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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寫在馮友蘭先生誕辰百年之際
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寫在馮友蘭先生誕辰百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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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筆,長須飄胸、道貌岸然的馮先生似乎就在我的眼前。馮先生是講究行狀氣象的,這大概就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圣賢氣象吧。
  馮友蘭,在大多數知道他的人心目中,是一個中國哲學史的權威。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從舊營壘中沖殺出來,給孔丘一個回馬槍”(這是當時一個知識青年在給馮的信中贊揚他的話),從而贏得了當時左派們的青睞,又遭到了后來人們的非議。其實,馮友蘭遠比一般人所了解和議論的要豐富得多、復雜得多。要說爭議,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界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
  馮友蘭首先是一個哲學家。他的哲學創作是建立在對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對西方哲學、尤其是對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實用主義與新實在論有深刻的領悟,杜威、伍德布里奇、蒙太格都曾是他的老師。杜威曾說過:
  Mr.Fung is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re.(馮君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
  三十年代中期,他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出版,使他成為第一個用現代眼光真正將中國哲學“打通”的人。僅此一點,就足以青史留名。然而,他不愿只做哲學史家,而立志要成為哲學家,這是他的使命。就在他理想轉換的關頭,抗戰爆發了,這一事實,更強化了其使命感。
  《易經》乾卦卦辭曰:“乾:元、亨、利、貞”。馮友蘭把自己在抗戰期間寫的六本哲學著作(《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統稱為“貞元六書”:
  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貞下起元”用一句時髦的也是很符合《易經》原意的話說就是:“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民族危亡之際,一個教書匠所能為者就是鼓動民族自信,一個哲學家所能為者就是為這種自信提供民族哲學的依據,一身二任的馮友蘭在抗戰期間所做的無非就是這些。據馮先生當時的學生韋君宜回憶:
  盧溝橋事變以后,北京失守,學校南遷。大家分散,學校先搬到長沙,大家擠在圣經學院內。來的人先報到,一下子開不了課,學生們只有在街上遛彎,吃涼薯和米粉。回到宿舍免不了對學校和個人前途發發議論。我在苦悶議論中間,覺得應當下決心,已經打算了先去武漢找黨的關系。一天,在小街迎面遇見了馮先生。在打招呼為禮之后,在路邊稍站了兩分鐘。我說:“馮先生,我想離開學校不念書了,我想抗戰,想找個機會參加抗戰。”馮先生聽了這話,沉思片刻,便點頭說:“好啊!現在正是你們為國家做點事的時候。”和我握手道別。馮先生這次,并沒有教我在混亂的局面下,像一個哲學家那樣平心靜氣動心忍性去讀書(這是我預先猜想的),卻在街頭莊嚴地鼓勵我——一個青年去抗戰,這印象,一直深留在我的腦海里。
  其實,韋君宜如果知道馮先生這時正在潛心寫《新理學》,正在為民族自信、自立、自強尋找形上學的根據的話,她就不會預先那么猜想了。當時馮友蘭住在著名的南岳衡山,十年后,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表中國哲學演說時,曾深情地講起南岳的哲學故事:
  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幾月,精神上卻深受激勵。其時,正處于我們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時期;其地,則是懷讓磨磚作鏡,朱熹會友論學之處。我們正遭受著與晉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運。可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神奇的環境:這么多的哲學家、著作家和學者都住在一棟樓里。遭逢世變,投止名山,薈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動人心,令人神往。在這短短的幾個月,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湯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在此前開始寫的著作寫完了。湯先生的書是《中國佛教史》第一部分。金先生的書是《論道》。我的書是《新理學》。金先生和我有許多看法相同,但是我的書是程朱理學的發展,而他的書則是獨立研究形上學問題的成果。
  的確,馮友蘭的新理學正如他自己聲稱的那樣是“接著”程朱理學講的,也融進了其師蒙太格新實在論的思想,但它絕不是“宋明理學和實在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翻版”,而是中國哲學現代化、西方哲學中國化的一次有益嘗試,這一嘗試雖有敗筆甚至漏洞,人們盡可以批判其所謂唯心的謬論,但誰也抹煞不了其“融貫中西、通釋古今”的特點。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言:
  “西學東漸”以來,中西哲學的結合是必然的趨勢。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馮友蘭先生,三家學說都表現了中西哲學的融合。熊先生的哲學是由佛學轉向儒學的,也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在熊氏哲學體系中,“中”層十分之九,“西”層十分之一。金先生慣于用英語思考問題,然后用中文寫出來,對于中國古代哲學的精義也有較深的體會和感情,金先生的體系可以說是“西”層十分之九,“中”層十分之一。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中西結合。
