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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回顧與前瞻
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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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現狀的前身,未來是歷史的繼續。今天我們來討論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的現狀,不得不對過去進行一番回顧。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國成人文學所走過的并不是一條寬廣平坦的大道,而兒童文學的道路則更加艱難曲折、崎嶇不平。我國的兒童文學可以說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解放前的兒童文學作家屈指可數,留下的作品更是微乎其微。全國解放以后,兒童文學曾經出現過一度繁榮,尤其是1955年9 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的社論以后,一直沉默的兒童文學活躍了,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優秀作品,如謝力鳴的《云中的道路》、謝冰心的《陶奇的暑假日記》、周而復的《西河水的孩子們》、任大星的《剛滿十四歲》、王若望的《阿福尋寶記》、陳白塵的《黑旗宋景詩》、胡奇的《五彩路》、袁靜的《小黑馬的故事》等。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一九六○年的“反修學習檢查圖書運動”、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個接一個,文藝大批判一茬接一茬。特別是對陳伯吹先生的所謂“童心論”的大批判,其結果將兒童文學的特點、情趣等都批成了資產階級的產物。折騰來折騰去,把本來就柔弱的兒童文學弄得氣息奄奄。
  五十年代兒童文學的繁榮成了曇花一現。一個泱泱大國出現了擁有兩億少年兒童,卻只有兩家專業少兒出版社,兩百個兒童文學作者,每年出版兩百種兒童讀物的尷尬局面。正如賀宜先生在《上海兒童文學選》序言中形容的那樣:“兒童文學不是一個沉睡十年的‘睡美人’,而是一覺醒來之后,發現自己變成一個深中魔法之毒、步履蹣跚的、老態龍鐘、口齒不便的瑞普·凡·溫克爾了。”悲哉!
  “文革”結束后,兒童文學復蘇了。一些絕跡多年的體裁、樣式,如童話、寓言、民間故事、抒情散文、科學文藝等重新出現。一九七八年在廬山舉行兒童文學創作座談會以后,有識之士聞風而動,兒童文學再度繁榮。周揚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必須從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精神禁錮中解放出來;必須從他們所制造的現代迷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必須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及嚴重存在著的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必須從文學教條主義、藝術教條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念的影響下解放出來。”這一講話大大推動了文藝思想的解放!兒童文學作家們不僅打破了“四人幫”強加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鎖,打破了他們設置的許多禁區,而且沖破了建國后十七年的許多清規戒律,兒童文學呈現出勃勃生機:一九八○年,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學會成立;一九八二年,全國高等學校兒童文學教學研究會成立;一九八四年六月,文化部在石家莊召開了我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一九八五年,文化部又在昆明召開了“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規劃”會議;一九八六年六月,“當代兒童文學新趨勢”研討會在貴州召開,同年十一月外國兒童文學座談會在四川召開;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由文化部少兒司牽頭,舉辦了七個全國性及地區性的兒童文學講習班,并組織了四十多人的兒童文學講師團……
  八十年代,中國兒童文學不論在創作、出版、理論研究、教學等領域都獲得了可喜的收獲,成果遠遠超過了建國頭三十年的總和。比如兒童文學創作隊伍從七十年代的一百多人發展到三千多人;專業少兒出版社由七十年代的兩家發展到了二十六家;評論人員由七十年代的幾個發展到三百人;兒童文學課占領了絕大多數師范院校的講壇。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理論研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八十年代后期,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帶來了社會思潮與文化背景的嬗變。在商品經濟沖擊下,兒童文學同樣是希望與困難并存,機遇與挑戰同在。總的說來,商品經濟的發展突破了平均主義極其嚴重的僵化經濟模式。一個促進生產力發展和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型經濟體制同樣給兒童文學送來了春風。既然八十年代是兒童文學的高起點,我們相信世紀之交的九十年代,兒童文學將會繼往開來可望輝煌。
      一、改革開放使兒童文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
  一九九四年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繁榮“三大件”的重要指示(即重點抓中長篇小說創作、影視文學創作、兒童文學創作)。兒童文學受到了社會空前的重視。為了促進文學藝術的進一步繁榮,國家又啟動了“五個一”工程。在黨和政府這樣強有力的支持下,兒童文學又迎來了第三個黃金時代。姹紫嫣紅的兒童文學春天真正來到了!
