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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的影響
嚴復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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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與他的民主主義立場的確立是密切相關的。研究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對于研究他早期思想的其它內容以及他由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思想轉變的邏輯進程,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若要搞清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的條件及其內容,不能不涉及到嚴復這位思想家對他的影響。
      一
  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是他對中西文化最初進行分辨、比較、評價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觀點,其核心是中西文化之比較觀,同時還包括對于中國文化應向何處去所做的初步回答等內容。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除了急劇變革的社會歷史條件的推動和他主觀上對民族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學習和研究等因素外,受在他之前及和他同時代思想家中西文化觀的影響,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毛澤東之前的近代思想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除了康有為、梁啟超外,就數嚴復了。
  嚴復作為我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對于自19世紀中期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文化的變革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與近代中國其他一些著名思想家不同,嚴復早年不是循著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成長道路前進的,而是由于各種原因使他對西方文化有了比較早的和直接的了解、領悟,并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西方文化觀之后,再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嚴復早年入洋務派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后又于1877年奉派赴英國進修海軍。在英國進修期間,嚴復并不是把全部精力只用在海軍的業務上,而是時常出入英國的法庭,觀其聽獄,以期從制度、法律和文化層面探求中西之間的本質差異和中國富強之道。所以,嚴復對西方文化直接而廣泛的了解程度,對中西文化差異認識的深刻性,以及對介紹、宣傳西方思想學說所做出的努力是其他人所不及的。嚴復所譯的《天演論》、《原富》、《群學肆言》、《群己權界論》、《法意》等一批西方學術名著,為近代中國思想界提供了急需的智慧資源,也為此后中國文化的變革和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理論基礎。對于毛澤東來說,盡管嚴復的這些思想材料提供于他的早期文化觀形成之前,并且當毛澤東開始向民主主義立場轉變之時,嚴復已開始背離自己早年的輝煌歷史,淪落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或說政治保守主義者,但嚴復上述重要思想材料尤其是他的中西文化觀對于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確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接觸嚴復的譯著和思想加速了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向前發展。
  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在形成過程中,大體經歷了兩次重構,第一次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前,第二次則是在新文化運動之后。這兩次重構都是在毛澤東更全面地學習和了解西方文化,從而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的條件下發生的。其中第一次重構的發生,與毛澤東學習嚴復的譯著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或者說嚴復大力介紹的西方思想學說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第一次重構起到了十分明顯的和至關重要的作用。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文化心理素質的最早積淀是中國傳統文化。大約在1909年以前,毛澤東只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塑造,只是在1909年春夏,當他讀到資產階級早期改良主義者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一書時,才第一次間接地接觸到西方文化,直到1912年至1913年他到長沙定王臺省立圖書館自學時,才開始系統的接觸和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在這里,他不停歇地埋頭讀了大量中外書籍,特別是嚴復譯的八種書他幾乎都一一認真地研讀過。而從這些譯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嚴復具有極強的現實觀,他渴望中國變化和富強,他的譯著不僅僅介紹了西方的思想學說,而且在對西方文化深刻領悟的基礎上提出了諸多可貴的見解。所以,閱讀嚴復的譯著,不象閱讀其它有關西方文化的書籍,只是受到西方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是直接受到嚴復中西文化觀的影響。如毛澤東認真研讀的《天演論》等,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傳統文化的保守性,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自由、平等、民主的進步性,大力宣傳“世道必進,后勝于今”的觀點;認為中西方傳統的最大差異是中國好古而忽今,西方力今以勝古;闡明了中國在列強侵吞的危急形勢下,只有采取西方之法,“早日變計”,才是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等等。這種思想觀點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顯然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后來當毛澤東回顧這段學習生活時說,這半年的自學生活對他“極有價值”。(注:〔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第120頁。)
