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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泛政治主義和斗爭哲學對中國現代化當代進程的影響
傳統的泛政治主義和斗爭哲學對中國現代化當代進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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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對傳統的泛政治主義和斗爭哲學的歷史透視
  傳統的泛政治主義的本質是政治全能主義和政治獨斷主義,其內涵則具體表現為社會心理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
  從社會心理層面來看,是政治本位政治優先帶來政治迷信(包括君主迷信的神性權威和長官崇拜的權力意志),政治意識成為民族精神的主體和社會心理的指向。傳統政治無所不包籠罩一切,權威主義政治導致對政治權力的無限尊崇和自覺服從,對政治利害關系的高度關注和過分敏感。權力本體的政治傾向政治能量對于社會群體的選擇意向具有不可取代的導向功能和控引作用,政治尺度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依據、標準。政治功利觀使對成敗、利害、得失、功過、榮辱的衡量壓倒對是非、正邪、善惡、真假、美丑的分別,而王寇之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忠奸之辨、順逆之辨、清濁之辨、仕隱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等成為兩極對立的政治心理模式。政治斗爭的暴烈性殘忍性嚴酷性和政治權術的詭詐性險惡性隱秘性使社會心理產生禍福難測的政治恐懼性和身不由己的政治裹挾感。政治中心意識、政治萬能觀念作為文化積淀構成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一個基本要素,在社會取舍、輿論導向、心理認同、理想選擇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社會心理定向于政治權能政治功利,政治倫理大于經濟倫理,“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就是最好的理論注腳;而呂不韋關于扶植國君之利大于經商之利和劉邦關于帝王之業大于“治產業”的效益對比(注:《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呂不韋算計到扶植國君可贏利“無數”,遠遠超過經商之’百倍”之利,自覺以政治投資支持秦公子異人返秦繼承王位。自己則由商人變為丞相。《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為其父置酒祝壽時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以自己成就帝王之業大于“治產業”而自矜自夸。),則是最好的實踐注腳。個體自我定位于政治人格,用特權政治作為信仰對象來構建自我人格,政治參與的狂熱激情、參政衛道的責任感使命感與那種“文死諫武死戰”的政治殉節共同顯現出單一的政治化人格和非主體性特征。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是政教合一即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一體化的傳統觀念,政治權力成為意識形態的體制性載體,意識形態成為政治權力的精神性資源,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從歷史淵源來看,周公(姬旦)關于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倫理觀,將最高世俗君主和最高宗教領袖兩種身份加以統合,強化和神化了君主之溝通神人的介體功能和“敬德”、“明德”的教化功能,確立了政教合一意識。商鞅的法治理論和秦始皇的官僚政制都強調“以吏為師”,即官師合一,政教合一。這樣,政教合一成為傳統政治的最重要的體制和觀念。從政治與教化的關系來看,治權以行使教化為己任,在實施教化的過程中取得自我的確證性和執政的合法性,人倫教化必須借助于政權力量,教化功能的實現本身又賦予政權以改造人性的倫理性意義。政權以教化為先,仁德為教化之本。一方面必須承担人性圣化的使命,揄揚圣化導向;另一方面又必須承担衛道弘道的使命,接續道統之傳。人格理想化和政治理想化成為政權以行教權的兩種基本要求。正統與道統相制相兼,相資而行,兩者之間具有同一性。儒學道統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獨尊性是經過兩個階段得以奠定的。先秦儒家有意識地爭取儒學道統的正統地位,孔子曾以圣統傳人自居,以“從周”為最高政治理想,以“弘道”為自我神圣使命,特別是用“攻乎異端”(《論語·為政》)的手段來維護儒學的話語霸權。孟子要求力辟“邪說”(《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主張務息“奸說”(《荀子·非十二子》),均表現出“舍我其誰”的獨尊性。如果說先秦儒家是利用批判手段來爭取儒學的獨尊地位,那么漢代儒家則利用政權力量來確立儒學的獨尊地位。董仲舒關于黜罷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得到漢武帝的批準和推行,由此意識形態的多元并存格局變為一元獨尊局面,一元獨斷的價值論體系與高度集權的中央集權制相結合。自此之后,為了維護儒學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獨尊性和一統性,一方面由君主出現充當思想文化問題的裁決者角色,通過“欽定”方式予以裁判和維護,如漢代《白虎通義》和唐代《五經正義》均是皇帝欽定產物而具有法典權威;另一方面由政權出面充當鎮壓“異端邪說”的劊子手角色,通過高壓手段加以禁斷和封殺,如利用“黨獄”、“文字獄”等獰厲形式來整肅“異端邪說”。這樣,儒家通過自我造圣和君權立圣的方式來確立其“圣教”地位和圣化傳統,并由自我封閉走向教條與僵化。政權的“政治教化”(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功能和儒學的維護政權功能相互為用,合為一體。“官師、治教合”(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政權權力與意識形態、政制系統與價值系統取得完全一致并以一元獨斷的形態傳承下去。泛政治主義文化傳統以生產力低下的小農經濟、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和血緣紐帶的宗法關系為基礎,與小農意識的單一化、絕對化的認知方式相對應。中國封建社會小農生產方式長期不變,經濟發展非常緩慢,政治結構超穩態,政治權能宰制一切,社會從功能意義上認同權威主義政治,泛政治主義作為文化傳統承續下來。到了近代發生“千年巨變”,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烈,政治體制由君治政治轉換為政黨政治,政治斗爭以革命與戰爭為主要形式,斗爭哲學則成為新的文化傳統。
