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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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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向魯迅的天平
倒向魯迅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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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10·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04)02-0035-06
        一
    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初期,輻射力并不及陳獨秀、胡適等人。但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 在青年知識界的影響日深,已非陳獨秀、胡適可以相提并論了。魯迅的崛起與陳獨秀的 隱沒,折射著現代中國的一種命運,其間的問題殊多,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以瞿秋白 與陳獨秀、魯迅的交往為例,大概可以看到現代文化的一種流脈,魯迅何以在一個時期 成為知識階級的偶像,這里多少有一種解釋的線索的。
    瞿秋白是魯迅與陳獨秀都喜歡過的人物。他們三人都有點舊文人的習性,但又憎惡自 己身上的書卷氣,后來走上了左翼文化的路。但他們夠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真正的馬克思 主義者還是個未知數。在現代性的選擇上,他們給人的刺激是劇烈的。
    魯迅的喜歡瞿秋白是世人皆知的。但瞿氏的人生之路,和陳獨秀多少有些關系。如果1 922年底陳獨秀不出現在他的面前,他能否在后來成為共產黨的領袖還是個疑問。瞿秋 白回憶道: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 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 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 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 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 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 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 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 一月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 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于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 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 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 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于黨的領導已 經不行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 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 對彭述之,隨后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 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 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 ,又沒有什么別的辦法。這樣我担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 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動。當時, 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 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余調遣人員和實 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 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1]
    應當說,瞿秋白可能不會對陳氏的為人產生什么惡感,兩個人在一定程度上說,都是 書生。關于陳氏的風格與為人,我猜是瞿氏后來也與魯迅提及過。至少在魯迅家避難的 日子,涉獵過自己的政治失意的原因。這一些和陳獨秀的存在,不無關系的。
