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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研究 -論趙樹理方向
作家研究 -論趙樹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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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中,“趙樹理方向”極具時代光彩和現實意義!
  趙樹理是一位享譽世界的著名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是一位拿筆的戰士!毛澤東同志講過,我們有兩支隊伍,一支是用槍進行戰斗的,另一支則是用筆進行戰斗的。趙樹理就是這用筆進行戰斗的隊伍中的一員,而且是先鋒、驍將和號手。他以自己的人格和作品,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的形象、精神和業績,將永遠閃耀著鮮紅的、耀眼的光輝!
  從1906年9月24日到1970年9月23日,趙樹理的生命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足跡度過了64個春秋,跨越了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歷史階段。他以自己扎扎實實的腳印,完成了有意義的人生之旅,擷獲了綴滿碩果的業績和成就。他的約200萬字的作品,形象化地記錄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嚴峻而光輝的歷史征程,有血有肉地塑造了各種人物的藝術形象,有聲有色地描繪風云變幻、駁雜繁富的人生世相,準確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農村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巨大變化,并用充滿魅力的筆調,生動地表現了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們的豐富而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波折。其中,尤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地板》、《登記》、《三里灣》、《靈泉洞》、《實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老定額》、《互作鑒定》、《賣煙葉》、《十里店》等,為人們所熟悉和稱道。有的作品先后多次被改編為各種戲劇、曲藝和電影,頻頻搬上舞臺和銀幕,產生了廣泛的積極影響;有的作品被全世界40多個地區和國家翻譯出版,乃至成為飲譽歐洲、亞洲、非洲的全球性作家;有的作品則長期被編入大、中、小學課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靈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及其作品更是獨具特色、獨領風騷和獨當一面,他以自己豐富的、獨創性的文學實踐,高高地擎起了革命文學大眾化的旗幟,并把它舉向了新的思想高度和美學境界。
  趙樹理早在烽火遍地、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就已是革命文藝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創作,一面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供了生動具體的事實依據,另一方面又成為最早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成功范例。趙樹理在中國革命文學的史冊上,永遠占據著不能抹煞、不可取代的極其光輝的地位。
  那么,“趙樹理方向”究竟是什么呢?
  概而言之,從內涵意義上說,“趙樹理方向”主要有五個方面,即:革命精神與黨性原則;忠于生活忠于人民;鞠躬盡瘁與無私奉獻;偉大使命與崇高理想;純正人格與綺麗情懷。
    二
  革命精神和黨性原則不僅貫徹在趙樹理的全部作品中,而且也滲透在他的思想、人格和生活里。不論做什么事,講什么話,寫什么文章,趙樹理首先想到的和始終恪守的,便是從革命的利益出發,按照黨的指示、需要和要求去做--這是天經地義和雷打不動的。任何誘惑,任何力量,也絲毫不能使他動搖這一信念、違反這一原則。
  還在學生時代,趙樹理就在第一次大革命浪潮的推動下積極參加了學潮斗爭,為宣傳新思想、推翻舊制度的偉大事業,獻出自己青春的力量,爆發了自己生命的激情,并在這一斗爭過程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當他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進入文學創作領域時,從一開始就明確是以筆當槍的,是為了革命而寫作的。他是把作家當成戰士來看待的。
