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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化”筆談
“新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化”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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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國家經濟發展的形勢和語言文字工作的任務
    (許嘉璐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教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十四大之后,我國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經濟發展的內涵看,越來越依靠科學技術和勞動者的素質,產業正由勞動密集型向科學技術智力型轉化。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看,高新技術和信息將成為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這在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尤為明顯。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社會生活向語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普通話的推廣。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與活躍,越來越需要一種“通用語”,即普通話。學習和推廣普通話,不但是方言區的需要,也是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隨著對外交流的擴大,也需要推廣普通話,用普通話進行對外漢語教學。
  2.文字使用的規范化。當前在文字的使用上存在著嚴重的混亂現象。文字使用的規范化關系到國家的形象,我國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大國,文字使用的混亂現象影響了國家的國際形象,也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文字不規范對教育也有不利的影響,不規范文字對兒童所造成的影響,是將來老師費很大力量也難扭轉過來的。現在文字使用不規范,已經開始制約計算機技術的普及。
  3.漢字識字教學有待于突破。漢字有自己的優越性,信息量豐富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不主張廢除漢字。但漢字確實有難識難記的問題,形、音、義都得一個一個地記,這確實很難,在教學上的不得法也增加了它的難度。實際上漢字教學法上的改革是有潛力可挖的。如國家教委和語委聯合進行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實驗效果很好,有利于兒童的智力盡早開發,節約勞動力培養時間。所以漢字識字教學問題,應當引起語言文字工作者的關注。
  4.計算機用漢字漢語的研究。隨著世界范圍內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計算機的普及,計算機技術由數據處理向信息處理、知識處理型發展,對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挑戰。計算機用漢字、漢語研究的主要內容有:輸入碼的優化和統一;字形;字庫,詞庫;詞的劃分;詞義分析;句子的劃分;歧義句的分辨;句型的統計和分析等。
  目前,語言文字研究工作存在著一些困難。一個困難就是社會對語言文字研究工作重視不夠。只注意證券、搞項目、搞開發區,忽視語言文字工作,語言文字工作者“坐冷板凳”。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但在一段時期內還會延續下去。改變這種現狀,有待各級領導和群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對科學技術文化的進一步理解。
  另一個困難就是語言文字工作者對計算機的生疏和冷漠。我們過去對漢語、漢字的研究著眼點是學生,是面向人的,也有許多研究成果,但計算機不能用、面向計算機的語言學、文字學研究很不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搞慣了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的分析研究,而計算機需要的是定量的分析。如果我們的語言文字工作者向計算機靠拢一下,尤其是年輕同志,恐怕會開出一條新路來。
  現在,我們面前有兩項重要任務,一個是宣傳、一個是研究。首先我們要宣傳,宣傳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宣傳信息社會對語言文字的要求。要向全社會宣傳,重點是向各級領導宣傳,領導是關鍵。在這方面國家語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廣大的語言文字工作者也有責任造輿論。第二要加緊研究,即使在困難的條件下,也要加強研究。在繼續注意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應當注意應用的研究,特別是加強面向計算機技術的語言文字學的研究。
  語言文字工作盡管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從前景看還是樂觀的。我們的語言學界和文字學界只有在漢字、漢語教學方面,在計算機應用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才能使語言文字工作在高速發展的經濟生活中充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繼承吳老遺志,加強語言文字研究工作
    (胡明揚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語言文字研究所顧問)
  吳玉章校長吳老不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而且也是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倡導人。他始終關心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進展,并且總是站在語言文字工作的最前沿,不斷根據新的形勢提出新的任務,指導語言文字工作的健康發展。在50年代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化學術會議開過以后,吳老就在思考新的任務。當時他考慮在大規模開展語言文字工作的同時必須加強研究工作。這樣,根據吳老的倡議,人民大學在60年代初先后建立了語文系和語言文字研究所。吳老的目的是要培養一批在傳統語言學和現代語言學兩方面都有扎實基礎、而又熱心語言文字工作的接班人,和建立一個語言文字研究中心。吳老認為語言文字工作的大方向雖然已經定了,但是還有不少具體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必須深入研究,反復實踐才有可能得到解決。吳老的這種見解是有遠見的。
  90年代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但是語言文字工作的大方向沒有變,只是內容更豐富了。我們認為當前的語言文字工作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推廣普通話,二是語言文字規范化,三是中文信息處理現代化。這三方面的任務都是很艱巨的,而且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不搞研究,這三方面的任務都是很難完成的。