    在魯迅與瞿秋白的交往里,看不到多少議論共產國際的史料。以瞿秋白的身份,魯迅 不可能不知道一些蘇聯的信息。至于共產黨內的斗爭,也沒有什么讓魯迅特別好奇的資 料可以參考。魯迅的左傾化中,瞿秋白的影響力不可小視,兩人在對某些事物看法上有 相似的一面,我猜想有互相切磋的因素的。瞿秋白自有江南文人的精致,又帶理論家的 氣度。他給魯迅的印象很深,親切度大概超過了馮雪峰、胡風諸人。認識魯迅的時候, 正是瞿氏政治上不得志、失意的時候,那時1931年,瞿秋白避難于上海茅盾家,看到了 馮雪峰帶來的雜志《前哨》上刊登的魯迅的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驅的血》,頗 為佩服,說了諸多感慨的話。此后因為馮雪峰的推薦,便與魯迅有了翻譯上的合作。他 們尚未見面,便已在信中以“親密”的字眼相稱了。
    瞿秋白出現在魯迅的視野里,在晚年是一件大事。魯迅后期對一些事物的判斷,多少 受到了這位友人的影響。許廣平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二人見面的場景,文字內外透出了 諸多喜悅:“魯迅對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別重逢有許多話要說的老朋友,又如毫無 隔閡的親人(白區對黨內的人都認是親人看待)骨肉人一樣,真是至親相見,不須拘禮的 樣子。總之,有誰看到過從外面攜回幾尾魚兒,忽然放到水池中見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狀 的嗎?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們本來就歡喜新生的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學會走路不 久的嬰兒,更加一時滿空皆喜,生氣活潑,平添了會見時的斗趣場面。……那天談得很 暢快。魯迅和秋白同志從日常生活,戰爭帶來的不安定(經過‘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后 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學戰線上的情況,都一個接一個地滔滔不絕無話不談,生怕 時光過去得太快了似的;但魯迅獻出的卻是他的著作、思想。兩兩不同,心情卻是一樣 的。”“為了慶賀這一次的會見,雖然秋白同志身體欠佳,也破例小飲些酒,下午也彼 此放棄了午睡。還有許多說不完的話要傾心交談哩,但是夜幕催人,沒奈何只得分別了 。”[2]許廣平記錄的場景,透露了諸多信息。兩個匿名于上海的文人,各自從對方那 里感到了一種驚奇與喜悅。在瞿氏眼里,是與一位巨人相逢。那里沒有官場上的隱曲, 他似乎讀出了先生靈魂的深廣。那些感受,日后都寫到關于魯迅雜感的序言中了。魯迅 呢,在這位青年身上,看到了馮雪峰、柔石等人沒有的東西。無論在藝術修養還是理論 水準上,瞿秋白都是高于同代人的。在魯迅的論敵與朋友間,能夠與其深切對談相同的 話題者不多。陳獨秀往矣,像個遠離自己的舊友,已無緣相聚,但這位陳獨秀的繼承者 ,無論在性情還是修養上,都帶來了興奮的氣息。魯夫子似乎許久沒有與這類氣息相逢 了。
    如果理解后期的魯迅,不去解析與瞿秋白的交往之謎,大概會不得要領的。這其中包 含的因素十分復雜。中國現代文化的左傾化思潮的發展,與兩人的著述關系很大,這兩 個人對后來文藝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瞿秋白與魯迅相逢時,已和陳獨秀分道揚鑣了。對五四那代人,胡適、陳獨秀都已引 不起瞿氏的興趣。他對這兩個先驅都有批判的文字。遙想當年,二人的文章怎樣掀起了 他的熱情!自己還配合《新青年》的主將,在報刊上寫過呼應式的文字。他后來在莫斯 科與陳獨秀相識,彼此的印象應當說良好的,相互間還是信任的。但大革命失敗后,兩 人在諸多看法上頗不一致,陳氏對共產國際多有不滿,以為斯大林路線問題多多。瞿氏 基本上還是站在維護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發言,多少有些黨性的原則。他不及陳獨秀那么 剛烈,在革命受挫時,陳氏立即意識到莫斯科指令存有問題,于是把矛頭對準了斯大林 路線。他最終走向托洛茨基的道路,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但年輕的瞿秋白卻頗有文人的 柔弱性,用他自己的觀點,是喜歡調和,而不是用沖突的辦法解決問題。但那調和,便 走向妥協的路,對共產國際只能唯命是聽,不得不寫一些“聽將令”的文章。陳獨秀被 開除黨籍后,他寫過兩篇文章與之交鋒,以為托派的選擇是反動的。《陳獨秀的“康莊 大道”》、《托洛斯基派與國民黨》等等,是批判陳獨秀最嚴厲的文章之一。兩篇文章 都作于1931年底,那時已被王明排斥到領導崗位之外了。瞿氏并不喜歡王明,但卻贊同 王明的背后力量的觀點,這就發人深思,或許他的矛盾性,就在這里的。不過讀他的文 章,我覺得分歧點在于,陳獨秀缺乏階級意識,瞿秋白看重的恰恰是這一點。他在《托 洛斯基派與國民黨》一文中,認為陳獨秀滑到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道路。文章說:
