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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經濟”國際研討會綜述
“轉型經濟”國際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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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550(2004)09-0078-03
    2004年6月11~13日,由南開大學與中國東歐中亞經濟研究會共同召開的“俄羅斯與中東歐的經濟社會轉型:政策、經驗與前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開大學隆重舉行。來自中國、俄羅斯、波蘭等國的一百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與會代表圍繞著“對轉型國家現狀的總體判斷”、“對轉型國家經驗教訓的爭論”和“對轉型國家經濟發展前景的展望”三個方面的內容展開了深入探討,并對經濟轉型過程中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了交流。
      一 對轉型國家現狀的總體判斷
    波蘭前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世界著名經濟學家C.W.科勒德克(G.W.Kolodko)認為,以波蘭為代表的轉型國家實行漸進為主、激進為輔的轉型方式,其經濟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都取得了一定發展。而俄羅斯實行的“休克療法”這一激進方式,不僅沒有在短期內完成轉型,反而為此付出了高通脹、高失業、負增長等昂貴成本,也為現任總統普京遺留下了大量難以解決的問題。科勒德克高度贊揚了中國的經濟轉型和體制改革,指出,波蘭在經濟發展最快的3年里,GDP總共增長了28%,而中國卻在過去的20年里一直保持了GDP每年9%左右的增長速度,”中國是漸進式經濟轉型的典范”。就總體來看,中國是轉軌的勝者,俄羅斯是不成功者,波蘭居于中間。
    在轉軌的總體評價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O.T.博戈莫洛夫(О.Т.Богомолов)指出,俄羅斯社會經濟改革遭受了巨大痛苦,沒有成功,中東歐國家卻迅速和順利得多。他認為,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方式,盡管也出現了一些俄羅斯激進式改革沒有出現的問題(例如“三農”問題、國有企業員工下崗),但相比而言,俄羅斯發生的問題卻更加嚴重。俄羅斯2003年的GDP總量仍然低于改革前1990年水平的20%,而工業產值低35%,基本建設投資低65%。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這不僅僅是一個道義問題,而且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官方統計顯示,最富的10%居民和最窮的10%居民平均收入之間的差距為14倍,而根據許多學者和專家的計算,將收入和其他因素考慮在內,這種差距應為30~40倍。在歐盟各國,這一差距僅為4~7倍。因此,從總體來說,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國是轉軌國家中最成功的—個。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A.B.奧斯特洛夫斯基(А.В.Островский)從所有制改革、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轉型進程加以比較評價,充分肯定了中國經濟轉型取得的成績。他指出,1990年中國的GDP大約是俄羅斯的60%,而14年后的今天,俄羅斯的GDP則是中國的60%,中國從計劃向市場的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他認為中國的轉型經驗對俄羅斯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俄羅斯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中國學習,進行政府主導下的漸進轉型。
    與上述觀點不同,中國杜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林躍勤認為,俄羅斯經濟轉型雖然付出了較大代價,但其新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基本建立,經濟調控機制實現了由政府調節向市場調節、法制調節的根本性轉變,市場經濟框架日益完善,正在走向成功;而在中國,至今體制轉型尚未完成,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方式、經濟調控方式等均不能適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中國改革尚需提速。對于俄羅斯的現狀,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孫振遠研究員認為,餓羅斯的現狀是在基本到位下的對外關系不夠位和對內關系過位:從宏觀(體制層面)方面看,俄羅斯經濟社會改革在21世紀初已經基本到位了,美國、西歐等國家已經承認了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還存在差距,尚未完全與世界經濟接軌;從微觀(企業層面)方面看,俄羅斯轉型轉過了位,改制企業已經達到企業總數的89%,成立了88個金融工業集團,其中七巨頭控制著俄羅斯經濟的50%,它們有能力左右政局、影響輿論方向;從社會層面看,俄羅斯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失業率在15%左右,如此經濟轉型已經無法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關于轉軌的總體評價,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張仁德等認為,應當建立一套轉軌度指標體系,來反映轉型國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體制建設水平。這套指標體系應當由市場體制建設指數、國民自由權利保障指數和政治體制指數三個方面構成。通過分析各國之間轉軌度的差異,才能從量的測度上做出準確評價,也才有助于劃分轉型的階段、時期,尋找和分析影響轉軌度的敏感因素。他們簡述了其對轉軌度的構思和方法。
