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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論與當代中國發展  ——關于發展與代價問題的哲學反思
代價論與當代中國發展  ——關于發展與代價問題的哲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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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與代價的關系問題,歷來是人類所面臨的恒久而常新的重大社會矛盾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蓬勃展開,我們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出現了不少負面問題,有些負面問題還比較嚴重。于是,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與代價的關系問題遂成為人們廣泛關注和普遍議論的話題。這個問題也較早引起了理論界的注意,在理論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探討。但是,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不斷出現新的特點,所以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只能說是初步的。本文試圖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發展與代價的關系問題盡可能做出整體性的深入的反思,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我們才能辯證地理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性質,也才能為我們正確地認識和選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目標、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推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思想上理論上的根據和指導。
      一、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思想史考察
  “發展”與“代價”這一提法本身就蘊含了一種價值判斷,即“發展”是值得肯定的主導性方向或基本運動態勢,而“發展”就必須付出“代價”或伴隨“代價”。然而,何謂“發展”?何謂“代價”?發展與代價是否為簡單的對立或對應關系?這些前提性的問題正是需要我們弄清楚的。從歷史上看,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越是向前追溯人類思想史,我們愈容易發現,對于人類及其社會的變化運動,不少人是主張“循環論”乃至“退步論”的。退步論從根本上否定“發展”,循環論也僅僅把“發展”當做循環的一個環節。只是隨著人類從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發展”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和肯定,“代價”這個概念也相應地確立。所以嚴格說來,“發展”與“代價”都屬于近代的概念。我們不妨分幾個階段考察一下近代以來發展與代價思想的演變。
    (一)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發展與代價思想
  在歷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社會制度也相應地得到調整和改變。但與此同時,為富不仁、勞資對立、貧富懸殊的現象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正是基于對這種社會矛盾現象的思考和分析,人們才逐步形成了“發展”與“代價”的思想。
  我們試以17世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和19世紀德國思想家黑格爾的有關思想和論述,說明人們在發展與代價問題上認識的不斷深化。
  霍布斯認定人具有自我保存和趨利避害的利已本性,而在人類尚未進入擁有公共權力的“社會狀態”之前,每個人出于利已的本性必定你爭我奪、互相廝殺,此即所謂“人對人像狼”的“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秩序和公正無從談起,本性是自愛自保的人卻人人自危,難以自保。于是,人類萌發了從這種狀態中擺脫出來的強烈愿望,并注意發展和運用自己的理性,正是理性所發現和頒布的“自然法”,使人們互相訂立契約,組成社會,并建立起他稱之為“利維坦”的國家,從而結束了相互之間的敵對和侵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的利已本性有什么改變,只不過人們在社會中懂得損害別人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罚,所以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就有所節制和收斂。霍布斯通過對人性和人的利害關系的分析,揭示了人類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實際上肯定了社會的“發展”向度。只不過“發展”似乎不必付出“代價”。霍布斯并不把擁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國家的產生視為“代價”,他認為國家特別是君主制國家的權力與臣民的自由是同一的,雖然他也不否認君主制中會出現尼祿式的暴君。
  與霍布斯“性惡論”的觀點迥然不同,盧梭相信人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由于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原始人只有很容易滿足的最基本的飲食男女的需要,所以他們能夠和睦相處。但是,盧梭同時認為由于缺乏技術、知識和教育,原始人的生活也是十分低下和困難的。人生的艱難逼迫著他們與自然作斗爭,并由此而逐步產生出技術和知識。然而,隨著文明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逐漸背離了自己的自然本性,在道德上日趨墮落。尤其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剩余產品的出現,人們有了私有觀念并進而產生了私有制,人類內部便有了貧富對立,“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貧困伴隨著農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長”(注: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21頁。)。 盧梭由此指出了社會進步與道德墮落之間的“二律背反”的關系,這實際上講的正是發展與代價的問題。但盧梭并未因此主張“毀滅社會”、“退回森林”。他認定,人由于其自由本性而必定不斷地向前發展。要消除人類的不平等,恢復人的善良天性,應當基于每個人的自由意志訂立契約,建立聯合的共同體即民主政體。這固然要求每個人都“讓渡”出一部分權力給民主政體,但民主政體既然是“公意”的體現,那么每個人服從它便“只是服從他自己”。并且,這個民主政體一旦背離“公意”即違背人民意志,蛻化為專制政體,人民就有權推翻它并重建政府。盧梭的上述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異化”是人從自然中解放出來所付的代價;而既然人類文明的進步必然導致人的“異化”,甚至人類自覺地聯合起來的共同體也難以完全保障人的自由不受侵害,那就表明任何社會制度都需要人們批判性地揚棄或完善。盧梭的這種把不平等的產生看做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對抗性的,它同時又是一種退步”的見解,受到恩格斯的多次稱贊。恩格斯指出,盧梭幾乎在黑格爾誕生前20年就“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即讓“否定的否定”執行了歷史進步的“助產婆”的職責。
