不允許存在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相對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獨立王國’。”對此,姚文元還煞有介事地拿前北京市委的所謂“獨立王國”為教訓。毛澤東在審閱到此時加寫了下面這段話:“全國各地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里的公民們,也應當研究這個教訓。”(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不點名地以清華大學文革兩派的分裂及武斗為事例,總結道:“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163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言外之意。以青年激進學生為代表的一類知識分子已不能適應文革或者完成文革任務了。
    進而,針對一些抵觸工宣隊進駐高校的論調,姚文元進行了駁斥,指出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證”。姚文元厲言懼色而又不點名地對文革新形勢下的“蒯大富式的人物”大加斥責:“那種把工人當成‘自己’以外的異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階級的異己分子,工人階級就有理由專他的政。”(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163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緊接著,毛澤東加寫了下面這段話:“有些自己宣布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己。”(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姚文元的此文是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清華文革兩派對立和武斗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表態,是對“七·二七事件”所帶來的文革戰略轉折舉措的總結。此文已表明,“無產階級司令部”已不信任“蒯式人物”之類的“革命知識分子”了,這種人物曾幾何時因反對文革伊始的工作組而被提攜重用,而如今卻因反對工宣隊而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所惱怒和遺棄。
    姚文元的文章表達出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關于文革戰略新轉折的歷史性斷定:“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地方,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占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這段話同樣是毛澤東加寫進去的。姚文元只不過轉達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定:工人階級不但要到學校,而且要“到上層建筑各個領域中去”(注: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第164頁,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因而,在1968年年底,幾乎各界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為文革的對象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作用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仿佛被由毛澤東派出的工宣隊送上了“黃泉之路”。至少從形式上講,“井岡山兵團”的最后消解不是以清華兩派中的任何一派、任何勢力及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工宣隊來“操辦”(即執行)和完成的。工宣隊代表并體現了某種結束高校文革群眾組織的歷史命運的“必然性”。
    當時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在7月底8月初還被冠名為“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8月下旬后就改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后來,在人們的口頭和有關文獻中被簡稱為“工宣隊”。7月27日,這支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時擁有3萬多人,進入8月初之后迅速減至5147人。工人宣傳隊總指揮當時由8341部隊(即中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担任,另有其他八人担任副總指揮。1972年后成為清華大學第一、二號人物的遲群、謝靜宜當時只不過是工宣隊指揮部的成員。8月初,在這支工宣隊中,軍代表約有105人,他們主要來自8341部隊、北京衛戍區有關部隊和海軍有關部隊等。工宣隊指揮部下設五個組:政工組、秘書組、聯絡組、辦事組、接待組。工宣隊下轄八個團(直屬團、一至七團),分駐清華校本部、基礎課和十二個系。
    工宣隊的作用大致上有四點:一是迅速、有力地制止和結束了武斗;二是逐漸恢復并穩定了學校的相對正常的生活秩序;三是自1968年8月起以后的文革歲月里,充當了清華大學的領導力量;四是直接實行了對知識分子群體的領導、監督、改造和管理。
    工宣隊以慘重的犧牲制止了清華兩派的沖突,結束了長達一年零四個月的兩派對峙狀態,特別是結束了長達百日的兩派大武斗。無疑,沒有工宣隊的介入,清華兩派的沖突還會造成更多更大的傷亡。盡管清華兩派當時在大武斗中基本處地相持膠著狀態,但是如何打破僵局,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結束武斗,兩派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都不可能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更不用說付出行之有效的步驟了。僅僅通過清華兩派或是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收拾由百日大武斗造成的“爛攤子”,都無法使清華文革擺脫大武斗的魔影而走出大武斗的困境。
    這里,筆者個人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歷史反問和猜測:為什么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派出了工宣隊進駐清華,而不是根據當時比較流行的做法派出清一色的解放軍部隊對清華實行軍事管制呢?在我看來,派出以中共中央警衛部隊代表担任領導的工宣隊進駐清華的動因除了制止清華武斗之外還在于:一是突出工宣隊來自毛澤東決策的權威性;二是使工宣隊介入清華武斗之際,盡力避免直接的武力沖突和減小流血犧牲;三是通過清華這個“樣板”,給結束北京眾多高校乃至全國眾多高校此起彼伏的武斗以某種“宣示”;四是在首都地區,在清華大學這所中國高等學府地帶,派駐以工人群眾為骨干的工宣隊總比派駐解放軍部隊要更為穩健和合理;五是從后果來看,派駐工宣隊則直接就與高等院校日后的“教育革命”的開展和進行銜接起來。
    工宣隊當時的作用多少有些類似于文革中的解放軍的“三支”“兩軍”措施,它們都是由于文革所帶來的眾多單位和地區的混亂與動蕩,而由外部力量直接介入,多多少少緩解了不同群眾派別的沖突,制止了武斗。這種作用是一種由文革發展而來的迫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還是一種文革的矛盾和荒謬所固有的“悖論”?
