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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來陳獨秀研究述評
九十年代以來陳獨秀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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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獨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上做出過重大貢獻,有著重要影響而又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對這樣一位歷史人物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一直是史學界關注的研究課題。進入90年代以來,史學界同仁更注重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分析判斷陳獨秀在歷史上的功與過。對于陳獨秀的政治思想、觀念理論、學術見地以及他與中國革命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證和評論。在籍著方面,繼80年代后期面市的《陳獨秀年譜》(1879—1942)(注:唐寶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王光遠編,重慶出版社,1987。)、《陳獨秀傳》(注:任建樹、唐寶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等之后,90年代又出版了《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注:王學勤著,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等書。在論文方面,自1990年初截止到1997年上半年,發表在各種學術性刊物的文章計有200余篇。 這些成果極大地豐富了陳獨秀研究園地。尤其是1994年10月陳獨秀研究會與江津市政協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第三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更加推動了陳獨秀問題研究的深入。可以說,作為史學領域里一個研究陣地的陳獨秀問題研究,正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可喜局面。本文擬就本世紀9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綜述,以為學界同仁參考。
      一、關于對陳獨秀的評價
  以往人們對于陳獨秀的研究一般多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分時期分階段地針對某一個問題經過考證做出評價,而近年來則側重于對陳獨秀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做出整體評價。
  有專家指出:“總看陳獨秀的一生,……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作為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和黨的早期領袖,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指導時代前進的,他的歷史功績是十分光輝的。他的戰斗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論著, 是他留給中國人民的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 1927年上半年他犯了右傾錯誤,并從事分裂黨的小組織活動,因而被開除黨籍。但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后,他卻拒絕向國民黨屈服。他不是國民黨特務,更不是漢奸。……他犯了錯誤而拒絕改正,進而犯了更大錯誤,但仍然是堅持反蔣的革命立場的一個典型。從這方面來說,他又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教訓。”專家接著指出:“總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確實有點像俄國革命中的普列漢諾夫。我們應當宣傳陳獨秀的歷史功績,確認他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永遠紀念他,正如蘇聯人民永遠紀念普列漢諾夫那樣。”(注:廖蓋隆:《陳獨秀的評價問題》,見王學勤編著《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一書。)
  也有學者這樣評價陳獨秀:“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00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多得多的貢獻。就是在生命最后15年里,在舊中國的泥潭里,陳獨秀依然趔趄向前,盡管步履蹣跚,……但他畢竟沒有當叛徒,沒有做漢奸,沒有做出絲毫有損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國格和偉大人格的事來。”學者還提出這樣的問題:“陳獨秀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我國最早的馬列主義宣傳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黨的一大到五大的總書記”,如果不能列入《中共黨史人物傳》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根據中共黨中人物研究會章程規定的研究范圍和能入傳的九種人物,陳獨秀是完全能夠入傳的。(注:胡繩玉:《中共黨史人物傳不能沒有陳獨秀》,《學術月刊》,1991(11)。)
  至于陳獨秀的個性和人品,也有學者專門著文研究。其文用4 個標題概括陳獨秀的個性和人品:“倔強剛烈”、“坦誠爽直”、“身處艱難氣若虹”、“終身反對派”。作者還寫道:陳獨秀一生在政治斗爭中沖擊,雄辯滔滔,最終曲高和寡,形單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貧病交加。昔日的“不羈之馬”,雖已是“氣盡途絕,行同凡馬踣”,但是,這個倔強的老人,依然是獨往獨來,我行我素,至死不變。(注:張家康:《陳獨秀的個性和人品》,《江淮文史》,1995(6)。)