  九十年代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給兒童文學帶來了創作的自由。創作自由是文學向多元發展的一個前提。兒童文學在創作中只有充分體現題材、主題、風格、追求、表現角度、表現方法的豐富多彩,才稱得上真正的繁榮。兒童文學在創作中只有充分體現多向分流、支脈縱橫、流派林立,才稱得上真正的昌盛。商品經濟給兒童文學的繁榮昌盛提供了很好的背景。經濟大潮對兒童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商品經濟的風浪波及到兒童文學作家,使每一個作家都經受了考驗,兒童文學作家在此期間鍛煉了獨立的個性。作家的獨立見解、獨立思考、獨立心態將會直接影響兒童文學的創作,創作者的獨立個性毫無疑問會作用于兒童文學的發展。
  商品經濟在出版業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競爭機制。出版社要謀求出路,必須要從提高質量、拓寬題材、爭取讀者入手,竭盡才智去創新。作家也不得不摒棄陳舊的套數,從觀念上蛻變。他們不僅要植根于生活,而且要去研究中國當代兒童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心理,并致力于作品的美學升華。在如今商品經濟的競爭大潮中,出版行業中的權力和人際關系的力量大大削弱,才干真正找到了縱橫馳騁的疆場,因此為出版和創作新人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
  由于改革開放,西方兒童文學的思潮也涌進了中國的國門,直接影響著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給兒童文學作家提供了吸收新鮮東西的機會。同時,為中國兒童文學和世界兒童文學的交流、溝通找到了途徑。也為中國兒童文學匯入世界兒童文學的總體進程架起了橋梁。人們對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吸收更加主動,同時也更加合理。這對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是極有益的。
      二、“兒童文學”,一個永恒的存在
  人類是在與自然的斗爭中生活并使自己的種族得以保存的。然而即使在科學飛速發展的今天,人類也仍然不可能使自己從“自然死亡”中解脫。死亡仍然構成對人類最大的威脅。自古以來,人類曾企圖通過宗教幻想,來擺脫對死亡的恐懼。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與其它生物相同的擺脫死亡恐懼的方法,那就是以相異的個體來保存自己,即繁衍后代。孩子這一存在,對于個人來說是變換形態的自我,對于人類來說,則是種族的繼承。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的后代如果不能健康成長,人類本身就難以保存。所以說,培養教育好下一代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這一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必須靠家庭與社會來完成。為孩子們而創作的兒童文學,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魯迅先生在六十多年前就呼吁:“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的作品,使他向著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1 〕這一呼吁和半個多世紀以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多么吻合。這一吻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偉人們對下一代的關注,對下一代的期盼的必然結果。
  改革開放給我們社會注入了活力,也使新一代面對著一個過去不曾有過的復雜多樣的環境。假如說我們過去僅僅從一般教育的意義上來認識兒童文學,那么今天,我們就應該提高到鑄造民族魂的高度來認識兒童文學。面對世界性挑戰,中華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有一代適應時代發展,富有創造性精神的人,兒童文學起著不可低估的催化作用。這是歷史賦予兒童文學的崇高使命。因而,兒童文學不會在經濟大潮中淹沒,只會被進一步推進繁榮境地。
  作為人類延續的本能需要,成人把自己的自我強烈地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在社會生活中,成年人想要擴展自我,常常通過孩子得以實現。在兒童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一種精神投射。這種投射,凝聚著經驗的訴說、希望的寄托、智慧的開發。而孩子們呢?他們渴望通過文學閱讀走向成熟、走向未知。這正是兒童文學最內在的雙向形態。它的這一交互作用結構,使兒童文學創作和接受這兩代性主體自我得以最大可能地釋放出來。
  成人的自我期望著在“孩子”身上投射而得以重生,這種重生感促進了兒童文學創作的昌盛,因為這種成人重生投射,給兒童文學提供了厚重的背景。
  在現代獨生子女7人核心的家庭結構中(即孩子、父母、爺爺、 奶奶、外公、外婆),孩子被捧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孩子們的父母一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期長大的,無疑他們的人生態度是反思型。孩子的父母的父母們由于自己的子女經受了磨難,失去了很多學習成材的機會,有著很深的憂患意識,因此孩子的父母及爺爺奶奶都迫切地希望擴展孩子們的精神空間和適應能力。渴望孩子們在信息社會中盡快成熟,不惜血本給孩子智力投資。