    制止了清華兩派的武斗,工宣隊也就“終止”了兩派的“政治生命”,結束了清華文革以清華造反派群眾為主體的初期歷史。工宣隊掀開了清華文革史上新的一頁。在此意義上,工宣隊逐步結束了清華文革頭兩年那種動蕩、混亂的狀態,告別了那種血與火的武斗局面,開始恢復清華相對穩定和相對和平的秩序。恰恰是這一點,卻為清華的任何派別及任何人所不能做到的。顯而易見,工宣隊的力量來自毛澤東的決策,至少從形式上講,工宣隊不負毛澤東所賦予的使命,以一天多的時間和慘重的犧牲完成了清華文革的轉折。
    團派以武力抵抗工宣隊的進駐,在造成了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震怒的同時,也從根本上表明了:無論是團派,還是四派,推而廣之,包括全國文革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都已失去了它們存在的合理性和歷史性,都已到了非被淘汰出局不可的地步。文革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在文革大局中已漸漸失去其“主角”的地位和功能,而直接完成這種轉換的正是工宣隊本身。
    今天看來,工宣隊進駐清華,對于文革全局來說(當然對清華文革來說也是如此),是先有“事實”,后有漸現出其意義和影響的“經驗”,這一點在工宣隊7月27日進駐清華與毛澤東8月所頒布、采取的一系列文革舉措之間的互動中得以證明。實際上,在文革歷史中,特別是在文革初期歷史中,往往沒有什么“經驗”可循,也沒有什么“先例”可鑒。既然“事實”創造出“經驗”,并且總是先于“經驗”,那么對于文革廣大群眾或文革參與者而言,文革常常顯示出不可想象、令當事者們被動無為的狀態。至少從決定并實施派出工宣隊的時刻,上至毛澤東,下至廣大工宣隊隊員本人,更不用說高校的造反派群眾及其代表,都沒有想到工宣隊會給文革的進程帶來如此重大的作用,并給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
    工宣隊進駐清華后,在當時的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沒有建立并且在清華大學黨委會沒有重新建立之前,行使著清華大學領導權力機構的全部職能。而在工宣隊作為清華惟一領導權力機構的時期,幾乎是非清華人充當了清華的領導者。直至“四人幫”被粉碎之際,工宣隊都在清華占據主導地位。在許多年里,清華大學有關文件題頭和署名,都是以清華大學黨委會、革委會、工宣隊三者并列的形式出現的,工宣隊的作用和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無數事實證明,文革中的清華廣大教職工對工宣隊的感情、評價和態度意味著甚至直接等同于對文革的感情、評價和態度。
    工宣隊的任務、宗旨和目的在清華工宣隊一份紀念毛澤東1968年“七·二七”指示一周年的材料中又一次得到了說明,這份題為《高舉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偉大紅旗,為實現“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而斗爭》的文章強調:“實踐證明,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文化教育陣地領導權的斗爭,始終圍繞著爭奪知識分子群眾問題展開的一場尖銳、復雜、激烈的階級斗爭。在一定意義上講,工人階級占領文化教育陣地,就是占領廣大知識分子群眾。”因而,工人階級就要“以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徹底砸爛舊的教育制度,徹底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由此可見,工宣隊在徹底砸爛所謂舊清華這一點上與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激進群眾何其相似乃爾!工宣隊要徹底砸爛舊清華的理由是:“清華大學是美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九年(應為1911年——筆者注)用‘庚子賠款’籌建起來的,歷年在這里為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國民黨反動派培養了不少奴才、走卒和反動文人。解放后……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英美和蘇修一套大雜燴,學校里有‘這個系,那個系,就是和工農兵沒有關系’。課堂上,‘講這個定理,講那個定理,就是不講革命的道理。’”因此,“無產階級教育大革命首先是一場政治思想大革命,是一場最深刻、最廣泛觸及每個知識分子的方向、道路和世界觀的大革命”。工宣隊在許多場合反復強調,文革是不可能靠知識分子來進行到底的。在工宣隊看來,知識分子對于文革來說是一個“負數”!