  推廣普通話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比較順利,成績也很顯著。可是十年動亂后方言回潮,推廣普通話的工作遇到了過去沒有的來自各方面的阻力,可以說至今都還沒有緩過氣來,怨天尤人,無所事事,那不是正確的辦法。要好好研究為什么出現方言回潮的現象?為什么會出現各種阻力?找出原因,采取適當的措施去加以解決。
  語言文字規范化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近年來有較大的反復,甚至使國內外懷疑是否要改變既定的方針。現在語言文字的混亂現象早已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錯別字滿街,繁體字回潮,到處濫用洋文,還有人揚言要“扭斷語法的脖子”,文章寫得越是不通,越讓人看不懂,就越有人叫好。面對這種混亂局面,我們還是要好好研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原因何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社會原因,有心理原因,有認識方面的原因,也有我們自己工作方面的原因。必須正視現實,加強分析研究,制定對策改進工作。
  中文信息處理現代化是80年代提出來的新任務,是我國整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的一環。中文信息處理現代化的內容極其豐富,涉及到語言文字研究的很多領域。當前首先要解決的迫切問題仍然是漢字輸入這個瓶頸問題。很多人認為這個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事實上還遠遠沒有解決,因為即使解決了重碼問題,最理想的輸入方案和直接輸入相比還是“多此一舉”,更何況還要“死記硬背”。最好的辦法是把漢字輸入問題和拼音文字問題結合起來研究,在六千多個常用字的范圍內,這個問題是有可能解決的。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還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數據庫工作、機器翻譯、自然語言處理等方面的工作就需要在語言理論和語匯、語法等方面進行大量的深入研究。這是一個嶄新的領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就看有識之士去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了。
    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
    (胡瑞昌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教授)
  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又標志著一個國家社會文明、經濟發展的程度。中國是有著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方面,還有很多任務有待完成。這些任務如果完成得不好,將會給社會主義四化建設造成嚴重的損失!
  中國地域廣大,方言復雜,大的方言區有八個,小的土語就更多了。如果沒有規范的、標準的統一的語言和文字,那么全國性的政治會議、經濟交往、文化教育事業、國防建設等等都會受到交際不通的障礙;不同方言區之間的交往也會受到方言間言語不通的阻礙,更不用說國內五十六個民族間的交往了。
  解放以后,黨和政府一貫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工作。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1955年12月22日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6年1月31日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之后,陸續公布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1965年1月)、《現代漢語用字表》(1988年3月25日)、《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等一系列的用字規范和標準。這些規范和標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用字的規范化、標準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加明顯。如果語言不統一,不規范,人與人交際都困難,怎么能實現“人機對話”呢?語音的信息處理又從何談起呢?如果沒有規范化的、標準的、統一的社會文字,如何實現文字的信息化呢?又如何去追趕西方以信息高速公路為代表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呢?
  可是,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上,存在著很多不盡人意、甚至令人担憂的問題。時間已經過去近39年了,推廣普通話的任務不但遠沒有完成,近幾年來甚至出現了方言回潮的倒退現象。社會上用字混亂,亂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甚至出現了一股反對漢字規范化、與我國現行的語言文字政策唱對臺戲的逆流和思潮,沖擊了黨和政府的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政策,極大地干擾了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工作。
  國家既定的政策和法令,必須堅決地堅持和貫徹執行。柳斌同志在1992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關于語言文字工作問題的發言中指出,語言文字工作關系到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和國際交往,不是一句空話。對一個國家來講,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政策必須集中統一;各種社會交際活動和對外交往中,必須遵守國家語言文字的規范和標準;任何部門、單位、個人都應當維護憲法和語言文字方針、政策、法令的權威。
  目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達地區已步入信息革命的起步階段,并醞釀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發展,將把社會生產和生活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而語言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載體和傳播工具,沒有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信息革命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發展是難以想象的。由此可知,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對于四化建設是多么重要和緊迫!一百多年前,中國文字應用錯過了機械化(打字機)階段。如果說在自動化(計算機信息處理)的發展階段中我們落后于別人經過努力可以趕上的話,那么,在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潮流中落后于人,將被遠遠地拋在現代化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發展的后面。那將是無法彌補的時代錯誤和損失。為了追趕信息革命浪潮,實現和加強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作為四化建設的一項任務,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了!