  由于獨生子女處于眾星捧月的地位,引出了令人担憂的社會問題,比如他們依賴性強、心理承受力差、缺乏危機感、不懂得愛別人。在商品經濟影響下,他們的價值取向又有了很大轉變。他們想積極參與競爭可又缺乏毅力,他們愿意獨立可又受到家長的牽掣。因此這一代孩子的總體特征是:創造的欲望和享受的欲望同樣強烈,思想活躍又極不穩定,早熟而又單純。家長對他們的表現往往束手無策,陷入難以對付的窘境。可他們又望子成龍、盼女成鳳,只好寄希望于學校和書籍,故而社會上出現了擇校上學政府屢禁不止的情況,出版行業艱難而少兒圖書大愛青睞的現象。
  歷史證明,一本好書確實可以成為孩子戰勝困難的力量。比如新疆少先隊員努爾古麗就是因為讀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玉榮的故事,才勇于和暴風雪進行搏斗保住了集體的羊群。一本好書也的確決定過一個人一生的道路,不少偉人的故事早已作過印證!現在的少年兒童并不是生活在天真、快樂、無憂無慮的童心世界,而是處于一個充滿壓抑焦慮感的困惑之中。為孩子們提供對現實和人生的思考,是當代兒童文學的共同走向。過去的少年兒童所看重的學習是以課堂書本知識為主,如今少年兒童所看重的學習已演變成為廣泛的社會知識和科學知識。這也是創作題材拓寬的走向。市場的需要和創作的走向如此默契!經濟學的原理是一切經濟行為都要符合市場規律,既然少兒圖書擁有廣闊的市場,兒童文學的的創作怎么會不興旺發達?
  因此,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將愈來愈受到社會的重視。它將成為塑造未來民族性格的文學!它將是更加富有人生感的文學!它將更是帶哲理性的文學!
  兒童文學,一個永恒的存在!
      三、創作主體走出了困惑
  幾十年來,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一直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而忽視了少年兒童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和審美情趣。商品經濟的沖擊,打破了少年兒童對經濟的冷淡,他們把對社會的貢獻和自己必須獲得的利益聯系起來,并把利益當作去作貢獻的動力。商品經濟的競爭又強化了少年兒童的民主意識,要求平等變成孩子們的愿望。商品經濟熏陶了新的一代,兒童文學受到了讀者對象的挑戰,讀者對于兒童文學有了新的要求:
  其一,不再滿足于寫自己。過去的兒童文學都是把視野局限在兒童本身的具體生活空間,忽略了兒童的精神空間,而現在的孩子則是想把自己放到社會、自然的背景中去尋找新奇、發現美。孩子們對精神空間的需求,要求兒童文學作家不是把眼光局限在兒童本身的狀態上,而是采取一種未來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兒童”。把追求“兒童”的未來表現作為自己的審美價值追求。
  其二,不再滿足于編造故事。在商品經濟沖擊下,少年兒童都盼望自己有創造力,他們希望從閱讀中得到啟迪,因此不再滿足于編造故事情節的作品,而是追求作品的象征意義和空靈感。少年兒童的閱讀定勢往往期待著發生心理轉換,猶如進入一個未知的精神世界。只有具有象征意義和言猶未盡的空靈感,才能讓小讀者充分地思考。昔日慣于粉飾與過濾生活的編造故事的兒童文學已受到小讀者的冷遇。商品經濟傳輸給現實的斑駁復雜,兒童文學不應以封閉的心態去阻隔孩子與社會的聯系,而應該把紛繁變幻的世界展現在小讀者面前,讓他們去作出評判,作出是非愛憎抉擇,那才是他們所歡迎的。
  其三,追求陌生化。現實生活折射到想象的世界中去,想象的世界對孩子來說是新奇的,因為它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寓言、童話、神話傳說、動物題材小說、科幻等等大受孩子們的喜歡的原因就在于有一個超越題材的意蘊。想象的世界是現實世界的象征,非人的形象中賦予了許多人性的內容,成為人類世界的一面鏡子。這滿足了小讀者好奇的需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加上米老鼠、唐老鴨、阿童木、一休的輸入,我們的孩子對于以“狼外婆”、“狐貍與烏鴉”方式結構的故事乏味了!他們更需要貼近現實和預示未來的東西。他們追求陌生而厭煩似曾相識。
  基于孩子們的以上心態,我們認為引導和幫助他們認識社會,傳遞信息是兒童文學創作的重任。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兒童文學對來勢兇猛的經濟浪潮缺乏思想準備,對孩子們觀念的改變措手不及,因此兒童文學的創作主體曾一度陷入困惑和憂慮。經過經濟大潮幾番沖擊,八十年代嶄露頭角的中青年作家已走向成熟,不再浮躁。他們經過痛苦抉擇,找到了創作主體(作家)與接受主體(少年兒童)之間溝通的媒介——作品的象征與空靈。以往那種創作中灌輸性、防范性的舊觀念得到了更新。好的作品不斷產生,如秦文君的《男生賈里》與《女生賈梅》,程瑋的《少女的紅發卡》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八十年代,我國兒童文學創作有了長足、開拓性的進展,但研究這些作品的理論專著卻寥若晨星。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有真知灼見,他們認識到理論的貧乏,最終將導致創作的衰微。于是一九八七年在湖北神農架召開了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會議上確定出版一套“兒童文學新論”叢書。這套叢書要求面對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盡可能汲取中外兒童文學及其相關領域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并鼓勵不同學術觀點的自由探討與爭鳴。這套叢書大部分研究都是拓荒性的。一九九○年湯瑞的《比較兒童文學初探》、孫建江的《童話藝術空間論》、斑馬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出版;一九九一年王泉根的《兒童文學審美指令》出版;一九九三年彭斯遠的《異彩紛呈的多元格局》和梅子涵的《兒童小說敘事式論》出版;一九九五年方衛平的《兒童文學接受之維》出版。
