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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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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有關這一劃時代歷史事件成因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一些看法似乎已成定論。但是隨著近年來學術研究方法的更新、范圍的拓展和討論的深入,國內外學者對此課題的興趣有增無已,不斷有新的論著出現和新的觀點提出。本文擬從討論五四時代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產生的平民意識入手,探討這一普遍意識對于部分激進民主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發起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產生的影響。
   一
  平民意識也可以稱作民眾意識或大眾意識,是指關注普通人民的社會地位、作用、權利的一種價值觀念或心理趨向。
  在重視民眾這一點上,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與中國歷史上某些時代知識分子的重民意識是一致的,而且從文化的傳承上來說,平民意識與重民意識有一定的聯系,它是對重民意識的繼承和體認新的時代思想相結合的產物。然而,時代不同,思想依據有所變化,使得這兩種意識在程度上,乃至于在本質上都不相同。
  在古代中國,政治上的君主皇權統治被視為天經地義,道德上的綱常倫理學說被認做理所當然,人們無法超越社會現實和既成的價值觀念。因此,“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一類的話,只不過是為了維護皇權統治制度而已。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大多受到新式教育的洗禮,不再是科舉制度造就的封建王朝的附庸。他們當中很多人繼承了古代知識分子關心國事民瘼的傳統,卻又具有遠非前輩可比的強烈的自立意識和批判意識。他們關心民眾、重視民眾,已完全不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而是為了提高民眾地位,實現社會平等,乃至使民眾真正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主人。這種意義的平民意識是與接受西方民主觀念相聯系的。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改良徹底失望轉而傾向革命時,他們把西方民主理解為“一國主權平民操之,萬般政務輿論決之,政治之主人則屬一國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則在平民大多數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則取平民之公意”的“平民政治”的實現[1]。這是五四時代平民意識的先聲。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還沒有把目光真正投向人民大眾。他們以為,推翻皇帝建立民國,便會實現“平民政治”。另一方面,他們或者以為普通民眾缺乏知識和覺悟,或者認為民族面臨危亡之局,重要的是提高民眾的國家觀念以便加強民族凝聚力。因而,在當時,“民”與“國”之間的關系,“民”的獨立自主意識,“民”對“國”的義務的“國民”概念更受關注。這與五四時代“平民”一詞廣為流行,并且在通常情況下指的就是下層民眾形成鮮明對照。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民國建設的失敗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教訓。按孫中山的說法,這個教訓就是沒有把民國的根基建立在人民的基礎之上。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吸收了剛剛在瑞士和美國出現的直接民權思想,提出全民政治主張。這一主張的實質內容是,通過實施人民群眾的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項“直接民權”,實現全民參政的民主政治。它同通常理解的民主政治沒有多少差別,但在這里卻表現出注重人民群眾的傾向。
  其次,陳獨秀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以某種程度地與政治疏離為特征。他們宣傳人權、科學,旨在打破綱常名教、專制迷信,乃至舊有國家觀念等等一切束縛人們心靈的“偶像”,使人的個性獲得充分解放。這就同先前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為了強國救亡而強調的國民意識不同。此外,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同樣對民國建設的失敗刻骨銘心。他們渴望的“國民政治”、“惟民主義”,是摒棄“偉人大老”和政黨運動的民主。與此相應,他們倡導文學革命,提出“國民文學”、“通俗文學”、“平民文學”口號;對于關注平民生活的認識抱以同情……這些反映了啟蒙學者的平民意識。不過,應當指出的是,五四運動前陳獨秀等人的思想中存在著注重少數“優秀國民”和同情多數民眾的矛盾。其中的激進人物最終擺脫這一矛盾,尚待社會思潮的發展和民眾運動的推動。
  再次,五四時代人們對民主的理解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此之前,民主對于人們來說,只是一個政治名詞,一種國家形態。而在五四時代人們的觀念中,民主已經成為一個包含政治、經濟、教育、文學等諸多因素,或者說體現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價值原則。這種民主觀念在政治上要求改造西方式的議會制度,實現民眾以某種形式直接參政的“平民政府”、“平民自治”,不僅用以取代軍閥、官僚、政客的專制,而且要避免資本家,乃至于避免“知識貴族”的專制;在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的權利等方面則要求實現全面平等。這就使民主一詞帶有了明顯的平民的或大眾的色彩[2]。