  黑格爾正是從“概念”自身的辯證運動出發,也就是從“絕對精神”自我異化自我揚棄的“否定之否定”的邏輯出發,來解釋社會歷史發展及其問題的。黑格爾認為,概念首先外化為自然現象,但在自然現象中,概念是以一種無意識的“冥頑化”的形式存在的。因而,自然界里發生的“變化”只是表現為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在自然界中真是“太陽下面沒有新的東西”。但概念能夠逐步克服自然現象的外在性即無意識性,達到有意識的狀態,這就是人及其精神的產生。“只有在‘精神’領域里的那些變化之中,才有新的東西發生。精神世界的這種現象表明了,人類的使命和單純的自然事物的使命是全然不同的;——在人類的使命中,我們無時不發現那同一的穩定特性,而一切變化都歸于這個特性;這便是,一種真正的變化的能力,而且是一種達到更完善的能力——一種達到盡善盡美的沖動。”(注:黑格爾:《歷史哲學》,商務印書館1956年版,第94頁。)在黑格爾看來,人類的“精神世界”即社會歷史是發展的,發展就是趨向“完善”或者“善”,但發展即向“善”卻是通過“惡”才能達到的。所謂“惡”就是對人們原來認為“合理”事物的“否定”。“惡”既是摧毀日趨衰敗的舊秩序的革命力量,又是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杠桿。黑格爾立足于事物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和人的惡欲來揭示人類歷史的進步與革新,與霍布斯、盧梭的思想相比,他不僅有了更加明確的代價意識,而且他的發展及其代價的思想具有深刻的辯證性質:以“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代價卻換取了社會的發展,代價與發展于是獲得了內在統一性。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發展與代價觀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的辯證法”,從哲學的高度深刻地把握住了發展及其代價問題。他們不僅一般地承認人類及其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提醒人們“注意產生和消失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后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20頁。), 而且特別指出人類歷史上的一切社會形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在發展進程中,以前的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變成不現實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們總是由于內在矛盾而處在自我否定和更新之中。
  馬克思恩格斯看待和評判人類歷史的發展與代價,是立足于人類自身能力的發揮、人類從各種束縛中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豐富與完善這一根本目的。馬克思很早就分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自我否定機制亦即人的實踐機制,他認為,正是在感性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人把自己的本質力量外化、物化到外部對象上去,從而一方面使對象“人化”了,同時也使人受到這一對象的作用和制約。所以,人們只能在某種特定的形式上得到確證和實現。這就是人的發展往往以片面的形式進行的原因之所在。在這里,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物化”既是人的發展的環節,又是人得以發展的代價。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物化”還會具有“異化”的性質。“異化勞動”就是雇傭工人為資本家創造財富而使自己“肉體受到損害,精神遭到摧殘”的異己活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其概括為“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貶值”。后來,他又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頁。)這充分表明了歷史發展所具有的“悲劇”性質。然而,悲劇和喜劇是相對而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二律背反”現象反映了歷史自身的辯證法,即歷史總是通過自相否定乃至對抗來達到自相肯定和進步。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是畸形的片面的,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還處于創造人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階段,因而還不能從這種條件出發去開始個人本身自由而全面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限制,也由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的限制,結果使得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以整個人類的發展為目標,而是以一部分人的發展和享受從而以供這些人發展和享受的物的生產為目標,故而這種目標不能不靠犧牲其他價值目標來實現。人類“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5頁。)。“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 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104頁。 )恩格斯也深刻地論述了社會發展需要并產生代價的歷史必然性。他特別指出,在私有制社會,“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79頁。)。
  馬克思恩格斯還論述了發展與代價的得失辯證法以及對代價應取的態度。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世界的貶值是“失”,但以此失卻換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而這卻是為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物質基礎,此即為“得”。這種“失”和“得”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內在的相反相成的辯證聯系,可以說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或兩重屬性。面對這種“失”,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浪漫主義者很不理解,他們驚慌失措,甚至為此痛哭流涕。為擺脫這些代價,他們“希望拋開現代技術”,乃至反對文明,主張回到原始狀態。馬克思恩格斯則堅持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對立統一,認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那樣只會使人們重新陷入爭奪生活必需品的可悲境地,使“全部陳腐的東西”“死灰復燃”(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9頁。)。因此, 他們反對一味為發展中的代價悲傷,認為這種浪漫主義的感傷情調是非歷史非理性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同時,他們堅持代價問題上的革命人道主義和實踐批判的觀點,并認為揚棄這種代價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就是通過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革命消除私有制社會的異化和災難。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并不以“歷史必然性”為托詞默認異化和災難,而是在客觀地指出這些社會問題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同時,揭示它的暫時性并積極地尋求克服和揚棄的途徑。馬克思恩格斯在社會發展及其代價問題上始終以人類的發展作為最高尺度,他們根據人類歷史的辯證法堅信,“異化”和“異化的揚棄”走著同一條實踐的道路;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終將成為社會運動的目的本身。而隨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人的“無機身體”的自然界在人的建設性的實踐活動中,也將得到重建并繁榮起來。
