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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
七十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喲娜啦·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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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九七○年代,臺灣的文藝思潮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國府在臺灣發動全面性的政治異端撲殺運動(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地下黨在基隆中學組織偵破至一九五二年重建后的洪有樵核心投降,據最近省文獻會調查,至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前,總共涉及三萬人以上。五十年代被處決者應按近四、五千人之譜。而遭拷訊、投獄者也在一萬人左右。),并在美國強力干預中國內戰、以巨大軍經援助和政治、外交支持在臺灣樹立軍事波拿帕政權(Bonapartist state)。正是在這個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交疊構造形成的過程中,自日據時代以來艱苦積累的臺灣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人脈、組織、哲學、社會科學和審美體系全面瓦解。于是冷戰和內戰的意識形態長期支配一切。在文學藝術上,做為冷戰時代美國審美意識形態、美國勢力范圍下第三世界文藝思想霸權的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等泛稱為“現代主義”的文藝(注:阿皮革納內西(Richard Appignanesi),《后現代主義》,傅信勤主編,黃訓慶譯,立緒文化出版社,頁三一~三二,一九九七,臺北。),支配了一九五○年以迄七○年的臺灣文藝界。
  從六○年代末開始,受到美國侵越戰爭師老無功、大陸文革激進主義、和美國和平主義運動、種族平等運動、校園言論自由運動的影響,一部分出身港臺在北美的留學生開始尋找長期被惡魔化了的中國革命歷史的真相;開始從美國大學圖書館借閱長期在臺禁閱的中國三○年代文學作品,而逐漸形成一種思想和文化運動,在哲學上、文學藝術上、人生觀和社會觀上逐漸進步化,終至沖破了五○年以降在港臺形成的極端的冷戰/內戰意識形態枷鎖,在七○年代勃發的保衛釣魚臺運動中集結成運動的左翼,推動港臺兩地的左翼思潮。北美港臺中國留學生思想的左傾化,浸染到臺港的最顯著的表現,是文藝思潮的豹變。一九七○年到七四年臺灣的現代(主義)詩批判、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如果離開保釣運動左翼文學藝術思想的影響,就無從全面理解。總結地看,七○年代臺灣文學藝術思潮的根本性改變,有三個方面:
  一、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復權:一九五○年到五二年的白色肅清,使自日據時代以來艱苦積累的臺灣批判性現實主義文藝道路全面非法化。在這基礎上,透過在臺美國文化機關、留美政策、人員培訓和交換和去美參訪體制,不但培養一代又一代親美知識精英,在文學藝術上,使現代主義快速取得了自五○年以迄七○年間的支配地位。現在看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斗爭,在第三世界,甚至在蘇聯東歐以迄西歐廣大范圍內,是一場從三○年代延續到七○代的、文藝理論上的左右爭論。臺灣七○年代文學論爭,在反共戒嚴時期,勇敢地為臺灣文學現實主義光榮傳統復權,批判了作為美國冷戰意識形態的現代主義,意義重大。
  二、左翼文論的提起:素樸的歷史唯物主義文論,即文藝社會學方法的比較廣泛的使用(注:尉天驄,《民族文學與民族形式》,收《仙人掌雜志》,一九七八年六月;王拓《是現實主義,不是鄉土文學》,收尉天驄《鄉土文學論戰集》頁一○○~一○九,遠流·長橋聯合發行,一九七八,臺北;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收前揭《鄉土文學論戰集》,等等。);大眾文學論(注:王拓,同注③王拓項,頁一一九;黃春明,《當前中國文學問題》座談記錄黃春明發言;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收《鄉土文學討論集》,等等。)、民族文學論(注:顏元叔,《談民族文學》,收同名評論集,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四,臺北;趙光漢,《鄉土文學就是國民文學》,收《鄉土文學討論集》,頁二八六;陳映真,《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同注④陳映真項;南亭,《到處都是鐘聲》,收《鄉土文學討論集》等等。)的提起,在中斷了二十年之后,在現代詩批判和鄉土文學論爭中重新被新一代人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支配一切的環境下展開,在臺灣文學思潮歷史中,自有重要意義。
  三、美日帝國主義論和臺灣殖民經濟論的提起:在極端反共的七○年代,美國和日本被宣傳為自由世界的盟主與盟邦。美日私相授受我國領土釣魚島的事件,揭露了美日的帝國主義性質,使港臺知識界和市民開始以帝國主義時代的認識,看待中國與臺灣的命運。美日帝國主義論的具體化,又發展為美日(新)帝國主義對臺灣社會和經濟的控制論(注:北劍,《論民族主義——第一次民族主義座談會紀要》,收王曉波《尚未完成的歷史》,海峽學術出版社,臺北。)。臺灣經濟(社會)性質是不是“殖民地”性質,引發了爭論(注:王拓,《擁抱健康的大地》,收《鄉土文學論戰集》;張忠棟,《鄉土·民族·自立自強》、孫伯東,《臺灣是殖民經濟嗎?》皆收《鄉土文學討論集》。),從而在一個意義上,形成了臺灣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性質的討論。由于當時理論水平和政治環境的限制,爭論不曾往縱深發展,但在臺灣社會形態理論史中,有一定的重要性。
