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94年是甲午中日戰爭一百周年。9月7日至11日,由山東省宣傳部、中國歷史學會、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威海市委和市府等單位發起,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行了“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海峽兩岸及日、韓、美、德、加等國的歷史學者125人與會,提交論文98篇。與會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并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顯示了國際間甲午中日戰爭史研究的新水平。與會者的論文和討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甲午戰爭的起因、戰備和中國戰敗的原因
  (一)關于戰爭的起因 林子候(嘉義大同商業專科學校)的《甲午戰爭前日本之內政與備戰)指出,明治維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方向不是采取市民政權之成長,而是選擇普魯士式的絕對主義,把“武國”和“擴張”作為最高國策。雖然確保朝鮮市場是日本發動戰爭的動因之一,但即使沒有“朝鮮問題”,中日間之戰爭也勢所難免。劉學照(華東師范大學)的《論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三次會晤》提出明治維新后日本歷史走向問題。認為,明治維新即將成功前后,日本近代化進程發生了“脫亞入歐”的折變。作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主要歷史動因的“大陸政策”,顯然是日本“脫亞入歐”歷史走向的產物。李廷江(亞細亞大學)的《日本財界與甲午戰爭》強調了戰爭的經濟因素。認為力圖恢復日本在朝鮮的“商權”,是日本挑起甲午戰爭的一個主要原因。山本四郎(神戶女子大學)的《小川又次稿<征討清國策>》認為日本陸軍在1887年已決定非打中國不可了。中zhǒng@①⑨明(奈良女子大學)的《中日甲午戰爭之開戰與“陸奧外交”》認為,7月23日以占領朝鮮王宮為主的日軍行動,是在日本外交當局的指揮下進行的。樸日根(韓國釜山大學校)的《李鴻章的避戰外交與陸奧宗光的開戰外交》,也詳細論證了陸奧外相和日本外交當局運用外交手段導致了戰爭的爆發。藤井志津枝的《甲午戰爭與日本的大陸浪人》指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過程中,國內的國權論迅速膨脹,而以國與國平等為基礎的國家論及個人主義終至消失,揭示了戰爭的思想動因。水野明(愛知學院大學)的《日本侵略中國思想檢證》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思想,可溯源于16世紀的豐臣秀吉之侵朝征明戰爭。到了德川時代,這種稱雄大陸外擴膨脹的思想,更普遍地影響了一般民眾。福澤諭吉的“脫亞”思想,是一種“奪亞”的思想,是侵略中國思想的總結。
  (二)關于日本的備戰 林子候認為,1882朝鮮發生“壬午軍亂”后,日本把中國列為假想敵,進行全面備戰。到1893至1894年初,已具備了向中國挑戰的實力。劉學照認為,中法戰爭后的十年,是日本系統形成“大陸政策”、力圖“脫亞入歐”的十年,到1893年頒布戰時《大本營條例》,大體完成了建立戰時體制的準備。馬幼垣(夏威夷大學)的《法人白勞易與日本海軍三景艦的建造》,論析了“三景艦”在黃海海戰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后,指出實際上日本海軍是在主要作戰工具存在嚴重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時,便倉皇上陣的。
  (三)關于清政府的戰備與戰爭指導 王楚良、施渡橋(軍事科學院)的《清政府的戰備與甲午戰爭》認為,清政府的戰備指導思想,存在著立足于和、“以守為防”、疏于援朝和不重視研究敵情等錯誤;實際戰備中又有軍隊近代化滯后、海防部署不周、動員體制落后和后勤體制龐雜等方面的缺陷。趙國鈞(海軍司令部)的《甲午海戰若干經驗教訓的思考》認為,清朝統治者對形勢估量大大落后于實際,戰爭準備遠遠落后于實戰要求,沒有主動開辟海上戰場,從而導致海軍失敗。蘇讀史(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的《甲午戰爭與晚清海防方略》、皮明勇(軍事科學院)的《試論甲午戰前中國之海戰理論與北洋艦隊的作戰指導失誤》、史滇生(南京海軍指揮學院)的《甲午戰爭和中國海軍的近代化》、孫占元(山東師范大學)的《海防之議與甲午戰爭》等文,對清政府的海防思想、海防方略、海軍近代化和北洋艦隊作戰指導等方面的缺陷和失誤作了仔細的論析,并揭示了這些缺陷與失誤同甲午海戰失敗的聯系。
