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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標準的歷史意義及其內在統一
三種標準的歷史意義及其內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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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理論深刻地內含著三種標準,即作為真理尺度的實踐標準和作為唯物史觀最終尺度的生產力標準以及作為價值尺度的“三個有利于”標準。而每一個標準又蘊涵著真理、價值和實踐的深刻的內在統一,它們邏輯地展現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
      實踐標準
  關于真理標準,馬克思很明確地說過: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列寧和毛澤東都重申了這一基本觀點。而毛澤東又講得最多。這個認識論的基本問題,卻在1978年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引發了一場爭論。爭論雖然是由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引起,但涉及的重大的歷史政治背景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對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該采用何種基本觀點、基本立場,是堅持“兩個凡是”,還是堅持“實事求是”?
  所謂“兩個凡是”,就是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為準繩來對待和處理上述重大歷史政治問題。“實事求是”,就是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對待和處理上述重大歷史政治問題。在毛澤東同志離開我們以后,我們舉的旗仍然是毛澤東思想旗幟,但不能用“兩個凡是”的辦法來舉,只能用“實事求是”的辦法來舉,因為“兩個凡是”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鄧小平主持起草、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實踐為標準,以歷史經驗為基礎,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又肯定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所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勛,肯定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從而在這樣認識的基礎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從思想路線上看,鄧小平認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實質是怎么看待馬克思主義。真理本身是有待實踐檢驗的,因此真理(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真理性認識,其中許多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是經過了社會實踐的檢驗的。但社會實踐對真理的檢驗是一個歷史過程,所以真理性認識(觀點、思想、理論等)的確立不是一勞永逸的。真理在此表現為一種過程、一種歷史范疇。那些已被實踐證明為真理的認識、理論(包括政策、構想等)還要繼續接受實踐的檢驗。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敢于和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置于實踐檢驗之下,讓它在社會實踐中放出其顛撲不破的真理之光。這種檢驗的意義在于,它可以不斷修正真理適用范圍,因為越出這個適用范圍,真理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且真理適用范圍的變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更為重要的是,還要敢于和善于在實踐中看到馬克思主義未能涉及的新問題,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在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這要靠發展馬克思主義來解決。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在實踐中檢驗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正是由于我們能夠堅持這一點,因而每當需要重新審視長期形成的傳統觀念時,我們就有可能從那時被證明為不合乎中國實際、不合乎時代進步、不合乎經濟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條條框框中解放出來。依靠這種解放,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形式等問題,在既不搞無謂的爭論又敢于面對風險的情況下,讓實踐發言,消除了各種疑慮,從而成功地走出了一條新道路。
      生產力標準
  生產力標準的提出,事關黨的政治路線的確立、事關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即解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首要的根本問題。
  按照歷史發展線索,首先是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從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1979年10月4日, 鄧小平提出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于是不僅開始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方面、從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方面進行了科學分析,提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結論;同時也開始從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方面進行科學分析,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指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為將來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基礎,也必須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發展生產力的任務尤為重要。于是,就得出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結論。這一結論為黨的政治路線的確立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我們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即基本路線,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形成的。在確立黨的政治路線的初始階段,鄧小平集中地講了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他認為,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主張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講究經濟效果;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如果搞不好,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就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生產力標準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本質問題。根據上述觀點,黨的十三大重申了生產力標準。指明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必須破除離開生產力來抽象談論社會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從根本上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種種空想的界限。并根據我國雖已進入社會主義,但其生產力水平又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實際情況,作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論,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問題。黨的十四大,在黨綱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概念,這在馬克思主義史上是第一次。黨的十五大重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在于強調對此基本國情要有統一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指出,我們講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搞清楚什么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初級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既不能提出超越這個階段的任務和政策,但又必須抵制那種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錯誤主張。這就是二十年來我們所以能取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功的根本原因。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說,生產力標準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因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是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社會性質和面貌,決定這一社會的基本制度、階級結構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而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其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歸根結底是決定整個社會發展的最終力量。因此,生產力標準是唯物史觀的最終尺度。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來說,只有新的生產力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新的生產關系才能得到鞏固。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政策對不對,歸根結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