    堅持正確的語言觀,做好語言文字研究工作
    (郭先珍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所長、教授)
  自吳玉章同志1960年創建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至今,三十四年來我們在語言文字基礎理論和語言文字應用的研究方面,努力探索。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十多年里,我們堅持正確的語言觀,不斷調整研究方向,充實研究內容,使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更好地適應新時期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語言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思維和交際工具,是文化的載體。英國哲學家洛克在《論人類知識》中指出,語言是“用以記錄我們自己的思想;用以向別人交流我們的思想”的“作為社會共同聯系的偉大工具”。丹麥著名語言學家葉斯柏森在《語法哲學》中也說,“語言的本質是人類的活動,是一個人旨在把他的思想傳達給另一個人的活動,也是后者旨在理解前者的思想活動。”語言的交際功能決定語言具有穩定性,語言的社會本質又決定了語言的變化性,語言始終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這就是現代社會的語言觀。語言工作者應堅持正確的語言觀,認真分析社會對語言工作的要求,使語言研究工作與社會的需要協調一致,使研究成果為社會歡迎。當今的時代是信息化時代,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擴大了,它由人際交流擴展到人機交流。語用研究工作除保留語言教學的內容外,還必須增加中文信息處理——現代語用學的研究內容。1986年,我所成立了中文信息處理研究室,室主任陶沙教授對計算機語言中的字詞處理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信息處理用現代漢語五千詞表》、《現代漢語詞語頻度統計工程》(均為合作項目)、《RD人大碼》等一批成果,其中《GB2312—80》(項目主要負責人)榮獲1985年度國家級科技進步一等獎。1987年,林杏光教授對漢語實詞詞語搭配進行研究,并以此為基礎探討計算機中句子、短語的形式化問題,1992年,他與王玲玲副教授對動詞格框架進行研究,參加了亞洲五國合作項目——多國語言機器翻譯課題研制,先后取得了《漢語實詞搭配詞典》、《現代漢語動詞大詞典》等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的成果。目前,我所與清華大學合作,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共同研制述語動詞機器詞典。我們由研究人際交流到研究人機交流,由語言學者單方面研究到與自然科學界聯手研究,由編人可讀的詞書到編機器可讀的詞書。這就是我們在新時期里在正確的語言觀指導下走的一條語言研究的新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從法律上確立了規范的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和作用。吳老創建的語言文字研究所應當積極地推行這一規定。在市場經濟大潮涌動中,“粵語北上”“語言多元化”的議論不少。現代化社會是多語的社會,但更是迫切需要共同語的社會,共同語與方言的關系是主從關系。因此任何削弱普通話的主導地位、乃至以方言取代普通話的說法都是不對的。我所自60年代就認真從事普通話的理論研究和普通話教學實驗。今天,適應改革開放,為滿足海外廣大華人學習普通話的需要,我們又在認真編寫《標準華語會話》。
  我們深深感到,建立正確的語言觀,才能使語言更有效、更準確、更便捷地為社會服務。
    積極發展人機兩用的語言學
    (林杏光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教授)
  中文信息處理在字處理、詞處理兩個方面已經陸續取得了相對的突破,目前,句處理的攻關已經開始。要在句處理上有所突破,必須建立大規模的語言知識庫。語言知識庫主要包括:詞的語法屬性;詞的語義屬性;語法、語義規則。其中必須包含電子語義詞典。目前對電子語義詞典的范圍,大家的看法還不一致。但其中有兩個部分大家都認為必須描寫:一是事件內的關系,即動詞為中心的事件框架,一般采用格框架的描述方法;一是動詞前后所聯系的各詞語的語義分類和語義特征。我們研究所過去幾年的動詞格框架研究完成了3000個動詞框架的描寫,現正著手研究格框架內部的語義限制,先研究動詞對名詞的限制,繼而研究名詞對動詞的限制、名詞對名詞的限制、名詞對形容詞的限制、形容詞對名詞的限制。如果我們把這些工作完成了,就是對漢語信息處理事業的一大貢獻,也是對我國新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一大貢獻。但所有這些工作只占句子語義信息的一半,即句子的客觀信息;還有句子的另一半語義信息等待著我們去研究,去開發,這就是句子的主觀信息。句了的主觀信息正是我們希望開拓的新的研究領域。