  以明白的語言,做出“美日兩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對臺灣施加(新)殖民地支配,而臺灣社會經濟的性格,是殖民地經濟”這樣的論斷,不但出現在七○年代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出現在七二年臺灣大學的“民族主義座談會”,更出現在從六○年代晚期到八○年代初的、幾個主要的小說家的作品中(注:一九六七年的陳映真;一九七二年至七三年的黃春明和王禎和;一九七四年和七七年的黃春明;一九七八年至八二年的陳映真、八四年的王禎和。)。其中,黃春明在七○年代的三篇小說——《莎喲娜啦·再見》(一九七二)、《小寡婦》(一九七四)和《我愛瑪莉》(一九七九)(注:皆收入《黃春明小說集》(三),《莎喲娜啦·再見》,皇冠文學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臺北。),豐富、深刻地表現了對于新殖民地化的臺灣生活深刻的反省和敏銳的批判。
      六○年代到七○年代的臺灣經濟
  一九四五年,臺灣從日本帝國主義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下解放,納入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大陸社會。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四九年,在內戰中失利的國民黨政權東遷臺灣。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東西冷戰對抗達于高峰,美國以軍事、政治、外交全面干涉中國內戰,把臺灣納入東亞冷戰圍堵大陸的戰略體制。中國大陸和島嶼臺灣的民族分裂構造,在外力干預下固定化。
  一九五一年開始,為了穩定風雨飄搖中的臺灣經濟,強化臺灣的反共軍事實力,美國以平均每年一億美元的額度,對臺施行截至一九六五年的經濟援助。在這十五年中,美國經由貨幣經濟機制的各項援助,支配了臺灣的經濟過程。美援一面支持臺灣軍事性、政治性消費,鞏固軍事波拿帕政權的統治,一面支援臺灣公營和私營企業,形成“美國帝國主義特殊的雙重介入方式”(注:劉進慶,《臺灣戰后經濟分析》,頁三六二,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二。)。美援的使用和實踐過程,深入臺灣政府的金融、財政和經濟部門,發揮深入干預、監視、控制和監察機制。而五一年到六五年間臺灣貿易輸入,幾乎全部依賴美援,并且以美援原料和生產設備推動進口替代型工業化,一方面依靠美國剩余農產品制造余糧,從而對日輸出農產品(及農業加工制品),在本質上,早在五○年代,臺灣就恢復了對日輸出農產品,自日輸入輕工產品的殖民地性貿易。而臺灣的美援經濟體制,加上貿易上對日本的殖民經濟性依賴,確立了六○年代以后臺灣經濟對美日深度附庸化的關系。“而美日對臺灣新殖民主義支配,因而成為現實”(注:前揭書,頁三五一。)。
  六○年代中后,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進行重組。由于國際勞動成本上揚,使中心國勞動密集工業產品失去市場競爭力。美日獨占資本為了降低成本,以跨國企業的形式,利用現代交通、通訊和國際金融銀行體制,紛紛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密集部分的生產程序,轉移到超低工資地區,進行資本的積累。這就帶來一九六六年后美日資本大舉進入臺灣,使臺灣加工出口工業化進程得以迅猛發展(注:段承璞,《臺灣戰后經濟》,頁三,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二。)從而造成以美日獨占資本為首的外來資本和高度威權主義政權的同盟所推動的經濟發展。于是低工資的臺灣、韓國和香港編入了戰后新國際分工的低層,至七○年代,美、日和東亞低工資國家與地區之間,形成了類似臺灣從日本進口設備、半成品,在臺灣以超低工資進行加工,而后向美國出口的“三角貿易”垂直分工構造(注: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共著,《臺灣之經濟》,頁四八~四九,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這新的國際分工不但造成臺灣對美日市場、技術、資本、原料的依附,也使資本有機結構和技術結構停滯落后,使對美順差和對日逆差相為因果,經濟剩余過多流向日本。而低工資政策的強行,終使臺灣農業凋零不起(注:段承璞前揭書,頁一二八。)。
  在上述戰后新的國際分工中,處于邊陲的、包括臺灣在內的“四小龍”,承受勞力高密集、高耗能、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以出口,而中心國則一仍保有高資本(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中心/邊陲不平等分工,與舊殖民地時代無異。類此,以外部需要為動力的經濟發展,在資金、技術和經驗皆呈短缺的情況下,就不易發展出獨立、成熟、自主的資本主義(注:段隨璞前揭書,頁一二八~一二九。),長期地難以擺脫“依賴性發展”的水平。這種情況,在臺灣的七十年代尤為真實。
  著名的臺灣經濟史學者劉進慶,早在一九六五年就直截了當地以實證的研究得出這結論:美援經濟的本質在于美國獨占資本培育其在臺灣的買辦性資本(即“官商資本”)。而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以這買辦性官商資本為基礎,美國獨占資本大舉侵入臺灣,以合辦企業、外資企業的形式在臺灣展開。至此,臺灣社會形態的性質——新殖民地·邊陲資本主義的性質便一覽無遺了。
  物質的、經濟的依附化,帶來政治、意識形態的扈從化。臺灣在政治上對美扈從,即使在雙方沒有正式邦交的時代也依然如故。個中實況,不必費辭。而至于在思想、意識形態和文化知識上的對美庸從,尤為顯著。長年以來,通過人員交流、留學體制、人員培訓,參訪計劃,臺灣早已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由美國養成的博士、碩士、專家和技術人材,安置在臺灣社會各領域的“領導高地”對臺灣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起到重要影響。在文學藝術上,五○年代到七○年代的“現代主義”、九○年代而大盛于臺灣的后現代主義各論、后殖民主義等論述霸權的形成,可為佐證。而五○年代以降美日資本、設備、半成品、消費商品在臺灣的登場,獨占了“現代性”的意義和表征,自然在民眾中形成對美日資本、商品、人、思想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傾向。