  值得提出的是,五四時代頗有影響的杜威學說亦從廣泛的含義解釋民主,并且提出了一套試圖適應建設民主社會要求的民主教育理論。其要點是:民主的社會應當為一切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應以社會生活為內容,從滿足受教育者的興趣出發,以培養發達的個性人格為目標[3]。這些說法得到當時中國許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及其他知識分子的贊同。于是,帶有否定民初流行的軍國民教育思潮意味的平民主義教育或平民教育思潮蓬勃興起,促進了平民意識的普遍化。
  復次,清末民初以來各種社會思想不斷被介紹到國內。盡管人們一時還搞不清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改良主義之間到底有什么不同,卻自然而然地把這些主義和平民聯系到一起。朱執信在介紹《共產黨宣言》、宋教仁在翻譯《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時都把“無產階級”譯作“平民”[4];中國社會黨的宗旨有“普及平民教育”、“獎勵勞動家、勞動者”的內容[5];無政府主義者把社會分作勞動階級和富貴階級兩部分,把強權看成是平民的仇敵,以自己的刊物為“平民之聲”,號召將主義傳播給“一般平民”,“由平民之自覺,以平民自己之實力”,實行“平民大革命”[6]。這類思想到“五四”前后愈來愈廣泛地傳播,同時又有泛勞動主義、工讀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主義等注重平民價值、平民生活的思潮流行,它們既是平民意識高漲的產物,又反過來成為推動知識分子平民意識不斷高漲的重要因素。
  最后,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給中國人帶來時代潮流巨變的感覺;而波及全國數十個城市的五四運動則使人們看到了中國民眾勢力的崛起和民眾力量的偉大。對此,有人說:“現在的世界潮流趨于平民的方向”[7]。有篇宣言寫道:“世界潮流漸趨于勞動社會,所謂以‘平民全體的能力組織一強固之國家’一語,將由理想而演成事實,時勢所趨,雖有大力,莫之能逆。”[8]伴隨這類在當時較有普遍性的認識,平民或平民主義思潮大起,“平民”一詞充斥報刊,成為極時髦的用語[9]。至此,對平民的關注已經成為多數知識分子共有的心理趨向。
  應當指出,時人對平民的關注同對勞動者、勞工,以至于無產階級的關注是一致的。“勞工神圣”這一響亮口號大抵是由無政府主義者首先提出來的。曾游學法國,同《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者關系密切的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前慶祝協約國勝利群眾集會上所作的《勞工神圣》的演說,把士農工商都劃入“勞工”范圍。這里的勞工同他在別處所說的“平民”沒有區別。關于“平民”,有人解釋說,“官吏大商,以及知識分子中人等……一般心理假設之定義,皆不在內”[10]。這個“平民”又同《勞動者》、《勞動音》所說的與官吏、政客、軍人、資本家、教士、警察等“寄生蟲”相對立的“勞工”和“勞動者”[11],以及陳獨秀所說的由“絕對沒有財產全靠勞力吃飯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鐵工、車夫、水夫、成衣、理發匠、郵差、印刷排字工、傭工、聽差、店鋪的伙計、鐵路上的茶房、小工,搬運夫”等組成的“無產勞動階級”[12]沒有多大區別。事實上,當時的平民在階層含義上同“勞工”一樣,都是指無產業、無金錢、甚至無知識的下層勞動人民。因此,很多人是把這兩個名詞混同使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工神圣”口號的流行,促進了平民意識的發展,或者說,它本身即是知識分子平民意識的表現。
  由此可見,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主要是在對民主觀念中的人民普遍平等的理解和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注重勞動者、無產者利益的認同的基礎上發生的。就前者來說,普遍平等的民主觀念既有對剛剛過去的歷史反思的成分,又被認為是當時世界最新的潮流和發展的方向。這種可以稱作平民民主的觀念已不再是以先前西方民主政治為理想的民主或“平民政治”,它同人們理解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在追求普遍平等方面已沒有不同。這樣,平民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不但沒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反而被平民意識聯系起來。對于一般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傾向于這些思潮中的哪一種,都會產生平民意識;而一旦產生了強烈的平民意識,又會從這些思潮的任何一種當中找到可以認同的內容。這就是我們從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那里看到的思想龐雜又經常變動的原因之一。這也是當時一部分激進民主主義者追求民主的同時,又追求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
   二
  1920年5、6月間,陳獨秀在上海和俄共遠東局委派來華的維經斯基一起籌建共產黨小組時,國民黨人戴季陶、邵力子和與“研究系”關系較密切的張東蓀等都曾受到邀請;而稍后在北京、廣東等地中共黨組織成立時,都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這一情況反映了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與其他較為進步的黨派或人物之間在思想上有著某些相投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對社會主義和平民大眾予以關注。檢視戴季陶、邵力子等主持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可以發現上面刊載了很多介紹社會主義,宣傳勞工解放、婦女解放的文章。張東蓀本來十分推崇“賢人政治”,就在兩年半以前,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題為“賢人政治”的近3萬字的長文,縱論賢人政治之長,平民主義、庸眾主義之弊[13]。但五四運動后不久,他也開始宣傳起平民主義、社會主義。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科學應當改變偏重于一部分人的方向,實現平民化,這就要求科學家擺脫資本家的束縛,和勞動者站到一起,為勞動者而發明創造,“用以增進勞動者的幸福”,促進平民主義、社會主義[14]。類似的情況還可以在彭一湖、胡適等人那里看到[15],更不必說那些宣傳平民教育、平民經濟、平民文學的人和無政府主義者。所有這些說明,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帶有極大的普遍性。可以說,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平民意識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意識背景。然而,畢竟只是一部分知識分子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個中原因,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探討。