  傳統包括原生意義上的古典傳統和近現代新變意義上的新型傳統。斗爭哲學主要是民主革命時期所形成的新傳統,它起源于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階級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特別是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農民階級作為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富有反抗精神,他們為著生命和生存而斗爭,勇于沖破封建精神枷鎖,義無反顧地起義造反,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和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這種反抗和斗爭的大無畏精神傳至近代,與民族主義和啟蒙主義相結合而成為一種政治激進主義,譚嗣同的沖決羅網精神為其典型代表。他在《仁學》中贊譽法國大革命,“誓殺盡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并且呼吁弘揚陳勝起義那種揭竿而起敢于反叛的首義精神。其所倡導的全方位沖決羅網之說,顯示出沖破一切束縛、徹底解放思想的決心和意志,思想的激進和批判的激烈顯示了大無畏精神和英雄氣概。梁啟超大力鼓吹“變”為公理,“新”為標幟(梁啟超《變法通儀·自序》),“意欲以抉破羅網,造出新思想自任”(梁啟超《致康有為書》)。這種政治激進主義的文化批判具有一往無前的斗爭鋒芒和掃蕩一切的否定性思維,其斗爭精神批判意識雖有破壞作用卻乏建設成效,’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積極開辟革命道路,清醒地認識到以暴力革命手段和武裝斗爭方式達到三民主義的現代政治目標,同時自覺地意識到革命的雙重任務:“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相至、相輔而相行”(孫中山《建國方略·心理建設》)。“五四”以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傳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主義取代了近代的政治激進主義。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原則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確立了武裝斗爭道路。武裝斗爭既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規律。通過武裝斗爭奪取革命勝利,毛澤東期許:“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 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通過革命化而為現代化創造先決條件,而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革命,是暴風驟雨式的大規模群眾斗爭,是敵對階級之間的生死搏斗。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是武裝斗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一切。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加強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經過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才奪取政權贏得徹底勝利。對于一切反動派,革命人民采取“打倒”、“推翻”、“消滅”、“革除”的暴力革命手段,充溢著堅決斗爭的精神和血染的風采。而人民革命則是依照“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的邏輯(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斗爭制勝。斗爭形式、 斗爭手段、斗爭邏輯、斗爭精神結晶為斗爭哲學,因而斗爭論就從方法論提升為思維論。
  毛澤東把革命斗爭分為一武一文兩條戰線,軍事戰線的武裝斗爭是浴血奮戰前仆后繼,以“血戰到底”、犧牲生命為代價;文化戰線的文化斗爭則是革命批判摧陷廓清,以大破大立破舊立新為手段。毛澤東用文化階級論、文化革命論來揭示新舊文化兩種形態的階級內涵和性質區別,點明“這種新舊斗爭,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6—69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并用文化斗爭論來對待新舊文化兩者的對立性對抗性,指明“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注:《毛澤東選集》第2 卷第69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從文化斗爭論出發, 把鴉片戰爭作為新舊文化斗爭的始發點,具體對中國近現代新舊文化斗爭的歷史階段、階級內容作了精當的概括和深刻的分析。因而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化運動”、“文化斗爭”、“文化革命”突出了“生死斗爭”的斗爭哲學、大破大立的批判精神。這種斗爭哲學、批判精神與革命英雄主義、革命功利主義是密切關聯的。毛澤東從政治本體出發強調政治對文化和其他意識形態起著決定性作用,政治制導文化,文化從屬于政治,這可稱作文化政治論(包含有革命功利主義)。他對文化斗爭性質的判斷,緊緊抓住政治革命性質這一關鍵,但也囿于政治革命制度這一方面,忽視文化根源于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忽視生產方式變革、經濟基礎變革對文化變革的最終決定性作用,未能把文化政治論和文化源泉論(特別是經濟變革的根本性影響)緊密結合起來。
  中國近現代政治斗爭從“無血破壞”到“有血破壞”,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從激進主義到革命主義, 從武裝斗爭到文化斗爭,政治思維、政治價值成為評判標準、意識導向和功利尺度,泛政治主義傳統得到了復興。與此同時,斗爭哲學(包括否定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兩極對立思維方式作為一種經驗范式、思維定勢被傳承下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當代進程中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領域的政治批判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以革命化帶動現代化的經驗范式影響到建國后“兩種革命”(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并舉和“抓革命,促生產”的指導思想,那么斗爭哲學則影響到建國后的政治運動政治批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斗爭”思維和“批判”情結。
      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當代進程的潛在影響