  而黃春明在七○年代所寫的三篇小說,離開上述臺灣六○年代中期以至七○年代的具體社會和經濟條件,就無法深入領會其中豐富的反省與批判的意涵。
      黃春明對新殖民地性臺灣社會與生活的批判視野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世界有近75%的人口生活在西歐(和日本)的殖民地體制下。蘇聯成立后的二○年代開始,民族·民主運動在各被壓迫民族中開展,并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茁壯。二戰結束,前殖民地紛紛在民族獨立斗爭中獲勝,英國、法國在戰后復辟舊殖民主義的努力遭到失敗,許多前殖民地宣告獨立,西方前宗主國的利益受到巨大損害。
  為了防堵做為世界殖民地解放運動總根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蔓延;為了繼續維護和延長前殖民地宗主國的帝國主義利益,帝國主義改變了策略,放棄了對殖民地直接的暴力統治,支持自己培養出來的殖民地時代土著精英在獨立后掌握政權,借以維持與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世稱“新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是政治、軍事的直接統治,是對殖民地的經濟壟斷和收奪,強使殖民地承受對宗主國供應工業原料和食品,供應超廉勞力和做為宗主國工業制品傾銷市場的分工體制;文化上的強迫同化和滲透;被迫接受宗主國的價值、習俗和生活方式;并且被迫喪失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識與自信,并依照西方片面的現代性論,把自己裝扮成殖民地精英,成為宗主國殖民統治的代理者和共犯者。
  在新殖民主義下,宗主國資產階級無法完全控制新獨立國家的國家機關,對前殖民地進行直接統治。但除此之外,通過新獨立政權中的前殖民地精英資產階級,舊宗主國列強,經由壟斷經濟、不平等的國際分工、文化上的滲透,并借擴散西方價值、風俗、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造成新興國家心靈的殖民化,瓦解土著民族的民族文化認同……這些都與傳統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的荼毒幾無二致,從而引起戰后的前殖民地知識分子對于西方以戰后新殖民主義的形式延長其影響于后殖民時代的諸問題,進行深刻的反省。
  然而,在七○年代的臺灣,深受美國影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完全繳了白卷。但有一些文學家卻以他們對生活敏銳的思維,在小說創作中進行了深入而豐富的反思。黃春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莎喲娜啦·再見!》
  臺灣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徹底戰敗而把割讓的殖民地歸還了中國。戰后殘破的日本,不能像英、法那樣力圖重建其在前殖民地的新殖民支配于臺灣。代之而在冷戰秩序中深入支配臺灣者,是戰后縱橫東亞的新霸權美國。
  韓戰爆發后,美國極力復興日本資本主義,俾為東亞反共的干城。而日本在戰后也死心踏地扈從美國的戰略目標和利益,緊緊附從美國的政治外交路線,以大陸為日本的假想敵,遵從美國意旨,在日臺舊金山和約中拒不明言將臺澎明確歸還中國。而如上文指出,早在一九五○年開始,日臺在美國中介之下,恢復了臺日間的殖民地性質貿易關系。六○年代中后,在新國際分工下,日本資本、設備、半成品長期對臺高順差輸出,從而結構性地巨額收奪了臺灣的對美順差。于是而日本資本、商品、商社和商人,沿著舊殖民地時代的人脈和歷史因緣,向臺灣滲透。因此,戰后二十五年重登臺灣的日本商人“在他們的潛意識里面,還是把臺灣看成他們的殖民地”(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三七。),而且在臺灣商場“趾高氣揚”,如同“在他們的殖民地上昂首闊步”(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三七。),自有原因。
  黃春明所描寫的這些日本商人,對于前殖民地臺灣抱持著殖民者中心的偏見和歧視。如果薩依德以“東方主義”說明西方對中、近東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見,那么日本人對其前殖民地臺灣也抱持“南方主義”的偏見。日本以“南方”稱臺灣和東南亞諸殖民地,殖民地作家西川滿等以椰樹、巴蕉、媽祖、藝妲、土著女性等殖民地異國情調和性想像,并摻和著“缺乏日本精神”、“體臭”、“操粗魯的臺灣話”、“嗜吃豕肉”、“使用充滿文法錯誤的日本話”這些極端鄙視的定見。黃春明小說中的日本人馬場,對于從農村來礁溪賣身的“很俗氣”(皮膚曬黑,小腿上有蚊蚋咬過的疤)的臺灣妓女發動色情的想像(注:黃春明,前揭書,頁四十。);對于可以在花蓮狎嫖臺灣原住民妓女,感到興奮(注:黃春明,前揭書,頁八○。)。西方涉及描寫東方殖民地的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中,對殖民地婦女、妓女、舞娘的膚色、神秘、野俗和逸淫的描寫和想像,充滿了白人中心的歧視和偏見。在“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批評還沒有在臺灣讀書界流行的七○年代,作家黃春明早就以小說的形式提出了臺灣社會中日本新殖民主義的文化、種族偏見,而加以批判。
  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學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關系出現,而以男性對女性的狎淫和壓迫呈現殖民地的壓迫與剝削的復雜關系。小說中的“千人斬俱樂部”,形象地、批判地描寫了日本新殖民主義在其舊殖民地區的復權。隨著六○年代中后新的國際分工展開,日本獨占資本以貸款、投資、賠償、援助的名目,在美國的庇護下,深入韓國、臺灣、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等四○年代日軍占領區。于是“日本人放棄槍桿,卻改用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注:黃春明,前揭書,頁八○。)行動,隨日本跨國公司、技術合作、貿易商社在前殖民地的擴張,日本商貿人員和觀光客在貪欲地狎淫前占領地的女體中,宣泄新殖民主義的種族優越和君臨支配的意識。而以劍詼喻殖民者的男根,以“千人斬”引起日本舊帝國軍人在遼闊的亞洲大陸瘋狂屠殺的歷史記憶,有深刻的歷史意識和豐富的象征,詼諧中增強了痛烈的批判。