  總之,從1912年至新文化運動發生這一期間,由于毛澤東對西方文化如饑似渴的學習和研究,特別是受嚴復中西文化觀的影響,當然也包括受康有為、梁啟超中西文化觀的影響,使他頭腦中的傳統觀念受到了猛烈的沖擊,傳統文化的地位在他的頭腦中被大大削弱,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局面開始出現,從而發生了他早期文化觀的第一次重構。1915年毛澤東《致湘生信》和《致蕭子升的信》中的一些觀點明顯反映出他這一時期文化觀的重大變化。而這一變化是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它為新文化運動后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第二次重構奠定了基礎。僅從這點說,嚴復的著作及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其次,對嚴復思想直接吸收利用是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
  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起點并非很高,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按照嚴復和梁啟超的文化觀的模式作初步建構的。就嚴復的文化觀來說,許多重要觀點都被毛澤東吸收利用,所以,毛澤東早期文化觀明顯帶有嚴復思想觀點的印跡,反映了對嚴復一些思想的認同。對比毛澤東和嚴復的文化觀,二者在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如:
  第一,嚴復和毛澤東都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較,都是通過中西文化的對比來闡明對待中西文化的根本態度的。
  嚴復第一個對中西文化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比較。他通過對中西事理、中西自由觀、中西古學、中西社會、中西政治、中西婚俗、中西國民資格、中西治制、中西君民關系等方面的認真比較,揭示了中國衰弱和西方強盛的原因,說明了中國吸納西方近代先進思想文化、改造傳統文化結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與嚴復對待中西文化的這種思路和方法一致,毛澤東首先主張“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頁。)。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基本內容是中西文化的比較觀。他從中西文化的性質、基礎、特征等方面入手,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通過對比,找出中國文化缺乏民主和科學精神的原因以及西方文化的長處,從而探索改造中國文化的道路。
  第二,在中西文化的“體”和“用”的問題上,雖不能說毛澤東與嚴復的思想觀點完全相同,但他們首先都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
  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體”和“用”問題一直是思想文化領域論爭的焦點。嚴復鮮明地樹起了反對中體西用模式的旗幟,他尖銳地批判指出:“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注: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外交報》第9期。)。對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國長進之機,少者十年,多者數紀。天下方如火屋漏舟,一再誤之,殆無幸已”(注: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外交報》第9期。)。嚴復極為贊賞西方社會的自由為體、 民主為用的模式,認為西方社會遠遠強于中國的原因,在于自由和民主,即“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注:嚴復:《原強》,1895年3月6日《直報》。)。
  毛澤東在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中,以沉重的心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毫不隱晦地承認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進而認識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是一種“自大的思想”,“空虛的思想”,“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2~363頁。)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不可能學到西方文化的精華,而只能學其皮毛,更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之壞空氣。他尖銳地指出,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看來,“中國是一個聲名文物之邦,中國的孔教甲于萬國,西洋只有格致槍炮厲害,學來這點便得”,于是,“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歐風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罵了”。(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 第363頁。)毛澤東在批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理論的同時,主張對中國文化作徹底改造。他同樣贊賞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因而,他嚴厲批判那些反對引進西方文化的封建衛道士,提倡大力引進西方文化,確立新學的地位。
  第三,嚴復和毛澤東都把價值觀念作為一種文化的根本特征。
  嚴復在對比中西文化過程中,明顯地從價值觀念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在他看來,近代西方以自由為最高價值,人的自由發展是天賦的本性,凡能申張人的本性的行為就有價值,反之則無價值。他說:就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注:嚴復:《論世變之亟》,1895年2月4日《直報》。)。而與此相反,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念是服從,為君為父為夫者,只有權利而無義務,為臣為民者,只有義務而無權利。總之,“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注:嚴復:《論世變之亟》,1895年2月4日《直報》。)。嚴復最終把自由歸結為西學的命脈。