    (三)當代國外發展研究及其代價觀
  二戰以后,全球性發展問題更趨突出。針對這種情況,國外尤其是西方的許多學者和組織集中研究了“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力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尋求發展的再生之路。這主要體現在羅馬俱樂部、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法蘭克福學派和后現代主義的有關論述中。
  羅馬俱樂部著重從環境、資源和人口角度描述了發達工業化社會發展所付出的巨大社會代價,并明確把其組織的宗旨確定為向發展所付出的慘重代價“進攻”,增進對“人類困境”和“人類代價”各方面的了解。20世紀70年代初,當人們還沉醉于追求經濟增長所取得的成就時,羅馬俱樂部卻覺察到環境、資源和人口方面所付出的代價已達到人類難以承受的地步。它以一份轟動世界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向“經濟增長”的發展觀提出了尖銳的挑戰。該報告重點描述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污染、資源貧乏、人口爆炸、社會邪惡上升和核威脅等各方面的嚴重負面問題及其給人類造成的困境。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著重從人的發展角度說明發達工業化社會發展中人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其代表人物佩魯強調指出: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趕超發展戰略”,對發達國家單純地趕超和模仿,只追求經濟增長,不注意社會整體的綜合協調發展,從而“打破了各種傳統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種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為了使產品制造得像進口貨那樣好,為了填補技術上的空白,結果是犧牲了老百姓的利益,并使他們對國外的依賴長期存在下去”(注:佩魯:《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頁。)。由此,他響亮地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用來克服經濟增長發展觀所造成的人自身的代價問題。法蘭克福學派著重從技術異化的角度描述西方發達技術社會中的人所付出的代價。弗洛姆、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人認為人所付出的代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科學技術在機器大工業中的應用使人成了機器的零件和物的奴隸;科學技術對人的奴役廣泛地侵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造成人的焦慮、不安、孤獨、軟弱等各種精神疾病,使人成為單向度的人;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加劇了對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統治,使人喪失了反思和批判社會體制的能力;科學技術在工業化過程中的無限制開發和利用,使人類生存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后現代主義著重描述“現代性”乃至整個現存文化所導致的社會代價和人的代價,并由此說明這一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危機。
  關于這些“代價”產生的原因,羅馬俱樂部指出:表面看來,發達工業社會的代價是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和技術的無政府主義運用造成的,但從深層或本質來看,則與人類本身的缺陷分不開:一是人對自己行為的自我調節不予重視,對控制技術的能力缺乏訓練,人的許多潛能未得到開發利用;二是人的貪婪本性和人是自然界“主宰”的文化價值觀使人過分迷醉于技術的威力,一味對自然索取和征服;三是對技術和技術專家的人文和人道主義因素重視不夠。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認為,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是產生社會代價和人的代價的主要原因。法蘭克福學派著重從技術統治方面探尋代價產生的原因,指出:發達工業社會不僅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控制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還造就了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即以技術控制的形式加強了對人的奴役,以及對人的心理、意識的控制,使人失去自由和創造性,只重物質享受,不求精神的豐富和提升,喪失了“內心向度”。后現代主義思潮則質疑“現代性”的合理性,反思近代西方“啟蒙”的缺失,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造成各種社會異化和人的虛妄的根本原因。福柯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等人指出: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是主體”、“人是萬物的尺度”和“人具有選擇的絕對自由”,使人成為自然和自己的“上帝”,其實這是一種以文化價值形式表現出來的人類的“自大狂”,正是這種“自大狂”使人類陷入了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當代國外發展研究多從人類本性的缺陷、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技術統治論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等四方面來揭示代價產生的原因。
  關于揚棄代價以尋求發展的再生之路的方式和途徑,羅馬俱樂部主張“零的增長”,尤其強調要通過“人的革命”來克服畸形發展及其代價。這里所講的“人的革命”,一是要挖掘人未曾使用過的潛力;二是克服人性中的缺陷,提高人的素質,提高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節制和自我組織能力;三是調整人的價值取向和活動重點,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以人為中心的綜合發展觀主張以“可持續發展”來消除發展中人自身所付出的代價,并矯正發展中國家的畸形發展。法蘭克福學派也主張以“人的革命”來揚棄發展中的代價,與羅馬俱樂部稍有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所講的“人的革命”主要指的是完善人的心理結構,修正人的價值觀念,注重價值理性,改變傳統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文化價值觀。后現代主義則主張通過消解“人類中心主義”以及作為其哲學基礎的“主體形而上學”,重建新的文化價值哲學觀來克服社會的種種負面問題。