      三、地位
    初看起來,毛澤東派出工宣隊與1966年6月初劉少奇等派出工作組有著驚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都是從上層、從外部來領導某一單位(或部門)的文革,都是力圖對文革的群眾運動加以有序而又有力的管理或制約。但是,二者卻有內容或本質上的差別。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黨的上級垂直領導的傳統,旨在把文革群眾運動納入黨所指定的軌道上來運行。毛澤東派出的工宣隊,既是他對難以駕馭并且很有可能勢大失控的群眾運動的無奈,又是他對他曾借此發動、依此成勢的文革群眾運動的某種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隊恰恰是文革進入了一個危機關頭、毛澤東本人所做出的一個重大轉折的決策,它直接影響乃至改變了文革初期的歷史進程。這一點既表明了毛澤東本人被動地應付群眾運動所造成的群眾武斗局勢,更表明毛澤東本人在他與文革群眾運動的互動關系中相對地受制于群眾。毛澤東派出工宣隊的做法直接動搖以致逐漸消蝕了作為文革初期主力或支柱的群眾運動及造反派的基礎,使得文革的中后期多多少少地游離了文革初期群眾運動主題或主線。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毛澤東派出工宣隊是對教育界等領域的文革群眾運動的某種“收場”。然而,相對于工作組在清華等高校只是呆了五十余天,工宣隊在包括清華在內的眾多高校里一待就是七八年。工宣隊的問題直至文革結束后才告結束,但它卻使得清華大學乃至整個教育領域大傷元氣。
    工宣隊的地位和權威直接來自于毛澤東本人。這種地位的確立,使工宣隊不同于文革中進行“軍事管制”的軍事組織,也不同于以知識分子為骨干的文教組織,而是由所謂來自非教育領域的人員所組成的管理教育的政治組織。這種權威的賦予,使文革中、后期的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教育領域的知識分子,面對的“頂頭上司”往往就是工宣隊的“領導”和“改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以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像工宣隊這樣一支直接從事“管理”知識分子和專門進行“改造”知識分子的社會集體,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工宣隊這種“專司”“管理”知識分子的特定職能集體,的確是文革的“獨創”之一。
    實際上,工宣隊的發展和演變證明它自身不是由普通工人組成的、以工人群眾為中堅的集體。從進入清華開始的3萬多工人隊伍,到一個月后迅速減至為上千人,再到1975年至1976年之際僅剩有70余人,工宣隊已演變為一個準官僚的(或曰準科層的:quasi-bureaucracy)職能機構。如前所述,清華工宣隊是由來自毛澤東身邊的中共中央警衛部隊的解放軍干部所領導,其組成人員大都來自一些工廠、機關和解放軍其他部隊的干部,他們担任了清華眾多部門的領導人或負責人,往往出現的是以工宣隊人員為清華各級權力機構的主要領導人,而由原清華干部担任副職或下屬人員的局面。這使自1968年夏末秋初至1976年底執掌清華大學領導權力的主要人物已不是清華大學自己培養和造就出來的干部。這一點也給清華整個文革注入了更為令人矚目關切的非清華特色和內涵,即促使清華文革的形勢和進程更加密切地與清華之外或清華之上的文革相攸關。1973年底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和1976年的批鄧運動,都證明了清華工宣隊在整個文革大局中的非凡地位和特殊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工宣隊是文革教育領域的一面棱鏡。透過它,既可折射出文革初期教育領域的群眾運動及造反派的變數、命運、走向和歸宿,又可凸現出文革中后期教育領域的諸多矛盾、分層、危機和整合。工宣隊作為中國社會的獨特的典型組織和典型個案,人們至今對它的研究遠遠不夠。
      四、評價
    毛澤東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又一次扭轉了清華文革的方向,再次使清華成為一個對全國文革發展具有示范性意義的事例。工宣隊進駐清華之后,清華大學作為中國現代社會的“細胞”——單位之一,其文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又一次超出其他所有單位而獨領“風騷”。
    文革時期,工宣隊進駐高等院校是被當成社會主義或者文革的“新生事物”之一而大加肯定和頌揚的。工宣隊成為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主要力量和重要組成部分。有了這樣一支領導隊伍,文革的“教育革命”不僅在范圍和程度上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教育變革,更主要的是它作為全社會性的一種強制運動,帶有濃厚的空想內涵和深重的偏執特色。
    工宣隊領導和實施的“教育革命”體制大致上開始于1970年。這一體制集中體現在工宣隊進駐清華兩年所總結、概括的《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斗》一文中。此文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并在《人民日報》《紅旗》等報刊上發表,可謂文革“教育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范文。