        二、關于“二次革命論”思想
  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思想作為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始終是廣大史學界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90年代初期曾有過陳獨秀有無“二次革命論”的爭論出現。大多數學者認為陳獨秀確有“二次革命論”,其實質是放棄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并認為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在大革命失敗前后表現不同,是一種動搖不定,時起時伏的錯誤理論體系。這與黨在幼年時期的歷史環境以及客觀形勢對陳獨秀的影響是有關的。有作者這樣指出: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觀點在大革命時期表現得幾起幾落、數次反復;大革命失敗后的“一次革命論”實際上是“二次革命論”的第二階段;從抗日戰爭的爆發直到去世前的取消革命論,則是“二次革命論”的第三階段。“二次革命論”的實質是放棄民主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注:徐光壽:《評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2(3)。)
  關于“二次革命論”的形成,有學者認為,在1923年已經基本形成,其標志是1923年陳獨秀發表的近10篇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其中《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各階級》兩篇文章,集中表達了他的思想。(注:徐光壽:《評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2(3)。 )也有學者認為:其理論體系并非形成于1923年的兩篇文章,而是形成于1926年下半年,陳獨秀在《向導》第172期發表了《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的文章。 他在這篇文章中的論證,表達出他較完整的“二次革命論”的理論,標志著他的“二次革命論”的正式形成。(注:郭緒印:《重評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學術月刊》,1991(7)。)
  關于“二次革命論”的基本內容,有作者指出:其包括3 個方面:第一、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分階段進行;第二、民主革命的開展以至成功,離不開以資產階級為階級基礎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戰線;第三、民主革命的結果,在普遍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注:蔡文杰:《陳獨秀“二次革命論”中的領導權思想辨析》,《南開學報》(哲社版),1995(6)。)
  在具體分析研究陳獨秀“二次革命論”發展過程的問題時,有學者著文指出:陳獨秀在抗戰爆發、他出獄后,又回到了過去的“二次革命論”。但歷史上的任何回歸現象,都不會是起點和終點的簡單重合。在終點再現起點的時候,必然會出現一些新的內容和新的特點。陳獨秀晚年新“二次革命論”的提出就是如此。陳獨秀的新理論是在他1937 年8月出獄以前開始醞釀的,抗戰爆發以后這一理論才正式形成。從1937年10月以后的一年間,他接連發表了30多篇短文,從各方面論證和闡發了自己的新見解。他的新理論不像過去那樣,把帝國主義統治下處于半獨立狀態的基本國情放在首位,也不像過去那樣承認封建勢力仍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相反,他卻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的比重。因之,這一理論必然減弱實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艱巨性和嚴重性。同時,作者指出:促使陳獨秀重新回到“二次革命論”的因素有以下三點:第一是陳獨秀本人的托派經歷給予他的教訓。無情的現實使他認識到民主革命的任務并未真實地完成,托氏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第二是陳獨秀對蘇聯經驗的獨立總結。他認為經濟條件不成熟,即使在名義上建成了社會主義也不會走出資本主義范疇,因而實行社會主義決不能越過資本主義階段。他從蘇聯經驗中為其新理論找到了佐證,這是過去的“二次革命論”所沒有的新內容。第三是抗日戰爭對陳獨秀的教育。此外,還有深遠的社會歷史和思想認識的根源。(注:阿明布和:《陳獨秀晚年的新“二次革命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3年訪問學者專輯。)
  進入90年代中期以來,有學者對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進一步深入研究,提出陳獨秀“二次革命論”中的領導權思想問題。有作者撰文指出:那種認為陳獨秀將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規定給了資產階級的觀點,是對“二次革命論”有關思想的嚴重誤解,也由此影響到對“二次革命論”的準確把握。作者通過論證三個問題最后得出結論。第一、對資產階級力量與作用夸大,不等于承認資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第二、承認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認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第三、陳獨秀沒有認定資本主義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他提出革命后資產階級擁有政權,也不等于承認民主革命中資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概括地講是:籠統地規定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設想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彼此互補,集中統一于國民黨是“二次革命論”有關領導權思想的本意。作者還指出:實事求是地分析陳獨秀“二次革命論”的領導權思想表明:“二次革命論”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它已經沖出了舊民主主義范圍,是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即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由資產階級轉變為無產階級,決非一朝一夕之事,無論是實際斗爭還是理論探索都是如此。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就是這一過渡在革命理論方面的表現。(注:蔡文杰:《陳獨秀“二次革命論”中的領導權思想辨析》,《南開學報》(哲社版),1995(6)。)