  殖民統治為宗主國獨占資本主義的利益,在殖民地進行了一定的社會構造變革。為了殖民統治的需要,殖民者在殖民地開展有種族歧視、有學科限制、有教學體制差別的現代教育,培養土著現代知識精英,為殖民制度服務。歷史地看來,土著知識精英有三條道路:一是徹底同化而背棄同胞,憎惡自己的民族,對殖民者百般輸誠諂笑;第二種則因殖民者的教育而覺悟,矢志抵抗殖民主義的現代論,為自己的解放,尋求另類的民族解放、自立更生的現代性;第三種,也是人數上居大多數的人,逡巡于同化與抵抗之間,對殖民者面從腹背,在現實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內心隱穩的角落暗藏抵抗。這些人苦悶、矛盾、妥協、悲忿的處境和心靈,在日據時代的臺灣小說中多所描寫(注:例如賴和《赴子宴回來》和《棋盤邊》,等。)。
  在新殖民主義時代,這些精英知識分子,個別地見于新殖民地社會的官、政、商界和高教教壇,不必細說;也見于貿易、企業的管理層,當然也見于涉外公司的中下級職員,如《莎喲娜啦·再見》的敘述者。這些新殖民地精英的出路,大抵和舊殖民地精英無異,或恭順同化,或批判抵抗,又或者又妥協又不滿。黃春明對新殖民地社會買辦精英小資產階級有細致敏銳的觀察。七○年代他所發表的三篇小說,就討論了新殖民地小資產階級買辦知識分子的處境、思想和感情。
  《莎喲娜啦·再見》中的第一人物敘述者“我”,屬于上述的第三種。看來他是六、七十年代臺灣中小企業貿易部門的中級職員。由于他熟諳日本語,臨時被公司指派充當日本客戶帶來的“光觀買春”團隊的淫媒。
  這個臨時差事帶給“我”極大的困難和矛盾。
  “我”和另外一類留學美日,語言、思維、生活慣習上和美國或日本人更能水乳交融,在企業中地位更高,薪奉更優渥的一層不同。“我”的生活一貫不安定,多次改變工作和職場,妻兒飽受他失業、經濟窘困之苦。來到目前的公司,算是初步得了溫飽(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九~二○。)。
  在另一方面,由于“我”所處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不屬于更高層,積極與殖民者(日、美資本的意志和意識形態)同化的精英,因此還保有強烈而堅定的我族認同。他對日本人有基于“一個中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所引發的批判態度。在個人體驗上,這個“我”有一個在殖民地時代被日本毆打致殘的祖父;有一位素所敬仰,思想上“抗日愛國”的歷史老師;也有閱讀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的畫報而悲忿不已的經驗。
  這樣的“我”,竟而受命充當殖民者的淫媒,和現實上無力忿然拒絕這可恥的差事,使自己和妻兒重蹈失業、不安和饑餓之苦的情境,產生尖銳的矛盾,而形成某種緊張和動力,推動著小說的發展。
  民族自尊和迫于生活而充當淫媒的矛盾,至礁溪的場景達到高潮。讓日本人挑選同胞妓女,為嫖客和妓女間的調情充當舌人;為夜渡花資協商……這些具體行為,都對“我”的民族自尊造成沉重的傷害。和殖民者同化,協助殖民者殘害被殖民者同胞,就是對同胞的拒絕、剝離和背叛。因此當“我”知道了旅館女侍的女兒竟是“我”當教員時代對自己崇敬有加的女學生,“我”的羞恥、惶恐、犯罪感更加沉重。“我”雖然以誑騙日本人的手段為妓女多爭取了花資,為妓女分到更多的玻璃絲襪,借以近于自欺地緩解對自己的憎惡和羞恥意識,但最終也只能借酒爛醉,避過思想和良心的苛究。
  日本人集體狎淫臺灣婦女,是日臺間新殖民地剝削關系尖銳的文學形象。而“我”的處境,也形象地表現了新殖民地下層小資產階級買辦性知識分子的苦澀和矛盾。
  當然,黃春明也讓這個“我”抓住機會,做出了反擊。在奔向花蓮的火車上,他利用日本人不諳漢語,而青年學生又不諳日語的情境,向日本人提出戰爭責任的痛切的詰問,又向那個對日本的現代論懷抱著艷羨的青年,提出辛辣的批評,對新的殖民者揭發五十年不曾解決的戰爭責任,對小小年紀就遭到殖民者的價值所傷害的心智發出啟蒙的怒聲,曉以意識和心靈的去殖民化的重要。
      《小寡婦》
  寫在一九七四年的《小寡婦》中,也有一個買辦精英知識分子馬善行。馬善行“大學畢業后到美國讀市場學和旅館經營”,“在美國有四、一年”行銷和管理的“實際工作經驗”(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一。)。馬善行滿口英文,喝不加糖的咖啡。他是七○年代以來臺灣商界尤其是在臺外資的寵兒——美國留學回來的“工商管理碩士”(MBA),滿腦子都是經營、行銷管理的教條。他把面向來臺“找樂”(美軍當局把越戰美軍休假到臺灣找女人發泄性欲的制度性行動稱為“找樂子”,即Recreation)的越戰美軍開妓院(酒吧)當老鴇,正經八百地當做一種產業,以西方行銷理論,將同胞妓女當做物質商品,做起了生意。他以資本主義管理知識,去分析市場現況(美國反戰運動使越戰美軍心靈空虛(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二。));分析目標顧客的心理(用錢買酒和女人填補空虛(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三。));為商品創名(以“小寡婦”替換一般的西洋式店名(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六。));為商品定位和包裝(利用美國大兵“東方主義”的偏見和想像,把酒吧女裝扮成東方小寡婦(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九等。));搞摸擬推銷(叫幾個洋人朋友在開張前來酒吧,測驗銷售效果(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一七等。))。借此,黃春明對類若馬善行之流迷信行銷企畫的新殖民經濟下的買辦知識分子,極盡諷刺的能事。