  其一,認同平民意識的知識分子大體上都承認理想的社會應是沒有階級、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社會,但對于如何實現這種理想社會,則有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為:要實現平等,就必須推翻軍閥、官僚、政客、資本家、地主等特權階級,使全社會的人都成為平等之民,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以平民為本位,以勞動為享受權利的必要條件的“平民社會”。另一些人雖然也對軍閥、官僚、政客專權和資本家、地主剝削壓迫窮人不滿,但他們認為平等的實現不能以上層階級屈就下層階級作為條件,而應當由上層階級“提攜”下層平民。在他們看來,“三害”可以除掉,資本家、地主的剝削應當減輕,平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及參與政治管理的能力應當提高。
  以上兩種認識的不同之處在怎樣看待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的問題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持前一種看法的人很多傾向于把知識分子也歸入特權階級之列。他們或者呼吁知識分子走入工人、農民、市民中間,與民眾打成一片;或者認為知識私有和財產私有一樣,是歷史上延續下來的不良“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少數人掌握的知識是靠著剝奪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而攫得的“贓物”,是“財產私有制下所生出來的罪惡”,因此應當把“廢止知識私有制”看做是“廢止財產私有制的第一步”[16];或者提出應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古訓改變為“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的觀念[17]。持后一種看法的人則對普通民眾缺乏知識、道德心和自覺心感到極大憂慮。他們或者担心沒有知識的人民“莫名其妙”地模仿俄國式革命,組織平民政府,會使中國變成“生番的世界”[18];或者認為如果不對“鄙棄勞動想吃輕巧飯的”國民劣根性加以徹底改造,就“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中國就只能是一個“強盜社會”[19]。因此,他們有的強調平民都要受教育,知識分子當然是教育平民的老師;有的重視由知識分子、領袖人物指導群眾的文化運動[20];有的強調“才性”與思想的重要,堅持知識分子的啟蒙使命,反對所謂對主義的“盲從”[21]。
  我們看到,那些主張由上層階級以同情的心理與互助的精神“提攜”下層平民的人和對民眾的缺點多存疑慮,堅持知識的重要性和知識分子優越地位的人,對于發動下層人民革命大多表現出懷疑和反感,他們當然不可能從認同平民意識進而成為共產主義者。
  其二,馬克思主義對于五四時代的人們來說,不僅意味著一個平等社會的理想,尤其意味著以暴力流血的階級斗爭手段打爛舊世界,建立一個用當時一些人的話來說,叫做“平民獨裁”或“勞動專政”的國家政權。這一點亦使許多認同平民意識的知識分子望而卻步。如所周知,五四時代“互助論”十分盛行。《互助論》的作者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一樣被稱為“平民偉人”。但“互助論”認為人與其他生物一樣,有著互助的,而非競爭的本性;人類社會因互助而發展,并非因競爭而發展,這一點同馬克思的階級斗爭推動歷史進步的學說適成對立。與此同時,宣揚階級調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觀念也已在國內流行。社會民主主義打著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主張取消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階級合作,采用和平的、漸進的方式,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這類“互助”、“調和”觀念比起“斗爭”、“獨裁”來,更符合潛意識中仍相當程度地保留著某些傳統文化價值觀念[22],而在顯意識中又對個性自由、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抱有好感的那部分知識分子的心理。這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提倡“平民經濟”,熱衷“合作主義”的人大多不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至于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知識分子,他們在五四運動前就已經形成了包括“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革命三期”等內容在內的較為系統的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個體系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政權建設與社會管理的若干理論原則,融進了中國文化的一些價值觀念。孫中山本人后來明確表示,他不同意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他認為:“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民生主義“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在于沖突、斗爭,而在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23];革命不是要建立某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由全體國民建立“全民政治”的國家。孫中山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重要分歧,決定了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知識分子同樣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