  什么是句子的主觀信息呢?美國語言學家菲爾墨(C.Fillmore)提出:S(sentence)=M(modality)+P(proposition),即句子=情態+命題。S代表句子的全部信息,M代表與說話者有關的主觀信息(包括信念、觀點、情緒、態度、觀察角度、意圖等),P代表與說話者無關的客觀信息(指實詞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如“他應該去”,M=應該,P=他去。可見句子的主觀信息,就是句子的情態,就是M。菲爾墨提出了M和P,但他只研究了P,而沒有研究M。他對格關系的分析屬于P的研究。我們研究所過去幾年結合漢語所進行的格關系的研究當然也是屬于P的研究。由此可見,我們希望開拓的M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是一片國內外都未開辟的科研處女地。只有開辟了M這一片處女地,才能讓計算機把握句子的全部信息,進而達到句處理的目的。
  如何開展M的研究呢?如同全面研究格關系需要一個格系統一樣,全面研究M也需要一個情態范疇系統,或叫表達范疇系統。然后將表達范疇系統落實到漢語中去,通過落實完善漢語的表達范疇系統,并將落實的結果用專著的形式表現出來,進而和計算機工作者緊密合作,將M的研究成果落實到句處理上去。
  經初步研究,漢語的表達范疇系統具有6個組成:(1)語氣范疇;(2)情態范疇;(3)語式范疇;(4)時態范疇;(5)動貌范疇;(6)語態范疇。從漢語表達范疇系統可以看出,現代漢語句子的主觀信息M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在語義平面上研究漢語的虛詞,而前人和時賢對漢語虛詞的研究大都在語法平面上進行。語義平面上的虛詞研究成果對語言信息處理和對外漢語教學都有使用價值,對發展人機兩用的語言學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研究現代漢語句子的M正是新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重要任務之一。
  總之,積極發展人機兩用的語言學,是我國新時期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信息化時代賦予語言研究工作者的光榮使命,這需要一代乃至幾代語言學工作者為之共同奮斗。
    談談現代漢語詞匯規范問題
    (〔香港〕田小琳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客座教授)
  現代漢語標準語,語音有規范,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音,運用《漢語拼音方案》可以準確地描寫北京音。語法有規范,理論語法、教學語法從不同角度描寫了語法規范,并佐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為例證。詞匯的規范相對來說是個難題,以北方方言為詞匯規范的標準,不算太科學,北方方言分支很多,一個名稱常有多種叫法,而且僅以方言詞匯為規范標準,不夠全面,忽略了社區詞匯。我曾提出過,“以現代漢語的典范作品(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哲學的各類作品)使用的詞語為現代漢語的詞匯規范”。這是基于認為書面語言是民族共同語的高級的文學加工的規范化形式。即便是口語色彩極濃的詞語,在文學作品中一般都會反映出來。
  通常看來,規范詞語包括基本詞、一般通用詞、專業詞,以及被標準語吸收的文言詞、方言詞和外來詞。還應該包括不同于方言詞的社區詞。社區詞可以和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并列,作為一個邏輯范疇(下文要專門談到社區詞)。
  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這規范詞語的詞庫規模呢?以現階段研究的水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篡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和補編)可以大致反映出詞庫的規模,共計七萬多條,雖然這是一部中型詞典,但所含常用詞的數量應該是足夠用的了。這部詞典在海內外被公認為依據當代漢語規范而編寫的最具權威的中型漢語詞典。