  這些理論專著的出版正如葉君健先生在這套叢書的序言中說的那樣:“對推動兒童文學理論的深入研究,對推動兒童文學創作的進一步繁榮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除此之外,據我讀到的還有以下理論著作:一九九一年由四川少兒出版社出版的我國第一部《兒童文學辭典》;一九九三年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之偉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一九九四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楊實誠的《兒童文學美學》。可見兒童文學理論已走出貧乏的怪圈。理論研究的活躍必定給創作輸入新鮮的血液。這一良性循環使兒童文學結出豐碩的果實。
  我們在這里強調接受主體的重要性,并不是否認創作主體的主動性。我們經常在兒童文學的創作研討中運用兩位著名作家的名言,一位是高爾基的:“兒童的精神食糧的選擇應該極為小心謹慎。父輩的罪過和錯誤兒童是沒有責任的,因而不應當把那些能夠向小讀者灌輸對人生抱消極態度的讀物放在首要地位,而應當把那引進能夠在兒童心目中提高人的價值的讀物放在首位。真實是必須的,但是對于兒童來說,不能和盤托出,因為它會在很大程度上毀掉兒童。”〔2 〕另一位是茅盾的:“按照兒童、少年的智力發展的不同階段該喂奶的時候就喂奶,該搭點細糧時就搭點細糧,而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開頭就硬塞高梁餅子。”〔3〕高爾基強調的是兒童文學在題材領域上應該有禁區, 茅盾強調的是兒童文學的創作要有針對性。我們認為禁區和針對性是辯證的統一。“和盤托出”是不加分析的自然主義表現手法,我們要摒棄,應遵循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創作原則。針對性就是對孩子精神上的投射與補償,是兒童在心靈上對文學的一種重要追求。只要把握好“小心謹慎”及針對性的尺度,兒童文學就會面對兒童心理的異變,對現實作出更多、更準確的觀照。
  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健全而富于生命活力的商品經濟,始終包含著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兩個基本環節。我們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目的是發展生產力。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會借商品經濟的東風繼續發展。我們深信,九十年代的中國兒童文學不會從繁復回到單調。只要經過作家、出版界、理論家的攜手努力,依靠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兒童文學一定會繼往開來、創造輝煌!
  注釋:
  〔1〕轉引自蔣風《兒童文學教程》第四章,希望出版社,1993。
  〔2〕〔3〕轉引自斑馬《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第二節,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0。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92~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冉紅19981998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國兒童文學由于歷史、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總體上發展滯緩。八十年代,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帶來社會思潮與文化背景的嬗變,兒童文學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一方面,獨生子女的地位及其教育問題使少兒圖書擁有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走入市場的兒童文學作家要爭取少兒讀者,就不能不去研究中國當代兒童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心理。這兩方面的契合正是兒童文學的希望所在。兒童文學/回顧/前瞻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100037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92~9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冉紅19981998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國兒童文學由于歷史、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總體上發展滯緩。八十年代,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帶來社會思潮與文化背景的嬗變,兒童文學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一方面,獨生子女的地位及其教育問題使少兒圖書擁有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走入市場的兒童文學作家要爭取少兒讀者,就不能不去研究中國當代兒童的審美要求和審美心理。這兩方面的契合正是兒童文學的希望所在。兒童文學/回顧/前瞻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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