  其三,成為共產主義者的知識分子有著一些較為相近的,有利于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特點:
  第一,他們大多生活在社會中下層,作為社會成員,他們與官僚、政客、軍閥、名家的身份地位無緣;作為知識分子,他們之中幾乎沒什么人有如胡適、蔣夢麟、任鴻雋、陶行知等那樣留學歐美,令人羨慕的履歷[24];作為舊制度的叛逆者,他們又與赫赫有名的革命領袖少有牽連。在社會動蕩、新舊更迭時期,這種社會地位造就了他們思想情感中兩種潛在的傾向:一是破壞現存秩序,而不是保存或修補它的傾向。新文化運動中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在文化問題上明確表示要以新文化代替舊文化,而不是改造舊文化以適應新時代;在政治問題上盡管他們也曾提出一些建議,但在根本上既不滿意現存的政府、國會、軍閥、政客,也不寄望于黨人、名流的護法或制憲。他們對“國民政治”、“民彝政治”的探討和宣傳,體現的是對不同于現實的一種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所有這些,都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明顯流露。二是易于接近民眾的傾向。當他們一旦認識到下層民眾受剝削壓迫的不合理狀況時,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的愿望不只出于良心上道德上的正義感,而且往往也出于擺脫自身受歧視、受冷落的境遇的潛在意識。這使他們比較容易走離知識分子的立場,把自己視為民眾利益的擁護者和代言人,甚至于民眾的一員。這兩種潛在思想傾向成為他們接受民眾革命思想的有利條件。他們之中很多人一度接受無政府主義的反強權主張,以及對俄國“勞農革命”表現出超于他人的熱情,都同上述思想傾向有關。
  第二,早期共產主義者是一個青年群體,他們當中最大的不過40余歲,多數則不到30歲。這一年齡上的特點不僅意味著他們在救國與改造社會的時代潮流中有著某種急切性格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熱望,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關于社會改造的方向、道路、方法等一系列問題上大多沒有形成比較固定的思想模式。如所周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并在蘇俄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將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產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是一個實踐、對比、鑒別、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固定的成形的思想體系的束縛,是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能夠盡快地接受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的便利條件之一。
  第三,早期共產主義者大多有著社會科學型的知識結構。他們或因學業或因愛好,對文學、歷史、倫理、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方面的知識涉獵較多。這與他們在考慮救國和改造社會的方案時,更多地注重思想、政治、道德更新的作用互為因果。如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提出的“科學”口號,強調的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和科學的態度。以后,他又強調運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的意義[25]。這與同期中國科學社的任鴻雋等人把廣義的科學解釋為知識的類別系統,把天文、物理、生理、心理等狹義科學視為“普遍之所謂科學”的著眼點[26]明顯不同;而《新青年》雜志以宣傳文學、道德、思想革命求政治革新的主旨與《科學》雜志以普及科學知識,介紹研究方法,灌輸科學精神以求“科學救國”的主旨也各異其趣,從而反映了共產主義者同科學救國派在改造中國道路選擇上的不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政治、道德作用的思維方式又常常與“根本解決”的意向相聯系。從某種意義說,新文化運動是要從倫理、文化問題的“根本”,解決辛亥革命未能解決的問題,共產主義運動則是要從社會制度的“根本”,解決政治革命和文化啟蒙運動所未能解決的問題。在由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轉而成為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過程中,陳獨秀、李大釗都曾明確表示贊成用“根本解決”的辦法改造社會,這不是偶然的。可以說,這種思想傾向在一定意義上,不僅劃清了他們與“科學救國”論者之間的界限,也劃清了他們與“實業救國”論者、“教育救國”論者和致力于一點一滴解決社會各個具體問題的實驗主義者之間的界限。
  第四,共產主義者大多有著重視理想與實踐統一的心理傾向,李大釗的主義與問題結合論和惲代英的“實踐道德”[27]說,是這種傾向的典型表述。他們既不同于貶低理想價值,夸大經驗作用的人,也不同于以文化空談博取名利的人。他們把實現救國救民的目標看得高于一切,并為此去從事啟蒙宣傳、示威運動、社會講演、工讀實驗……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尋找現實的途徑,在實踐的過程中檢驗、選擇理想的工具,這是他們之中多數人走過的道路。