  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和極左政治的眼光來看,政治的表現形式就是階級斗爭,政治的功能意義在于全面統御和制導作用。“文革”中那種“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極性思維是以政治權能為中軸而衍生出泛政治文化,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市場經濟為前提的理論思維是有導向之分和功能之別的。它從功能意義角度將政治加以萬能化和空頭化,功能有限變為功能無限,政治包諸(統攝、籠罩)所有而又空諸(取代、取消)所有;它又從功能意義角度將政治予以獨斷化絕對化,對政治無限拔高使其成為僵化概念和孤懸本體,“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結果敗壞了政治本身信譽。因而整人政治和空頭政治、政治的全能主義和獨斷主義,正是反映出傳統的泛政治主義的影響。“政治沖擊一切”(政治至上論、政治中心主義)的思維——操作模式,使政治獨尊化神圣化,以政治迷信政治神話的極化形態出現,其神圣權威和全能品格使政治陷入自足完善的錯覺,拋棄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理不斷發展原理和辯證思維方法。從認識論角度誤認為政治為先驗自足、不暇外求的;從本體論角度盲目將政治提高到絕對化神圣化高度,強化其獨尊意識;從功能論角度無限夸大政治的權能,看不到其相對性有限性。這種全權全能思維造成意識層面上政治的先在結構和潛意識層面上政治的先在意向,顯示出泛政治主義的底色。
  其二是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在極左路線的嚴重束縛下,政治的存在形式就是階級斗爭,“以階級斗爭為綱”論,“政治可以沖擊一切”論,是在觀念論的基礎上把政治概念作為對待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習慣性地把任何問題提到政治層面上和斗爭格局中。斗爭哲學將矛盾等同于對抗,只見對立面不見統一體,只講斗爭性不講同一性,形成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和非此即彼的簡單化機械化傾向。這種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單純強調對立面的對抗態勢,習于“敵與我”、“紅與黑”、“革命與反動”、“復辟與反復辟”的勢不兩立的敵我對抗套式,困于“無與資”(兩個階級)、“社與資”(兩條道路)、“馬與修”(兩條路線)的不可調和的斗爭格局,耽于簡單劃線、無限上綱、先驗定性的線性思維和極性思維,囿于“公與私”、“義與利”、“群與己”(群體與個體)的絕對排斥的二值思維邏輯,那種階級義憤,政治激情和斗爭狂熱消磨于人為設立的階級斗爭怪圈,戰戰兢兢于整人政治和殘酷批斗中,焦首煎心于說違心話做違心事的精神矛盾中,輾轉疲憊于革命的“動力”(整別人)與“對象”(被人整)的二重關系中,導致人格扭曲和心理變態。這種思維方式深入骨髓、溶于血液中,把對立面看成是勢不兩立、非此即彼、絕對排斥、不可調和的對抗形式和斗爭實質,強調矛盾雙方的“誰戰勝誰”、“你死我活”、“生死斗爭”,是一方吃掉一方,“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并且連帶批判所謂“折中調和”、“中庸之道”、“合二而一”觀念。由此強調“大批判開路”,“破字當頭”,“一斗二批”、“斗私批修”,時時事事突出一個“斗”字。人為設置對立面,對立面只有激化而無轉化,只有排斥而無兼容,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思想道德與物質利益絕對對立起來。那種“寧要—不要”(“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絕對化思維方式,那種“打翻—踏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極端化行為方式,是斗爭哲學及兩極對立思維方式的極化表現。從文化批判(政治批判)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到“文化大革命”的“往死里斗”、“往死里整”的過火斗爭,在過激過偏、過分過度的后面,是單打一、一邊倒的否定性思維和批判性情結,它與生產資料公有制形式過于單一(對一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全盤否定),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否定商品生產、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和限制“資產階級權利”,試圖把工資制改變為供給制,在黨內發現所謂“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思想文化領域強調“輿論一律”(不理解主旋律與多樣化的辯證關系),以及對民族資產階級打擊過重,對知識分子問題估計失誤等等,都是以排斥論哲學和絕對化思維一脈貫通的,是與小農經濟那種簡單、對立的認知結構和反智意識相合拍的。
  在剖析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對立思維方式時,必然要涉及到價值論與功利論、意志論與規律論、目的論(或性質論)與方法論的關系。從價值論與功利論的關系來看。對現代化強調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給現代化以價值論審視和意識形態承諾,強調政治對經濟的方向保證作用和精神激勵作用,這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要求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要求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的普遍提高。如果用過去革命(群眾性的階級斗爭)的方法,用政治運動的方法來促進和推動經濟建設,解決生產力發展中的障礙和束縛,認為問題在于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得不徹底,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斗爭進行得不徹底,強調靠“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大搞群眾運動,靠“繼續革命”、“全面專政”的途徑來解決,可以說是開錯了藥方。社會主義的發展已經不是主要通過階級斗爭來進行(階級斗爭雖然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生產力發展所受到的束縛主要來自經濟體制,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那種僵化觀念與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如過分依賴國家權力的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并且形成觀念優勢和觀念定勢,只講思想道德,不講物質利益,甚至批判所謂“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用價值論來盲目排斥正當的功利論。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現代化的生產力水平,政治的方向保證作用和經濟的物質基礎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這種統一是歷史的具體的統一,離開了生產力現代化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和政治本身只能成為向自然經濟和封建傳統復歸的僵化模式。