      三、陳獨秀的愛國思想和抗戰主張
  陳獨秀一生是愛國的,這是學界一致公認的。有學者這樣指出: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很有影響而又極為復雜的歷史人物。他思想龐雜,甚至前后矛盾。但有一個方面卻始終如一,那就是終身愛國。
  一些學者專門著文評述陳獨秀一生的愛國思想。他們這樣表述:陳獨秀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清朝政府腐敗沒落的統治下渡過的。他深感政府的黑暗、國家的落后以及外國強國弱肉強食的悲哀。他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他認為考秀才、中舉人、發家致富“算不得什么正經事”。而救亡圖存才是“正經事”。他先后組織和參加了愛國團體“中國青年會”、“拒俄義勇隊”、“愛國會”等等。青年時期,陳獨秀認識到中國民眾普遍缺乏民主覺悟和建立民主國家的要求,需要從改變國民思想做起。于是,陳獨秀于1915年9月創辦了《新青年》雜志。 把革中國人思想的命作為《新青年》的首要職責。這在當時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陳獨秀在宣傳民主與科學的同時與李大釗、魯迅等一起沖鋒陷陣,對封建倫理道德、儒家的三綱五常以及封建文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新青年》的新思想影響了一代人,促使一大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愛國主義走向民主主義,又促使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走向共產主義。
  1919年陳獨秀40歲那年,他領導了對中國近代史有重大影響的“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陳獨秀作了黨的總書記,以后又親自領導了“五卅”運動。“五卅”運動反帝斗爭的風暴由上海席卷到全國,形成中國工人運動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的省港大罷工。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悲觀失望,參加了托派。但在愛國這一點上,他與其他中國托派的立場觀點完全不同。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陳獨秀不斷寫文章、發宣言,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在他年近花甲之時也仍然保持著強烈的愛國熱情。直至在他彌留之際還在喃語著:還我河山。說他是一位終身愛國者是當之無愧的。(注:柯有華:《陳獨秀愛國思想述評》,《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3(3)。)
  陳獨秀的愛國主義思想同時反映在他堅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各項抗日主張上。有學者寫道:陳獨秀早在“五四”時期就看清了日本帝國主義妄想侵華的野心。他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也站到了反日斗爭的最前列。一直到晚年,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硬立場,始終是堅定不移的。抗日戰爭爆發后,陳獨秀更將主要精力用在抗戰的宣傳工作上。在對抗戰的偉大意義、抗戰的方法及抗戰的前途等問題的認識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注:徐光壽:《陳獨秀與日本》,《安徽教育學院學報》(哲社版)1993(3)。)
  也有學者指出,陳獨秀在大聲疾呼抗日救國的同時,還揭露英美等國操縱國聯袒護日本欺壓中國的陰謀,譴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抨擊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主張對日絕交、對日宣戰。正因為陳獨秀堅持反日反國民黨的立場,1932年10月被國民黨以“危害國民”罪逮捕入獄。在國民黨的法庭上,陳獨秀自撰辯訴狀,控訴國民黨蔣介石的叛國、賣國罪行。在身陷囹圄的境遇下,陳獨秀感時傷事,寫下了抒發抗日反蔣、憂國憂民情思的《金粉淚》五十六首,表達了他心系祖國、感嘆民族命運的情懷。1937年陳獨秀被釋放,時年58歲。他仍然保持著強烈的愛國熱情,拒絕了胡適、托洛茨基等人讓他出國的邀請,而為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痛心疾首。他連連在大學發表演說、發表文章,表示他抗日救國的決心。他的演講對宣傳組織廣大群眾積極投入到抗日救國的偉大民族斗爭中來起到了積極作用。就是在他最后的貧病交加、朝不保夕的歲月里,陳獨秀抗日救國的愛國思想矢志猶存。(注:柯有華:《陳獨秀愛國思想述評》,《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3(3)。)
  一些學者還指出:如果把陳獨秀的全部抗戰主張綜合起來,便可看出其基本內容就是: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下,發動全國民眾,動員全國的人力財力,依靠國民黨的正規軍,經過持久抗戰,爭取抗戰勝利,以使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帶有雙重性的抗戰主張,基本上屬于抗戰期間中間勢力的政治思潮。一方面,它不贊成國民黨一手包辦抗戰及其動搖妥協的種種政策;要求發動群眾、抗戰到底并提出具體辦法。這是有利于整個抗戰事業的。另一方面,它主張把抗戰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主張依靠國民黨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戰,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抗戰。這是不利于抗戰、而有利于資產階級和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也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集中反映。(注:荊忠湘:《陳獨秀的抗戰主張》,《青島師專學報》,1993(3)。)
