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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審視經濟的學科交叉  ——政治經濟學的新視角
以政治審視經濟的學科交叉  ——政治經濟學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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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1-0022-05
  自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庸俗”政治經濟學分裂之后,沿著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線各自發展,在東方、西方的長期隔離中,各自形成理論體系。這期間,西方經濟學在經濟領域反復檢驗并不斷發展,消化成為如今觀點各異的繁多學派;我國的傳統政治學則經歷了對原蘇聯學科建設的照搬、僵化與困境。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隨著中西各種大相徑庭的“新”政治經濟學旗號的出現,加上我國現實國情的復雜性,有關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混淆與碰撞愈演愈烈。本文只試圖從政治—經濟觀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政治經濟學的演化與研究現狀,并結合中國現實,提出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
    一、政治經濟學演化中的政治經濟觀
  古典政治經濟學以看似交叉學科的名稱出現時,獨立學科名稱意義的經濟學還沒有形成。嚴格來講,古典政治經濟學,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到自由市場主義,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即使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了商品價值,但整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與政治相關的核心,仍然是在經濟學討論中強調了國家因素,或者說是選擇了國家作為經濟單位的宏觀路線。所以,古典政治經濟學常常被直接稱為古典經濟學,我國學者也承認這一點[1]。我們只能“遺憾”前輩們的不“嚴謹”,沒有長遠的“預見性”,權且將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名稱當作一個“誤會”。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以《資本論》作為成果總結,從經濟的角度分析了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價值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引出商品的二重性,即價值與使用價值來說明勞動的二重性決定商品的二重性: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進而分析了商品的價值形式向貨幣形式的轉化,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以勞動力轉化為特殊的商品形式為前提,確立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殊性,區分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揭示剩余價值生產的源泉。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導致的異化,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導致資本主義無可挽回的腐朽和崩潰。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核心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為最終解決資本主義深層矛盾指明了出路,標明了資本主義后的社會發展方向。
  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論述的政治經濟學,其研究對象是當時暴露出深刻矛盾的自由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秩序,落腳點是革命意識形態化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在研究路線上,已經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即使強調國家的作用,但落腳點仍然是經濟,“政治”成為“經濟”的單向度的影響因素。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探討資本主義時,將“政治”與“經濟”的影響設定為“雙向度”,把兩者看作不可分離的相互融合。以此為研究思路,最終得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的結論。因此,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與經濟學兩個并列領域的交叉。
  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反,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政治”味道卻繼續削弱,被馬克思斥為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成為后來“政治”字眼被剔除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前奏。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出于對現有社會制度的維護,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勞動價值等有關階級關系的命題,在經濟學研究中被漠視。以在資本主義體制內解決經濟領域的矛盾為目的,經過西方學者建立“純”經濟學的努力,經濟學成為只專注于“個人致富發財”的微觀技術。因此,政治—經濟相結合的研究路線遭到徹底的拋棄,直到1980年馬歇爾的著作《經濟學原理》問世,“經濟學”的名稱開始逐漸替代“政治經濟學”。
  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社會主義部分,蘇聯無可選擇地秉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研究路線。建國后,由于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是蘇聯“原版”。由于學術研究的限制、停滯,中國20世紀80年代前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實際問題,都沒有被整合進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如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文化革命等,導致了基礎理論的探討和對現實國情的解釋都成為空白。因此,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線,可以直接追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些學者在看待我國傳統政治經濟學時,認為它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部分,“政治本身就是基礎的意思”,將其作為經濟學(實質是西方經濟學體系)的分支學科[2]。這種觀點忽視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自古典政治經濟學以來存在長期割裂、分歧的現實,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