  (四)關于中國戰敗的原因和教訓 遲云飛(湖南師范大學)的《從國情國力軍力的對比看中日甲午戰爭》認為,在軍力上中弱日強,在國力上中強日弱,在國情上中劣日優,日本利在速戰,中國利在久戰,但中國未能堅持下去,最后失敗。劉學照認為,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是由于戰前的絕對國力沒有增強,而是由于相對國力弱而敗于日本。張一文(軍事科學院)的《清軍甲午戰敗軍事原因析》,從國防發展戰略失誤、對日軍遲遲不作軍事準備、戰略謀劃不善、對海軍使用不當、軍隊素質差和國防體制陳舊等方面分析了清軍戰敗的原因。蘇小東(煙臺海軍航空工程學院)的《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驗北洋海軍考探》指出,當時北洋海軍彈藥儲量相當可觀,北洋海軍在黃海戰爭中彈藥不足,完全是丁汝昌沒有帶足彈藥所致。董蔡時、王建華(蘇州大學)的《淺議甲午陸戰中清軍的裝備》也認為,淮軍的準備是相當充足和先進的。李鴻章將戰爭失敗歸因于武器落后的說法,是不足信的。但清軍的裝備及其使用存在一些致命的弱點,許多武器落入日軍手中,導致雙方裝備發生逆轉,使戰爭最后失敗。郭毅生(中央民族大學)的《中日甲午戰爭芻議》認為,避戰主和、和戰兩歧、消極防御是中國戰敗的緣由。張玉法(臺北中央研究院)的《山東對甲午戰爭的反應》認為,山東戰場所以失敗,是由于海戰與陸戰不能作適當的配合,部分官員失職和軍隊紀律不嚴,援軍不至等。
  在戰敗的教訓方面,王家儉(臺灣師范大學)的《甲午海戰挫敗的幾點反思》指出,中國原為陸權國家,缺乏重視海防的傳統,創建海軍未能中央化和統帥任用之不當。當是主要的錯誤,致敗之由,值得反思。董志正(大連市文聯)與吳振華的《喪失機遇就必然被動挨打》則強調,洋務運動不是全面改革,故發生日本戰敗中國的殘酷事實。郭墨蘭(東岳論叢雜志社)的《甲午戰爭百年文化沉思錄》則從文化層面反思。認為中國人基于傳統文化的“天下中心”、“封藩”、“華夷”等觀念和自大心態,“羈縻”思想,以及“非制海權”、單純防御等觀念,是戰爭失敗的深層原因。陳福坡(日本中華宗親譜系學會)的《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指出,百年來的痛傷、裂痕幾乎仍未能彌補;海峽兩岸所謂的“意識形態”、“統獨情結”,似乎都與甲午戰爭的失敗有關。希望檢討過去,策進未來,深盼中日兩大民族攜手合作,邁向令人滿意的大同世界。
    二、甲午戰爭前后的遠東國際關系
  (一)戰前列強在遠東的矛盾 王春良(山東師范大學)的《甲午戰爭前后的遠東國際關系》認為,甲午戰爭前后,遠東國際關系的主軸是帝國主義爭奪遠東霸權。俄國的遠東政策有利于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可以說“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撥起來的”。英國則利用日本反對沙俄,也有利于日本發動戰爭。美國在朝鮮問題上反對中國、同情日本,客觀上助長了日本的侵略。劉恩格、趙純昌(齊齊哈爾師范學院)的《試論英、俄、美與甲午戰爭進程的制約關系》認為,英國在戰前推行的英日修約、“居間調停”,助了日本一臂之力;俄國反對日本出兵的東進和南下的政策,反而加速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步伐。米慶余(南開大學)的《再論沙俄與甲午戰爭的關系》重申他1979年的論點。認為俄國暗助或慫恿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他以資料證明沙俄政府是贊成日本出兵朝鮮的。劉明翰、陳月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甲午戰爭時期的歐洲列強和日本》指出,俄國對日本發動戰爭采取了謹慎的“不干涉”,實際是縱恿政策,但不能說“沙俄對日本向朝鮮擴張和出兵”持“支持”立場,因為這缺乏事實根據。