  從意志論和規律論的關系來看。政治一般要求一切以權力意志為轉移,政治浪漫主義不自覺地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難免出現意志中心主義。必須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政治激情和客觀規律結合起來,不能以權力意識、長官意志來排斥經濟發展規律(包括現代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規律)和科學發展規律,否定和取消經濟工作、科技工作的自身規律和特殊性。不能以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現代化經濟建設,那種“大呼隆”、“一窩風”式的全民動員全民參戰,與現代社會產業化分工的進步性和現代生產力的發展規律是相背離的。何況,群眾熱情和政治積極性只有通過科學技術才能轉化為現代生產力。“政治對生產力的作用固然表現在鼓干勁上,但主要在于激發人們去努力掌握科學技術”(注:胡繩《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94年6月16日—17日。)。大躍進運動單純憑借主觀意志政治激情,急于追求高指標高速度,不考慮政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采取群眾運動方式,搞人海戰術的“全民大辦”,只強調冒進速成短促突擊,不認識到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長期性曲折性艱巨性。“1958年搞‘大躍進’運動,以為直接依靠群眾的政治積極性,鼓干勁,就能有工業和農業生產力的大躍進,結果事與愿違。這其實不是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結果是既不能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注:胡繩《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人民日報》1994年6月16日—17日。)。生產力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只有按照生產力的發展規律辦事,才能真正推動現代化的發展。
  從目的論與方法論的關系來看。政治不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共同富裕(即全社會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前者要以后者來衡量。為了共同富裕就必須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有一個方法問題。毛澤東的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不對頭,這就是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用單純追求“先進”的公有制生產關系的方法,結果事與愿違,造成嚴重后果。傳統社會主義觀點又以定性操作代替方法論選擇,這是自設禁區,作繭自縛。例如對資本主義的一切有益于發展生產的好東西,包括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的管理方法,以及大生產制度和隨著大生產制度出現的市場經濟等,從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應加以吸收和利用,卻被“姓資”的定性所束縛(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貨色)而拒之門外。傳統觀點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系,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排斥,誤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其實,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方法經濟手段,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和經濟進步,可以為社會主義所利用和服務。“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大膽利用。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就應該肯定“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 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必然要求“ 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注:《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140頁,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對立思維方式的支配下,習慣于以價值論來取代功利論,以意志論來排斥規律論,以目的(或性質)論來屏蔽方法論,而形成排斥論哲學。與這種排斥論哲學的極性偏向相同的是,以終極理想的先在預設來代替整體過程的實在發展,以相對真理的有限認知(適用語境)來等同絕對真理的全能認知(抽象形式),以觀念論的空頭話語來代替實體性的建設實踐。最后,應該指出的是,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對立思維方式的深層本質是一元獨斷主義,這種一元獨斷主義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層本質“國家壟斷制”相對應的。如果說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思維方式是一元獨斷主義的精神化表現,那么“國家壟斷制”則是一元獨斷主義的體制化表現。
學術探索昆明23~27D1社會主義研究黃南珊19991999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長期錯誤,使現代化建設遭受嚴重挫折和逆轉。造成這種嚴重失誤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理解偏差和對現實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失誤;二是文化傳統的深層影響。本文專題探析了傳統的泛政治主義和斗爭哲學對現代化建設的深層影響,這種影響的內在形態主要表現為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它的本質特征是一元獨斷主義。作者單位:湖北省社科院文學所 作者:學術探索昆明23~27D1社會主義研究黃南珊19991999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導致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的長期錯誤,使現代化建設遭受嚴重挫折和逆轉。造成這種嚴重失誤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理解偏差和對現實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失誤;二是文化傳統的深層影響。本文專題探析了傳統的泛政治主義和斗爭哲學對現代化建設的深層影響,這種影響的內在形態主要表現為政治“斗批”意識和兩極對立思維方式,它的本質特征是一元獨斷主義。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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