    托洛斯基、陳獨秀的真面目,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冒充著馬克 思列寧主義。陳獨秀派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時代自己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實行機會主義 ,等到那次革命失敗,卻來說什么“共產國際斷送了中國革命”。這叫做死不要臉。當 初陳獨秀派為什么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呢?因為他們認為國民黨能夠完成中國的資產階 級民權革命,所以他們認為共產黨用不著去領導無產階級實行聯合農民奪取政權的斗爭 ,也用不著領導農民的土地革命。照他們的意思,共產黨應當怎么辦呢?他們說:應當 讓汪精衛實行分共政策,至后,中國可以有資產階級式的民權自由,可以定定心心做些 國會運動等等。這是要把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的尾——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政黨。陳 獨秀派的這種觀念一直保存著,到一九二九年,陳獨秀等就公開的出來說:“你看,從 汪精衛直到張學良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了!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把資產階級的革命完成 了,封建勢力已經只剩得余孽的余孽,國民黨政權可以穩定、統一,而且將有長足的資 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托洛斯基派以前在蘇聯用些“左”傾的空談反對共產國際的政策 ,直到現在還自稱“左派反對派”。他們的“左”,“左”在什么地方呢?!他們的“左 ”原來就在于斷定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革命運動的高漲,全世界都是反動統治的日益穩定 。中國更因為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已經走進了兩個革命之間的反動時期,中國國民 黨統治穩定而統一,應該做的不是團結無產階級發展他們的經濟日常斗爭,領導他們的 斗爭到爭取政權的斗爭方面去,領導日益發展的農民戰爭,創造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 …,而是國民會議運動。這樣,事實上是自稱“左派”的托洛斯基自然而然的暴露自己 真相,和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機會主義的最右派的陳獨秀走到一塊去。他們事實上始終只 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種,絲毫沒有無產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氣息。他們只在夢 想著世界的以及中國的統治階級快些穩定,給他們一點當議員做社會改良“事業”的機 會。[1]
    與陳獨秀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魯迅卻從進化論走向了階級論。先前的時期,陳氏不 也是階級論者么?但現在卻覺得人道的東西更為可貴。瞿秋白從兩個前輩的對比里,感 到了魯迅的偉岸。這位作家深邃的目光和透徹的洞悉力,讓人心靈一亮。瞿氏是贊佩魯 迅的。那里有著文人身上少有的迷人的氣息。從政治上探討中國的命運,那是黨派與政 客的事,自然不能觀點齊一。魯迅不談政黨政治,他與此是隔膜的。但他從文學家的視 角打量生活,卻以其直覺的鮮活性,捕捉到了生活的某些本然性。陳獨秀大半生用于政 治活動,卻失敗了。魯迅恪守著文藝園地,以知識分子的角色進入社會,卻成果累累。 所以瞿秋白面對魯迅,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出了與陳獨秀評價完全相反的話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 的友人,以至于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 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他終于宣言:‘ 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 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關于最近期間,‘九一八’以后的雜感 ,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斗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 來:‘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 ,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 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 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而現在,這句話里的‘青 年’兩個字上面已經加上了新的形容詞,甚至于完全換了幾個字,——他在日本帝國主 義動手瓜分,英美、國聯進行著共管,而中國的紳商統治階級耍著各種各樣的戲法零躉 發賣中國的時候,——忍不住要指著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說:‘他們將只盡些送喪 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 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命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上述的陳述不知被后來的學人引過多少遍,幾乎帶有經典的色澤了。