  毛澤東關于中西文化價值觀念差異的闡述,充分反映了與嚴復上述思想觀點的一致性。他在《倫理學原理》批注等文中充分論證了中西文化的基礎不同,決定其根本特征不同,即價值觀念不同。他認為,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義基礎之上的,而家族主義的精神貫穿在政治、法律、倫理、道德、學術、風俗等之中,集中體現為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確定了人際之間只存在一種嚴格的服從關系。因此,中國封建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泯滅自我的奴隸主義,“服從”具有最高價值,即人人都要服從天命,服從皇權,服從尊者,服從他人。與此相反,近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注重個性的實現和完善,它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的文化,宣傳個人具有最高價值,“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1頁。)。總之,與嚴復一樣,毛澤東也認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是價值觀念的差異。
  第四,嚴復和毛澤東都認為中西文化的根本對立是家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對立。
  嚴復在對比中西社會、中西政治、中西婚俗等方面的差異時,明確地指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對立在于家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對立。他指出,中國長期處于宗法社會,未能演進為國家。觀中國之歷史,“由唐虞以訖于周,中間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于此時最備。其圣人,宗法社會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注:嚴復:《〈社會通詮〉譯序》。)。而此后宗法社會長期延續不變,“蓋四千數百載而有余也”。相反,西方國家的形成是按照地域劃分居民的,而不象中國是按宗族的血緣關系來劃分的,所以,西方社會的演變是迅速的。嚴復說:“吾嘗考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尚矣至其他民族,所以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注:嚴復:《〈社會通詮〉譯序》。)由于中西社會演化進程不同,就造成了中西文化這種家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對立。
  與嚴復上述思想觀點相一致,毛澤東認為,中國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義基礎上的,而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基礎構造,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組織,而是一個家族組織。他說:“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于沒有國。國只是一個空的架子,其內面全沒有什么東西。”人民只是一盤散沙,“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30頁。)。由于人民沒有國家觀念,因而沒有法律觀念。所以,數千年民智不開,閉塞保守,難于進化。由于國民缺乏國家思想,只有宗法思想,只追求宗法關系基礎上的“和諧”,不懂得國家關系上的競爭,這是近代中國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相反,近代西方國家是建立在國家主義基礎上的。即西方國家在一開始形成時,便是打破氏族界限,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緣關系劃分居民的,“‘國’的要素為土地、人民、主權,主權尤為要素中的主要素”(注: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26頁。)。 這就決定國家觀念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觀念。而具有國家觀念是西方文化進步的重要原因。毛澤東的這些觀點進一步體現了他對嚴復思想的吸收和利用。
  當然,毛澤東對嚴復文化觀點的吸收,不僅僅表現在上述四個方面,如嚴復提出的富國阜民之道,“必皆有事于西學”(注:嚴復:《救亡決論》,1895年5月4日《直報》。);欲談救亡和自強,“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注:嚴復:《救亡決論》,1895年5月5日《直報》。);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必須以發展民智、民德為目標等重要思想,也都體現于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當中。
      二
  嚴復作為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存在局限性。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雖受到了嚴復思想的深刻影響,并直接吸收利用了嚴復的思想觀點,但并沒有停留在嚴復思想的水平上。毛澤東作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的文化觀代表了當時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因為他不僅接受了嚴復等人的合理思想,而且他又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直接受到激進民主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楊昌濟等人文化觀的影響,所以,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可謂是先進思想的集大成。較嚴復比,他站到了時代的更高處。同時,毛澤東在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過程中,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尤為注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事了大量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實踐活動。他的思想是在求實、探索和廣采博取中前進的。因此,他的文化觀在許多方面突破和超越了嚴復的思想,因而更接近于真理。
  第一,較嚴復比,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對某些問題的闡述更具體、更深入了。如,嚴復對中西文化作了大規模的比較,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改造中國文化,重建中國文化體系,但他未在理論上對中西文化對比的目的加以明確的闡述。與嚴復不同,毛澤東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同時,明確地說明了這種對比的目的在于“外觀世界之潮流,內審自身之缺陷,免負職責,振起朝氣”(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96頁。),以及“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注: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2頁。)。再如,毛澤東除了從文化的性質、基礎、價值觀念等方面對中西文化加以比較外,還就中西文化更具體的特點進行深入比較,從而進一步揭示出中國文化的缺陷。