  以上幾個方面或許不能概括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全部特點,當然,也不能不考慮到個別人投身革命的偶然性因素,但這些分析可以為我們的討論提供某種必要的參考。就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由于時代提供了較大的思想自由的氛圍,他們本身又有著追求自由和實現自我的價值取向,每個人盡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或熱衷于教育,或投身于實業,或醉心于科學、學術,或從事革命運動……一些人也可能由于某種社會關系或思想原因追隨三民主義,服膺實驗主義,或者為北洋政府及地方勢力獻計獻策。總而言之,當時具備上述特點的知識分子或革命者尚不是很多。因此,雖然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普遍產生了平民意識,但決心投身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初卻只是他們之中的一小部分。
   三
  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邏輯的角度,我們都可以看到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平民意識的高漲與中國共產主義思想派別形成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間的關系。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當承認,俄國十月革命的確是導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決定性因素。但是,歷史上任何引發重大后果的事件都不是孤立地發生作用。在中國人接到十月革命信息前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罷工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德國、匈牙利等國的革命,戰后的民主浪潮,以及各種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新思潮都對人們發生著影響。推翻強權壓迫,實現真正平等,人民大眾成為社會的主人,這是新時代的社會潮流。十月革命加深了人們對這一潮流的認識,它的意義和價值也正是在對這一世界潮流的理解中凸現出來。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時人的心目中,俄國革命所代表的“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趨向,就是下層民眾受關注、求解放,社會要消滅階級壓迫,實現真正平等的趨向。這種判斷還可以由人們對十月革命的性質的理解中得到證明。從理論上說,十月革命是屬于無產階級范疇的革命,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并非從嚴格的“無產階級”的意義理解它。恰如我們在大量材料中見到的那樣,人們更多的是在“民眾”、“平民”、“庶民”、“勞農”的意義上來理解十月革命。這正和他們當中許多人不是從嚴格的產業無產階級,而是從下層民眾即“平民”的意義來理解“無產階級”一樣。這一現象反映了平民意識與一部分知識分子傾向十月革命,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系。
  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同時也是他們拋棄民主主義,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是以往多數研究者所認同的看法,實際上的情況并非如此簡單。民主,作為近代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從西方引入的觀念,它在西方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即有著理論上和形式上不完全相同的表現,加上人們在理解、選擇上的主觀因素,使它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也成為不確定的和發展的概念。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前后,人們多從政體形式上理解民主,因而革命者追求的共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某種國家形式的模仿。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宣傳的“人權”固然可以說是前此“民權”、“共和”認識的深化,但這種文化意義的深入,尚未改變對民主政治意義的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宣傳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只是為實現真正共和民主創造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人們對民主的理解發生了由政治意義向社會意義的轉化,經濟平等、社會地位平等成為民主的新內容。這種意義的民主同平民意識的高漲相伴隨,為向共產主義思想發展的知識分子提供了理解民主的新角度。李大釗較早提出這樣的看法:“我們要求Democracy,不是單求一沒有君主的國體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個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強的勢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當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奮斗,直到世界大同……社會主義,就是Democracy的一個進程”[28];“戰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29]“婦女解放與Democracy很有關系。有了婦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實現。”[30]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同時把民主和布爾什維主義兩者都認作時代的“旗幟”[31],并認為民主與社會主義具有同樣的精神,即二者“均由平民而起”[32]。