      四、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長期以來,學界流行的傳統看法是:陳獨秀在大革命期間思想是右傾的,主要表現在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上。特別是在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干脆放棄了革命的領導權,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近年來,對陳獨秀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具體,豐富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
  有學者著文指出:在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和《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正式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在這些文件中,陳獨秀初步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陳獨秀認為,中國工人階級是“偉大勢力”,是“革命領袖軍”,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他號召一切革命者“快聚合在共產黨旗幟下奮斗”。這是最早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文件。另外,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便開始探索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初步結合起來,提出了革命兩步走的思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確定了與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實現國共合作的方針。這是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重大戰略步驟。對這一戰略方針的提出、制定和實施,陳獨秀起了關鍵的指導作用和積極的促進作用。(注:楊榮華:《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初期戰略策略方針的制定》,《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4)。)
  也有作者提出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的問題。作者認為:中共“四大”通過的《對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是提出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的一個重要依據。當時陳獨秀是總書記,大會的決議應能反映他的思想,而且后來他對這些思想還進行了許多闡述。這表明陳獨秀已由中共“二大”時的“幫助”地位思想和“三大”時的“引導”地位思想進一步發展到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了。他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從1925年1月中共“四大”時開始, 一直持續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時為止。
  作者還進一步指出: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可分為三個認識階段。第一,“兩種可能論”領導地位思想認識階段。這時在民主革命前途“兩種可能論”的思想影響下,不可能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政權和軍隊的問題。因而,這時提出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領導地位”思想。第二,“二次革命論”領導地位思想認識階段。1926年7 月陳獨秀在《中共政治報告》中對“領導地位”思想作了一個更為清楚的說明,即“領導地位”的實質就是“政治思想”領導。同時還提出了要“爭”這種“領導地位”的思想。這應該說是陳獨秀在國民革命領導觀上的一個重要發展。陳獨秀這時關于中國民主革命前途的政治思想已不是“兩種可能論”,而是“二次革命論”思想了。第三,“一氣呵成論”領導地位思想認識階段。1927年春中共中央在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后,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對于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案的解釋》。這一《解釋》認為,由無產階級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成功,要造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政治環境。即經過不斷努力,由現在的國民政府過渡到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必須抓住這兩種革命的鏈鎖,使之一氣呵成。這時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的內涵與實質是:在無產階級“領導地位”下實現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工農中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以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建立一個工農及其他被壓迫階級民主獨裁制的國家政權,經過有四種生產制度并存的經濟制度的經濟建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這不僅否定了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領導”地位,而且開始否定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組織領導”地位。作者在此指出:綜上所述很難說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領導思想都是右傾的。(注:文培森:《陳獨秀的無產階級“領導地位”思想》,《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1)。)