  黃春明以大量的篇幅,表現了新殖民地買辦精英的“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注:巖淵功一,《共犯的異國情調:日本與它的他者》,李梅侶等譯,收《解殖民與民族主義》,頁一九四,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文化/社會研究譯業編委會,一九九八。)),即被殖民者(依靠、接受)利用西方或殖民者對自己的“東方論述”(帶有西方中心主義偏好的想像或論述),塑造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立足。但馬善行以白人偏見眼中的東方,裝扮旗下的妓女,畢竟不能與“脫亞入歐”的日本,與西方共創“東方日本”的形象以“自我東方主義”而求自立于西方者,同日而語。
  馬善行以“中國寡婦”的“異國情調”“吸引外國人(嫖客)”(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九九~一○○。);讓妓女穿著清末民初仕女的行頭(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九。)、戴上假發、腳穿繡花鞋,窩肢里塞著一條香絹(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一一。),要“外表像冰山”似地冷,“里面像火山”似地熱(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一三。),要和洋嫖客大談中為國婦女纏足歷史、談貞節牌坊和處女崇拜,大談工瓶梅、素女經上的床工(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四二。)……買辦知識分子把這些西方對于中國女性和文化的腐朽、下流、充滿民族偏見的想像加以夸大和固定化,借以求財、出賣同胞的靈肉。和《莎喲娜啦·再見》中的“我”相較,馬善行就顯得完全沒有批判意識,為了掙錢,不但不惜有“理論”、有“知識”地出賣婦女同胞的靈肉,從而有意識地成為西方對中國東方主義論述的幫兇。
  此外,黃春明以文學的形象的思維,批判了美國侵略戰爭。
  前文說過,二次戰后,殖民地紛紛獨立,西方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失,英國和法國都在戰后企圖重返舊殖民地,卻遭到堅強抵抗而失敗。法國在戰后重返越南,遭到越南人民堅強的反抗,在五○年代奠邊府一役打敗了法國。為了圍堵越南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了維護西方在越南的殖民主義利益,美國在六○年代武裝介入越南內戰。當“一九六八年,美國總統詹森,叫駐(南)越美軍的人員創了最高紀錄,高達五十多萬人”,“臺灣被美軍當局增列為美軍遠東地區的休假中心”(注:黃春明前揭書,頁八五。)——面向美軍的妓女供應基地。
  美軍以強大的、現代化武器,陷身于為自己民族的解放而戰的、越南的人民戰爭的泥沼中。黃春明寫一個在越南的人民戰爭中草木皆兵的拉鋸戰環境下一度狂亂、罹患精神性陽萎的美軍路易,透過他的受傷的心靈,揭發美軍在越南對平民的強奸和濫殺(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五三。);透過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湯姆的醉酒譫語,揭露越戰戰場上美軍對南越平民瓷意的屠殺而且以殺人數目向酒女們炫耀(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一八六~一八七。)。
  美國侵越戰爭的不正義性,激起美國青年、市民的反戰和平運動。侵略戰爭使美國社會在和戰問題上分裂。酒精使年輕的湯姆想起了他在“舊金山預備營”時,為了執行警衛任務,開槍打死了反戰派的嬉皮好友荷西的往事。黃春明以鮮明生動的形象,對美國戰爭機器的國家倫理迫使人在白日下殺死好友的悖理,提出了控訴。
  而描寫美軍濫殺越南平民和湯姆在荒謬的國家倫理下殺人的這幾頁,在敘述、描寫、對話上,優美、簡捷、生動,而感人極深,是黃春明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故事的結束,是被國家戰爭機器播弄,在戰場上失臂致殘,九死一生的比利,和淪落在煙花酒館的妓女菲菲之間,兩人受盡權力與社會踐踏的弱小者真愛的結合,發出了人的微小的勝利和不可稍侮的抗議。
  越戰以美國的敗北,印支半島的統一,在一九七○年初結束。終整個六○年代到越戰結束,臺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冷戰意識形態支配下,對越戰始終抱持著類似“美國為保衛越南的民主自由制度與生活方式而戰”的看法。世界性反越戰、反美帝國主義干涉他國內政的文化和知識風潮,在臺灣知識、思想界毫無反應。另一方面,批評越戰,在當時的臺灣政治上是危險的。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黃春明的《小寡婦》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重要性(以文學形式優秀地表現出來的政治與思想重要性),至為明顯。
      《我愛瑪莉》
  黃春明發表《我愛瑪莉》于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一九七七年九月,著名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進入高峰期。遠的不說,彭歌惡名昭著的《不談人性,何來文學》就發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余光中拋向鄉土文學的血滴子《狼來了!》發表在八月二十日。胡秋原先生批評彭、余的文章《談“人性”與“鄉土”之類》,發表在九月號“中華雜志”;王拓反駁彭歌的文章《擁抱健康的大地》發表在九月十日到十二日的聯合報副刊。在論戰中,鄉土派認為臺灣經濟是殖民地經濟的主張,被彭歌等人當做小辮子揪著猛打棍子。而黃春明則以文學的形式,狠狠地譏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經濟關系中臺灣買辦階級知識分子的荒謬與丑惡。
  在殖民地體制下,被殖民者,特別是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現代性所蠱惑的殖民地精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來改變自己卑下的處境。用弗·范農的話說,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臉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們全心全力學習和模仿殖民者,而在模仿的過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絕、唾棄自己的種性、文化和傳統,以背棄和否定自己,全心傾慕、諂媚和崇拜殖民者,否定真實的自我。