  (二)列強在甲午戰爭中的態度 劉明翰、陳月清指出,美國在甲午戰爭時期是日本的幫兇,它企圖援例擴大“門戶開放”的權利,并利用日本,牽制英、俄在遠東的擴張。并認為,雖然“三國干涉還遼”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但畢竟在客觀上暫時挫敗了日本獨吞遼東半島的陰謀。米慶余認為,甲午戰爭后期俄國改變了對日政策。以沙俄為主的三國干涉,意味著日俄爭奪的矛盾上升為列強爭奪東北地區的主要矛盾。李瑪柯(M.K.iegeskorte)(德國特利爾大學)的《德國與三國干涉還遼》認為,德國參與三國干涉既是為了最終從中國獲得一個立足點,又是為了從加速發展的對亞洲貿易中得到好處。劉恩格、趙純昌認為,戰爭中,英、俄、美基于自身的利益所進行的“斡旋”,縮短了戰爭進程并使日本得逞。
  (三)戰后的遠東國際關系 戴逸、楊東梁(中國人民大學)的《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指出,中、日、英、俄是影響東亞戰略格局變化的四種力量,甲午戰爭打破了戰前脆弱的平衡局面。英國為抵制沙俄,進一步拉拢日本。從而促成了《英日同盟》的訂立。劉學照認為,甲午戰爭的結果加速了日本“脫亞入歐”的歷史走向。如果說,發動甲午戰爭是它“脫亞”的正式開始,那么,擠進“八國聯軍”和締結“英日同盟”,則是它“入歐”的基本完成。李侃(中華書局)的《清末中日關系何來“黃金十年”?》對美國學者任達教授所持的1898至1907年是中日關系的“黃金十年”的看法,提出質疑。他列舉這個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一系列事實,說明日本從來未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黃金十年”之說不合史實。
  (四)中朝宗藩關系 吳福環(新疆大學)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清王朝宗藩體系的崩潰》,考察了甲午戰前中朝關系的演變。認為清王朝200多年的藩屬政策一直是“務虛不務實”的。唯獨對朝鮮實行了十多年的較為“積極”和“務虛又務實”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保住這最后一塊藩屬陣地。樸日根認為,所謂“宗藩關系”實際上是貿易關系,不是“屬國”,只是一種禮貌性關系。金勝一(韓國東國大學校)的《甲午戰爭前后韓中日三國的對外政策》認為,以朝貢體制為中心的中華秩序體制使近代東亞政治經濟秩序安定化,奠定了亞洲按照自己的模式形成近代化的經濟基礎。但歐洲列強和日本打破了這種模式,給亞洲全地域以巨大的沖擊。韓國留學生金在善(中央民族大學)的《中朝藩屬關系與中日戰爭》指出,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乃是征服中國,而征服中國,首先必須征服朝鮮。而朝鮮乃中國的“藩屬國”,不能不首先破這種宗藩關系,誘之以“完全獨立”。金昌洙(韓國東國大學校)的《清日戰爭前后清日兩國的對韓政策》著重論述誘發中日兩國軍事介入的原因。指出借用清兵早已在1893年的東學教徒的報恩寺聚會時就開始討論了。清兵的介入,給日軍以侵略朝鮮的借口。日本對朝鮮的軍事侵略政策,是他們帝國主義政策的第一步。
    三、甲午戰爭對中日兩國的影響
  (一)甲午戰后的日本社會 周啟乾(南開大學)指出,日本以甲午戰爭為契機,實現了從被壓迫國向壓迫國的轉變。日本資產階級是戰爭的重要受益者。戰后,出現“企業熱”,產業結構改變與產業革命完成。同時,“皇國”意識廣泛滲透入民眾之中。近代勞工運動也始于1897年夏。山田公平(名古屋大學)的《關于日清戰爭與國民國家的形成之考察》,考察了甲午戰爭對日本國民國家形成的意義,并同20世紀初中國籌備立憲情況作了比較。大tián@③③篤四郎(早稻田大學)的《馬關條約第六款與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擴張政策》指出,《馬關條約》締結后日本推進對中國的經濟擴張。1898年4月取得清政府不割讓福建的保證和1899年締結《大冶礦石合同》,這些對日本制造業的發達都起了作用。入江昭(Akira Iriye)(美國哈佛大學)的《應協作研究甲午戰爭史》認為,20世紀的一個重大事實,就是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戰爭。另一個特點就是產生了先進國家與第三世界。如果沒有這場戰爭,歐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格局仍然那樣。如果沒有這場戰爭,日本可以更快地進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那種認為戰爭加快日本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甲午戰后的中國社會 李恩涵(臺北中央研究院)的《中日甲午戰爭后列強對中國鐵路、礦務權利的攫奪》,考察了歐美列強在1895-1904年間對中國鐵路與礦務利權的攫奪。認為其性質絕非單純的經濟性投資,對于中國的主權、行政權和中國自辦鐵路和礦業,都發生非常不利的作用。黃逸平(華東師范大學)的《甲午戰后外國資本擴張與中國經濟》考察了甲午戰后外國資本對中國擴張的新特點。指出這種擴張對中國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危害,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近代化。
