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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與抉擇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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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時期,我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進行了揚棄和比較,對中國的出路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艱苦的探索。經過反復比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覺悟又富有開拓精神的知識分子作出共同的選擇——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武器。在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夠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又能對社會政治歷史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這是非常奇特的社會現象,也是研究五四時期歷史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更能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事業中的偉大地位和作用,從而促使我們在世紀之交與知識經濟時代到來之際,對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演變,盡管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就開始了,但真正發生質的變化,從根本上接受資本主義思想文化,還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得到深刻的啟示: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變革具有不徹底的一面,封建的傳統文化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仍然束縛著廣大國民的思想。因此,必須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變革,切實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這場革命的失敗,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試驗和破產,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進了許多知識分子重新開始思考與探索。于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場旨在傳播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這場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大的變動。
  中國知識分子在總結辛亥革命的教訓時,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領域。新文化運動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學。民主在當時的含義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權,倫理上的獨立人格,學術上的破除迷信與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們認為,這三者是歐美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科學在當時主要是指,以生物進化論為基礎,以生存競爭觀念為核心的科學實證思想。他們認為,近代歐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領先地位,科學之興,功不可沒。所以,中國的社會變革必須“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凱竊國,復辟帝制,造成民國的悲劇,究竟說明了什么?陳獨秀認為,這是因為“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里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里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而“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現在袁世凱雖然死了,袁世凱所利用的傾向君主專制的舊思想,依然如故”。“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注:《獨秀文存》三卷合訂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頁。)陳獨秀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訓的知識分子,已經充分意識到深刻批判封建傳統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過了辛亥革命準備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理論家的認識水平。陳獨秀還認為,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義思想,因為它們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注:《獨秀文存》三卷合訂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9頁。)中國知識分子已認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革必須倡導民主與科學,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專制制度,用科學思想代替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他們已認識到民主與科學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沒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學便不能發展;假如沒有科學的思想作指導,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鞏固。
  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以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作為武器,著重對封建傳統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從而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深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產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新思潮的傳播掃清了道路。隨著思想文化領域批判的深入,中國知識分子必然產生如何改造社會的思考。當時中國社會現狀的腐敗和黑暗,正如張聞天所說:“中國混亂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社會組織逐漸崩壞而一時不能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出來。”(注:張聞天:《社會問題》1922年1月, 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北京大學學生何孟雄說:“社會仍是這樣黑暗,現在的青年要徹底明白舊社會的罪惡,立定不屈不撓奮斗的志向,決不反被舊社會戰勝。中國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過去的青年》,載《時事新報》1919年10月。)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單從思想文化進行批判,而不對這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產生的重要積極作用,是使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轉向對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進行探索與選擇。這是他們對辛亥革命失敗反思的必然結果,也是新文化運動向更高、更深層次發展的標志。
      二
  “改造中國”,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幾乎成為共識,而選擇改造中國的方案,知識分子不約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學生奔赴歐洲、美國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被譯成中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從西方文化寶庫中,選擇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由此出現了思想文化價值標準的多元化和救國方案的多樣化。一時間,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杜威的“實驗主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尼采的超人意志,歐文、傅立葉的烏托邦,法國的“工團主義”,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義”,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這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探索中,對人類不同階段、不同層面各種新思想所產生的強烈興趣及敏銳程度。由此出現了五四時期特有的百花齊放、異論爭鳴、萬舸爭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與西方各種思潮的涌入相適應,知識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價值取向的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以胡適、吳稚暉和后來的陳序經為代表,他們主張扔棄傳統,使中國文化徹底脫胎換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稱為“全盤西化派”。第二個群體是以梁啟超、張君勱、章士釗、梁漱溟為代表,他們試圖以儒學(宋明理學)為框架來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傳統與復興儒學的基礎上,開辟一條近代化的道路。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第三個群體是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他們與前兩個知識群體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會的改造密切結合起來,使思想啟蒙運動走向廣大工農群眾,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書齋中。他們摒棄了空言侈談,文字游戲,主張實踐,學用結合。當實踐證明他們選擇的各種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時,又能從無數學派和“主義”中擺脫出來,去選擇新的思想。
  正當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大國諸多樣板和楷模中尋覓、選擇和爭論時,西方列強之間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們感到震驚,促使他們去重新評判西方的文明與民主,并對過去的選擇進行再思考,因而使他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延續了4年之久, 給歐洲人民帶來了浩劫。這場空前殘酷的戰爭,把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的內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尖銳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來。劫后的歐洲留下的是滿目瘡痍,使有機會親自到歐洲目睹這一切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梁啟超在大戰結束后去西歐游歷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歐:“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梁啟超選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23頁。)他深感西歐文明已經破產了。 周恩來1920年底到達歐洲,他從歐洲發回的通訊中寫到:“戰爭之為害與預備戰爭之為禍,直可以使世界生產為之毀壞,人類為之減少,幸福為之消滅,經濟現象為之紊亂,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注:《周恩來旅歐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頁。)第一次世界大戰迅速地喚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進一步去全面審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中國出路的思考,從而使知識分子中的思想變化的分野也日趨明顯。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具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進行批判。在這批判的過程中,他們的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李大釗在戰后著文指出:“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頁。)他冷靜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并結合這種分析表示了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懷疑和否定,得出了對戰爭本質的正確結論。他說:“今日戰爭之真因,不在人滿乏食,乃在貪與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釗:《戰爭與人口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367頁。)戰爭的實質在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注: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第594頁。 )他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社會發展觀的根本缺陷,即認識到這種進化歷史觀一方面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作辯護,另一方面又無法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因。這對于他轉向馬克思主義有著關鍵性的意義。陳獨秀此刻也從選擇法蘭西的政治革命,轉而批判這一政治革命,他說:“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制度,破壞無余,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社會從原來的“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庸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注:陳獨秀:《新青年》創刊號,1916年。)