  正因為這樣,在趙樹理的創作中,始終都高揚著革命戰斗精神,充滿著鮮明而強烈的革命功利主義。他從不無病呻吟,不表現脫離時代和人民的那種“自我”,不為藝術而藝術。他總是自覺地、嚴格地堅持從生活出發,從現實出發,從黨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出發,舉止言論,無不充滿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革命責任心。早在長治省立第四師范讀書時,在比他高兩級的同學陽城人王春的影響下,趙樹理的思想便開始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曙光的照耀。一旦接觸到真理,趙樹理便自覺、堅決而迅速地接受了它,信服了它。在參加革命以后,寫出《小二黑結婚》之前這段時間里,他盡管過著“像萍草一樣的漂泊”的生活,而且不斷地受到白色恐怖的壓力,但還是堅持寫出二三十萬字的通俗文學作品,為抗日根據地的革命報刊及時提供了像曠野一樣質樸、像爐火一樣熱烈的文稿。這是為什么呢?為了革命,為了黨。趙樹理本來并不是寫通俗文學作品的,他的早期習作也是滿紙的學生腔和歐化味的。他之所以要堅決轉向寫通俗文學作品,乃是因為他在寫作實踐中看到,廣大農村文化陣地一直被舊文化占據著,廣大農民兄弟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同時,更遭受著嚴重的精神饑渴的煎熬,那些洋腔古調的所謂“高雅”文化,壓根兒與他們不沾邊,他們讀不懂,也不愿讀;但在封建文化的包圍圈之中,又難免成為封建文化的飲鴆者。   
  這使趙樹理痛心疾首,寢食不安。他思謀著,作為一個革命者,就必須拿起筆來占領農村文化陣地,給廣大農民兄弟源源不斷地輸送他們喜聞樂見能夠啟思惠力的精神食糧。于是,趙樹理以戰士的身份拿起了戰斗的筆,義無反顧地轉向了大眾化的通俗文學創作,步履堅定地走上了大眾文學的創作道路,并且自覺地把通俗化、大眾化和革命化融為一體,鑄成了自己獨特的美學姿容,形成了自己鮮明的藝術風格,造就了自己卓著的文學業績。他早就立下宏誓大愿,決心不做“文壇文學家”,而“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去趕廟會”。他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是我的志愿。”他認為,新文學若能在農村的廟會上把舊文學趕跑,這便是個了不起的勝利。為此,在文學主張上,他用“為革命服務”代替了以前所信仰的“藝術至上主義”;用“為革命為大眾而創作”,代替了以前所一度標榜過的“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用《歌生》、《有個人》、《盤龍峪》等通俗新穎、質樸活潑的作品,代替了以前創作過的洋腔洋調的《悔》、《白馬的故事》等作品。他說:“我有意識地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萌芽于1934年。”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變。它的意義,不但使趙樹理由此為開端一步步地走上了杰出的人民作家和革命作家的道路,而且也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與發展起了破陣和先導的作用。1938年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做了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明確提出革命文藝要努力創造出真正“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這無疑是對趙樹理創作方向的肯定和提倡。
    三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偉大功績,在于用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是,這種所謂的“白話”,卻仍然是拘泥于知識分子圈子里的,冷僻的詞語、古訓、歐化句式之類,始終是文學語言的基本構體。所以,即使是新文學,是革命文學,也還是很難直接傳播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正如瞿秋白所說,這種白話文“完全不顧口頭上的中國語言的習慣,而采用許多古文文法歐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寫成一種讀不出來的所謂白話”。為了克服這個缺點,魯迅曾提出過將“活人的口頭作為源泉”、“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進行文學創作的重要意見。可以說,魯迅、郭沫若、茅盾、葉圣陶、田漢、巴金、冰心、老舍、曹禺、丁玲、賀敬之、艾青、孫犁、周立波、杜鵬程、歐陽山、劉知俠、柳青、馬烽等作家都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成功的嘗試和不懈的努力,但是,從小說創作的特殊藝術形態和美學意義上考察,趙樹理在這方面的貢獻是獨到的、特殊的、巨大的。孫犁曾說過:“他的小說,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難解決的、文學大眾化的難關。”這,突出地表現在從40年代初期開始的趙樹理的全部小說創作中。40年代初,趙樹理先在華北《新華日報》社工作,后在《中國人》周刊社工作,及至1942年底,又被調到北方局黨校調研室工作。在這里,分派給他的具體任務是,“專門寫通俗化作品”。于是,1943年5月,便有力作《小二黑結婚》問世。接著,《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地板》、《兩個世界》等,如涌泉噴,一發不可收拾。這些作品一經發表,便立即在解放區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成為第一批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成功范例,為中國新文學的輝煌史冊揭開了劃時代的光輝一頁。同時,也因此而奠立了趙樹理作為革命作家和人民作家的堅實地位,被譽為“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化風格的人民藝術家”,從而開辟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獨擎旌標的“趙樹理時代”。