  這些試圖以改變自己的膚色(在對黑種民族存在著現實歧視的美國社會,日常中就有黑種兒童拚命想用肥皂洗白自己的膚色,想辦法把蜷曲的頭發拉直的事)改變命運的被殖民精英階級,在價值觀、生活方式、知識系統和意識形態上唯西方殖民者的馬首是瞻,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惡、美丑為自己的是非、善惡與美丑,終于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為落后,丑陋和羞恥。到了最后,他們開始覺得自己的民族、家族和自己民族、家族所由立的本民族一切傳統、文化都使他憎厭,無法忍受。在四○年代的臺灣,由周金波、陳火泉所寫的“皇民文學”,就吐露了殖民地精英瘋狂同化于殖民者的、尖銳的嘶喊。
  然而,歸根結底,用盡全力離棄和憎惡自己的父祖和同胞,希望受到殖民者完全的接納的營為,歷史地看來,幾乎沒有成功的例子。焦慮諂笑的奉承以求乞同化,反而遭來殖民者的更深的鄙視、不齒、厭煩與不安。被殖民者向往同化于殖民者,背棄自己的同胞,但自己的同胞也以敬遠和不齒回報,而最后那同化之門依舊冷峻、倨傲地緊緊關閉。殖民地買辦精英乃陷于眾叛親離的孤獨。
  舊殖民地精英如此,改變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諸關系下的精英資產階級又何嘗不如此?《我愛瑪莉》以生動的形象說明了臺灣新買辦階級的處境。
  《我愛瑪莉》中的陳順德,洋名“大衛·陳”,就職于某“臺北的外國機關”。隨著六○年代以降到外國留學,或在臺灣的外國機關、(跨國)公司工作人越來越多,臺灣精英知識分子取洋名字就蔚為風潮,致習而為常。這使人漠然地想起日據殖民地時期四○年代的“創氏改名”(“改姓名”)運動。黃春明在陳順德改洋名的問題上,做了詼諧辛辣的文章。(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一五~二一八。)
  把自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為殖民者式的名字,當然是同化的象征。但在漢語漢字環境中,David訛為“大衛”甚至“大胃”。現在流行一時的“后殖民”論述指出,被殖民者在“復制”殖民者的文化、語言時,往往慘入土著文化的“異質”,使殖民者文化走樣變質(注:張京媛,“前言”,《后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王德威主編,張京緩編,頁一七,麥田出版公司,臺北,一九九五。),其此之謂乎!然則“改姓名”確實使陳順德忘乎所以,喪失自己的認同。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語言(名字)表述自己的身份、歷史、傳統和文化時,被殖民者終至喪失了表述自己獨立主體和歷史的意識。當別人在生活中以“陳順德”招呼他,竟已回不過神來。“通常第一聲是聽不見,第二聲的時候他會在心里想一下;第三聲,他會因厭煩而焦急,但仍然裝著聽不見”(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一六。)。終于,他會神情不悅地說,同他一樣叫“陳順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沒有人叫我陳順德,(都)叫我大衛”(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一六。)。
  黃春明寫道,自從改用洋名字,陳順德“脫胎換骨”,“著實地扎根在”洋機關“工作環境了”。但這徹底的同化并沒有使他獲得洋老板真正的歡心。洋人只覺得這個標準買辦好使,“有多角性利用價值在”(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一七。)。衛門夫婦在私下始終以豬狗指謂陳順德(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三三。),并且絲毫不忌諱對陳順德的嫌惡(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二五。)。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間,畢竟存在著無法填平的鴻溝。
  在黃春明的筆下,陳順德是典型的洋奴買辦。他極盡奴顏媚骨之能力,其目的在使“生活往上跳升”(注:黃春明前揭書,頁二三八。),即進一步使生活更加美國化。他夢想在臺北外僑住宅區天母擁有自己的房子;開著一輛二手歐洲轎車。他處心積慮要把即將調回國的洋老板家的洋狗接回家里養,想象著有一天他像在臺北的洋人那樣,帶著狗開著轎車,讓洋狗瑪莉在車窗外伸出半個頭,招搖穿市。陳順德留下老板的洋狗,還有一著棋,即一旦老板再調回臺灣,洋狗瑪莉就是他和洋老板間的粘著劑,繼續鞏固主仆關系。
   黃春明創造了洋狗瑪莉,使小說對新殖民主義文化宰制的批判更顯生動。在洋老板衛門家英語環境中養大的洋狗,只能在英語語音下做出反應。只能依殖民者的語言反應的一條狗,由于殖民與被殖民的客觀上的主奴關系,使被殖民者的人,也不能不役于殖民者豢養的畜牲。當瑪莉情緒不穩,陳順德必須使用英語輕聲細語地撫慰它。做為家庭生活物資的供應者,陳順德君臨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對陳順德尤為馴畏。但這樣的陳順德,卻對象征著殖民者優越生活的“洋狗”瑪莉曲意奉承,而陳順德一家,對洋狗就尤為畏怖。
  洋狗瑪莉是陳順德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和進階。陳順德越是積極要求同化,就越是以瑪莉的情緒、好惡、舒適與否為中心,而將妻兒的價值和地位視若無物。到頭來,不是洋狗瑪莉統治著包括陳順德在內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價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現代性,竟而通過一條狗,役使和宰制著一家人。