  人類社會正是在自我反思和批判中前進的。經過西方人對近代以來的發展模式及其代價的反思批判,一種更加合理的新的發展價值觀正在崛起(注:參見E.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72—84頁。)。西方人對發展及其代價的反思批判,對我們有著重要啟示作用:它既有助于我們自覺借鑒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經驗教訓,盡量避免其災難,也要求我們更全面地看待發展,尋求更合理的發展模式,把代價減到最低限度。
    (四)當代中國對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探索
  代價問題在當代世界的日趨凸顯、當代西方對代價問題的研究和中國改革進程中代價問題的出現,促使中國人去關注和研究社會發展中的代價問題。
  鄧小平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針對中國的特殊情況,闡述了他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及代價問題的獨特理解:(1 )他將“四項基本原則”引入對中國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思考,指出中國搞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2)他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 如實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產生代價的客觀必然性:一是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必定會付出一定的代價,因為這種改革勢必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利益格局,“引起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系列深刻變革”,帶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二是建立新體制、實行新政策也必然冒一定風險,付出一定代價,他明確指出,實行開放政策,招商引資,建立經濟特區,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調整和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措施,必定會遇到來自“左”和右的干擾,必定會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動和某種社會失范,在這種情況下,付出一定代價是難免的。(3 )他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引入對中國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的認識,提出了正確看待改革風險和發展代價的方法論原則——改革的膽子要大,但步子要穩;不要怕承担風險,但要減少風險;應允許實驗,但要穩妥;應允許失敗,但要避免大的失敗;不要怕犯錯誤,但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要根據“三個有利于”標準來檢驗改革開放各項工作的成敗得失。(4 )他將得失辯證法引入對中國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的認識,明確指出評價改革開放要看利大還是弊大,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害要認真加以糾正,并強調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養“四有”新人,使社會發展保持正確的方向;應盡量避免主觀人為失誤,少交學費,尤其要反對把主觀人為失誤所造成的災難說成是交學費。
  當代中國學者對社會發展與代價問題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近幾年仍在進行之中。與國外對發展與代價問題研究相比,中國學者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研究視野較開闊,多方面、全方位地研究了改革開放實踐中的發展及其代價問題;二是對發展與代價的一般基礎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三是著眼于確立更加辯證、合理的發展觀和代價觀,強調既要承認社會發展過程中付出某些代價的必然性,又要隨時注意付出代價可能誘發的社會問題,自覺把握代價的適度原則,緩解代價所造成的社會壓力,把代價盡量控制在最小范圍內。應當說,中國學者對發展與代價問題的研究,從理論上擴展了戰后發展理論及其代價問題的研究,也為新時期黨和政府制定并調整各項發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參考。
      二、發展及其代價的一般理論
  發展及其代價的一般理論,是在總結概括以往人們關于發展與代價的思想以及中外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升出來的。
    (一)發展的基本含義及其實質
  “發展”是人們經常使用的概念。在日常用語中,“發展”是個中性詞,一般指事物在時間空間中的持續和蔓延,并且在其持續和蔓延中,事物有量的增長擴張甚至發生質的變化。從哲學維度看,發展是事物內在本性、潛能的展開和實現過程,是事物不斷地趨向圓滿或完善的過程。本文所講的“發展”,其主體或承担者是人類及其社會。我們認為,人們之所以形成很強的“發展”偏好,也正是基于對生生不息的人類整體不斷進步和趨向完善的信念和期待。
  對發展問題可以進行多方面的探討,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發展何以可能;第二,人為什么要發展;第三,我們應當怎樣對待發展。
  先說第一個問題。發展何以可能指的是發展的動力和機制是什么,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往往有兩種:一種意見認為事物內部和事物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發展;另一種看法是,事物的發展決定于事物自身矛盾的自我否定。其實,這兩種認識并不對立。任何事物都不是簡單而純粹的同一體,而是一個包含著內在矛盾的統一體。事物從空間橫向上講的“相互作用”,從時間縱向上看就是“自我否定”,只不過這種自我否定同時也是事物新的自我肯定。發展正是事物的否定與肯定的統一。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事物的相互作用的各方處于尖銳的對立或對抗狀態,它們各自都會有較大的損失,事物的發展就會付出較大的代價;相互作用的各方的矛盾統一性占主導地位,則它們就容易相互促進,形成合力,從而以較小的損耗推動事物的發展。人類完全可以通過提升自己的自覺性,認識自己的長遠利益并創造相應的條件來調整內部的關系,從無序爭斗走向合理競爭,從互相敵對走向互相合作。這樣,人類就會用越來越小的代價贏得自身的發展。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人為什么會贊成并推動發展的問題是一個價值評判問題,但這個問題同樣依據價值事實。我們認為,人們講的發展,首先是人自身的發展。而人的生存自身就具有發展的向度和性質,人只能以發展求生存。從根本上說,人的發展是由從事生存實踐活動的人的自由自覺的本性所決定的。如果人拒絕發展或不能發展,他就逐漸喪失自由自覺,就會向動物狀態退化。人自身的發展還是人看待周圍事物的變化并加以評判的根本尺度,因此我們并非一視同仁地肯定任何事物的“發展”。