  對此,趙樹理是當之無愧的,他用文學的形式,生動、真切、詼諧、深刻地表現了隨著改革運動的暴風雨的到來,而在中國廣大農村中所展開的政權變革、制度變革、思想變革和風習變革,并緊緊抓住矛盾斗爭的焦點,滿懷激情地描繪了革命的斗爭場景,塑造了農村的先進人物,歌頌了站在時代前列的優秀代表,同時也善意地有區別、有分寸地鞭撻了各種處于不同程度、具有不同性質的落后的人和事,從而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提供了生動、活潑、具體、翔實的材料,用藝術的形象和美學的力量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啟示和激發了人們的階級覺悟和斗爭勇氣,非常有力地起到了一個拿筆的戰士所能夠起到和應該起到的積極作用。
  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孟祥英翻身》、《地板》、《催糧差》、《福貴》、《邪不壓正》等作品,之所以能夠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當然與這些作品所具有的革命的思想內容、優美的藝術形式和從頭至尾跳躍著的強烈的時代精神與革命脈搏,是有著直接關系的。但也不僅僅如此,光具備這些條件還不行。還要能夠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喜愛、接受、傳誦。正是在這一點上,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得天獨厚。他的新穎、獨創、大眾化、生活化、通俗化、革命化的創作道路和藝術風格,給他的作品插上了翅膀,使他的作品不脛而走,四處傳揚,沁入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心田之中。《小二黑結婚》自1943年9月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后,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僅在國內,就有《新文化》、《膠東大眾報》、《東北畫報》、《東北大學》、光明書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東北書店、《東北大學》、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處,先后15次轉載或再版。同時還在全國各地被改編成山東快書、彈詞、評劇、鼓詞、話劇、川劇、粵劇、眉戶劇、歌劇、豫劇、電影劇本等。《李有才板話》在《群眾》雜志連載發表后,也在短短幾年間,便被《解放日報》、《長城》、《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創作小叢書》、《通俗小文庫》、《大眾文藝小叢書》、大連大眾書店、香港海洋書店、上海知識出版社、東北書店、晉察冀新體書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東北畫報》、上海合作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轉載再版達38次之多。
  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數字統計。在這些數字中,是有極其豐富的內涵的。它說明:趙樹理所走的“三化一體”的文學道路,是正確的;趙樹理的作品,是受廣大群眾喜愛的。它同時也說明:作為一個黨員作家、一個革命者、一個以筆當槍的戰士,趙樹理的文學業績對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廣泛和巨大的。
    四
  趙樹理的大眾化的文學創作道路,在本質上是實現了革命化、生活化、通俗化,并使此“三化”呈為一體狀態而加以充分表現的。對于一個作家來說,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三化一體”不是僅僅表現在語言形式、文字技巧和藝術風格上,而是滲透和貫穿在其從語言到思想、從形式到內容、從技巧到精神、從風格到意蘊、從句法到感情、從方法到方向的全部創作過程和藝術成品之中的。所以,在趙樹理的作品中,人們所感受到的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通俗,決不是表面的幽默和詼諧,決不是簡單化地切近現實生活,而是從骨子里滲透著革命精神和時代風貌,同時也滲透著一個純正的共產黨員的真誠的心和無私的獻身精神。其中,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堅持什么樣的創作原則的問題,對現實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起什么作用的問題,常常是趙樹理考慮最多、認識最篤、在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中貫徹得最正確、最堅決、最深刻、最全面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地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和人格。
  究意為什么人而寫作?趙樹理從一開始拿起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堅決而明確的:為了人民大眾,特別是為了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大農民兄弟。出于這種考慮,他的作品幾乎都是寫農村、寫農民的。《盤龍峪》是這樣,《小二黑結婚》是這樣,及至全國解放以后創作的《登記》、《三里灣》、《表明態度》、《求雨》、《十里店》、《互作鑒定》、《賣煙葉》等,也同樣是這樣。他說:“我是個農村出身的人,是在華北的太行山區長大的。我每逢寫作的時候,總不會忘記我的作品是寫給農村的讀者的。”