  目前,關于現代漢語詞匯規范的研究在進一步開展,這和國家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的政策有直接關系。當前十分重視促進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工作,以適應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詞匯的規范化標準化,要反映在有形的詞典上。據悉,另一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已列入國家八五規劃重點項目,由呂叔湘先生任顧問,李行健先生任主編。李行健先生認為,這部詞典的特點是“規范”,從收詞到釋義、注音、字形、例句等各方面都要求規范。收詞約五萬詞條。預計在編篡過程中,會引起對詞匯問題的研究和討論。
  我希望在詞典收詞過程中,能注意到社區詞語。什么叫社區詞?它的內涵是指由于社會背景不同,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這些背景不同而帶來的人們心理因素的差異,所產生的適應本地社會區域的詞語。社區詞的外延包括香港地區、澳門地區、臺灣省以及海外華人社區所流行的詞語。海外華人社區又可以分為東南亞華人社區、美國華人社區、歐洲華人社區等。
  我在拙文《香港流通的詞語和社會生活》中指出,這類社區詞的構詞方式和規范詞語是相同的。它也是從漢語語素庫中選擇語素,選用慣用的構詞方式將語素組合成新詞,因而盡管是在某個社區流行的詞語,也很容易被其他中國人和華人所理解,從而也容易為規范詞語所吸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包括用方言字或其他用以記方音的漢字記錄的方言土語,也不包括這個概念在規范詞語中已經有了習慣用的詞語。
  象香港社區流行的這樣一些詞語,是不是可以進入規范詞語呢?例如:公務員、發燒友、上班族、追星族、單身貴族、草根階層、郊野公園,界定、認同、非禮、飲茶、爆滿、愛心、一腳踢。等等。
  關于社區詞語的對比研究,近年來已經引起注意,臺灣姚榮松先生《海峽兩岸新詞語的比較分析》一文中指出:“四十多年來所產生的兩岸的新詞匯,主要從兩岸分隔的背景因素來分類,有帶有意識形態的新詞匯,特定社會條件產生的新詞匯,反映新生事物的新造語,外來語或流行語,新興的地區性詞語(方言詞)”。其中所說的“特定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新詞匯”,我認為就是“社區詞語”。
  由中國標準技術開發公司編著的《海峽兩岸詞語對釋》(1992年),收臺港用語5030條,大陸用語374條,這本書由兩岸專家共同編出,是對部分社區詞語的描寫,很有實用和研究價值。
  社區詞語必然大大豐富規范詞語的庫存,人們交際中表述概念時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詞語修辭有更多方式。比如,“宇宙飛船”一詞指的是“用多級火箭做運載工具、從地球上發射出去能在宇宙空間航行的飛行器。”香港常稱之為“太空船”、“穿梭機”,明白易懂,具有各自不同修辭色彩,三個詞都可通用,都可算是規范詞語。香港由“太空船”衍生出的“太空人”,多用引中比喻文,比喻因移民外國而夫妻居住兩地,先生常要坐飛機兩地往來而成為“太空人”,這個詞現僅限于香港地區常用,一時不能進入規范詞語。可見,社區詞也如方言詞一樣,有廣義狹義之分。
  社區詞的產生和使用,符合詞匯隨社會發展而發展的一般規律,它豐富了現代漢語詞匯,詞匯研究應關注這一新課題、新領域。
    詞匯發展與規范
    (張偉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規范化,對于語言文字來說是一個永恒的命題。因為,語言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尤其是語言中的詞匯,它“對于各種變化是最繁感的,它幾乎處在經常變動中”。詞匯不斷發展變化,也就需要不斷地進行規范。這種規范,包括自然規范和人工規范。
  詞匯的自然規范指詞匯本身所發生的優存劣汰現象,這是一種不自覺的規范。詞匯在其發展過程中,為了更好地實現其社會職能,必然揚棄那些不能滿足交際需要的詞語。幾千年來,漢語詞匯經過了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幾個發展時期,在發展中,漢語詞匯為當好社會交際工具,總是不斷地進行自我規范,各個時期出現的新詞新語無不受著社會交際實踐的檢驗和篩選,“適者生存”,那些表義明確、合乎漢語構詞原則、合乎漢民族語言習慣的詞語,被社會接受而生存下來,進入漢語詞庫之中,顯示出它的生命力;那些不能適應者則被淘汰,如唐宋以來俗文學中出現的一些蒙古語音譯詞、生僻的方言詞語、粗俗的口語,以及“五四”時期的一些表義不明、詞形又長的西方音譯詞,就都被篩選下來,成了“短命詞語”。詞匯的自然規范是詞匯發展運動的一種內在機制,是必然發生的。所謂“約定俗成”,除了表示語言符號音義結合的任意性之外,也包含了這層意思。