  在殖民地關系中,被殖民者被剝奪了自己的語言。而殖民者語言和文化的強權統治,使被殖民者噤聲失語,無從形成對自己的表述和定位。不諳英語的玉云,時常遭到丈夫的嘲笑。玉云因為不諳殖民者的語言,莫說在洋人面前,既使在買辦階級丈夫陳順德、甚至在一條洋狗面前,也噤聲失語,無法表述自己、界定自己。而所謂洋犬瑪莉,其實不過是土洋雜交的半土狗罷了。殖民地關系使人變成奴隸,使人和畜牲的價值顛倒。而這極端的矛盾和填倒,終于使玉云覺悟,帶著孩子離家而去。
      新殖民狀況與后殖民狀況
  黃春明發表在七○年代的上述三篇小說,以文學藝術的形式,提出了“東方(南方)主義”問題;提出了新殖民地下層精英知識分子的矛盾、苦悶和抵抗,提出了“心靈的去殖民化”問題;提出“自我東方主義”的共犯性問題;提出了被殖民者企圖“改變自己的膚色”——以積極同化來解決自己卑下處境問題,也提出了殖民地關系中被殖民者因殖民者語言文化的強權統治而失語噤聲的問題。
  在臺灣,這些問題是今之顯學“后殖民論”的重要議題,但是一直要等到九○年代,才由一些只會跟著西方學園的議題和本子說話的學者開始議論,但也似乎還沒有人以后殖民論,結合臺灣的具體條件,去論說春明的這幾篇小說。實則,早在五○年代、六○年代,在蓬勃于當時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中,早就有相應于運動的新殖民主義批判。范農、恩克魯馬、毛澤東、卡斯特羅……都對新殖民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支配做過深刻的分析。
  但在六○年代到七○年代,臺灣自由主義的社會科學界,對于當時以美國霸權為主的世界冷戰秩序,一般地只高唱反共民主的贊歌。提出反殖民批判者,除了七○年代鄉土派的批評家,絕無僅有。但從臺灣文學史看來,情況就截然不同了。一九六七年,陳映真發表了嘲諷緊跟美國學園的議題學舌的臺灣知識圈的《唐倩的喜劇》;同年,發表批評越戰的《六月里的玫瑰花》。一九七二年,黃春明發表《蘋果的滋味》,寫新殖民關系下都市貧民的悲喜劇;一九七三年,黃春明發表《莎喲娜啦·再見》,同年,王禎和發表《小林來臺北》,寫一個來自貧困鄉下,一頭鉆進一家跨國性航空公司的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假洋人的世界。一九七四年,黃春明發表《小寡婦》;七七年,發表《我愛瑪莉》。一九七八年,陳映真發表《賀大哥》,繼續診察美國侵越戰爭的精神病灶。同年和次年,發表探索臺灣跨國企業下的人和文化處境的《夜行貨車》和《云》。一九八一年,王禎和發表尖銳批判臺灣新殖民地精英知識分子群的《美人圖》。一九八二,陳映真發表批評跨國公司的《萬商帝君》。一九八四年,王禎和發表《玫瑰玫瑰我愛你》,和黃春明前此十年發表的《小寡婦》異曲同工地批判了臺灣買辦性精英知識分子出賣靈魂的歷程。
  這是個文學創作所呈現的思想遠遠超前于同時期的哲學、社會科學和政治思維的時代。文學家從具體的社會生活的實踐,即具體、客觀的新殖民地社會生活中認識了新殖民地諸關系的本質。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卻在新殖民主義西方的文化、知識、論述和意識形態中酣睡,在一時的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中,脫離生活,喁喁獨語。
  今天的“后殖民主義批判”,基本上是揭發西方(北方)怎樣通過其知識、文化、語言和論述體系控制東方(南方),維持西方的知識和文化霸權,持續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殖民主義的議論。但是后殖民批評對具體的、至今活生生存在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性質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構造了無興趣。而臺灣的追隨者更是如此。他們對臺灣經濟史、社會史毫無知識;對戰后臺灣資本主義依附的·半邊陲化的過程也缺乏興趣。他們對殖民主義或殖民地社會的社會科學的界定也沒有起碼的認識。
  因此,有不少的學者憑空想象著一個自古就獨立存在,一個自古就生養盈島的“臺灣人民”,在歷史上受到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和(國民黨)中國的“殖民統治”。但他們不知道荷蘭人據臺前歷代來臺打漁生活的少數漢人外,一六四○年迄一六六一年間,荷蘭人在中國東南沿海招來前后合計只有三萬人上下的貧困農民來臺墾殖。當時漢人基本上也還不曾形成穩定、定居的社會。在荷蘭人官書上,這些農民稱為“中國人”,只有當時在荷人治下的六萬余原住民(總數約十二萬人),才登錄為荷蘭“國民”。被荷蘭人殖民統治的今日意義上的“臺灣人民”,在當時并不存在。荷蘭統治的是在臺灣的中國貧困農民。
  明鄭據臺,臺灣初有豪族封建土地關系。立典章制度,施文教,在臺漢人的社會初初形成。但明鄭在臺二十一年間,至鄭氏政權末年,漢族人口多達十萬余人。這當然主要是鄭氏軍隊、豪族、部將和相繼渡臺的大陸移民造成的移民性人口增長。明鄭并不是對既有“臺灣人民”的“殖民統治”,而是對于它自己帶來的大陸漢族移民進行以“鄭氏皇族→文武官僚、部曲、宗室、地主士紳、海商→軍墾佃農、佃農、漁夫、手工業者、雇工和原住民”為階級構造的豪族封建性的階級統治。
  從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一○年代的清代前期,臺灣的人口快速增長到近一九○萬人,這快速而年齡、性別構造不平的人口增長,當然也是移民性人口增長,是以大陸“中國人”移民形成的社會。清代臺灣一直是漢族拓殖的社會,不存在異民族間的“殖民統治”。鴉片戰爭,臺灣進入定居型社會,卻也與中國社會同時淪為西方現代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性和中國半封建社會,而臺灣社會同全中國一樣,受到清王朝半封建社會的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資本的統治。
  馬關割臺后,臺灣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總過程中被割讓而淪為現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殆無疑議。但光復后的臺灣,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間,因復歸舊中國而社會性質一變,成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部分。一九五○年以后,因為在世界冷戰體制下,在“對美援及對日貿易的依賴關系發展構造性定型過程中,臺灣經濟也必然地確立了對美日依賴體制。而此一依賴,與冷戰體制下的軍事、政治依賴同時決定性地影響了臺灣的政治經濟。同時美日對臺灣‘新殖民地主義支配’也因而成為現實”(注:劉進慶,《臺灣戰后經濟分析》,頁三五○~三五一。)。正如本文開端的政治經濟分析所扼要指出的那樣,“新殖民地,邊陲資本主義”性質的臺灣社會的外來支配者,從社會科學上看,不是國民黨政權,而是美日獨占資本。臺灣當局充其量也無非是美日新殖民主義的代理人罷了。