  趙樹理這話不僅是真誠的,而且是付出了重大代價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長期堅持在農村和農民中間深入生活,同農民一樣撲下身子,做各種農活,下大力氣熟悉農村的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常常在農民的熱炕頭上談工作、拉家常、敘鄉情,在農村的節日中鬧社火,實實在在把農民的心理感情摸透了,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不僅替鄉親們寫對聯、寫家信、調解糾紛,而且把自己的錢拿去讓鄉親們植樹造林修水庫,發展生產,壯大集體經濟。甚至,就連別人的汽車輾死了村民的一只雞,他也要尋到雞的主人,自己賠錢,決不讓鄉親們白受一點損失。他到北京工作以后,盡管仍不斷下鄉,但總嫌同農民兄弟的接觸太少,就想方設法利用一切機會同農民攀談,交流思想,了解農村的新變化。為此,他出差乘火車,坐的是硬板;住旅店,睡的是通鋪;看大戲也是同農民擠在一起,邊看戲邊聊天。他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三里灣》脫稿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派專人找他要稿子,他不給,卻偏偏把稿子給了自知門樓太低而未敢上門求稿的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為什么呢?趙樹理心里揣著一本帳:人民文學出版社規格高,牌子亮,稿費多,印制精美,但也因此而使書的定價提高了。相反,通俗文藝出版社規格低,稿費少,印制一般,并因此而使書的成本降低了,書的定價也就低廉了,這樣,也便會相應地減輕廣大農民兄弟的購書負担。況且通俗文藝出版社出書不是求“雅”,而是求普及,這樣更有利于自己的書在農村和農民中間流行,真正起到為農民提供精神食糧的作用。60年代初,當趙樹理把自己新創作的短篇小說結集出版時,絲毫沒有想用這些小說攀登文學的殿堂,而是只一門心思地想把這些小說送進千千萬萬個莊稼院,用這些小說撞開千千萬萬個農民兄弟的心扉,博得他們的喜愛,并激發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為此,他獨出心裁地給小說集起了個名字,叫《下鄉集》,并寫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一文,作為書的“前言”。他寫道:“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都是勸人的。從前有些寫小說的硬說他們自己的目的只是‘寫小說’,一提到小說是勸人的,他們就火了--他們自以為有了‘勸人’的目的就俗氣了。其實不論他們自己贊成不贊成,他們仍然是為了‘勸人’才寫。凡是寫小說的,都想把自己認為好的人寫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認為壞的人寫得叫人反對。你說這不是勸人是干什么?”趙樹理不僅為了“勸人”才寫小說,而且坦率、誠懇地告訴讀者:“這本小書就要和同志們見面了。在本書各篇中所表現出來的我自己對好壞人、好壞事的認識有幾分正確性,所寫的人物有多少代表性,在寫法上能不能引得同志們看下去,統統希望同志們在讀了之后給我提出些寶貴的意見來,以便在重印的時候加以改正,在再寫新作品的時候寫得更合乎大家的要求。”
  顯然,在革命面前,在人民面前,在黨面前,趙樹理的感情、思想和心境,真如一泓清水那樣澄澈,宛若一塊寶石那樣閃亮。他沒有絲毫個人的東西。他只知耕耘,只知奉獻,黨和人民占據了他心靈的全部空間。
  的確,在革命和人民面前,趙樹理永遠是一頭牛,是一頭負著重軛埋頭前進的牛!但是,這頭牛在溫順、綿善、勤奮、堅韌的性格底蘊中,也常常表現出一種不屈服的倔強和執拗,那是當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他的謙和寬厚,便會一下子變得氣沖沖,火辣辣的。
  在1958年的狂熱日子里,趙樹理的心境就像亂石擊水一樣,不斷地泛起層層漣漪。是的,他不能接受那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現代神話。他觀察了許多現象,分析了許多矛盾,思考了許多問題;他找縣委,找地委,找省委,直言不諱地談自己的觀感、想法和看法;他更懷著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寫了一系列“勸人”實事求是、切忌浮夸冒進的小說作品。《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鍛煉鍛煉》:乃至后來寫的上黨梆子劇本《十里店》等,就都是此種心態下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趙樹理從正反兩個方面儆人忌虛,勸人求實,因而被稱為“頂風文學”。
  其實,對于趙樹理來說,是無所謂什么“順風”和“頂風”的,他進行文學創作的目的和宗旨只有一個,就是按照黨的原則,為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有什么說什么,是什么寫什么,極力追求真實與理想,藝術與典型的和諧與統一。他說過:“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夠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在回答為什么要寫《實干家潘永福》這篇小說時,趙樹理十分明白地告訴人們:這是為了提倡不務虛名,不怕艱苦,任勞任怨堅持做實際工作的精神而寫的。他在許多場合中,都曾一再表示,他的全部創作無非是要“為農民說幾句真話”。直到“文革”罹難之際,他還告訴兒子三湖:“咱們都是從農村來的,一輩子不應該忘記農村!”他還對女兒廣健說:“近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么,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只好不寫。”
  這就是趙樹理!