      二 對轉型國家經驗教訓的爭論
    科勒德克認為,經濟社會轉型應當包括三個同時進行的過程:自由化與穩定化政策、微觀機制重構和制度建設,除此之外,國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蘭等國的改革經驗表明:政策不僅受經濟理論的指導,更受政治沖突的影響,是利益集團沖突、妥協及合作的結果。中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經濟社會轉型最深刻的一條經驗教訓是:不能忽視促進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的自發調節。科勒德克還指出: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將目標和手段混為一談,轉型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制定政策實行私有化、抑制通貨膨脹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標,因而轉型中有兩種不同的政策——促進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政策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定正確的政策需要有正確的理論加以指導。目前中東歐國家經濟轉型付出了較大的代價,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問題,經濟績效表現不盡如人意,就是因為接受了只有“休克”、沒有治療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用它來指導轉型政策的制定。
    與此不同,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的孔田平則認為,轉型前波蘭由于外債較高,貨幣定值過高以及預算赤字貨幣化等導致波蘭宏觀經濟中不穩定因素較多,從而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價格自由化政策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是有效果的,它消除了短缺經濟,使通貨膨脹得以控制、國企改革取得成功、經濟持續增長、人均壽命提高,使波蘭和西歐的差距沒有擴大,為波蘭經濟的持續增長奠定了基礎,而并非像科勒德克所說的那樣“只有休克、沒有治療”。同時與匈牙利等國家相比,波蘭經濟的衰退時間是比較短的,轉型付出的代價也沒有科勒德克所說的那樣大。中國社科院俄羅斯研究中心的陸南泉研究員認為,“休克療法”本身就是治療方法,俄羅斯的改革出現一系列災難性后果,是由歷史因素造成的。葉利欽在俄羅斯實行激進改革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對俄羅斯轉軌經驗教訓的爭論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博戈莫洛夫認為,俄羅斯改革沒有獲得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視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起到的重要組織者的作用。他認為,俄羅斯改革的悲劇來源于領導人的錯誤路線。前蘇聯的精英們無論就其道德水準、政治上的成熟、起碼的誠實和良心,還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的理解,都沒有適應歷史的轉折。他們的改革不是著眼于現代化,而是完全恢復資本主義。在私有化領域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他還總結了前蘇聯和俄羅斯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具體教訓,主要有:(1)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對改革聯邦體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改革隨著蘇聯解體而夭折。(2)俄羅斯改革沒有新的經濟政策來進行制度上的改造。(3)改革是—個緩慢的進程,需要時間,而俄羅斯沒有對社會意識的惰性給予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對人民的革命傾向給予充分的重視。(4)俄羅斯忽視了對20世紀20年代貨幣改革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經驗的積累和借鑒。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的許新將俄羅斯“休克療法”失敗的原因歸結為:(1)脫離國情,將反危機的政策錯誤地應用到轉型政策上。(2)照抄西方模式,沒有認清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之間的關系。(3)違反了轉軌規律,忽視了市場主體形成、市場機制建設以及市場意識形成的非短期性。(4)將轉型建立在對外國援助高度依較的基礎之上,采用了錯誤的理論指導改革,重抑制需求,輕視供給政策,從而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帶來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遼寧大學校長程偉教授認為,由于轉型時間還比較短,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沒有暴露出來,因而現在對轉軌模式加以評價為時尚早。轉軌模式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問題,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因為轉軌具有很大的總和不確定性。中國是從改革進入轉軌的,因而采用漸進的方式可以保證其改革是可以逆轉的;而俄羅斯是從改良進入轉軌的,因而采用激進的轉軌方式,可以保證其選擇道路的不可逆轉性。從這個角度來看轉軌國家的轉軌績效,其實質就是一個效率與制度重構、兩者相互替代的問題。