  茅家琦、虞曉波(南京大學)的《甲午戰爭與中國近代化》指出,甲午戰爭的失敗雖然使中國蒙受巨大恥辱,卻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契機,其突出表現為戰后迅速出現維新變法思潮、實業救國熱潮,開展編練新軍活動。短短幾年內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要比戰前半個多世紀里所取得的成就要豐碩得多。它證明巨大的歷史災難總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朱英(華中師范大學)的《甲午戰后清政府經濟政策的變化及其影響》,論析了清政府于甲午戰后轉變經濟政策,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比較迅速的發展,使官商關系有所改善,從而促進了中國社會新興力量的成長壯大。但認為這種政策轉變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別是其自身腐朽衰落難以達到自強的目的。湯可可、周力(無錫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的《甲午戰后的清朝財政幣制問題》,考察了甲午戰后中國的財政、幣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指出這一方面表現為清政府財政危機的加重,貨幣流通的紊亂;另一方面財政和幣制以近代化為取向的改革也開始起步。沈雨梧(浙江師范大學)的《甲午戰爭時期浙江的民族資本主義》和徐凱希的《甲午戰爭與近代湖北農業》,則具體論述了1895-1900年間浙江民族工業發展熱潮和甲午戰后湖北傳統農業模式所受到外國資本主義深入的沖擊,從而典型地剖析了甲午戰后中國區域社會經濟的變化。
  張紅軍(山東省人大常委會)的《甲午戰爭與清軍勇營制度》,考察了甲午戰后清軍由兵勇制度向新軍制度的轉變。林慶元(福建師范大學)的《甲午戰爭與清政府的兵制改革》,論析了甲午戰后從胡yù@③④fēn@③⑤編練定武軍和張之洞訓練自強軍開始的清軍陸軍近代化。并指出,新軍為一些舊式人物所掌握,這是兵制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郭劍林(南開大學)的《甲午戰爭與北洋新軍》,較高地估價了甲午戰后清軍軍事改革的積極意義。認定北洋新軍的出現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和自強御辱的巨大成就。劉子明(原江西省軍區)的《中日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展的影響》指出,甲午戰后清朝軍隊按照西方模式對軍制、裝備、訓練、戰法、管理等進行全面改革,初步確立了資產階級式的建軍指導思想。
  (三)甲午戰爭與中國民族覺醒 王汝繪(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的《馬關簽約后清朝官員的讕諫活動》,敘述了《馬關條約》簽訂后,清朝五六百名無奏事權的中下級官員分頭集會和聯合上書,進行拒和的諫諍活動。認為,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救亡運動,其所形成的集會議政之風,為思想解放創造了條件。呂實強(臺北中央研究院)的《乙未割臺期間臺灣紳民所表現出的民族精神》,列述了臺灣紳民的割臺前后的文告,割臺后的抗日戰斗。給后代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事跡,充分表現了堅強熾盛的民族精神。