    五
  人們常說從作品中可以認識一個作家。這話自然是對的,但未必十分完全。因為作品并不能包含作家的全部。只有從作品中和生活中同時認識作家,才會把握一個作家的全部,也才更可靠、更全面。   
  對趙樹理的認識,就應當這樣,也必須這樣。他的作品所展現出來的空間,往往并不能全部包括他的人格和品德的光耀之處。比方,在物質生活上、趙樹理作為一個蜚聲中外的大作家,向來是粗茶淡飯,布衣簡從,他抽的是兩毛錢左右的玉葉煙,或者干脆就抽煙鍋子。他戴的帽子,不但檐子塌了下來,而且帽邊也因破舊而吊著絮絮。他在家吃飯多是稀飯饅頭,即使有時上飯店,也是只到街頭巷尾的小鋪鋪里吃碗素湯面或哨子面。他自己會烙餅,會煮飯,會編籃子,會炒菜。到地里,他是干農活的把式;到家里,他是轉鍋臺的內行。
  且不要以為趙樹理這是“小氣”。不,他可一點兒也不小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錢僅僅看成是自己的,更沒有讓錢占據自己的感情,沾染自己的靈魂。他是高級干部,在五六十年代那個時候,月工資已有300多元,但他只要生活上能夠過得去,就常常不去領工資。他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但因公出差歸來,只要自己兜里的錢勉強能夠支付旅差費,就常常不去到財務處報銷。他是作品頗豐的大作家,稿費源源而至,來自國內、國外的都有,但他卻從不把這些錢只看作屬于自己的,總是在思謀著如何用這些錢辦更多的社會福利,或支援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或繳黨費。而自己,家庭和子女,卻一如既往地過著節儉到了清貧程度的生活。誰能相信,就是這樣一位高級干部、大作家,臨終時留給妻子兒女的全部體己卻只有500元人民幣。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個清白的共產黨員,用黨所賦予的筆戰斗了一生,用生命和熱血營造了輝煌的文學事業,用黨性和革命鑄就了高大的形象和光彩的人格!作為1937年參加革命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老革命,趙樹理的一生是充實的,光輝的,但他自己卻從不滿足,從不自負。就在臨終前不久,他還懷著十分內疚的心情寫道,我“作為一個專業作家是有愧于偉大的時代的”,“我每個時期都沒有能寫出足以代表時代精神的作品來”!
  這種永遠自勵自謙、永不自滿自炫的精神,難道不又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作為共產黨員的趙樹理的純凈而崇高的人格么!
  正像趙樹理生前所篤信的那樣,不管“四人幫”怎樣對待他、評價他,而社會都是會“自有公論”的。這自有公論的一天,在他去世8年之后終于到來了。1978年10月18日,黨中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趙樹理同志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悼詞中這樣寫道:
  “趙樹理同志1937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和黨的文藝工作。全國解放以后,趙樹理同志歷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1964年,趙樹理同志回山西工作,為便于進一步深入生活,曾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趙樹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八大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大會的代表。
  “趙樹理同志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他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深入火熱的斗爭生活,先后創作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優秀小說。建國以后,趙樹理同志又創作了《登記》、《三里灣》、《靈泉洞》、《套不住的手》、《鍛煉鍛煉》等作品,還寫了一些劇本和文藝理論文章。
  “趙樹理同志一生為工農兵而創作。他經常深入農村,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他的作品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趙樹理同志在發揚文藝的民族傳統、文藝的大眾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
  趙樹理同志去世了,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他的形象、他的人格,特別是他的創作方向,卻活在人們的心里。古語云:飛紅雖落風骨在,化作春泥更護花。趙樹理不正是這樣么!“趙樹理方向”,對于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來說,不啻是一種啟迪和楷模!
  
  
  
文藝理論與批評京071-0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艾斐19951995 作者:文藝理論與批評京071-07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艾斐19951995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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