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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鳴篇 人道主義寫作教學思想的靈魂  ——試論新世紀寫作教學的戰略
爭鳴篇 人道主義寫作教學思想的靈魂  ——試論新世紀寫作教學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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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人道”,弘揚人道主義,是育人之本,寫作教學自不例外。舊世紀即將結束,新世紀的鐘聲即將敲響,本文擬就此談點關于新世紀寫作教學的設想。戴上“戰略”的大帽子,只不過是想表明,所說的三條自以為比較重要而已。
  一、為“個性”——拓展文化視野,呼吸多種文化空氣是增強學生創造活力,培養學生人格“個性”和文章“個性”的要道。在封閉的“文化鐵屋子”里生活慣了的人,算不上真人,其個性必然是封閉與猥瑣的。而呼吸多種文化空氣,拓展文化視野,則個性必然具有較強的鮮活性、包容性和融通性,人格如此,文章的品格也必定如此。培養新一代青少年具有多元文化因素構成的現代個性既是育人的根本大計,也是寫作教學的重任。個性,就是人的本質屬性的特殊性,是人道主義核心內容之一;個性的發揮就意味著創造力的發揮,因此說,寫作教學講人道主義就是要充分創造條件和機遇讓學生建成現代個性支點和發揮寫作創造力的天地。
  作文要張揚個性,要爆發創造力,這一點,我們并沒有忽視,但是,對于創造支點的建立,我們目前做得還不夠。我們往往是在一個文化圈子里想問題,所求得的“創造性”只不過是將原有的一堆文化積木由“寶塔”改成了“房子”;真正的創造性顯然不是這樣的,它必須在形態與本質上都有區別。而要做到這一點,單在“創造技術”上做文章(比如“如何求異”,“如何逆向構思”等等)顯然不夠,必須在文化根上開其源而廣其流。科舉應試之文所以枯燥、單一、陳腐,沒有個性,一方面固然是統治階級“唯我獨尊”所致,另一方面,也與士子們呼吸同一種文化空氣,陷入儒教文化道統有極大關系。當今青少年在呼吸文化空氣方面也不見得就好多少,天地小,內容薄,不言而喻。同一文題,天南海北的中學生寫起來在思想認識上居然不謀而合;特別是寫“勤奮”呀、“謙虛”呀這樣一類議論文,總是引用那么幾條干巴巴的“共同話語”來應對問題,代替思考;50年代中學生寫的文章與90年代中學生寫的文章,在思想觀念上居然如出一轍……我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人是否有“個性”,文章是否有“個性”,總是以接受文化因子的多少為前提的。文化品種越多,對文化內容研究得越深,就越有可能通過隨機的碰撞出現“優化組合”,并讓創新的觀念閃閃發光。豐富的深厚的文化內容能為寫作的多種模式、多種層次的思維提供材料與動力,從而推動創新;在一定條件下,甚至那些沉睡已久的、長期處于抑制狀態的文化碎片也會被喚醒并轉入興奮狀態,猶如愛因斯坦所說的黑夜中的亮光,引導人們走出單行道的死胡同。
  講到接收多元文化,就不得不批判一下我們現在的“讀”。勿庸諱言,我們現在的“讀”,非但沒有想到文化的“多元”,在很大程度上,實際上還處在封閉的“地鐵獨進式”的單一模式中。陸游的《詠梅》,本來是很美的,是題詠人生高格之作,可是,一旦有人把它與毛澤東的《詠梅》比較一番,它就不“美”了,不僅不“美”,而且有“病”,是“失意”之作,只有毛的《詠梅》才顯得雄奇、瑰麗,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其實,陸毛俱美,何必用一個“套子”來分出高下?更有甚者,不讀歐陽修的《秋聲賦》,偏讀某一篇《秋色賦》。在這樣一種“套子模式”下,哪里還談得上去接收多元文化?因此,真的像魯迅先生所倡導的“放出眼光”來接收多元文化,要務當是首先破除我們現在被包裹著的“獨頭繭”。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在新世紀文化格局如冰山浮出海面的時候,我們確實有必要認真考慮在語文教學中讓新一代青少年接收多元文化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考慮立國之路時告誡全黨,要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這是高瞻遠矚的建國戰略思想;就語文教學中寫作教學這一小塊來說,理應得到啟迪,稱為戰略思考,當不為過。