我們之所以重視周圍自然生態的重建和發展,就是因為它們不僅是人類發展的條件,而且還構成了人的生存或生活的重要內容。所以我們雖然原則上肯定“發展”理念,但并非對它采取無批判的信仰態度。人要發展自己,就必須成為一個超越“人類利已主義”的“世界主義”者。也正因為我們是立足于人的自由自覺的本性來看待發展問題,所以我們首先應關注人的“內涵”即人的身心的發展,這樣才能改變一味地追求物質財富的“外延”式發展的模式。在今天,我們應當特別重視這一點。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應當怎樣對待發展,這是一個以前兩個問題為基礎的事實與價值選擇和具體操作問題。 我們的基本立場和看法是:(1)應當立足于人及其周圍世界的整體性,充分地開發和利用主體自身的潛能及周圍環境中的有利條件推進發展,并注意發展的協調性、全面性和可持續性。(2)應當充分考慮發展的限度,掌握發展的適度原則。 因為發展的方向、性質和途徑,在根本上是由發展主體或承担者自身的性質結構及邊際條件所決定的。在主體自身的性質結構和條件未發生根本改變之前,決不能揠苗助長式地推進發展,那樣只能適得其反。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發展的限度是人們不能隨意逾越的。這個問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是有經驗教訓的。當然,發展本身就是原有條件的變化和創新,所以發展的限度也是相對的。發展限度的不斷確立和不斷突破,是發展的間斷性和連續性的體現,這是發展的重要規律。(3 )從理論上講,我們為了發展就應當選擇最佳的發展模式,采取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但事實上,我們只能在現有條件下并按照所能掌握到的信息來推進發展。由于前述社會發展自身的矛盾性質,我們在確定發展模式和手段時,往往會面臨“兩難”選擇。因而,我們只能權衡利弊輕重,“有所為有所不為”。這里既要考慮“能不能做”的問題,更要考慮“應不應做”的問題。另外,還要注意事物的變化,適時地調整乃至重新安排發展規劃。這就涉及下面要講的代價問題。
    (二)代價的基本含義及其實質
  “代價”也是人們經常使用的概念,但在不同語境及不同學科中,它的含義也不同。在日常用語中,代價常指為達到某種目的作出的某種舍棄、付出、投入和消耗;在經濟學中,代價被看做是生產成本、機會成本、各種損耗和日常消費;而在哲學中,代價是事物發展的矛盾或背反性質的體現,是否定的外化或對象化形式,即發揮著轉化功能且自身要被否定掉的價值。作為哲學概念的代價又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發展有內在必然聯系的“必然性代價”,另一類是人為造成的代價,后者往往具有更大的負面作用。
  必然性代價與發展密不可分,其相互關系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1)就代價與發展目標而言,發展目標定得適中合理,代價就小; 如付出過于沉重的代價,則很可能因為發展目標定得太高、發展速度要求太快。所以,我們要就發展理解代價,也要由代價反思發展。(2 )就代價與發展動力而言,代價與新生因素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固有矛盾的體現,因而,雙方相互排斥、相互聯結,推動了社會發展。(3 )就代價與發展方式而言,發展并不是事物全面或全部的進化,而總是以某些方面的率先或優先發展,另一些方面的暫時犧牲或滯后的形式來進行的。因而沒有離開發展的代價,也沒有離開代價的發展,發展只能通過付出代價并揚棄代價的方式來進行。而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將直接決定發展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徑。手段和途徑不同,代價就會不同。(4 )就代價與發展的程度而言,社會發展程度越高,人的自覺性程度越高,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就越容易形成相互促進、共生共榮的關系,社會主體的各種發展目標就越容易協調一致,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就越小。反之,社會越不發展、越不文明,人的素質越低,代價的付出就越大,發展對代價的依賴性也就越大。(5)就代價與發展風險而言, 代價在沒有出現之前,往往是作為某種風險存在于發展過程之中的,風險的存在意味著既可以抓住機遇加速發展,又意味著可能遭遇危險,付出代價。因而風險總是包含著潛在的代價。
    (三)代價的基本類型
  對于代價,從不同的視角加以把握便呈現出不同的類型。
  按主體活動得以進行的前提可劃分為“投入性代價”和“選擇性代價”。人的活動一定意義上就是以一種較小的物質和精神的資源的投入來獲得另一種較大的物質和精神產品的產出,這就是投入性代價;當人類在特定歷史時期所擁有的有限的資源同人的多樣性需求發生矛盾時,有限的資源只能被用于滿足社會某些方面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人類不得不以抑制某些需求為代價來滿足另一些需求,此即為選擇性代價。
  按代價的付出方式可劃分為“損益性代價”和“交往性代價”。在社會實踐活動中,人類為實現某種發展而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的投入、付出、損耗,就是損益性代價;而交往性代價則是指社會主體為促進自身或整個社會的發展,在社會成員和群體之間展開的各種交往活動所需要的費用及其沖突,以及為此而付出的各種犧牲。
  按代價主體的社會存在形態可劃分為“個人代價”、“集體代價”和“社會代價”。個人代價是指個人為“類”的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承受的損失或作出的犧牲。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類”的發展往往“只有通過最大地損害個人的發展,才能在作為人類社會主義結構的序幕的歷史時期,取得一般人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頁。)。集體代價是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作為個人集合體的行業、團體、單位乃至階級、階層、民族等,在社會發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承受的損失或作出的犧牲。社會代價則是指在共同時代背景下,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為社會發展進程的某一總目標而共同承担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損失與犧牲。
  按代價損耗的內容可區分為“物質性代價”和“精神性代價”。各種社會主體為獲得自身及社會的發展而不得不放棄的某些物質利益、承受的某些物質損失,以及用于進一步發展的物質投入,就是物質性代價;而精神性代價則是指實踐主體為實現某一發展目標,在精神方面承受的各種損失,如道德失范、情感痛苦、心理失衡等。
  按代價的性質和功能可劃分為“必要代價”和“不必要代價”。一種投入和選擇足以滿足人們的某種必要的合理要求,且能夠適時補償人類為此付出的代價,即那種能換取更大發展的、得大于失的代價,稱之為必要代價;不必要代價則是指由人們失當的投入和選擇造成的且無法由需求的滿足來合理補償的代價,即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代價。
  除以上各種研究視角外,我們還應當從代價產生的根源劃分出“必然性代價”和“人為性代價”。在眾多代價中,尤其應關注這兩種代價的劃分。
    (四)代價產生的根源
  我們在這部分主要分析和揭示必然性代價和人為性代價產生的根源。
  必然性代價植根于發展過程之中,其產生有內在的客觀根據和歷史必然性。