  在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革命之后,西方經濟學向著流派多元化的方向發展[3]。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主流研究路線、甚至被視為主流經濟學的異端的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引人注目。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并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主要用來指稱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有時還包括其他一些研究領域。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將經濟學的方法論運用到制度和政治領域,這是其被冠以“政治經濟學”的原因。西方新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新”,是相對于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講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爭論點是階級社會中的分配問題,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則與這種爭論無關。
  新制度經濟學可以簡要地定義為“一定政治與經濟制度背景下的理性決策研究”[4]。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了制度的變遷等課題,強調經濟與制度之間的互動,但總是不能超越經濟領域的范圍之內。即使制度的泛化涉及到政治制度,也遠遠不能完全涵蓋政治學討論的課題,有學者就只把新制度經濟學看作新古典經濟學的某種修正[5]。至于公共選擇理論,研究對象和課題都是傳統政治學領域的,如選舉問題、集體決策問題、政治交易問題、政黨輪替中的政治周期問題等。不能因為貫穿其中的對人性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就認為它是經濟學本身的一部分,并將所有引用這種假設的研究都打上經濟學的標簽。公認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人布坎南開誠布公地承認:“公共選擇理論不過是經濟分析工具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和延伸”[6]。所以,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不能稱為真正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交叉。
    二、我國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現狀與誤區
  由于學科發展的慣性,許多學者采取了“舊瓶新酒”的做法,就是仍延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在社會主義部分中試圖融合現實材料,并稱之為中國本土的“新”政治經濟學。這樣的情況在當前的學術著作中仍然相當普遍,特別是一些教材性質的編著[7]。然而這種“省時省力”又“安全妥當”的政治經濟學,面對現實仍然是乏力和生硬的。我們面對的是從來沒有經驗借鑒的社會轉型,如果仍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課題框架內研究,是顯然走不通的。
  政府—市場分析在西方有時也被認為是政治經濟學,甚至納入新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其實,這種分析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范式。從重商主義開始直到今天,研究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學者和決策者關注的焦點。梳理經濟學在西方的發展,可以把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變化作為線索。如今,關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討論仍是我國當前一個重要的學術課題[8]。但將這類研究稱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勉強的。因為無論如何看待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仍然要落腳到經濟上,本質屬于經濟學范疇的。而且,在作政府—市場分析時,往往將政府行為僅作為經濟發展中眾多影響因素之一,是經濟領域的外在變量。更關鍵的是,在討論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時,主要是從政府的公共性職能出發,而政治的涵義卻遠遠超越了這一范圍。
  出于各種原因,還存在對政治經濟學的濫用。有人將經濟學內容冠以“政治經濟學”,其實所論述內容不是上述任何意義的政治經濟學中的一種[9]。這是由于我國傳統學科劃分的慣性影響,因為我們過去只有政治經濟學而沒有單純的經濟學。
  面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乏力,許多學者采取了另一條途徑,就是“洋瓶中酒”。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被介紹到中國以后,受到了廣泛的重視。于是,翻閱許多關于“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其實就是用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框架分析中國現實問題。比如,有學者以公共選擇理論為支撐,建立關于改革的模式選擇與分析的框架,并進而解釋中國的改革現實問題[10];以新制度主義中的理論來分析中國改革[11];以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為框架,通過現實案例調查來分析中國制度變遷[12]。對國外理論的借鑒無疑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思路,然而由于對外來理論的消化吸收很倉促,和對分析中國問題的迫切,仍然存在“洋酒”和“中瓶”的適應問題。西方新政治學理論來自于西方現階段的時代背景,而我們面臨的問題常常是西方從未出現過的,或者是在西方早已經被超越了的。所以,在中國現實分析中,西方新政治經濟學框架不免帶有生硬的痕跡。
  討論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必然無法回避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強勢。這種強勢憑借精致的分析方法和計量化而推動經濟學方法論在其他學科領域的延伸和擴散,有人稱其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經濟學家貝克爾對此有過經典的論述:“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經濟學的特點在于,它研究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該問題是否具有商業性或物質性。因此,凡是以多種用途為特征的資源稀缺情況下產生的資源分配與選擇問題,均可以納入經濟學的范圍,均可以用經濟分析加以研究。”[13]