  我們應該在一個比較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認識馮友蘭哲學的歷史地位:立足于中國看文化,則先有南北文化交融而有中國文化,然后有中印文化交融而有東方文化,然后有東西文化交融而有世界文化。哲學是文化的思想基礎,就哲學說,南北文化交融就是道家哲學與儒家哲學的結合,中印文化交融就是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結合,東西文化交融就是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的結合,而馮友蘭哲學的構成恰恰有機地融鑄了道家、儒家、佛學、西學,因此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重要內容,而且是世界現代哲學的一種形態。它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在可信與可愛之間周旋,使其成為近代以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思潮的中介;在中學與西學之間涵泳,使其成為純哲學意義上復古與西化的中介;在思古與憂今之間穿梭,使其成為文化交融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中介;在政治與學術的夾縫中求生存,使其成為現代哲學史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介;在舊邦與新命的天平上權衡損益,使其成為今天與明天的中介。……
  老黑格爾斷言,沒有中介便沒有真理,這就從哲學上為我們論證了馮氏哲學產生的歷史必然。而張申府先生半個世紀以前所說的一段并非完全沒有道理的話,則為馮氏哲學提供了文化依據:
  中國文化,要孔子、羅素和馬克思三位一體結合起來。《新理學》已經是有代表性的杰作!這番話當時就遭到了進步文人杜國庠、侯外廬等先生的批判,但它所表達的將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結合起來、再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愿望,大概無論進步還是保守人士都不會輕易否定吧?
  除了在哲學上的貢獻之外,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的貢獻是當代中國首屈一指的。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
  許多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發覺,要對中國的傳統經典有所鉆研,首先還要向馮先生請教。他的知識最廣博,鑒別最精當,介紹最系統,解釋最明白。這些都增強了我早就有的一個看法:在把《四書》、《五經》作為基本教材的中國傳統教育制度在清末解體以后,中國人要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一般來說,必須通過馮先生為后來者架設的橋梁。我常說,馮先生可超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應當勝過馮先生,但是卻不能繞過馮先生。繞過馮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費力氣,而且容易走彎路而難于深入堂奧。平心而論,與馮先生并世諸賢,對于中國哲學鉆研之深,考證之chōu@①,析理之精,不無可與馮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開廣大法門為后學接引者,卻無人能代替馮先生。
  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整個世界上,人們要對中國哲學有一個大概而有系統的了解、要對中國文化品頭論足,恐怕不能不借助馮友蘭的著作。美國學者D·布德博士寫道:
  在中國,馮友蘭名望很高,因為他既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史學家,又是有所創新的哲學家。在西方,他的聲譽主要基于他撰寫的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其中有我譯為英文的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和他用英文寫作經我編訂的《中國哲學簡史》,后者更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譯本。這兩種哲學史幾十年來,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
  何止是教材!許多舉世聞名的鴻篇巨制也常以此為重要參考材料,如著名的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就不止一次地引用過馮著的觀點,并稱其為“現代的中國權威”。李約瑟博士也十分重視馮友蘭的著作。因此,如果說中國人因有嚴復而知有西方學術、外國人因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大概不會算夸張。
  馮友蘭在中外學術界之所以有如此廣泛的影響,不僅在其有“二史釋今古、六書記貞元”,而且還在于他是一代運用語言的大師、一代杰出的哲學教育家,其著作之流暢明晰、語言引人入勝,在當代哲人中堪稱一絕。那是一種“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境界,是一種真佛家常之言。
  馮先生一輩子不甘寂寞、不甘落伍。他的哲學迫使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追新族”:貞元六書無一不冠之以“新”名,晚年巨著仍命其為“新編”。“求新”是他的著作也是他本人的使命、生命與宿命!馮友蘭之心路乃“新”路,馮友蘭之心血乃“新”血,馮友蘭之心聲乃“新”聲!難怪一位終生敬仰馮先生的學者深有感觸地說:馮氏哲學與其說是唯“心”論,不如說是唯“新”論。不僅在順境中新意迭出,而且在逆境中常發奇想:自我批判批得有鼻子有眼兒,即使是歌功頌德也勝常人一籌。不僅在古稀之年有“新作應需代舊刊”的宏愿,就是在近百歲之際,每每口若懸河發“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使許多風華正茂的學子自嘆弗如!臨終前,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還喃喃自語:“住在醫院里,又懂得很多道理……”
  何以如此?一是其“闡舊邦以輔新命”的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使命感使然;二是他所理解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國哲學的精神使然。有一次,馮友蘭闖進一位西方學者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沖著人家發了這樣一通議論:
  你們西方人總想找個你們可以停下來作最后結論性的發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沒有最后的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易經》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濟:“尚未完成”!