    工宣隊領導和實施的“教育革命”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的“左”傾教育政策的一個極端,也是極“左”教育政策的大暴露,它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所謂工人階級必須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學校一切工作的領導權,而在清華,這就意味著自詡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和“化身”的工宣隊是清華大學至高無上的領導者;二是對原有教師邊改造、邊使用,建立以工人、學員和原有教師“三結合”的教師隊伍;三是開門辦學,廠校掛鉤,校辦工廠,廠帶專業。所謂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實際上大大削弱了基礎教學,阻礙了科研,而一味片面從事生產;四是招收有一定社會經驗的工農兵人員為學員,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主課,使他們“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與工宣隊一起成為學校的主體,而廣大教師則動輒得咎,成為“教育革命”改造的對象;五是大破“買辦哲學、爬行主義”,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這種教材往往是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傳單式的東西;六是結合生產、科研任務,堅持群眾路線,實行新的教學方法,而這種方法往往不過是文革大批判的變種。
    “教育革命”是文革所進行的一場時間最久、范圍最廣和規模最大的烏托邦實踐,清華大學成為這一烏托邦實踐的主要基地。清華大學的“教育革命”證明:工宣隊所領導和實施的“教育革命”是一場反知識、反科學、反理性和反現代化的運動。它以打亂正常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秩序、整治知識分子、制造師生關系對立等為其主要內容,不僅使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長期的阻礙和破壞,而且給廣大知識分子造成沉重的身心摧殘和迫害。
    工宣隊進駐清華,當時主要面對的知識分子之一是60屆至65屆六屆大學生。工宣隊自1968年8月之后著手重新“整合”那些曾為清華文革初期主力的青年學生。工宣隊開始以舉辦多種學習班、學軍、學農、學工等方式來“再教育”和“改造”這些青年學生。昔日被視為文革“天兵天將”及“革命小將”的青年學生道出了此時的幾多心酸苦楚:“(我們)革命小將是認不完的罪,站不完的隊,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他們還用當時暢銷的自行車品牌來描述不同人的狀況和心緒:“軍代表是‘無敵’牌,工宣隊是‘鳳凰’牌,教師們是‘永久’牌,而我們是‘飛鴿’牌。”1968年底至1969年初,根據上級的指示,工宣隊使在校的60屆至63屆四屆學生一起“畢業”,分配工作(但仍有數百名學生因政治問題及文革中的表現問題被暫緩分配),致使清華在校學生一下子減少一大半,而暫時在校的64、65屆兩屆學生則以進農場、部隊、工廠等多種方式進行“鍛煉”和“改造”,最終于1970年夏季“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其中有數百名留校担任不同工作)。這樣,工宣隊逐年分批地把“留校停課搞文革數年”的上萬名大學生分配出清華。昔日一代教育體制的大學生生活宣告結束,占居清華知識分子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告別了他們自己曾叱咤風云甚至扭轉文革形勢的母校,真正成為接受工農兵群眾的“再教育”而“被改造”的對象。
    從1968年底開始,工宣隊在清華也開始了此時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一運動同樣在清華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當中形成了“人人排隊、層層摸底”的政治高壓局面。這一運動通過“清理”人們的出身、身份、立場和表現等等而力圖實現文革對全社會成員的高度“整治”。工宣隊在此時所實行的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帶來了多起個人自殺或自殺未遂事件。在清華整個文革時期所謂“非正常死亡”的48人案例中,幾乎有1/3是在工宣隊領導和實施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發生的。工宣隊把清華的這一運動“經驗”加以整理,炮制出《清華大學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報告》一文,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廣,把它作為當時北京所謂“六廠二校”的經驗之一,轉發全國,樹立為文革“斗、批、改”的一個典型。所謂“再教育”是指清華工宣隊對清華校內的數十名文革所打倒的上至國家主席下至若干省、市、區領導人和解放軍有關高級將領的子女而采取的措施,工宣隊迫使這些子女中的許多人與其父母親“劃清”界線、“皈依”文革,即所謂走上自我革命的道路。“給出路”是指對以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等教授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人物實行批判和“養起來”的政策,以致使那些過去學術上有造詣、有成就的老知識分子們在深受壓力和改造的同時,感到有“出路”。清華工宣隊所炮制出的這兩條“經驗”,尤其是后一條,在當時為其他高校工宣隊所紛紛仿效。一時間,清華工宣隊成為全國不同類型學校形形色色的工宣隊中的“排頭兵”。