      五、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問題
  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后確實參加和組織了托派組織,但當抗戰爆發后,他看到托派的主張不利于抗戰、與自己的抗戰救國愿望相悖時,他斷然拒絕了與托派的聯系。這是論及此問題學者的一致意見。有差異、可互補的內容比較集中在挖掘陳獨秀參加托派的原因問題上。
  一些學者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痛苦和彷徨中掙扎的陳獨秀,接受了托洛茨基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根源說成是國共合作政策、其責任完全歸咎于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觀點,從而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并在黨內搞派別活動,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并成立托派小組織,創辦機關報《無產者》。(注:唐寶林:《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2)。)
  也有學者在研究中這樣認為:中東路事件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托派問題產生的“契機”。中東路事件是伴隨托派問題形成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共黨內托派問題的產生,是黨內及共產國際和中共之間所產生的不同意見,滲入了蘇聯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后產生的。陳獨秀在中東路事件上主張從中國實際出發,著眼于爭取廣大群眾和反帝反國民黨的統治和擁護蘇聯維護中國革命、維護中國共產黨利益的宣傳和努力。顯示出很大程度的正確性和預見性。明確地說,陳獨秀對中東路事件的正確認識影響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志在中共黨內的體現,特別是影響了蘇聯國家民族利益的實現,這是中共黨內“托派”問題產生的深層原因。(注:王玉祥:《陳獨秀對中東路事件之認識與中共黨內托派問題》,《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95(3)。)
  又有學者就陳獨秀晚年與托派的論戰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指出:陳獨秀畢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理念主義者。1937年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被迫釋放政治犯,陳獨秀也在8月23日出獄。 這時他目睹日帝猖獗、祖國危亡,毅然拋棄托派傳統立場,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多次在武漢發表講演和文章,提出自己的抗戰主張。并與中共及第三黨、救國會及愛國軍人提議合作抗日。托派在抗戰爆發后雖鄭重表示參加抗戰,但反對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對國共再次合作更是瘋狂攻擊,指責中共是“徹底投降”。陳獨秀接讀了托派的綱領后,一怒之下將其扔進字紙簍。他認為,宗派的做法沒有出路,譏諷他們只是背老托的文章,于實際的政治斗爭一無所知。為此,陳獨秀發表聲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不隸屬于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此后,陳獨秀采取了給托洛茨基寫信,發表文章,進行講演等形式申明政見,與中國托派臨委進行了毫不妥協的論戰,直至其病逝。(注:唐寶林:《陳獨秀晚年與托派的論戰》,《檔案與史學》,1996(2)。)
      六、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
  有些作者經過調查研究指出:陳獨秀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的問題,從黨的創建伊始就提了出來,而且一直延續至今。這個問題在黨內和學術界已成了鐵案。(注:張巨浩、林小兵:《關于陳獨秀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的質疑》,《學術交流》,1996(5)。)90 年代初也有學者著文認為:1923年以后,陳獨秀逐步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并指出:陳獨秀家長作風的產生一方面與當時中國社會小生產經濟的普遍存在分不開,另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陳獨秀所面臨的客觀環境為其家長作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首先,隨著陳獨秀威望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他的崇拜日益發展。其二,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黨中央的非正常狀況。其三,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一些消極影響。從這三個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有著極為有利的客觀環境,這些客觀條件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有以上的客觀條件,加之陳獨秀的主觀因素,形成家長制作風就成為必然了。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雖是反對封建專制的急先鋒,但事實上他對封建專制的批判是不徹底的。由于其長期受封建思想的教育熏陶,封建專制思想余毒無時不在其思想中顯現。他雖對封建迷信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宗教都是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但很快又來了個180 度大轉彎,聲明:不帶點宗教性,革命就不能成功。同時,陳獨秀對反對封建主義思想體系的艱巨性、長期性認識不足,過高地估計初期文化運動的成就,而不自覺地消除蘊藏在自己心靈深處的封建主義意識。隨著時間的發展、條件的變化,其家長作風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注:周青山:《陳獨秀家長作風產生之由來》,《湖北師范學院學報》,1992(1)。)