俄羅斯得到了改革的不可逆轉,實現了政治動蕩后的基本穩定和經濟衰退后的穩定增長,而中國則保證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因此現在評價轉軌績效為時尚早。東北財經大學的郭連成認為,對轉型經濟的研究必須注意到經濟全球化與轉軌國家經濟之間的聯動關系及其產生的正負效應。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受國際影響很大,雖然現在俄羅斯經濟已經進入增長期,但是不能說已經進入了穩定增長期。另外,他認為轉型是—個新舊體制從并存到交替的轉換過程,不存在科勒德克所說的“制度真空”。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何自力認為,轉型方式的選擇一定要適合本國的國情。對中國來說,當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立足于本國實際,學習引進西方的先進制度,因而要堅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放棄中央政府對改革進程的控制,轉型走漸進道路是正確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田春生認為,經濟轉型走向成功的一個關鍵是政策制定。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誤導了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帶來了理論誤區和目標混亂,轉型經濟研究必須注意制度建設和制度安排、政治經濟學和歷史作用的路徑依賴等方面,重新認識制度變遷過程,重新估價建立憲政規則和市場法制規則的重要性,重新定位國家和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軌中的角色,走出“華盛頓共識”。對于改革中的廣大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市場機制確實非常重要,但它卻不是萬能的。因此,轉型國家必須善于找到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從總體上看,讓國家和社會的協調與全面發展,建立市場經濟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場經濟的“無序”,用可持續增長取代單一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這既是“華盛頓共識”政策給我們帶來的教訓,也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還有一些學者從理論上對轉型模式加以研究。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周冰認為,以前的轉型經濟研究中存在著兩個誤區:(1)把轉型與改革割裂開來,用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劃分經濟體制轉型方式的前提和依據,從而割裂了轉型歷史過程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不便于兩類轉型國家之間的比較。(2)用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來概括轉型模式,導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轉型的速度上,假定轉型方向和目標是先驗確定并且相同的,從而轉型方式是主觀選擇的,過程是可控的。在此基礎上,周冰用政權更替、國家解體、社會動亂甚至內亂等因素作為區分兩種轉型方式的顯著標志,以憲法性秩序轉變的方式為依據,將經濟轉型方式概括為平滑模式和突變模式兩種,指出轉型方式是由初始條件和改革策略選擇共同決定的結果。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劉文革和南開大學的靳濤也對經濟轉型模式進行了劃分:劉文革將轉型方式劃分為突變式制度變遷和演進式制度變遷兩種;靳濤則認為轉型應當包括文明的轉型、社會的轉型即憲政轉型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三個層次。
    新華社資深記者李長久認為,研究國際問題應該立足于國內,尋找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從而將討論引向了轉型經濟的方法論研究。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丁長清認為,應當將轉型經濟的研究納入到人類全球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加以研究。中國東歐中亞經濟研究會副會長高鐵生認為,雖然研究轉型經濟問題要關注國際上政治舞臺的斗爭,但中國的轉型經濟研究不應當受外國輿論的牽制,轉型一定要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希望重視中國經濟轉軌度的研究。
      三 對轉型國家經濟發展前景的展望
    博戈莫洛夫院士指出,俄羅斯經濟在普京時期雖然有所增長,但仍延續了過去的體制,許多分析家認為,這幾年俄羅斯所取得的成績并不是改革的結果,而應歸因于石油價格的上漲和盧布貶值,因而俄羅斯經濟還不穩定,經濟增長還沒有制止社會倒退的趨勢,其發展還缺乏堅實的基礎。今后,俄羅斯需要加大投資,對老化設備進行更新,建立現代的機械制造業,進一步擴大消費市場,拉動百姓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改善社會貧富不均現象,以此來消除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如果考慮到經濟發展的潛力等一些積極因素,俄羅斯經濟是能夠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的。博戈莫洛夫還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是多樣的,俄羅斯的發展不能重復一種模式,而應該尋找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既要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也要注意繼承自身的優點,從這一點來看,混合經濟已經不再是—個抽象的概念。今后俄羅斯要對改革道路進行準確的評價,注竟市場制度的建設。