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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民同在    想起兩位前輩農業專家
與農民同在    想起兩位前輩農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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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一直在看《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感想很多。我要對寫這本書的作家表示敬意,他能用幾年時間寫出這樣的人和事,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良知的體現。
    關于這本書所寫的人和事,我也不想多說了,因為這些年我們在這方面聽到了太多的議論。我現在想說的是我們對中國農村的了解,可能還是要多聽前輩學者的意見。在近百年來關于中國農村的研究中,最根本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還人為地制造了更多的麻煩。誰能說現在中國農村的問題僅僅是“三農”問題呢?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當時的教育部曾請過美國麻省農科大學校長白德斐來中國,想聽聽他對中國農業發展的意見。這個美國人非常負責,后來寫了一份報告,名為《改進中國農業與農業教育意見書》,報告由中國幾個當時留美的農學家傅煥光、鄒秉文和過探先翻譯成中文。這個報告在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諸多辦法中,特別強調了兩點:一、提倡農民組織。二、鄉村教育。白德斐專門對中國農業領袖的問題做了說明。他說:“希望中國有經驗之領袖人才,共起而解決中國之各種復雜重要之農業問題,農業政治家確乎為今日中國必不可少之人才也。”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國農業問題的專家,都特別強調政治制度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根本,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工業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發展。
    董時進也是一位農業經濟學家,他對中國農村的出路有過許多想法。董時進也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農學博士。創辦中國農民黨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抗戰勝利后,中國出現了一個政黨發展的高潮。在當時眾多小黨派中,中國農民黨成立的時間較晚,1947年5月12日中國農民黨在上海成立,董時進當選為主席。關于中國農民黨的建黨宗旨,董時進在成立宣言中專門作了解釋:“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并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關于中國農民黨的性質,董時進曾一再聲稱是代表農民的政黨。“黨員當然最大部分是要向農民里面去征求”,“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由于大多數農民知識很低,政黨必須由了解和同情農民的知識分子來領導。為了便于參政,“特別歡迎政治學家及一切賢能之士參加”。中國農民黨主張改良,反對暴力。他們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中國農民黨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身上,認為“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經濟方面,中國農民黨側重于鄉村建設,以謀求于同城市平衡發展,它反對土改政策,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剝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依靠政權和軍隊的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
    中國農民黨在當時曾受到國民黨的壓迫,它的活動一度轉為地下。1948年,新政協建立前,農民黨也曾想謀求一個位置,但因為它的土地政策最后沒有得到。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北京約見董時進,批評了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高潮時反對土改,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并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后表示,愿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1949年6月25日,中國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隨后解散。雖然董時進不再參預政黨活動,但他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基本思想卻始終沒有改變,具體說就是他認為不能人為變更當時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1950年,他還上書毛澤東,反對土地改革。他的根據是:舊中國農村土地是自由買賣的,租佃關系是一種自由契約,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應該進行土地改革。
    董時進的這些看法,當時受到了嚴厲批評。他后來到了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回來過。作為一個學者,他早年的學術觀點,對錯都可以討論,但作為中國早期受過完整訓練的一位農業經濟學家,他的意見可能還值得參考。我一邊看陳桂棣的報告文學,一邊總想起中國早期農業經濟學家的意見,今天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會比他們更聰明嗎?我不敢這樣說。
    
    
   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謝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我一邊看陳桂棣的報告文學,一邊總想起中國早期農業經濟學家的意見,今天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會比他們更聰明嗎?楊昊成邱香凝
    本文系得到日本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之同意,根據北岡教授發表在《野草》第71號(日本·中國文藝研究會,2003.2.1)之該論文及發表在《野草》第72號(2003.8.1)之訂正與在這之后的親筆補正翻譯而成,譯文由北岡教授親自校正。  W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three debates,which has mattered much in the Hu Feng incident,haveconstituted three key factors for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 of the1940s,therefore the Hu Feng incid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llisionbetween Hu Feng and ideological turns in literature.With ideological turnsin litera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bate on“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inthe early 1940s,the debate on national style was,for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 in debate with Hu Feng,actually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literary theory system,which differentiated Hu Feng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the Left-wing literary school.Beginning fromthe anti-dogmatism movement co-sponsored by Hu Feng and the“gifted scholar group”in Chongqing in the mid-1940s,sponsors of the“subjective”debate,who had intended to echo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had subconsciouslycollided with the move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ideology.They have,subsequently,become the targets of the Chongqing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criticisms in Hong Kong in 1947 and 1948 had not only publicized the criticism of Hu Feng by default in 1945 and 1946 butalso symbolized the call for remold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ideology of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pattern acceptable in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e response by HuFeng in the article“On the Road for Realism”indicated the virtual futileappeal to him of ideology.陳曉明,男,1959年生,福建人。77級大學生,1987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并留院工作多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院高評委委員等職。2003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著有《表意的焦慮》等10多部著作,發表論文評論200多篇,200多萬字;并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主編編選叢書、文叢多種。曾獲“華語傳媒文學大獎-2002年度評論家獎” 作者:社會科學報滬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謝200420042003年第6期《當代》雜志發表了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耗時3年完成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一部以“三農問題”為題材的報告文學,成為新年伊始書市最熱銷的書籍之一,兩位作家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向世人再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嚴峻現實。它刺痛了中國知識界因長期對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冷漠、忽視而被蒙蔽的良心,它使我們意識到:要對農民喊出一個回應,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魯迅/啟示意義/獨立人格/自我意識/犧牲精神我一邊看陳桂棣的報告文學,一邊總想起中國早期農業經濟學家的意見,今天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會比他們更聰明嗎?楊昊成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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