由此可知,“平民”的精神,亦即主張平民大眾翻身解放是李大釗在對新的民主和布爾什維主義及社會主義的觀察思考中抓住的被他認為極有價值的東西之一。在李大釗之后,陳獨秀和譚平山也相繼對民主有了新的看法。譚平山認為:“現代的民治主義,是拿人間生活去做基礎和做出發點的”,因此它具有“反對資本的托拉斯……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和擺脫“社會上產業上政治上一切人間生活”的壓迫掠奪的“特質”[33]。陳獨秀更明確指出:“二十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于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34]這類對民主的理解已經完全同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思路相脫離,接近或者形成社會主義民主、無產階級民主觀念,而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選擇聯系起來了。它對于一部分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應當承認,除李大釗以外的其他早期共產黨人在接受了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截然對立的國家觀念之后,確實拋棄了民主主義。這同陳獨秀等傾向于從選擇工具的角度看待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關[35]。但須看到,這時他們拋棄的是作為一種概念即特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民主主義,它和上述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理解的民主已不相同。后者包含的社會平等、民眾解放的內容仍舊而且一直是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在后來中共明確了共產黨人首先應當進行民主革命,并為之努力奮斗的過程中,瞿秋白、毛澤東等先后提出了平民或大眾民主的見解[36]。這同他們最初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感受到的平民傾向的民主觀念的影響不無關系。
  李大釗等人對民主一詞所作的新的解釋,充分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強烈關注民眾的地位和價值這一事實,而對平民的關注則進一步深化了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對民與國關系的認識,從而為他們展示了新的行為目標。
  民與國作為一對政治范疇,各自的內容與相互之間的關系,是從戊戌到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和革命者長期思索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不同政治目標的選擇。鑒于清末民初以來“軍國民”思想的盛行和北洋政府利用“國家”之名壓制民主、涂炭百姓,以及國際上軍國主義的國家挑起大戰、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事實,陳獨秀、李大釗等曾就此問題作過深刻反思,得出國家乃是一種偶像的結論[37]。這個結論既否定了把國家作為最高價值目標的觀點,因而帶有思想啟蒙意義,也批判了軍閥、官僚、政客及各派政治勢力把國會、政府當做爭權奪利工具的行為,而帶有政治意義。但對國家實質的這一認識并未導致陳獨秀等人對國家的否定。于是我們看到:他們一方面猛烈抨擊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又對當時國家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問題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38]。這就使他們陷入了某種矛盾的選擇之中。而平民價值的發現和民主觀念的轉變,則為他們提供了打破原有矛盾的思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應是人民大眾成為政治的、社會的、生活的主人。自由,應是他們擺脫壓迫獲得解放的自由;平等,應是“泯除一切階級,都使他們化為平民”[39]的平等;一切思想、運動、制度,只有體現出民眾的價值才具有意義。正是這類認識促使李大釗等人從新的出發點談政治,得出以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為奮斗目標的結論。它當然也促進了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
  馬克思主義強調,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被壓迫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推翻腐朽反動的壓迫階級的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主要力量。它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團結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壓迫和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鏟除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普遍的平等自由。因此,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理所當然地把它看成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求解放的理論,從而也就是中國眾多的平民勞動者求解放的理論。李大釗論述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價值時寫道:唯物史觀是應人類認識史上重視各種科學綜合聯系的新傾向而發生的。它克服了以往研究歷史時僅重狹義的政治,不重社會全體,僅重少數英雄偉人,不重人民大眾的弊病。