奧斯特洛夫斯基認為,如果到2010年俄羅斯生活水平仍得不到提高,政府的信譽會受到影響,因而,俄羅斯最重要的戰略方向和目標就是提高工業生產,改善進出口結構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改變現有的稅收體制,合理利用天然資源,進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對于轉型國家發展前景的展望上,國內一部分學者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田春生指出,自從普京執政以后,俄羅斯逐漸擺脫了葉利欽時代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政策,開始探索建立市場制度與加快經濟增長的新道路,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陸南泉也認為,2004年5月16日是普京連任后第一次發表國情咨文,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今后4年的施政綱領和著力解決的問題。其主要內容包括:10年內GDP翻番、減少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軍隊現代化,這體現了人本主義精神。孔田平指出,對波蘭而言,目前政治共識是采取激進措施,這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使得波蘭與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取得突破,許多國際組織減免了波蘭的外債。并且,波蘭經濟改革政策對路,得到了社會民眾的支持,再加上波蘭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較短,舊體制的遺產相對較少,這些都是使波蘭經濟轉型走向成功的積極因素,因而前景看好。
    也有一部分學者持謹慎態度。例如,郭連成認為,俄羅斯追求經濟高速增長構成了普京時代的一個實質特征;而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增長是以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為前提、以增長質量不高為代價的,因而缺乏國際競爭力。這帶來了俄羅斯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經濟翻番目標與經濟結構改造之間以及經濟增長政策目標與社會政策之間的矛盾,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可能會使俄羅斯付出過高的代價,自然資源的過度出口會使俄羅斯陷入長期落后狀態,加劇結構性衰退。遼寧大學的徐坡嶺也指出,普京提出的“強國戰略”既是俄羅斯經濟轉軌進入新階段的標志,也確定了俄羅斯未來經濟政策的主線和方向,它將促使國家干預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黑龍江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的馬蔚云認為,俄羅斯的轉型一直沒有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自1992年改革以來,收入分配機制從保障性分配轉向效率性分配,在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收入分配不公現象已經很嚴重。他認為,從長期看,俄羅斯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處理改革與發展的問題無疑是正確的,但從目前來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超出了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短期內采取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是可行的。
    在研討會的最后,中國東歐中亞經濟研究會會長羅肇鴻教授以及張仁德教授分別做了總結發言。他們指出,此次會議的規模擴大了,出現了許多新生力量,同時邀請到了國外專家進行交流,使討論的內容大大深化,這次“轉型經濟”國際研討會取世界經濟與政治京78~80F11理論經濟學孫景宇20052005政治的經濟周期是指由政治過程引發的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是理性的規劃者,政府的任務就是消除經濟波動的因素。政治的經濟周期理論研究者把政府看成是經濟中的一個內生變量,政府中的決策者不是獨立于政策之外的。為了能當選,政治家會操縱宏觀經濟政策最大化其當選的概率,從而引起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十五”規劃“211工程”《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子項目“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負責人為方福前教授。丁開杰景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HUANG Li-ke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黃力克(1979-),男,安徽合肥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京78~80F11理論經濟學孫景宇20052005政治的經濟周期是指由政治過程引發的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認為,政府是理性的規劃者,政府的任務就是消除經濟波動的因素。政治的經濟周期理論研究者把政府看成是經濟中的一個內生變量,政府中的決策者不是獨立于政策之外的。為了能當選,政治家會操縱宏觀經濟政策最大化其當選的概率,從而引起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十五”規劃“211工程”《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和發展》子項目“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負責人為方福前教授。丁開杰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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