  首先來分析和揭示必然性代價產生的內在客觀根據。(1 )目標分析。從應然角度來講,人們無疑應當追求全面的發展目標,但從實然角度看,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條件的限制,人們實際上只能首先追求其中一種主導的發展目標,而不能使所有目標整齊劃一地得到實現。這就造成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出現“馬太”效應,代價便由此產生。如果人們不顧客觀條件同時追求多元的發展目標,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多種目標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互相排斥和矛盾的關系,不分輕重緩急和先后順序的“同步”發展,往往會使整體的發展緩慢甚至陷于停滯。這在我國是有經驗教訓的。我們固然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高目標,但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物質條件十分有限,所以當前只能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發展的主導目標。“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正是考慮到全國各地主客觀條件不同,不可能同步發展而制定的。(2)手段分析。從應然角度講, 人們應當選擇或采取綜合的、理想的手段,但從現實角度看,由于歷史和現實條件的限制,卻只能選擇其中一種或幾種主要的手段,而很難使其他手段得到利用。既然選擇某種手段要放棄其他手段,這就意味著要付出一定代價。同時這也容易使人們把某一手段當做目的來看待,拜金主義的產生就與此有關。當前中國歷史和現實發展的內在邏輯,制約著我們只能選擇市場經濟這種手段來發展社會生產力。市場交換的一般等價物是貨幣。貨幣可以使它的擁有者在市場上通行無阻,實現他的許多愿望。由于貨幣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它于是成為許多人追逐和崇拜的對象。(3)成本分析。 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成本投入,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能用于生產和生活投入的資源總是有限的,當資源有限、投入不足從而影響發展的速度時,當有限的資源只能投入某一發展目標而不能投入其他發展目標時,代價也必定產生。例如,國家、政府和有關部門是愿意興辦各種事業,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的,但由于資金有限,所能辦的事情也是有限的。因此諸如下崗待業等問題就不能一下子全部解決。 (4)主體分析。發展的承担者和實現者是人,人可以表現為個人、群體和人類三種形式,在這三者之間存在不同的利益和矛盾,這就可能在顧及一些人的利益時使其他一些人的利益被忽視或受到一定損害,代價便由此而生。(5)秩序分析。發展必將改變既定的社會結構、 社會秩序和傳統生活方式,調整社會各階層、各成員之間的責權利關系。這時,新舊秩序的沖突在所難免,并會招致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社會也就會出現某種失控和無序狀態。這就很容易造成人們思想觀念上的某些混亂和行為上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因此,正確地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認為,代價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因而發展總是要通過付出代價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實際上,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一條規律。提出“發展通過付出代價并揚棄代價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一規律,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理論上,它豐富和拓寬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內容,為我們從事實和價值矛盾統一的角度理解社會歷史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與“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的規律不同,這條規律主要著眼于社會歷史發展的運行狀態和具體的價值變換與實現方式。這有助于我們對社會的具體發展作出辯證的理解和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些代價是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必然付出的,在一定條件下無可避免,但這些代價的擴大化或轉化為災難卻與人的主觀失誤有關。這說明,必然性代價和人為性代價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界線。因此,我們既要學會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的發展,又有責任防止必然性代價向人為性代價的轉化。
  再來分析一下由于人的主觀方面的問題(局限和缺陷)所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產生的根源主要有兩種。
  一是由認識主體的認識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造成的代價。人們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實踐和認識,社會歷史發展及其社會條件達到什么程度,人的實踐和認識也只能達到什么程度。因此,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性:原來人們認為是正確的認識,從今天看可能不正確;今天看來是正確的認識,明天可能又會發現它的問題。人的認識的這種相對性和局限性勢必導致人們在判斷、選擇和實踐活動中的局限與偏差,從而使人們付出一定的代價。例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直接取決于人們當時的認識,而當時的認識既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有局限性;由于我們未能及時地覺察和突破這種局限性,所以在后來付出了很大代價。
  二是由某些個人的主觀失誤和不良的思想品德所造成的代價。就當前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而言,這種代價主要表現為:(1 )由某些政策的偏差造成的貧富差距拉大和一些人非法致富;(2 )由于缺少有效的及時的監督,少數公職人員以權謀私,假公濟私,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害;(3 )由部分黨員干部和群眾思想文化素質較低而造成的邪氣上升和道德滑坡;(4 )由不懂得“發展限度”而人為超越這一限度所造成的代價。嚴格說來,由于某些人的思想品德問題所造成的損失和災難,不能算代價。但是,放到整個社會中來看,這種情況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所以也可以將其視為社會發展中的“代價”。我們認為,只要通過采取完善體制、民主決策、科學管理和加強監督等措施,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和避免人為性代價的。
      三、樹立正確的發展代價觀,把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代價限制到最小程度
  研究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最終目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正確理解發展與代價的辯證關系,樹立正確的發展代價觀,澄清各種模糊認識,以科學的態度認識和處理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代價問題,全面理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鄧小平理論,積極主動地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把代價降低到最小程度,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21世紀繼續順利地向前推進。