  關于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從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所產生的許多經驗教訓出發,認為社會主義本質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存在和發展的最終根據,因此,它不可能直接從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本質特征中來抽取,必須從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中來揭示。社會主義也會發生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問題,社會主義不會自動發揮其優越性。所以鄧小平說,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這是社會主義本質中最基本的東西。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發展,就是它能夠從根本上解放在自身社會形態中被束縛的社會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最終根據和本質所在。所以,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本質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是內在統一的。同時,也只有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以往階級社會所不能達到的社會進步,即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種特定的社會進步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最終根據,即它的本質所在。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
  從改革開放20年來歷史發展的線索來看,生產力標準作為唯物史觀的最終尺度,一直貫穿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黨的基本路線的確立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的整個過程。所以,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最新成果,就必須堅持生產力標準。
      “三個有利于”標準
  “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雖然與生產力標準有承接的關系,但它是從以下兩方面展開的:一方面,全面改革面臨新的發展階段,需要繼續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有人怕改革開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就需要提出判斷改革開放的是非得失的標準。1992年春,鄧小平就此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標準是價值標準,它從價值主體和價值目標上規定著社會主義應該如何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把社會主義看成現實應該與之相符合的理想,爾后又反過來按這種理想去剪裁現實生活。
  十五大重申“三個有利于”標準,指明在走向新世紀的新形勢下,面對許多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艱巨課題,我們必須增強和提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一切以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判斷標準,不斷開拓新局面。“三個有利于”標準,從價值主體和價值目標上指引人們去區分制度與體制、區分制度性范疇與非制度性范疇、區分制度性范疇與客體效用,然后大膽地進行改革,大膽地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制度與體制的關系上,體制作為一種具體制度,它是基本制度的實現形式。改革是體制的改革,是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至于如何完善,就需要在大膽的試驗中按“三個有利于”標準去尋找適合的體制。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但公有制應有多種實現形式。所有制實現形式要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同時也要適應我國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性和不平衡性的實際情況,這就決定了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我們選擇哪種實現形式,完全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但選擇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在“三個有利于”的范疇內,不僅改革的路子被大大地拓寬了,而且連整個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都正在得到根本性變革,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日益展現出蓬勃生機和活力。
  在制度性范疇和非制度性范疇的結合上,采取了高度靈活性。認為在非制度性范圍,各種不同制度都可以用,像商品、貨幣、市場、計劃、股份制這些社會化生產的產物,就是非制度性范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用。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結合原則和結合形式,是可以被不斷地創造出來、不斷被重新確定重新選擇的。如何創造?如何選擇?也必須在大膽的試驗中按“三個有利于”標準來確定。至于人類社會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那就更要大膽地借鑒、吸收和利用。社會主義和舊社會的決裂,并不是指社會主義可以自外于人類全部優秀物質文化遺產。相反,只有更好地繼承這些遺產,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在制度性范疇和客體效用上,采取一主多容、共同發展。我們在正確處理不同制度范疇的相互排斥關系時,還必須注重非社會主義范疇的客體效用。如何掌握這種客體的實際效用,也同樣必須按照“三個有利于”標準來進行操作。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就容納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包括多種非公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并把它們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認為,可以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非社會主義因素,包括資本主義因素,作為被社會主義所契合了的客體效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價值主體和價值目標的規約下,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歷史合理性。這個合理性就在于它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展。他要求我們“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
  總之,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深刻地內含于鄧小平理論。真理、價值統一于實踐,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哲學基礎。我們謹以這種認識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
  
  
  
人民日報京⑩D2中國共產黨潘叔明19981998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從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二十年實踐來說,它已有著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就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來說,它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對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也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需要更有深度的思想解放來保證。價值論上的思想解放比真理觀上的思想解放更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更貼近改革開放的實際。 作者:人民日報京⑩D2中國共產黨潘叔明19981998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從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二十年實踐來說,它已有著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而就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來說,它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對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也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需要更有深度的思想解放來保證。價值論上的思想解放比真理觀上的思想解放更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更貼近改革開放的實際。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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