因此,它“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而是對于“包含著全體人民,并他們獲得生活的利便,與他們的制度和理想”的“社會進化的研究”[40]。這里雖然不是直接談政治與社會問題,引出的卻是政治的結論:“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價值,既這樣的重大,而與人生上所被的影響,又這樣的要緊,我們不可不明白它的真意義,用以得一種新人生的了解。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哪個偉人圣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41]很明顯,這里用的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時代”,而是“世界平民的時代”,這樣就在觀念中把中國的“平民”和世界的無產階級聯系了起來。從而,馬克思“揭破了資本主義的不公”和“罪惡”的剩余價值學說,便在中國揭露地主、資本家的剝削時具有了同樣的意義;世界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最后的階級斗爭”便和中國下層民眾反壓迫、求解放的斗爭聯系了起來;而“世界的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那么,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也就成為一種必然。從某種意義說,李大釗的這一思路正代表了中國共產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中國實際的最初思考。
  毫無疑問,對平民的價值的發現,也使共產主義者找到了改造社會的強大物質力量。
  “社會改造”的觀念,就其產生的原因來說,是辛亥革命政治改造未成功的體驗和20世紀俄國式社會革命代替18世紀法國式政治革命的認識的綜合;就其內容來看,它包括了改造教育,發展實業,調查和解決諸如勞工、婦女生活問題及社會人口問題、普通人識字問題,以及改變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等多層次取向。如果把新文化運動也看做廣義的社會改造(針對政治改造而言的社會文化改造)的話,那么,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的認識就經歷了從注重社會文化改造以求改造政治,到尋求社會制度改造(包含政治改造),再到從革命意義的政治改造入手,以求得社會制度改變的過程。這樣看來,“社會改造”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便不只是一時的口號,而是反映著他們對國家獨立富強、社會安定公正、人民自由幸福目標的追求和實現這一目標途徑的選擇。
  如所周知,陳獨秀等人在從事新文化啟蒙運動之時注重的是國民性格、心理和民族文化的改造。與此同時,毛澤東和惲代英也分別把思想改造和道德改造視為救國的第一要務。毛澤東1917年8月寫道:中國土地廣大,社會復雜且歷史悠久,這給開通民智帶來困難。因此,應當先有人改造哲學、倫理學,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人的思想,此謂“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42]。惲代英在同一年寫道:社會擾攘源于階級界限的存在,而階級界限存在的根因在于學說謬誤和“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故解決之根本辦法,在發明真理,培植民德”[43]。毛澤東和惲代英的看法同陳獨秀的思路十分接近。一方面,他們都把人民視為政治改造的要素,即沒有國民的自覺自動、“天下之心”的動、民德的普遍提高,民主共和便只是一塊招牌。另一方面,人民又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惰性因素,即民眾的愚昧無知、道德水平低下,沒有自治和參政能力,恰是專制勢力得以橫行的原因。新文化的啟蒙就是圍繞這一思路展開的。這里,啟蒙是為了國民發生“倫理的覺悟”、思想的變換、道德心的改造。啟蒙者是知識分子,被啟蒙者是國民、民眾。社會文化改造的主動力是知識分子,民眾則是改造的對象。不僅如此,注重思想、道德、心理,意味著對思想意識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的強調。這通常導致重視社會教育、指導,從而,即使在社會制度的改造中,知識分子或少數杰出人物仍將被認做主動力量,而民眾仍可能被視為惰性因素。
  五四運動的發生展示了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同時,平民意識的高漲亦改變了形成中的共產主義者的立場。陳獨秀在提出“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口號的同時,開始把訴諸對象從知識分子“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毛澤東從倡學救世的圣賢立場“走”入民間,提出以民眾大聯合作為改造社會的“根本的一個方法”[44];惲代英亦發現從前以“悲天憫民態度……自救憤世玩世之失”,不如“求善處于不圓滿人群之理”[45];進而又意識到:“應該可以信平民的能力,應該可以信由社會活動中改造社會的可能”[46];“被經濟生活壓迫得最厲害的群眾……是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軍隊。”[47]顯然,在這些認識里,民眾已不再是社會進步的惰性力量和文化改造的對象,而是改造社會的動力了。
  改造社會需要依靠民眾的力量;民眾力量的發揮需要聯合、組織、指導。從某種意義說,中國共產黨就是應這種需要產生的。李大釗寫道:“改革的事業,亦斷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還要靠著民眾的勢力,那么沒有團體的訓練,民眾勢力又從哪里表現呢?……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48]這是早期共產黨人將平民的價值與社會改造、建立共產黨聯系起來考慮的明證。
歷史研究京54-67K4中國現代史朱志敏19971997作者朱志敏,1953年生,北京師范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54-67K4中國現代史朱志敏19971997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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