  二、為人生——寫作教學要為新一代人的工作與生活著想,要讓每一個學生都掌握一般的作文技能,使學生在新世紀中多一份做人的自信心,多一份從事現代化生活與工作的工具。這個道理本不用多說,但眼前的現實不得不讓人痛心!當前寫作教學的一個畸形現象是:一方面培養極少數的少年作文人才,同于培養少年作家;一方面是完全應付考試,不管學生過不過普通文寫作關,只專注于讓學生按照一定模式寫“保險文”,得“保險分”。一句話,不是從“人”的生活與工作需要來考慮寫作教學,而是從應試或讓學生出寫作成果的角度來考慮寫作教學(這當然不能怪教師),結果是,少數學生確有文章之才,而大多數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初中畢業后走向生活與工作還是握筆不能成文,在生活與工作上的“缺陷”越來越明顯。這種寫作教學痼疾,葉圣陶先生早就看出來了,他說:“從前以為寫文章是幾個讀書人特有的技能。那技能奧妙難知,幾乎同于方士的畫符念咒。這種見解必須打破。現在我們要相信,不論什么人都可以寫文章。車間里的工人可以寫文章,田畝中的農人可以寫文章,乃至店鋪里的店員,碼頭上的搬運工,都可以寫文章,因為他們各有各的生活。寫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種點綴,一種裝飾,而就是生活的本身。一般人都要認識文字,練習寫作,并不是為自己捐上一個‘讀書人’或者‘文學家’的頭銜,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更見豐富,更見充實。能寫文章算不得什么可以夸耀的事,不能寫文章卻是一種缺陷,這種缺陷同啞巴差不多,對生活有相當大的壞影響。”(《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上冊P225)葉老發表這番話的重大意義在于,從民主與人道的立場上為寫作教學確立了指導思想。何以見得?因為他關注所有學生寫作能力不是眼睛向上(謀官出仕,出人頭地),而是眼睛向下(為生活,為人生)。寫作,既是表情達意,宣揚人格的“載道”需要,也是為工作與生活提供方便的“器用”需要。讓學生人人掌握作文技能,就是讓他們掌握一個方面的“立人”技能,就是讓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更好地體現人生價值,確立應有的社會地位。把寫作看作是人生工具與技能,還是看作是應試工具與巧技,在尊重人的價值,關懷人的生存,確立人的地位等方面,有著明顯的本質區別。前者是從人民大眾的謀取生存與發展的戰略地位上著眼的,后者則是從提供敲門磚,讓少數人出人頭地上著眼的。也許有人會說,應試寫作與為人生寫作難道就是對立的嗎?應試不也是為人生需要嗎?表面看來,這話是不錯的,但是二者有一個是為“全體”還是為“少數人”的不同。很多學校,考慮“應試”不得不從骨子里偏向于“少數人”,至于很多的“應試無望”的學生只能跟在后邊死奔硬跑。一些拔尖學生在某些學校中簡直就成了“學生貴族”,學校把辦學成果、教師把教學業績都記掛在他們身上。至于那些多數學生雖然沒有遭到公開的歧視,但“貴族學生”的受寵無形地產生了一種人格壓力,使很多所謂的差生喘不過氣來,心理上的沉重感和思想上的失落感必然會造成他們人格上的萎縮與恭卑,他們把寫作視為畏途。