  詞匯的人工規范,是指在詞匯發展過程中人們自覺地對詞匯進行規范化工作——對新產生的詞語給以有意識的提倡和約束,對于詞語的運用給以正確的指導、引導和限制。我們所說的詞匯規范化就是指對詞匯進行人工規范,它在詞匯自然規范的基礎上進行,對詞匯自然規范進行鞏固、補充和強化。主觀同客觀結合,更好地促進漢語詞匯的健康發展。從漢語詞匯發展的歷史看,對萌芽于魏晉南北朝、興盛于宋元以后的“古白話”的詞匯,人們很少進行這種自覺的規范化工作,至“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后詞匯規范才開始被重視,直至建國以后,語言規范化被定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語文政策,幾十年來,研討理論、制訂標準,通過詞典、文學作品、大眾傳播媒體和口語藝術等進行示范和引導,抑制不規范現象,使漢語詞匯規范化步入了發展的新階段。
  新時期以來,新詞新語激增,詞匯發展的高潮使漢語詞匯顯現出新的面貌。客觀現實向詞匯規范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有新的發展,要體現出新時期的時代特點。具體來講,我以為需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1)深入進行漢語詞匯規范化的理論探討,要根據語言事實,用發展的觀點研究詞匯規范化的對象、范圍和標準,理論指導實踐。(2)詞匯規范化的著眼點應兼及書面語言、口頭語言和機器語言,突破過去那種只顧書面語言的舊框框。(3)縮略語、港臺詞語的吸收、新外來語、科技術語宜作為詞匯規范化的重點。(4)拓寬規范詞語的示范領域,同時對詞語不規范現象強化監督機制。
    異體詞語和異形詞語的規范問題
    (劉廣和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推行語言文字規范工作,應當有一部比較好的《現代漢語規范詞典》。一編《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就遇上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理論問題。單拿立條目這一件事來說,它牽扯的理論問題就有待深入的研究。比方說“丁當/叮dāng①”、“殺風景/煞風景”、“耳刮子/耳光子”、“名副其實/名符其實”,每一組里都有兩個書寫形式不同的詞語,其中有的連讀音也有差別。立條目的時候怎么規范?是“兼收并蓄”還是“定于一尊”?假定都收,誰當正條,誰當附條、互見條?無論采取哪種處理辦法,都必須拿出你的理論根據。
  有人已經注意到這件事,朱炳昌《異形詞匯編》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擺出材料,同時對詞形的取舍等問題也提出看法。我想在這本兒書的基礎上探討一點兒理論問題。
  什么是異形詞?《異形詞匯編》主張的異形詞,從邏輯上說,概念的外延太大了,連短語都管上了。“敲邊鼓/打邊鼓”、“若明若暗/若明若昧”、“驢唇不對馬嘴/牛頭不對馬嘴”,諸如此類的通常劃歸固定短語,該書把它們當成詞,就取消了詞和短語的疆界。再說,作者提出的“異形”概念也值得再思。比如“瓷器/磁器”和“重新/從新”都算異形詞,可是這兩組的情況不完全一樣,“瓷器/磁”語音形式無差別,書寫形式有不同,差就差在文字上;“重新/從新”語音形式、書寫形式都有差別。由語言上說,詞是音義結合體,詞形指的是詞的語音形式,異形詞指的是幾個不同的語音形式代表的是同一個詞。照著這個標準說話,“重新/從新”是異形詞,“瓷器/磁器”不算異形詞。僅僅是書寫形式有變化的,可以看成“異體”現象,“瓷器/磁器”叫異體詞。
  假定要做理論上更嚴密、更合理的劃分,本書的“異形詞”得一分為四:異形詞、異體詞、異形語、異體語。“重新/從新”、“炮仗/爆仗”是異形詞,“瓷器/磁器”、“丁當/叮當”是異體詞,“名副其實/名符其實”、“驢頭不對馬嘴/牛頭不對馬嘴”是異形語,“殺風景/煞風景”、“勾心斗角/鉤心斗角”是異體語。這么劃分不單有理論意義,也有實踐意義,它可以幫助把規范工作的對象分成不同的類。