  進入90年代中期,便有持不同觀點的論文見于學術性刊物,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以至大革命時期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提出質疑。
  持這種見解的學者指出,“家長制論”與歷史實際不相符合,列出4條理由:一、我們黨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對此, 陳獨秀起了關鍵作用,他在“一大”被選為中央主要負責人后,明確主張:中國共產黨不采取黨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員制。二、注意吸收新鮮血液進入領導層,不搞論資排輩。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時就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黨的創建過程中,他非常注意培養和選拔青年知識分子,及時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委以重任。三、陳獨秀允許并鼓勵發表不同意見,從不搞一言堂。陳獨秀認為一個政黨不能搞得死氣沉沉,應該發揮每一個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在大革命前期和中期,事實上形成了上海、廣州、北京3個革命活動中心。 中央從實際出發,給了廣州、北京黨組織以很大的獨立處理問題的權力。同時,廣州、北京與上海黨中央常常出現意見分歧,陳獨秀從未采取組織手段壓制打擊。而始終堅持民主協商的辦法,按照民主程序加以解決,比較好地處理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一些事實證明,從黨的創建到黨的“五大”,陳獨秀并沒有把自己凌駕于黨的組織之上,并不是一言九鼎的權威偶像。相反,陳獨秀對黨內民主建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家長制論”完全抹煞了這一點是很不公正的。四、從客觀上看,從黨的建立到大革命失敗的短短6 年中,我們黨召開過5次全國代表大會、5次中央擴大會議、5 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每次會議都開得生動活潑。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我們黨歷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生前也承認這一點。
  同時,作者還指出:“家長制論”忽視了根本的歷史條件。陳獨秀在黨內任領導職務期間,一不具備共產國際的支持,二沒有極高的威望,是搞不成家長制的。更重要的是我們黨創立時期的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都是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都是經過獨立思考最終選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向的。他們是不大可能盲目追隨陳獨秀的。因此,黨那時所處的內外條件,不允許也不可能建立起陳獨秀自己的家長制統治地位。當然,他發脾氣使牛性的事時有發生,這是他的一大弱點。但不要夸大,尤其不能夸大地說他就是實行家長制的統治,否則是不公正的,應當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注:張巨浩、林小兵:《關于陳獨秀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的質疑》,《學術交流》,1996(5)。)
      七、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
  一些學者認為,嚴格地講國內對陳獨秀展開全方位的學術研究是從80年代開始的。到80年代后期,人們又以新的眼光將其“晚年”開辟為一個獨立領域。研究他晚年的社會活動、政治思想及其評價問題。有的學者撰寫專著,有的學者連續發表文章,多層面地剖析陳獨秀晚年的政治思想。
  有學者指出,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是他與托洛茨基主義決裂和對蘇聯革命傳統徹底反省的結果,是一種以民主為核心的、聯系緊密的思想體系。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本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將要發生的危機與蘇聯經驗的深刻聯系。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入獄。這時他不得不冷靜下來重新進行反省,特別是從根本上探討蘇聯經驗的價值。他經過深思熟慮針對蘇聯經驗所闡發的意見,代表了他研究民主問題的最高成果。他認為,蘇聯20年的經驗,尤其是后10年的苦經驗,應當從制度上找出缺點得到教訓。斯大林的“一切罪惡”在于他反民主的獨裁制。他說這是“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一同推翻的過錯。他的六字結論是“應當保護民主”。陳獨秀否定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并不放棄社會主義的主張。他認為政治上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反相成的;他反對社會主義采用無產階級專政形式,認為它只能導致官僚政治。他的觀點是:將資本主義的民主制與社會主義經濟結合起來,才可避免社會主義的蛻變。文章作者認為,在中國陳獨秀是直接針對蘇聯模式提出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一人。陳獨秀的民主觀是承認無產階級民主即大眾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更為進步;而否認民主是一個歷史范疇,否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主有質的區別,是一種超歷史超階級的民主觀。陳獨秀將西方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完全混為一談,是不能茍同的。但他尖銳地指出蘇聯制度的弊端、指出民主建設對于社會主義的重要作用,卻不無積極意義。這就是陳獨秀對蘇聯問題的研究所具有的借鑒價值。