  我一直認為,葉圣陶先生提出“語文工具說”(包括上引的作文教學觀)不是單就語文本身作一般的學術探討,而是從“民主”和“人道”的高度發出的吶喊。這是有其思想背景的。孔夫子以后,中國的教育始終是“走錯了路的”(陶行知),盡管后來的科舉制度為選能用賢開辟了一條道路,相對于“血緣世襲制”是一大進步,但從根本上看,科舉考試下的“寫作”從來就沒有從“人”本身上來考慮,既不關注“人”的存在、人性和本質,也不關注“人”的活動、發展和價值,而是把“人”當作統治者需要的“工具”。所謂“中舉”,只不過是因為應試者的文章說到統治者的心里去了,很符合統治者的統治意圖而已。因為你“中”了統治者之“心”,所以統治者才“舉”你,這就是“中舉”的真實內涵。要達到這個目的,教學生寫作和學生本人寫作都從如何“中”統治階級之“心”上來采取附和迎合的寫作策略,寫出來的文章無疑都是“鸚鵡之言”,所選上的“人”,也都是一株株“病梅”。一直到了近代,才有龔自珍這樣的大思想家的覺醒,一篇《病梅館記》揭示了多少中國育人史的悲哀!之后,民主與科學的思想逐漸從巨石下探出綠意,到了“五四”時期,“人道”的風雷終于席卷起來。李大釗1919年2月在《晨報》上撰文主張“教育上人人機會均等”,同年在《新生活》上撰文主張把“耕讀傳家”這句隱含封建宗法意識的話改作“耕讀作人”,顯然,這是以“民主”和“人道”為本的教育思想的先聲。繼之,平民教育、工人學校、大眾教育等注重于人民大眾的“人道”解放的教育掀起了滾滾洪流!葉圣陶為五四先驅,他不可能不受到啟迪;他和五四進步作家們所主張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思想必然要滲透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中來。因此,弘揚民主與人道,構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堅實基礎。葉老也主張“作文”是為了考試,但這個“考試”不是為求取功名的“考試”,而是整個“人生”的“考試”,他說:“人生一輩子總在面臨考試,……學生作文就要練成一種熟練技能,一輩子能禁得起這種最廣泛的意義的‘考試’即‘考驗’。”
  三、為民主——尊重“人道”的目的在于發揮“人道”的力量;在于讓學生明白:寫作是為了實現社會參與,使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獲得一席之地。總之,寫作,就是以社會主人的身份說話。過去的寫作,是“代圣人立言”,現今的寫作姑且算是一般的表情達意,未來的寫作,功能將更大,不僅停留在一般的情意傳遞上,而且還是一種政治參與手段,是個體對群體、對社會的“發言”。寫作,不僅要顯示人的感情世界,而且要顯示人的社會參與力量,這也是民主社會寫作功能的一大特征。在一般人看來,青少年學生思想不夠成熟,生活不夠豐富,見識比較膚淺,以社會主人的身份說話的條件還不具備,其實,這種思想觀念是要不得的。人的思想與見識永無止境,每有前進總得經過三番五次的砥礪與鍛鑄,這就是在“思想”中得“思想”,在“見識”中求“見識”的一般認識論原理。因此,給學生創造條件,給學生以向社會說話的機會,是培育思想,開拓視野,增長見識,認識生活的重要措施。那種讓學生在學校里只注意讀書,不想“人生”與“世態”,不問“主義”與“思潮”的觀念與做法,嚴格說來只能使活人變“死”,最終把青少年學生制造成會說話的“工具”。請看今日之學生(特別是一心一意向高考沖刺的高中生),除了背記一些政治術語與教條外,有多少人關心政治?有多少人愛讀哲學?有多少人喜歡社會思辨?又有多少人敢于唱一曲青春時代最值得珍視的“反調”?確實是寥若晨星啊!我們一方面埋怨學生不成熟,另一方面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卡”住學生,不給他以成熟的機會,不給他以展示成熟思想或幼稚之見的渠道,沉重的鐵板倒底應該打在誰的屁股上?多年以前,有一位中學生寫了一篇“假如我是市長”的文章,廣為傳誦,新聞媒體大為報道,這種在湛藍的天幕上只發現一顆小星的現象,究竟是值得欣喜?還是值得悲哀?梁啟超20來歲寫《少年中國說》,我們太缺少研讀與發揮了,“少年如乳虎”的“乳虎圖”,我們太缺少描繪了!我們總是讓學生寫《童年趣事》,卻提防著學生寫《青春傷懷》;總習慣于讓學生寫《家鄉新貌》,卻不讓學生寫《鄉村之災》;總是鼓動學生寫《愛我中華》,卻不讓學生寫《民族之丑》;總習慣于讓學生寫《人間溫情》,卻反對學生寫《人性之惡》……總之,我們習慣于讓學生做“審美者”,卻担心學生做了“審丑者”,習慣于讓學生跟在別人已下的“結論”后邊跑,不敢讓學生去探索未開墾的思想言論處女地。似乎這樣做才有利于培養學生健康的思想和正確的人生觀,殊不知,真正的“健康”與“正確”總是在善與惡、真與偽、美與丑的較量(含思想言論的交鋒)中才得以凸現的;只有認識了假惡丑,才更加懂得真善美,這本來就是一種最普通的認識法則。