  規范對象不同,規范的任務不一樣。異體詞、異體語需要規范書寫形式。“丁當/叮dāng①”、“俸槌/棒椎”等異體詞,“殺風景/煞風景”、“披星戴月/披星帶月”等異體語,用“定于一尊”的辦法,推薦其中一個書寫形式當正體,立辭條,把旁的書寫形式當或體,擱置不用,也不會影響語言表達。異形詞、異形語需要規范的是語言現象,不能象對待異體詞、異體語一樣,更不能象對待異體字那樣對待它們。異形語“走馬觀花/走馬看花”、“驢唇不對馬嘴/牛頭不對馬嘴”,在不同語言社團的老百姓嘴里、作家筆下,哪種語形都是常出現的,假定限定只能使用某一種語形,就會影響語言的豐富性,也會限制語言的發展,到群眾那兒也不準通得過。要是咱只許打“耳光子”不許打“耳刮子”,非鬧笑話兒不可。并不是說,異形詞語不必規范,比如“名副其實/名符其實”,假定語言調查的結果是大多數人說míng fù qí  shí,就可以把“名副其實”當成合乎規范的語形,對“名符其實”存在的合理性表示懷疑。
  一組異形詞(語)里,挑哪個詞(語)形當正體,立成正條?這得靠定量分析,經過問卷調查,或者查詢足夠大的語料庫之后,選頻率和分布率最高的詞(語)形立成正條,別的語形當附條或者互見條。
    漢字規范化、書法和書法藝術
    (張衛國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副教授)
  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全民共用性。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最重要的輔助與擴大語言的交際作用的工具”。文字系統只有符合語言的全民共用性的要求,才能充分起到這種作用。所以,文字的使用要有一定的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和記錄語言的文字也在發展。當文字系統不能滿足語言的全民共用性的要求時,就需要進行正字法的整理等規范化工作。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在幾千年的使用過程中,漢字“生而不報”,“死而不葬”,數量越來越大。但是,歷代處于經常使用狀態的漢字,一般只在四、五千字左右。當代使用的漢字數量在七、八千字上下,常用的不過三、四千字。為了使漢字便于應用,符合全民共用性的要求,歷史上多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正字法,進行規范化的工作。解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文化、經濟、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的交際空前頻繁和廣泛,現代漢字的使用頻率和范圍大大增加,使得漢字的規范化工作更加重要。
  現在進行漢字規范化,有著明確的對象、范圍和內容。規范的對象,是現代漢字,即記錄現代漢語——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的符號系統;規范的范圍,是漢字作為最重要的輔助交際工具使用的一切場合;規范的內容,是由國務院以及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標準總局等部委發布的有關行政命令、規則、規定、標準等。其主要內容有:漢字自左至右橫排;使用統一標點符號;使用簡化字;字有定數;字有定形;字有定音。歸結到一點,就是要書寫和使用符合現代漢字規范的漢字。
  由于漢字是非拼音的文字體系,個體符號數量多,個體符號中構字部件二維排列、變化多端,所以,學會并正確書寫漢字成為一種技能。掌握這種技能,要花費幾年的時間。而在正確的基礎上,把漢字書寫得美觀,又成為一種技巧。掌握這種技巧,也要花費若干年的時間。技能和技巧的結合,便成為書法。正確地書寫漢字的技能,是運用漢字和現代漢語書面語言的必要條件;把漢字書寫得美觀的技巧,是高效率地運用漢字的充分條件,也是文化修養的體現。把識字當做小學語文教學的重點,同時又提倡中小學生學習一些書法,正是要把這種技能和技巧結合起來,以漢字是最主要的輔助交際工具為出發點和目的的。建國以來我們進行的漢字簡化和規范化的工作,目的也正是為了減少掌握這種技能和技巧所要花費的時間和所要遇到的困難。
  同樣由于漢字的特點,漢字在作為最重要的輔助交際工具的同時,又發展成為一種審美的主體。書寫漢字及其作品成為一種與繪畫交相輝映的藝術,即書法藝術,以至于書畫齊名,幾千年來名家輩出,佳作不斷,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大瑰寶。
  作為寫字技能和技巧的書法,與作為藝術創造的書法,密切相連,有共通之處。二者能使用漢字,前者是基礎,后者是在更高境界上的發展。但是它們終歸是屬于不同領域中的東西。前者以漢字為交際工具,后者以漢字為審美對象;前者以實現交際的高效率為目的,后者把創新作為最高的追求;前者面向廣大的社會公眾,后者面向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因此,前者,必須遵守現代漢字的規范;后者,除了藝術本身的規律外,不論是用真、草、隸、行、篆、金文、甲骨文或簡化漢字進行創作,都必須遵守各種字體自身的規范。