  但這種試圖以方法論來統一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雄心”受到許多學者的置疑。丹尼斯·繆勒就客觀地評價公共選擇理論對政治領域的“入侵”:“政治科學家對作為選民和政客的看法,總的來說與公共選擇中假定的很不一樣。這些角色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環境通常被假定擁有某種制度上的豐富內容,這些內容也許遠遠超出了這些抽象模型所隱含的意義。在許多政治科學家來看,公共選擇的各種模型不過是一副天真的政治行為漫畫罷了。”[14]
  “人”本身是不可分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是針對人類各種不同“角色”來劃分并進行研究的。同一對象的不同“角色”必然是存在相互聯系的,這種聯系應該以“角色重合”來體現,而不是以簡單的某些學科所使用的方法論擴散來涵蓋。所以,“角色重合”而不是“方法論重合”,才是建立交叉學科的基本邏輯。具體到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應該是那些既可以用“政治眼光”、也可以用“經濟眼光”來審視的共同對象。
  新政治經濟學的倡導者,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大部分都是經濟學家。從這一點上,除了經濟學的強勢,還可以看出政治學的消極和被動。相對于政治學與經濟學交叉的被動,美國一批年輕的社會學家采取了“以牙還牙”、主動出擊的對策,以一種“社會學帝國主義”的方法(網絡分析中的嵌入性與社會建構),把社會學研究的范圍擴張至傳統上屬于經濟學的領域,來反擊經濟學對社會學的入侵[15]。我們不提倡社會科學研究的“門戶”之爭,但政治學者確實需要反思政治學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能動性。
    三、“以政治眼光審視經濟生活”是現實中國的政治經濟學
  那么,能不能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當前適合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學呢?前面論述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觀為我們提供了思路。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存在不同傾向:一種將其看作理論體系,一種將其看作方法論與具體理論的結合。作者認同第二種傾向,即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方法論體系。盧卡奇認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并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它不是這個或那個論點的信仰,也不是對某本圣書的注解。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16]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本身博大精深,我們可以試圖跳出具體方法論層次,立足于當前的中國現代化建設,從研究路線上入手,尋找有意義的借鑒。把研究對象同時看作具有政治性與經濟性,也就是“以政治審視經濟”的交叉學科研究路線,正是我們在構建中國現實政治經濟學時所要汲取的最有價值的營養。
  任何社會學科建設都要在研究現實的基礎之上來描述現實、解釋現實并指導現實。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如果忽略了這個基本原則,就成了泛泛空論。在當代中國,我們恰恰發現“政治審視經濟”可以成為一種描述現實的帶有普遍性的視角。
  我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一種政治全能社會,國家權力觸及到社會各個層次與角落。在這樣的社會組織方式中,必然帶來政治的泛化,就是以政治的眼光審視所有問題,而不僅僅局限于嚴格的政治領域。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時代的前進,這種政治全能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界限如何進行界定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討論,政治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有逐漸淡化的趨勢。但這種政治全能慣性并不能輕易消失。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中國現實政治制度下,經濟領域的問題仍然需要從政治的視角進行審視,才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同時,許多經濟領域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上升到政治層面去考慮。這樣,以政治的眼光來審視經濟問題,在現實中更具有解釋力和指導力。
  這種政治審視經濟的思維在鄧小平理論中有充分的體現。發展生產力是鄧小平理論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若是單純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鄧小平理論,將其對發展經濟的強調看成是絕對的,就會流于片面。“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7]的論述,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問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論述,更是這種政治經濟觀的集中體現。這樣的論斷絕不是斷章取義,在鄧小平著作中,我們可以發掘出系統的有關于此的論述。比如,“就我們國內來說,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18]就很簡單明了。又如,鄧小平強調:“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19]這些話可以直接地理解為“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即是政治”,其切中要害的啟示,就是將政治與經濟聯系起來的理論邏輯。與上文所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觀相比較,我們可以認為,鄧小平理論是對前者“以政治審視經濟”研究路線的一脈相承。
  具體看待這種政治經濟觀,可以認為是從政治功能的角度看待經濟問題。對于這一點,鄧小平有過精辟的論述:“……社會、政治問題,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展,這些問題永遠不能解決”[20]。同時,可以理解為把經濟發展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這種政治經濟觀把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標準定位為經濟發展。對此,鄧小平也有過詳細的論述:“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21]
  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20年之后,仍然要保持這種看問題的政治敏感性、高度性與全局性。“講政治”得到重新強調,可以看作是鄧小平理論在新時期的進一步延伸和詮釋。
  在西方有一種研究,與“以政治審視經濟”路線相似,這就是政治—市場的研究。與前面所論述到的政府—市場研究相比,這里的區別在于以“政治”代替了“政府”。林德布洛姆同時作為政治學家和比較經濟學家,在這方面作了嘗試。對于如何看待經濟,他有其獨到的視角:“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也是政治性的。那么兩者有何區別?就普遍意義而言,‘經濟’是一種特殊行為,不論這種行為是由個人、企業還是政府進行。更確切地講,‘經濟’是指這么一種行為,他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為,尋求以特殊的方式實行。”[22]這樣,他從市場關系中抽象出“交換”這個對整個政治—經濟制度產生影響的要素,與權威、說服要素一起,試圖解答西方多頭政治中趨于明顯的大眾化控制循環,實業界在市場經濟內的特權地位以及市場制度的雙重領導權等這些典型的政治、經濟相互交叉的問題。