  這位西方學者深有感觸地說:“我認為這是我聽到的對西方思想方法的最有見地的一個評論。”當然,這也意味著對中國哲學之神髓最有見地的體悟。有了這段話,對馮友蘭一輩子“變來變去”、一輩子與時俱進,難道還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嗎?人們議論紛紛的許多事兒可能也會因此而自動煙消云散了吧?
  無庸諱言,馮友蘭解放前曾兩度加入國民黨,兩次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中國固有哲學;解放后,不僅對自己有過過火的自我批判,也以左的腔調批判過別人;批林批孔運動中,又跟著所謂評法批儒走了一陣。以先生平生陳義之高、任道之重,海內外于此不能無微辭。然而,脫離歷史條件著意渲染,甚至送上“蔣介石的高參、四人幫的顧問”這樣嚇人的大帽子,恐怕也言過其實,起碼是缺少寬容精神。馮友蘭兩次加入國民黨(第一次是1924年,第二次是1939年),都是國共合作時期。兩次為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中國固有哲學(1943年、1944年各一次),都是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時。就是這些問題,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知情人心中都覺得夠徹底的了,但當時的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先生由于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就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兩位老朋友哭得如此凄慘,在場的人無不轉身拭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覺的思想改造與扭曲的輿論引導相結合,造就了馮友蘭“相信群眾相信黨”的心理定勢。50年代中期,馮友蘭與張岱年同為北大哲學系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由于“政治覺悟”的提高,馮友蘭主張講課時對歷史上的哲學家及其思想應先批判后講解,可剛毅木訥的張岱年腦袋還沒“開竅”,固執地認為怎么也得先講清楚了再批判,兩位教授就為這一今天人們看來近乎可笑的“問題”著實“爭論”了一番。馮友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首當其沖受沖擊,每次他都發自內心地說“受到了不少的教育”,但總的說他還是被動地被人們牽著鼻子走。批判別人、批判自己在他看來絕不是迎合什么人,而是哲學日新、日日新的體現。所以,很多次他是以其自覺追求真理的良好初衷,給別人當了謀取政治資本的墊腳石。可悲的是對給人當槍使以致引起自我毀滅的危險并沒有一點兒察覺。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有關部門就印發了一本小冊子,題目是《歷代反動派都是尊孔派》,奇怪的是這一幫歷代反動派的第一人居然是當了一輩子教書匠的馮友蘭!馮友蘭當時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揮筆上陣了,兩篇文章一出手,便贏得了各種各樣的議論。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著稱的梁漱溟先生認定這是“諂媚江青”,北大哲學系不少干部、教師、學生認為這是“革命行動”,更有不少不明真象的普通百姓寫信大加表揚。真實的背景是:馮友蘭的批孔文章不僅“四人幫”的御用文人們看了如獲至寶,而且毛澤東看了也給予了肯定。馮友蘭對毛澤東的敬仰是由衷的,他是真心誠意把毛主席當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和他自己的引路人的。回想那天昏地暗的“運動”時期,狂風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勢而來,舉神州八億之眾,能不盲目茍同而孤明獨照者,屈指能有幾人?有多少人自覺追隨?有多少人噤若寒蟬?有多少人以死了之?我們怎能茍求于一個呆若木雞的八旬老翁?!我寧肯把馮友蘭個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痛苦與悲哀,看成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悲劇!
  我愿以英文本《中國哲學簡史》的結語結束我喋喋不休的議論: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后保持靜默。
  (作者:范鵬,甘肅省委黨校副教授;責任編輯:葦一)*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纟加由
  
  
  
學術月刊滬106-10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范鵬19961996 作者:學術月刊滬106-109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范鵬19961996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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