    1969年5月至10月,清華工宣隊先后組織了5批2821名清華教職工開赴江西南昌市南昌縣鯉魚洲,工宣隊在那里開辦了一所“清華大學試驗農場”。該地區是血吸蟲病的重災區。由于水田勞動和防洪,教職員工染上血吸蟲病當年確診者就有747人,懷疑待查者達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以后多年,直至1997年,清華大學醫療保健部門還要對昔日的吸血蟲病患者進行復查和不斷的治療。“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分子的懲罚。只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貼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種奴化式的改造”(注: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第6~7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70年代初,工宣隊主要利用“兩個估計”的政策來對待廣大知識分子及教師。“兩個估計”出籠于1971年8月批發全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所指:一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是教師隊伍包括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據這種“兩個估計”,工宣隊始終對廣大知識分子及教師采取不信任的態度,始終以主宰者的身份凌駕于廣大知識分子及教師的頭上。清華廣大教師與這臭名昭著的“兩個估計”進行了多方面的、長期的斗爭。這一斗爭不僅是廣大教師與工宣隊之間的對立,也是廣大教師對整個文革的一種抵觸。遭受歧視的廣大教師把“兩個估計”稱之為工宣隊強加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的精神“緊箍咒”,稱之為文革壓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政治大山”。“兩個估計”是工宣隊整治、迫害廣大知識分子的一條大棒,它集中體現了包括工宣隊在內的極“左”勢力和極“左”思潮對廣大知識分子的仇視甚至恐懼的心理。
    從進駐清華起至1976年10月,工宣隊幾乎是每逢較大的政治運動及政治斗爭,就必須提起和強化對知識分子的一系列改造。從這一時期取代了原來清華校刊《新清華》而改為《清華戰報》上面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宣隊與廣大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甚至沖突是何等的深刻、尖銳和難以化解。曾幾何時,在工宣隊看來,知識分子是不應該有什么好日子過的。一位工宣隊頭目在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什么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那么什么時候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后來,這一講話發表時被改成了“廣大知識分子……什么時候思想平靜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檢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頭路了”(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載《清華戰報》1973年11月8日第77期。),這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隊乃至文革以廣大知識分子為“敵”的心態。
    到了文革后期,清華工宣隊也不是鐵板一塊。來自不同部門和單位甚至來自不同職業的工宣隊某些成員由于已有的權力和利益不同而逐漸產生隔閡與分化。工宣隊負責人柳一安、惠憲鈞和呂方正對1973年就成為清華工宣隊頭號人物兼清華“第一把手”遲群的驕橫跋扈作風和惡劣品質日益不滿,他們遂決定寫信給毛澤東反映清華問題以及遲群這位“通天人物”的錯誤。他們聯合在文革前担任清華黨委副書記而文革時期是工宣隊最早推出的所謂“被解放了的干部代表”劉冰(依然担任原職),經過多次修改、討論,兩次聯名寫信經鄧小平轉交毛澤東,力圖把遲群從清華“搬掉”。由上述四人寫信給毛澤東而引起的毛澤東錯誤地批評了鄧小平及寫信者,并最終帶來了全國性的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不過,文革這場最后運動恰恰表明了文革已進入了窮途末路。然而,有一點必須指出,工宣隊內部領導成員(當時也是清華領導成員)的分化和分裂是導致工宣隊走向衰落直至文革瀕于破產的一個值得切實注意和深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80~88K4中國現代史唐少杰20052005縣政府下設區級組織——區署,是民國時期出現的一個重要行政機關,由于各地傳統和社會千差萬別,縣以下區級機構的設立各有殊異。四川于1935年2月成立新的省政府,從形式上消除防區制,以后隨著中央勢力的滲入而逐步納入國民政府“統一行政”改革范圍之內,其中縣以下區署建制的推行較為到位,該機構增設后在地方行政擴權進程中發揮了有效協辦作用,成為國統區基層政治“官僚化”標志之一。進步運動,是美國進入工業時代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廣泛及社會各階層和各個領域的 改革運動,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發生在經濟繁榮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運動 。張東生/何華峰許平/胡修雷
    本文譯者許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修雷,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郵編:100871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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