  無論傳統政治經濟學,還是各種新政治經濟學,都與英文名稱Political Economy或New Political Economy相關。有些學者認為,把它們翻譯成政治經濟學不準確,而使用“政治—經濟研究”更加貼切。作者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外,對于其他大部分所謂的政治經濟學,這個建議是中肯的。針對Political Economy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在國外有人使用"Political Economics"來替代"Political Economy",則可以直接翻譯成“政治的經濟學”。從學科交叉性上講,與“政治—經濟研究”相比,“政治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更加接近。“政治的經濟學”認為,它有兩個獨特的組成部分,可以用兩個問題的形式表述。第一,經濟形態用什么方式影響當選政府在選民中的聲望;第二,經濟政策是由政治家(而不是由中立的技術專家)所制定這一事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已經形成的經濟政策類型[23]。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是來自對西方政治與經濟背景的考察,但其基本思路與鄧小平理論中以合法性及功能性看待經濟的政治經濟觀相類似,同樣可以借鑒于我國現實。所以,“以政治審視經濟”并非一個臆測的研究路線,在其他國家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環境中,往往可以同時找到依據。
  呼吁經濟學研究中的人文關懷,在近年來一直是個不容忽視的聲音。有學者談到,他曾與一位美國教授論及中國的經濟改革及其理論現狀,那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為不談政治的經濟學取了一個尖刻的名字,稱其為"No heart economy",即“沒心沒肺的經濟學”[24]。當前國內學者們主要從倫理角度來討論經濟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等問題[25],但經濟學的“心靈”絕不能僅僅從倫理學的討論中找尋得到。在前所未有的中國社會轉型現實中,期望從倫理層面,而不是政治層面上解決問題,仍然是空泛、難以操作的。所以,經濟學的這個“心”,應該就是經濟學的政治內涵。
  整個政治經濟學的演化歷程和動向,都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同樣,政治經濟學的交叉,也是鮮明的時代背景中對解釋、解決大量實際問題的迫切需求。傳統政治經濟學,無論對資本主義還是對社會主義的探討,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討,在研究課題框架上都有著沿襲教條傾向,包括所有制問題,分配問題,勞動價值問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社會發展階段問題等。不是說這些問題不再需要討論,而是說,學科交叉本身強調的應該是從“交叉”的角度去分析問題,是一種研究路線,而絕不是強調一個固定的課題范疇。如果說中國20世紀80年代前由于政治環境的原因不允許研究者研究問題,只能用空泛的理論來詮釋理論尚可以理解,那么,今天的研究者如果仍停留在這個層次上,就是故步自封了,從根本上有悖于“與時俱進”的精神。
  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宏觀的研究方法和抽象的理論探討。宏觀的、中觀和微觀的研究方法,各自之間相互補充,共同構成研究方法體系。何者應當成為主導,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同樣應該如此。如果僅僅限于宏觀的研究方法,必然在針對具體問題時缺乏解釋力和指導力。過于局限于抽象的理論探討的傳統傾向,也是與宏觀的研究傾向相聯系的。對于復雜的社會狀態,特別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時更需要從中觀和微觀的角度來考察問題。
  無論傳統政治經濟學在課題范圍上的教條,還是在宏觀研究方法上的單調,都根源于沒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政治學和經濟學是“顯學”,是為了解釋、解決現實中的迫切問題,而不是僅僅為了研究而研究。中國現代化中的新問題層出不窮,相互交織,研究者必須具有敏感的問題意識,才能把握時代脈搏。可以說,現實為我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問題背景,這也是這門交叉學科研究的最大潛力所在。
    四、結語
  本文提出的以政治審視經濟的研究視角,其思路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路線,其生命力根植于中國現實國情,邏輯上符合當代中國從政治全能社會演變而來的社會慣性,并可以從當代政治領袖的思維邏輯中得到直接的驗證。相對于其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線,包括傳統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新政治經濟學,這種研究路線在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時可以提供新的視角。當然,這里提出的僅僅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思路,至于如何建立充實的理論框架,確定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研究課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考。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2~26F11理論經濟學張偉20032003在政治經濟學的演進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到了真正的學科交叉,具有啟示意義的就是“政治審視經濟”的研究路線。鄧小平理論從政治合法性和功能性視角看待中國經濟發展,是對這一研究路線的現實繼承。在龐雜紛亂、存在誤區的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這種與中國政治全能慣性有關的研究視角,對現實有很強的解釋力,是經濟學真正的“心靈”,可以使政治經濟學研究保持強烈的問題意識。政治經濟學/現實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學科交叉張偉,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作者: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2~26F11理論經濟學張偉20032003在政治經濟學的演進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做到了真正的學科交叉,具有啟示意義的就是“政治審視經濟”的研究路線。鄧小平理論從政治合法性和功能性視角看待中國經濟發展,是對這一研究路線的現實繼承。在龐雜紛亂、存在誤區的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這種與中國政治全能慣性有關的研究視角,對現實有很強的解釋力,是經濟學真正的“心靈”,可以使政治經濟學研究保持強烈的問題意識。政治經濟學/現實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學科交叉
2013-09-10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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