他指出并論證了以下觀點:一是中國文化重承襲,重門派,“古今門戶之爭,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濁流之分,在學則有漢氏、宋氏、程、朱、鹿(陸)、王之異”(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4頁。),從而造成了只注重學問合于人意,而不注重學問合于真理的傳統。相反,西方文化重個性,重獨創。西方“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所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和中國的習慣,非死人不加議論,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論,恰成一反比例。”(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8頁。)二是中國文化重文字功夫,以研究科學的時光,多消磨于研究文字,而西方文化重科學。三是“吾國古學之弊,在于混雜而無章,分類則以經、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數千年而無進也。若夫西洋則不然,其于一學,有所謂純正者焉,有所謂應用者焉,又有所謂說明者焉,有所謂規范者焉,界萬有之學而立為科。于一科之中,復剖分為界,為門,為綱,為屬,為種,秩乎若瀑布之懸巖而振也”(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2~83頁。)。四是中國文化重靜,因而暮氣沉沉,缺乏朝氣。西方文化重動,則奮發向上。毛澤東評價德國文化時指出:“德國民族,晚近為尼采、菲希特、頡德、泡爾生等‘向上的’‘活動的’哲學所陶鑄。聲宏實大,待機而發”(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52頁。),等等。毛澤東上述這些比較, 在嚴復的文化觀中極少涉及。
  第二,在對待中西文化的“體”和“用”的問題上,如前所述,毛澤東和嚴復有一致之處,即都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同時又有不同之處,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的思想觀點最終大大超越了嚴復。嚴復在樹起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幟后,只是一味地贊揚和主張西方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模式,而對中西文化各自都缺少辯證的觀點,尤其是對中國文化,只看到了落后的一面,未看到有好的一面,這就必然倒向“全盤西化”論的一端。毛澤東則不然,他既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同時又明確地提出反對“全盤西化論”的觀點。他對中西方的文化都采取了科學的辯證的態度,他雖然認識到了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他并不認為中國文化絕對的壞,西方文化絕對的好,而是認為它們各有優缺點,都需要改造。他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474頁。) 對于西方文化,毛澤東還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的缺陷。1917年8月23 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6頁。)1917年9月,毛澤東與張昆弟進行過兩次談話,其中也涉及到了西方文化的不足,他指出:“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638頁。)。
  總之,毛澤東雖認識到中國文化的落后,并對西方文化進行熱烈的追求,但并沒有走向任何一種極端,而是走向了科學。
  第三,在如何建立中國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也遠遠超越了嚴復。嚴復渴望改變中國文化的落后狀態,重建中國文化體系,但如何重建中國文化,嚴復只強調徹底改造中國文化和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在他看來,新學舊學合一爐而治之者,“徒虛言耳”(注:嚴復:《與熊純如書》第3,《嚴復集》第605頁。),中西文化融合的觀點在他那里也找不到。所以,他沒有關于如何建立中國新文化的正確結論。與嚴復不同,毛澤東既提出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和徹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張,又較正確地解決了怎樣吸收外來文化和建設中國新文化的根本問題。由于毛澤東對待中西文化采取了辯證的科學態度,所以,他提出了繼承、吸收中西文化的精華,揚棄其糟粕,并在中西融合的基礎上創造中國新文化的正確結論,即“庇千山之材而為一臺,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82頁。)。對于怎樣面對中西文化和建設新文化的問題,毛澤東還主張把腳深深地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去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他說:“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7頁。), 即在廣采博取的基礎上吸收一切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作為改造中國文化之用。這些觀點是符合中國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毛澤東對嚴復思想的超越為他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建立科學的文化觀體系,對中西文化論爭做出科學總結奠定了基礎。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84~89A2毛澤東思想研究杜艷華19981998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充分體現了對嚴復思想觀點的吸收和利用,這種吸收利用并非是嚴復思想的簡單重復,而是在諸多方面超越了嚴復的思想,達到了更高的境界。正是這種超越為毛澤東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建立科學的文化觀體系,對中西文化論爭做出科學的總結奠定了基礎。嚴復啟蒙思想/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吸收與超越作者杜艷華,女,1957年生,吉林大學馬列主義教研部副教授。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84~89A2毛澤東思想研究杜艷華19981998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的思想,對毛澤東早期文化觀的形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毛澤東的早期文化觀充分體現了對嚴復思想觀點的吸收和利用,這種吸收利用并非是嚴復思想的簡單重復,而是在諸多方面超越了嚴復的思想,達到了更高的境界。正是這種超越為毛澤東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建立科學的文化觀體系,對中西文化論爭做出科學的總結奠定了基礎。嚴復啟蒙思想/毛澤東早期文化觀/吸收與超越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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