  對由人的主觀原因所造成的代價及其危害,人們容易認識,而對發展所必然付出的代價,人們往往不易理解,并產生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認識。有人認為,承認發展必然付出代價,是為代價辯護,這將使“代價”合法化正當化,從而造成更大的問題;有人把發展理想化,不承認發展必須付出代價,以為代價都是由人的主觀原因造成的,因而都是消極的,無任何積極作用;有人片面理解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認為既然“發展是硬道理”,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就應當先搞經濟發展,等以后有條件時再來解決代價問題;有人對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大驚小怪,借口代價懷疑改革開放,懷疑、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鄧小平理論,因而不積極支持和參與改革,產生懷舊情緒,想走回頭路;也有人雖然堅持改革和發展,但卻借口改革和發展必然付出代價而為人為性代價辯護,為主觀失誤開脫罪責。這些模糊和錯誤認識嚴重影響我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步伐,甚至可以說關涉到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途與命運,不可不加以澄清和糾正。
  上述模糊和錯誤認識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征,就是片面地、主觀地、孤立地和消極地看待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代價,割裂發展與代價的辯證統一關系。因此,必須確立正確對待代價問題的方法論,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和代價觀。
    (一)樹立正確的代價觀
  承認發展要付出代價,絕不是為代價尤其是各種負面問題辯護,任其存在下去,而恰恰是為了正確地對待、防范和限制它,避免其擴大化。為此,必須樹立正確的代價觀。
  一是要如實地看待代價的客觀存在。承認發展必然付出代價,目的是使人們正確認識發展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在思想上有充分準備,這樣才能以冷靜、堅毅的態度以及百倍的努力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各種負面問題,而不致于面對代價傷感悲觀,甚至驚慌失措。在當前和今后的一個階段,我們尤其應當在看到改革和發展所帶來的進步的同時,正視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代價。不敢正視負面問題或代價的民族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敢于面對負面問題或代價就是思想上的進步,是解決、克服這些問題或代價的前提之一。
  二是應辯證地看待代價的作用。代價對社會發展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社會進程中必然付出的代價能換取和補償某種發展,它以犧牲較小的價值來換取較大的價值,以某種靜態的價值換取具有自我創新功能的價值。肯定這一點,可使人們深入認識代價的實質是換取發展,懂得代價和發展具有互為補償的關系,并鼓勵人們為社會發展自覺地作出某種奉獻和犧牲(當然,政府和民眾都應當關心那些為社會發展自覺付出代價甚至作出犧牲的奉獻者)。但是,代價畢竟意味著某種價值的喪失,而由人的主觀原因造成的代價更會對社會產生消極影響。所以,我們一定要對自己的價值取向及其后果有充分的自省和預見,并依據“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價值”的原則,認真選擇和謹慎設計發展目標與發展模式,自覺主動地采取措施預防和限制可能付出的代價。代價的產生和演化是以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當社會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發生轉變后,我們就應重新確定發展目標,這樣原來發展中的代價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三是應具體地看待代價,注意區分代價的類型。任何發展都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但并非所有的代價都具有內在客觀必然性。有的代價是發展自身所要求的,但有許多代價則是由人的主觀方面的問題所造成的。就當前我國來說,有些代價是社會結構轉型和政策調整帶來的,有些代價是由工作失誤造成的,因而不能把一切代價都歸咎到改革開放的頭上,也不能把人為失誤的代價總說成是“交學費”,更不能借口各種代價而否定改革開放。這就要求我們自覺區分和對待我國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性代價和人為性代價,并讓人為性代價的制造者承担代價及其責任。應積極限制、利用和轉化必然性代價,盡力消除和避免人為性代價。
  四是應注意把握代價的“度”以及人們對代價的承受力。發展必然付出代價,但付出的代價過大則會抵消發展的積極成果,所以代價的付出應被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內。各級政府組織和各企事業單位在制定發展規劃時,尤其應注意這一點。對代價的“度”的確定,應考慮以下幾點:(1)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一定時期、 一定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發展“限度”。不顧這個限度而一味地“大干快上”或“刮風”,只能把事情搞糟,造成不應付出的代價。(2 )改革和發展對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維護程度。如果改革和發展不能使大多數人獲益,反而受到損害,他們就會對改革失望;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及時得到扭轉,他們就會懷疑、抵制甚至反對改革。所以,對人們的利益損失程度的估價和控制,也是把握代價的“度”的一個重要方面。(3 )社會及民眾對代價的承受能力。代價如果超出人們的承受能力就會使人們對發展產生不滿,乃至出現怨恨情緒和社會失控。人們的承受力既與他們的損失程度有關,也與對社會變化的心理適應有關,這需要發展經濟學、社會心理學和哲學等學科聯手加以探討并提出對策。(4 )對人們付出的代價應當適時地給予補償。當改革和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可以被社會吸收、補償和消解時,社會的穩定運行就會有保障,反之,社會就可能出現種種不穩定因素。國家和社會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當對在改革發展過程中為社會整體利益作出較大犧牲的部門及個人提供及時、有效的代價補償,其中主要包括利益補償、機會補償和精神補償等,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代價對社會成員的消極影響,及時化解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二)樹立正確的發展觀,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