  朱昌líng@③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中國是勇敢的失敗者嗎?》認為,《馬關條約》是對中國的一次猛擊,加速了中國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根本變革的步伐。金沖及(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甲午戰爭與中華民族的覺醒》,認定甲午戰爭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新起點。并指出,屈辱迫使人重新思考,催人猛醒,發憤圖強。戰后十多年間,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民主精神高漲,革命觀念逐步深入人心。黃順力(廈門大學)的《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思潮的轉型》認為,甲午戰后在民族危機催迫下中國社會思潮轉向,政治改革上升為社會思潮的主流,并成為中國政治近代化的開端。涂鳴皋(西南師范大學)的《甲午戰爭與維新運動》指出,盡管在當時要發動資產階級的改革運動,其物質條件和階級條件都很不成熟,但戰后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卻把這場政治運動推上了歷史舞臺。熊宗仁的《甲午戰爭與貴州知識階層的覺醒》,考察了李端fēn@③⑤和嚴修、雷廷珍等貴州在京和在省士人的變法維新活動。指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處于全國最低層次的貴州,竟在甲午戰后政治變革中躋身全國前列。這是中華民族新覺醒的一個標志。王曉秋(北京大學)的《甲午戰爭前后中國人日本觀的轉變》認為,甲午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士大夫的“天朝大國”迷夢,中國人的日本觀經歷了從輕視嘲諷到震驚反思以至欽慕仿效的變化軌跡。這反映了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種表現。吳乃華(青島大學)的《甲午戰爭與康有為民主觀的轉變》、段云章(中山大學)的《孫中山對甲午戰爭的審觀》、俞辛tūn@③⑦(南開大學)的《甲午戰爭與孫中山》和尚明軒(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甲午風云與廖仲愷的覺醒》,分別論析了康有為、孫中山、廖仲愷等先進中國人在甲午戰爭后思想的飛躍發展,說明了甲午戰后中華民族的覺醒。陳志讓(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甲午戰后產生的中國人反中國觀》,縷析了甲午戰后百年來中國社會思潮的演變:1894-1919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最大的時期;1920-1949社會達爾主義的世界觀解體、逐漸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時期;1949到現在,這是社會思想的一元到多元發展的階段。從社會的深層次剖析了甲午戰爭后的中國民族自省。并認定甲午戰后百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衰微--不止原于政治經濟,也不止原于制度政策的失誤,也原于人民自己的失誤。從而強調文化和道德改革的重要,社會批評的重要。
    四、甲午中日戰爭史的人物
  1.李鴻章 劉學照認為,從中日雙方的戰前準備和戰爭爆發后的“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的自覺性等方面來看,李鴻章和清政府明顯地差于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不必因赴馬關議和就說李鴻章賣國。而戰前一味依仗強俄、低估日本的力量和決心,特別是戰爭爆發后的“有武器而不能戰”的失敗主義指導,才是李鴻章真正誤國之處。張煒(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的《李鴻章海防思想芻議》認為,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后形成了有積極意義的海防戰略思想,甲午前十年間其發展停滯,最終功敗垂成。其故有二,一為對國際局勢的發展未能適時把握,處理中外戰端過分依賴外交手段;二為過分看重海上威懾作用,缺乏切實的海上戰守方略。可謂“成也李鴻章,敗也李鴻章”。鄭zhé@③⑧希(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甲午戰爭與李鴻章》指出,過去誤以為李鴻章主和,其實當時李氏電稿、奏稿和有關諭旨函稿可證,李雖主軍事緩進,卻無屈日乞和。甲午慘敗應是中國“體制”所誤。當然,李鴻章辦理洋務三十年,一旦中日交戰,望風崩坍,也可謂匹夫有責。翁飛(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的《從<李傅相手諭旅順諸將書>看甲午淮軍金旅戰役之得失》認為李鴻章不應對金戰役失敗負主要責任。陳錚(中華書局)的《甲午戰爭與文廷式》指出,清政府的無能是甲午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鴻章雖不能負戰敗的全部責任,但要負直接責任,在當時和百年來受到批評是可以理解的。