  其次,還要簡單地說一說殖民主義。殖民主義有前資本主義時代擴大疆土,在政治上直接統治,經濟上斂收苛稅的收奪的古典的封建殖民主義,元帝國對外族的征伐類之。但殖民主義主要的是指資本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這又分十六、七世紀重商主義時代以資源和勞動的掠奪與貿易為主的“舊式殖民主義”,和十九世紀中葉后由獨占化的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對外輸出資本,占奪殖民地,取其原料,傾銷其工業產品的“現代殖民主義”。二戰以后有新式帝國主義,前文已見分析。另有學者為了區分前資本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把資本主義時代的兩種殖民主義通稱“帝國主義”,而二戰后以美國為中心的新的帝國主義,稱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
  準此,前資本主義漫長封建社會階段的中國對臺灣拓殖,不存在“殖民統治”問題,但當然不能否認對臺灣原住民原始社會而言,確實存在著漢族對原住民族施加“殖民統治”的問題。如何清理這民族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直是嚴肅的課題。明代中后,中國東南沿海也存在過幼稚期的海上武裝貿易集團。但在老大、封建土地資本厚實的中國社會,遠遠尚未形成強大的貿易商人資產階級,在王室支持下,發展海上艦隊,對外擴張,掠奪資源奇貨和奴隸勞動,建立商業資本的龐大帝國。而終清朝之世,中國是一個晚期封建社會,在鴉片戰后為帝國主義豆剖瓜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經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東渡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殘余的武裝集團,根本談不上“獨占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對臺灣“殖民統治”。至于一九五○年后臺灣新殖民主義的支配者是美日獨占資本,已見前論。說到中國大陸,在社會性質上,自稱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單就眼前而言,資本是從臺灣向大陸輸出,而不是相反;經濟剩余是從大陸大量流向臺灣,而不是相反。“明鄭、清朝、中國對臺殖民論”的虛構,其荒謬乃爾!
  從這錯誤的歷史認識和政治經濟學上的誤謬出發,有一些學者生硬套用后殖民論的教條,強調“臺灣文化自古以來呈跨文化雜燴特質”,并且把中國普通話和閩南系、客家系語言對立起來,主張“為了真正擺脫被殖民夢魘”,建設“揉合了國語、福佬話、日語、英語、客家話及其他所有流行于臺灣社會的語文”(注:例如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后殖民論述》,收注(39)所揭書,頁一六九~一七七。)……
  荷蘭治臺,只以臺南及周近點狀地點為基地,統治臺灣只有三十八年左右。其間,荷人開醫院、設小學教荷語、強制傳布基督教,有全村全部落歸教者。但荷人離開后,一切煙消云散,令人甚至很難找到荷據時基督教傳布及荷蘭文化的痕跡。至于荷語在臺灣話中的殘留,尤無跡痕。日人治臺五十年,只有最近因政治上的特殊傾向,皇民一代一時在政治、社會上抬頭;一時在反華脫華運動中還魂。臺灣說寫英語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比率微乎其微,談不上深入臺灣文化、語言生活的肌里,人所共知。但從全體論,臺灣的殖民文化影響,較之被殖民化長達一、兩百、三百多年的中近東、南亞、中南美社會的西方語言、文化殘余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福佬語、客家語,皆為中國的中古漢語,它不但同屬漢語,不但在臺灣活著,還在我國閩、粵兩省,在東南亞和北美華人社會中繼續使用,但在歷史悠久、文化厚實的中國文字以普通話為中心的統一性上共存。把臺灣社會與因殖民者異族語言、文化長達數世紀的統治,方言雜多,沒有機會建設民族共同語的其他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社會”(post-colonial society,但其“后殖民”概念與“東方主義”論者不完全是一個概念)相提并論,就不免于錯誤百出。
  六○年代末到八○年代初的臺灣文學,在臺灣新殖民地·邊陲資本主義的社會諸關系中,做為生活實踐,表現了臺灣社會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與本質——新殖民主義·邊陲資本主義的矛盾與本質,以形象的思維,杰出的小說藝術形式,表現了出來,彌補了同一時期只顧沉浸在冷戰的、保守自由主義思維中的哲學、社會科學、文藝批評界的空白。在這一方面,小說家黃春明做出了思想上重要、藝術上杰出的貢獻。
  半生不熟的今日在臺灣的后殖民論,遮蔽了臺灣社會史中的殖民化歷程的本質,湮滅了當前美日新殖民主義對臺灣社會的支配構造及其所造成的重大矛盾。而沒有臺灣社會經濟史論、沒有新殖民主義、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臺灣戰后資本主義性質論的臺灣當前的后殖民批評本身的后殖民性,則等待著深入的分析和批評。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文藝理論與批評京89~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映真19991999 作者:文藝理論與批評京89~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映真19991999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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