  學者還指出:陳獨秀晚年對當時的帝國主義世界之戰,認為它的性質是民主與法西斯之爭。擁護民主與反對法西斯是他對這場戰爭所持的態度。可以認為,陳獨秀晚年的政治思想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民主思想在這一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而他對抗日戰爭、世界大戰和蘇聯經驗的評論和分析,則是支撐這一體系的3個支點。 其中最為重要的支點是對蘇聯經驗的總結,它是陳獨秀晚年民主思想得以發展和成熟的關鍵。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采取的客觀主義立場,這是他超階級超歷史的抽象民主觀在他哲學思想上的反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陳獨秀的觀點和態度更多地代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陳獨秀按照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本世紀社會主義潛伏的危機,并指出它的癥結所在。他當年的分析和所發出的警告,到80年代后期竟釀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大悲劇。因此,陳獨秀當年所觸及的乃是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中最為棘手的尖端問題。(注:阿明布和:《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與評價》,《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3)。)
      八、陳獨秀與胡適、梁漱溟思想比較
  胡適與陳獨秀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很深、地位顯赫的歷史人物。那么,他們為什么能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共執牛耳,成為一代青年追崇的偶像,而在“五四”以后又分道揚鑣呢?又為什么時到晚年殊途同歸,表達出對世界大勢的一致理解和共同愿望呢?一些學者就胡適與陳獨秀的思想進行比較研究,客觀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他們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第一、胡適、陳獨秀聯手合作的思想基礎。胡適、陳獨秀都出身于破落的舊家庭,家道中衰給他們的少年時期投下了陰影,迫使他們走上了自強的道路。胡適、陳獨秀二人的交流始于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胡適應邀為該刊撰稿,并與陳獨秀開始書信往來,交換改造中國文學的看法。他們對中國文化革新的主體認識大體一致。他們都堅決反對文化專制主義,要求破除禁錮解放思想;他們都敏銳地感受到在文學領域內存在的許多錮瘤,需加以革除和創新,并將此看成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突破口;他們都力求突破19世紀以來中國文化思想界的“中體西用”的思維方式,要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和觀念體系給予“價值重估”;陳獨秀從政治上樹立思想自由的原則,胡適則從學術上打破思想一統的范式;他們都堅決反對傳統的人生價值觀,提倡以個人為本位的新價值觀,并將這一觀念推向整個社會。以上這些既是陳獨秀、胡適共同的思想認識,又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體內容。胡適在諸多領域進行創試和革新,陳獨秀則有一往無前大無畏的氣魄,二人攜手共進,使新文化運動深入人心。
  第二、胡適、陳獨秀的思想歧異。胡適與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具有的密切關系,很快被“五四”以后變化了的歷史條件所沖淡。二人因對某些復雜的現實問題看法不一,各自選擇了不同道路。一、對進化論的兩種改造。陳獨秀強調激進的進化論、革命的進化論。胡適則強調進化論的存疑態度,在介紹進化論時重點放在存疑的方法論上。在文化革新方式上,胡適堅持“嘗試”的態度。陳獨秀則斷然認為,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文字為是,不容他人之匡正。二、對歐美近代思潮的取舍不同。胡適留美10年,深受自由主義的侵染,認為美國是近代化成功的典范,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強權政治和軍閥主義的失敗,也是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勝利。因此大力宣揚實驗主義,挖掘美國成功的奧秘。陳獨秀則是法國大革命的崇拜者,而且深受法國文學的自然主義影響,從法國大革命走到俄國式的中國革命,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走到列寧的社會主義,深信用革命的手段破壞舊世界,推行新制度。三、對新文化運動的路線認識不同。胡適走的是為文化而文化的路線,對政治并不感興趣。陳獨秀是救世濟民的革命家,他最終完成了由政治走向文化,再由文化回歸到政治的循環過程,是為政治而文化的路線。四、處理傳統文化的方式不同。胡適從疑古出發,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提出要“整理國故”,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是實現向創造性轉換的必要手段。陳獨秀則是傳統文化的破壞者,他不僅激烈批判一切舊時代的倫理道德,而且是一切傳統學術的叛逆者。他認定對一切舊的文化習俗非以決心蕩滌不可!這就使縱向的繼承和轉化失去了可能,實質上是傳統的“一元論”在作怪。五、改造中國的兩種政治方案。胡適把改良視為中國革命的唯一出路,注重某些具體問題,諸如貧困、疾病、貪污等等。陳獨秀則是政治上的激進派,他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根本的方法是以十月革命為榜樣,建立勞工專政,以暴力奪取政權。