  2.劉坤一 商鳴臣(山東大學)的《劉坤一與甲午戰爭》認為,劉坤一受命督辦東征軍務,但不能正確處理各方面的關系,沒有把軍政權集于一身,使湘軍在遼東陸戰中節節潰敗,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牛莊失守后,他主張對日持久作戰,后來又表示支持劉永福抗日,應當肯定。
  3.李秉衡 邢麗雅、周彥(齊齊哈爾師范學院)的《試論甲午戰爭中的李秉衡》認為,李秉衡臨危受命,積極備戰,他體恤民情亦非一般督撫可比。在清政府重關外輕山東的錯誤策略指導下,山東失利是必然的。那種他應負山東失敗之責的看法,是失之偏頗的。
  4.張之洞 田錫富(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論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張之洞》認為,張之洞最早警惕日本,在戰爭中他能“不分畛域,通籌大局”,后又極力反對和議,支持臺灣軍民保臺斗爭,他的愛國精神應予肯定。
  5.宋慶 劉曉煥(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的《論宋慶》,認為宋慶不顧75歲高齡,臨危受命,幾乎參與并指揮了甲午陸戰中的歷次重大戰役,雖然勝少敗多,但知難而進,敢打硬仗,并能與士兵共甘苦,還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人物。
  6.文廷式 陳錚認為文廷式的激進的抗戰主張和自主的議和締約思想,是基于愛國的。并指出,中國戰敗原因諸多,把戰敗歸因于文廷式、張jiǎn@③⑨、翁同和等主戰派“鑄成大錯”,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史實的。
  7.徐驤 羅運治(淡江大學)的《乙未頭份抗日秀才徐驤事跡考》考證了徐驤祖先渡臺、創業、繁衍和徐驤參與抗日保臺各戰役的英勇悲壯的表現。并論定徐驤因有護鄉衛士的情懷、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以及客家族系不甘被奴役的傳統民族性格,故有此轟轟烈烈的抗日事跡。
  8.漢納根(Hanneken,Constantinvon) 謝俊美(華東師范大學)的《漢納根與甲午中日戰爭》從漢納根來華后的經歷和他在甲午戰爭中條陳《整理水師芻言》和《練兵節略》的事實中得出,他對促成小站練兵有一定的貢獻的看法。
  9.麥吉芬(Philo Norton Mcgfifin)、班福德(Poul W·Bamford,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麥吉芬與中國海軍》,簡述了這位美國海軍學院畢業生來華任職天津水師學堂和北洋艦隊的經歷。對他作為鎮遠艦管帶幫辦在黃海海戰中的表現作了肯定。
  這次會議的論文和討論所涉及到的主要問題已如上述。與會者深感和平與發展是歷史社會繁榮進步的關鍵,并充分意識到歷史學家在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和各國和平友好方面所担負的科學責任。為了增進學術交流和協作,進一步推進甲午戰爭史的研究,與會者憧憬在2004年再開一個“甲午戰爭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作者:劉學照,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責任編輯:梁友堯)
  
  
  
學術月刊     滬   106-110      K3中國近代史劉學照           19951995 作者:學術月刊     滬   106-110      K3中國近代史劉學照           19951995
2013-09-10 21:54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