  歷史和實踐證明,社會發展之所以會付出一些代價,與人們的發展觀念和采取的發展模式直接相關。從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來看,什么時候有了正確的發展思想、發展路線,什么時候就會得到有效的發展,否則就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從整個世界來看,使社會發展付出沉重代價的,主要是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在這種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中,經濟增長是首要的,人的能力的發展、自由個性的形成、道德和文化素養的提高是次要的,甚至往往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這種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的長期流行,雖然有歷史的原因,但在現代已經不合時宜了,它所導致的嚴重代價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鄧小平曾語重心長地講,經濟發展了,結果貪污腐敗橫行,又有什么意義?實際上,人的發展是要追求“意義”的,人歸根到底是追求生存意義的生物。人類社會之所以要發展,不僅僅是為了改善人的物質生活,提高活動效率,而是從根本上為了人自身的發展和進步,亦即為了人的生命潛能的充分實現、個性的全面發展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并使人自身和周圍世界都充滿人性的光輝。因此,我們要揚棄以物為中心的發展觀及其發展模式,把人自身的發展以及環境的相應改善放到首要位置,既要通過人的發展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更要使經濟增長服務于人的發展和進步。為此,就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特別是注意培養人們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把中西優秀文化作為人和社會健康發展的精神導向與支撐。中國屬于后發式國家,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發展的任務比較迫切而重要,因而人們容易急功近利,只關注眼前的實用功利,使發展變成“短期效應”,斷送長遠發展。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更應該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努力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確立正確的長遠發展觀,切實克服發展過程中的實用功利主義傾向。
    (三)提高領導干部和國民的素質,把代價限制到最小程度
  即使國家政府正確地選擇了發展目標,正確地制定了發展規劃,在社會實踐中也仍會付出一定代價。這除了社會發展自身的矛盾性質外,與領導干部和國民的素質也有著直接的關系。如果干部和國民的素質不高,在思想道德、文化知識和工作能力上存在著比較大的缺點和不足,就很難使發展目標順利地實現,并會付出較大代價。而事實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提高人的素質本身就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們應當特別重視人的素質的提高。
  領導干部對減少代價負有重要責任。要很好地履行這一責任,他們就應當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制定發展規劃,合理地確定發展的重點和順序,注意各發展目標之間的協調,并在制定發展目標時相應制定減少代價和限制負效應的措施;正確地處理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提高科學決策能力,盡量避免決策失誤;正確、合理、有效和規范地選擇和運用發展的手段與方式;提高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主觀世界)的能力、駕馭改革和建設的能力以及自省自律的能力;及時評估代價的性質和程度,并積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代價的擴大化;加強制度建設,變人治為法治,以制度約束和規范人的行為。
  在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減少代價也是全體公民的責任。公民是改革發展的主體,只有每個公民的思想文化素質持續地得到提高,科學知識和工作技能不斷地得到增長,他們才能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中以最小的代價換來最大的成績,為社會發展多做貢獻。而無論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公民,都應當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理解社會發展與代價的辯證關系,提高自覺性,減少盲目性。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走向自身“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并從而“合理地調節”人類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6 —927頁。)。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中國社會科學京72~84B1哲學原理韓慶祥/張曙光/范燕寧20002000本文在作了關于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思想史考察后,在總結概括中外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及其代價的一般理論,這主要包括:發展和代價的基本含義及其實質,代價的基本類型和代價產生的根源。作者強調,代價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發展通過付出代價并揚棄代價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我們要正確認識發展與代價的辯證關系,樹立正確的發展代價觀,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提高領導干部和國民的素質,把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代價限制到最小程度。發展/代價/中國社會發展作者韓慶祥,1957年生,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 張曙光,1956年生,華中理工大學哲學系生存哲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范燕寧,1955年生,首都師范大學政法系教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72~84B1哲學原理韓慶祥/張曙光/范燕寧20002000本文在作了關于發展與代價問題的思想史考察后,在總結概括中外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及其代價的一般理論,這主要包括:發展和代價的基本含義及其實質,代價的基本類型和代價產生的根源。作者強調,代價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發展通過付出代價并揚棄代價來為自己開辟道路,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我們要正確認識發展與代價的辯證關系,樹立正確的發展代價觀,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提高領導干部和國民的素質,把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代價限制到最小程度。發展/代價/中國社會發展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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