  第三、胡適、陳獨秀思想的殊途同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胡適、陳獨秀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震動。兩人分別在不同領域發表政論文章,闡述自己的政治見解。他們對俄德極權政治的批判和對英美民主制度的偏袒,表明了其二人政治思想的漸趨一致。(注:歐陽哲生:《胡適與陳獨秀思想之比較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5 ( 4 ),1996(1)。)
  陳獨秀與梁漱溟同是“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思想革新和文化改造方面,他們都提出了發人深省的主張。
  一些學者在對其二人進行比較研究時,涉及了如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陳獨秀與梁漱溟具有類似的性格和氣質,兩人都是個性剛烈。少年梁漱溟就貫于獨立思考,不遷就或輕于附和別人的意見。新文化運動時期,講西學成為一時之盛,梁漱溟卻獨樹一幟,力倡印度哲學和東方文化的復興。雖遭西化學者的攻擊,仍不改初衷自行其是。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梁漱溟確實是位難得的敢于堅持己見的剛直學者。在這一點上恰恰是陳獨秀性格的寫照。陳獨秀也曾言“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自作主張,自負責任”,“絕對不說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他們二人都了解和欽佩對方為人的品格。在他們為事業的交往中,這種人格的魅力發揮出巨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對于東西文化的評估,陳獨秀與梁漱溟有同存異。其相同之處在于二人都感到東方文化有缺陷,有加以變革的必要。其不同之處在于如何評價西方文化以及如何補救中國文化的問題。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上,陳獨秀認為西優中劣。梁漱溟只承認中西有別,反對西優中劣說;在中國文化革新方向上,陳獨秀力主重新開辟途徑,移植西方文化,尤其是法蘭西文明,以此取代中國文化。梁漱溟則傾向于對中國舊文化進行新創造,加強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以弘揚中國文化;另外,陳獨秀認為中國的婚姻家庭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必須取法西洋,實際是要全盤接受外來西方文化。梁漱溟則承認西方文化有獨到之處,并歸納其優點兩條:一是科學的方法;一是人的個性的伸展。然而梁漱溟堅決反對照搬西學以革新或取代中學的觀點。
  學者還指出:梁漱溟“五四”時期的文化思想仍未跳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圈套,并存在著把中國傳統文化理想化的傾向。但他能以哲人的睿智和清醒,一分為二地對待東西方文化。這一點比陳獨秀等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家的文化主張要更深刻、更徹底、更冷靜、更理智。但梁漱溟的這一觀點不但一直未得到陳獨秀的認同,而且被陳獨秀視為不能與梁漱溟互稱“同志”的依據。(注:徐光壽、陳家驥:《“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與梁漱溟》,《安徽史學》,1994(4)。)
  綜上所述,90年代以來陳獨秀研究取得了不小的進展。尤其是在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上,越來越重視了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力求把這樣一位在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通過分析復雜的歷史條件,揭示出人物思想、觀念的形成,評價其理論內涵和外延的正確與否。我們認為應該提倡的研究態度正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不因其有過錯誤就抹殺其歷史功績,也不因其有過豐功偉績就文過飾非。只有這樣,才能從前人走過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吸取營養,豐富思想,發展理論。同時,我們感到,為使這一研究領域更加深入,可以從更新的角度去發掘、去探索,從而使這一研究園地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02~111K4中國現代史徐繼良/邱遠猷19991999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影響。90年代以來,史學界同仁更注重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陳獨秀的評價、關于“二次革命論”思想、陳獨秀的愛國思想和抗戰主張、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問題、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和陳獨秀與胡適、梁漱溟思想比較等問題,進行了實事求事地研究。九十年代/陳獨秀研究徐繼良系首都師范大學政法系副研究館員;邱遠猷系首都師范大學政法系教授 100089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02~111K4中國現代史徐繼良/邱遠猷19991999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影響。90年代以來,史學界同仁更注重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陳獨秀的評價、關于“二次革命論”思想、陳獨秀的愛國思想和抗戰主張、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問題、在黨內實行家長制統治問題、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和陳獨秀與胡適、梁漱溟思想比較等問題,進行了實事求事地研究。九十年代/陳獨秀研究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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