  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中國先進的、覺悟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還不能對中國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體的闡明,也還分辨不清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但他們思想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與否定都越來越明確。李大釗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注:李大釗:《民彝與政治》,《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頁。)毛澤東也說:“東方思想固不切于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注: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國家的社會矛盾尖銳地暴露出來,先進的知識分子自然會反思:難道我們還要步著人家的后塵,沿著這條舊路再走一遍嗎?為什么不能改弦易轍,采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立一種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種思考推動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途,也為后來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
      三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本主義社會,懷疑一味學習西方,那么,與此同時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則使他們產生新的覺醒,轉而對列寧領導的俄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開始研究并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為什么這時能對先進的知識分子產生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給他們苦苦思索的問題指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在這以前中國人不是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但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零星介紹只涉及馬克思學說的一鱗半爪,影響的范圍也極其有限。許多人不過把它當作歐洲無數新思潮中的一種偶而涉及,不但無意傳播它,而且往往對它持批評態度。因此,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現在,社會主義在俄國從書本上的學說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并且在歷經種種饑饉、內戰、外國干涉的嚴重磨難后,依然站穩了腳跟,過去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和農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會的主人。一邊是盡管還在艱苦創業卻充滿蓬勃生機的俄國,一邊是混亂頹敗的西歐,兩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釗以“桐葉落而天下驚秋,聽鵑聲而知氣運”來比喻俄國革命與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來。先進的知識分子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俄國革命的真相,認真思索俄國革命的真諦,其思想認識也日益深刻和正確。從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新紀元》和《戰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覺醒。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它將是“影響于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注: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李大釗選集》第102頁、第103頁。)他熱情歡呼十月革命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從今以后,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國人民前進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說:“這個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顯,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釗:《新紀元》,《李大釗選集》第121頁。)不久,他又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標志著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改造中國的實踐活動。
  1919年初發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使已經受到十月革命影響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更清醒地認識到帝國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為挽救祖國危亡,他們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這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如瞿秋白說:“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到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滋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之痛,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里。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注:《瞿秋白詩文選》,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第35頁。)“巴黎和會”西方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活生生事實,與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俄國兩次通告放棄在華特權的行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知識分子對此作了比較,比較的結果,自然是把列寧和他領導的俄國當作自己的同志和學習的榜樣;把日本、英、法、美等列強當作敵人來打倒。五四運動的發生,就是進步知識分子對欺壓中國的列強的怒火的噴發。他們大聲疾呼:資本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他們的時候了。
  俄國十月革命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曾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陳獨秀,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他關于改造中國的方案,也由原來的選擇法蘭西政治革命,轉移到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1920年,陳獨秀相繼發表了《勞動者的覺悟》、《談政治》、《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并運用這些基本觀點,闡明了一些極其重要的革命問題。他認為:“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這個革命必將推動全世界的革命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應歸為社會的共產”。(注:陳獨秀:《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1920年。)與此同時,在思想上發生轉變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這說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
  五四運動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大變動中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大批先進知識分子,一方面深入工農,面向社會,投身于革命實踐;另一方面勤奮鉆研,孜孜不倦,或創辦報刊,或組織團體,或留學國外,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于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成為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的顯著特點。
      四
  五四運動后, 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日盛一日, 一年內出版的刊物達400種,先后有近30種馬列主義經典著述被譯成中文。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為一股洶涌澎湃的不可阻擋的潮流。在知識分子中間,對一種思想理論,一條革命道路,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形成如此風靡的傳播熱潮,這在近代以來是從未有過的,這是五四時期所特有的社會現象。但是,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在走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都經歷過受無政府主義或改良主義思潮影響的過程。他們在探索中才逐漸認清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本質區別。
  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知識分子,雖然認識到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證明這個理論是有效的。但是“在感情上,往往總希望和平,不希望爭斗,明明曉得這個和平是得不到的,這個爭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諸君》《星期評論》第32號。)這就是當時在“根本解決”,“社會革命”等口號下,以改良主義為特征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重要原因,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和惲代英等,在他們思想轉變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認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力”,因此應采取“溫和的”方法,堅持“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種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注:毛澤東:《創刊宣言》,《湘江評論》創刊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都積極參加創辦工讀互助團,組織新村運動,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實驗新社會。
  然而,在現實生活里,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那樣尖銳,反動勢力的壓迫是那樣殘酷。先進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要推翻舊勢力的統治特別需要有強大的團結力量和暴力革命的斗爭,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對新社會的必要性。無政府主義的鼓吹不要無產階級專政,最后只能陷入空談;改良主義的新村運動,無法根本改造社會。隨著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傳播和革命實踐的深入,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在同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步形成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并最終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五四時期曾經站在一條戰線上宣傳和介紹過社會主義的大批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以后出現了分化,當時曾熱心從事或參加過傳播社會主義的人,并不都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堅持到底的只是那些勇于追求真理,堅定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革命知識分子,不僅執著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而且還積極投入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去,投入到廣大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去,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和中國革命的中堅。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對祖國的命運充滿著憂患意識,積極地參與國事,并且勇敢地進行探索。他們不斷地學習與借鑒,批判與否定,比較與選擇,最后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五四時期,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感,這種積極、執著的探索精神,使這段歷史,在中國社會歷史長河中更顯得凝重而光彩。在世紀之交的今天,肩負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任和推進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學習挖掘先驅者們身上的寶貴精神,弘揚他們的精神,才能在當代始終站在歷史的前頭,發揮巨大的作用。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8~13D421中國青少年研究王穎19991999王穎,廣東教育學院政法系 副教授 郵編:510310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8~13D421中國青少年研究王穎19991999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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