  江澤民同志在對語言文字工作者的三點指示中說,“書法是一種藝術創作,寫繁體字,還是寫簡體字,應尊重作者的風格和習慣。可以悉聽尊便。”一些亂用繁體字、不懂得或不遵守漢字規范、鼓吹以繁代簡的人以為找到了根據。其實,江澤民同志說得十分明白,“悉聽尊便”的只是作為“藝術創作”的書法。作為面向社會、起交際作用的文字,作為書寫漢字的技能和技巧的書法,則必須遵守現代漢字的規范,而不管寫這些字的是什么人、什么身分。
  漢字的規范化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密切相關。當你拿起筆寫字,并要用你寫的文字向人們傳遞信息的時候,請你不要忘記:遵守現代漢字的規范。
    電腦漢字分解規范化的三項原則
    (祁素芳 劉士娟 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字研究所研究生)
  目前,漢字規范化工作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即小學識字教學、印刷出版及電腦漢字分解。電腦漢字分解作為三大規范化工作之一,隨著建立信息高速公路高潮的到來,其意義顯得日趨重要。我們認為電腦漢字的分解應該遵循以下三項原則:
  1.社會心理學原則。漢字的分解必須遵守國家公布的現代漢字字形方面的規范標準,即《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和人們的書寫習慣,如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等,并盡量與國家教委制訂的《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中關于識字教學的要求保持一致。
  現在,有的編碼方案在設計思想上忽視了這個問題。如將“曲”分解為“冂、②”;將“其”分解成“艸、三、八”;還有筆順不規范現象也很嚴重,如錯誤地把橫起筆的“車”和以“車”為偏旁的字定為豎起筆,把橫起筆的“豕”、“逐”定為撇起筆,把“耳”和以“耳”作偏旁的漢字定為折起筆等等。諸如此類削足適履的作法,不僅不利于記憶,同時也給小學識字教學帶來了很大混亂。漢字字形的規范標準和漢字書寫的規范順序都是國家根據約定俗成的原則制定的,要求全社會共同遵守。漢字編碼也不例外。
  2.現代漢字學原則。電腦漢字分解時以形為主,兼顧音義,即立足于現代字形的基礎上,盡量使分解出的字根有意義,以便于記憶,從而體現出漢字系統的符號性和表意性的特點。有些編碼方案中居然有這樣的字根:“上”、“手”、“③”、“④”(分別由“牛”、“羊”、“犭”、“衤”拆出)。這樣的字根分解法帶有很強的主觀任意性和無理性,極不科學。
  3.系統工程學原則。樹立漢字系統觀,對漢字分解要從客觀要求出發,采用動頻和靜頻統計相結合的方法,選取組字字數多,所構成的字使用頻度高的字根,進行“非全息”和“不等長”編碼,保證字根數量和質量的統一。例如,“魚”組字103個,如果分解為“⑤、田、一”三個字根,那么魚字旁的103個漢字編碼時,就只有靠最后一個字根來區別了,必然造成大量重碼,但把“魚”定為復合字根,編碼時就只占一個代碼,重碼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電腦漢字分解遵循上述三項原則,使分解漢字在規范的基礎上達到便于學習,便于應用的目的。使計算機鍵盤輸入得以迅速普及。真正與國民教育同步,做到識字、寫字、查字、打字四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電腦漢字分解的規范化對其他兩方面的規范化工作有極大的影響,電腦漢字分解的規范化是漢字鍵盤輸入技術規范化的前提和基礎,在規范的基礎上進行普及的漢字鍵盤輸入技術,將進一步促進社會用字純潔健康的發展。
                      (本欄責任編輯 張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口右加當
  ②原字共去八
  ③原字獨去蟲再去一撇
  ④原字社去土再加一點
  ⑤原字夕去一點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081-091H1語言文字學許嘉璐/胡明揚/胡瑞昌/郭先珍/林杏光/田小琳/張偉/劉廣和/張衛國/祁素芳/劉士娟19951995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081-091H1語言文字學許嘉璐/胡明揚/胡瑞昌/郭先珍/林杏光/田小琳/張偉/劉廣和/張衛國/祁素芳/劉士娟19951995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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