《語文學習》1994年第10期刊發了《讀毛澤東19歲時的作文》,其中引用的毛澤東同志《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確實值得向廣大中學生推薦。19歲的毛澤東已經考慮到提高全民素質的大問題,這是何等的少年氣魄!正如毛澤東同志一首詞中所寫的“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這是何等奔突的青少年的卓越心靈!倘若當今的學生寫一篇《民族論》,寫一篇《人權論》,不知天下“名師”如何來看?
  民主既是一種觀念,更是一種行動;人權既是人道之旗,更是人道之本。新世紀的中國必將是一個更講民主更有人權的中國,作為新世紀的主人必須培養一種社會參與意識和民主人本思想,這樣,民主之邦才大有希望,同時,新一代青少年也才能向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奉獻更多的良知與責任。再從全球來說,21世紀將是一個實現人和自然和諧的世紀,同時也是一個調整好人類本身內部關系的世紀,如國際關系的調整,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建立,各國社會制度的改革,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革新等等。這樣一個世紀迎接真知灼見,拒絕人云亦云;歡迎獨立思考,反對附和盲從;因為獨立思考的真知灼見是“地球村”的共同財富。因此,新世紀的思想家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每一個社會公民都應該是一個“思想者”,只有這樣(也必然這樣),人類的智慧才得到總爆發,新世紀的“人”才會是“新生代”的“人”。作為新世紀主人的青少年,要取得立國發言權和世界發言權,為中華民族爭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培養獨立精神,增強民主意識,具備創造風范。雖然這項工作非寫作教學所能獨自担負,但寫作,畢竟是青少年表達“思想”,積極“發言”的一種直接渠道,因此,我們責任重大,應當做出應有的貢獻。
  新世紀是“人”的世紀。人的主體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人的需要和利益,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素質和全面發展,人的平等、競爭與合作等等,都將是新世紀關于“人”的重要話題。就中國而言,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仍將是新世紀的主題,而建設與發展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激發、引導和組織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正是從這個戰略高度出發,黨和政府作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決策,其根本目的就是造就振興中華的一代新人。大勢如此,作為基礎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寫作教學,也必須從這個戰略高度來重新考慮自己的對策,從尊重“人”,關懷“人”,培養“人”和發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學,使寫作教學變“應試教學”為“育人教學”,成為讓青少年在新世紀中確立自身地位、實現自我價值、發揮創造才能的“助跳板”,我想,這應該是一條必然選擇。
  
  
  
語文學習滬2-5G31中學語文教學陳軍19961996 作者:語文學習滬2-5G31中學語文教學陳軍19961996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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