不過在我 看來,瞿秋白的遠陳近魯,大概是一種心理起了作用:憎惡自己舊的階級,急欲擺脫士 大夫的情調。他和魯迅在反顧己身時,都有點自虐的特點,以為舊我是可疑的。惟有在 新的文化的洗禮中,才有可能不再被歷史的長影所糾纏。此時的陳獨秀卻表現出相反的 特點,對自我向來是自信的,不愿意輕易成為別一文化的俘虜。一旦看準路向,就并不 回頭。瞿秋白在魯迅的文章里,好似看不到過于自負的影子。魯迅對自己是自嘲的,有 一種自焚的傾向,那熊熊的精神之火,一直烤著生命的軀體。瞿秋白由此看到了知識群 落自我更新的可能。在他眼里,陳獨秀已經墮落,惟有魯迅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以這樣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前輩,不消說在理論上自成一家,據說魯迅聽到后,也心以 為然的。但他一直未對《新青年》的老友發表看法,也許不便說,或者不清楚。黨內的 風云對魯迅而言,遠沒有現存社會的惡勢力更需要注視。有了瞿秋白這樣的友人,真可 謂“得一知己足矣”。
        三
    是什么吸引了魯迅的注意?瞿秋白究竟在哪些方面使魯迅能如此的興奮?已無數次對青 年人失望的魯迅突然在這位青年政治家身上好似找到了一些什么。許廣平說二個人是意 氣相投,也許是對的。瞿秋白有良好的藝術感覺,外文又好,有過蘇聯生活的經驗,重 要的是理論視野高遠,這些都引起過魯迅的興趣。他的思想有一部分與魯迅有些相近的 地方,都曾彷徨過,絕望過,且關注到己身的有限性。他自認年輕時候的舊體詩有點頹 唐氣,后來還受過托爾斯泰的影響,那么說他有著文人的柔弱和矛盾,也許是不錯的。 魯迅后來在編這位友人的譯稿時曾說:“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系大家,譯 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 種,尤為煌煌巨制。此外論說,亦無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集外集拾遺 ·紹介<海上述林>上卷》)用如此敬佩的話,評價這位亡友,在魯迅的一生中頗為少見 。瞿秋白的見識與水準,在同代人中是罕見的。比之創造社、太陽社那些狂妄之人,這 位柔弱的青年表現出高貴的氣韻,決無別人的低俗。瞿秋白像一縷新風,毫無夾雜一絲 的市俗味兒。他鐘情于文學,又善于理論,在魯迅看來是難得的。我對讀兩個人在同一 時期寫下的雜文,風格頗似,看法幾乎沒有什么差異。《偽自由書》中有多篇雜文就出 自瞿秋白之手,《王道詩話》、《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 秘決》、《最藝術的國家》、《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等,幾乎可以和 魯迅之作亂真。這些文章在技巧上是嫻熟的,很得魯迅雜文真髓,看法與見識亦不俗, 歸謬與反詰之法透著政治家的膽略。他不僅古文運用自如,西洋的學說亦知一二,于是 便顯得洋洋灑灑,落落大方。那個時期,在洞悉世理方面,兩個人可謂各有千秋。據說 瞿氏在寫這些雜文時,是與魯迅商量的,完稿后魯迅略作潤色,用自己的筆名刊登出去 。對時局的看法,對幫閑文人的認識,都有妙不可言之處。例如《透底》一文,就寫得 別具一格,文中嬉笑怒罵之筆,確有常人難及之處。中國單獨搞文學的人,或職業革命 家,都沒有這樣的筆法,可說是兼得思想與藝術之優長的。只要看一看左聯作家一些口 號式的作品,再瞧一瞧王明、李立三這些職業革命者的文章,就覺得各自均顯單薄,要 么感情過于濃烈,要么是政治八股,唯獨少了鮮活的靈氣與精神的深。瞿秋白有舊式文 人的典雅之氣,后經哲學訓練與行政打磨,對時政、文化心得特別,常說一些人說不了 的話。比如談藝術與政治的關系,階級意識與人道主義,無論在共產黨內還是黨外,均 無人與之相比。魯迅在這位青年人身上,好似看到了自己久欲尋覓的東西。因為那些關 于社會文化辯證的與邏輯化的陳述,在以往的知識青年中,何曾能夠看到?中國的大談 革命的人,大多擺著一付可憎的面孔,仿佛革命一到,眾人就將人頭落地,唯獨自己有 了永世的靈光。瞿秋白與之恰恰相反,他內心有著常人少有的暖意,其詩人氣質與溫和 的性情,大凡與其相識的人,都是喜歡的。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就談到了對他的印象, 年輕瞿秋白的氣質和為人,確是傾倒了周圍的許多朋友的。
    翻看魯迅日記及書信中與瞿秋白交往的文字,你會覺得,如果這個青年僅僅是單純的 理論家和政治家,魯迅也許不會那么欣賞他。瞿秋白的性格里帶著一些復雜而又純潔的 東西。說其復雜,乃因為也背負著傳統的重担,曾染有“名士”與“紳士”之風。他曾 那么嗜好詩詞,舊時的詞章文賦都懂一點。《多余的話》中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很紊亂 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后是宋儒語錄,隨后是佛經、《大乘 起信論》——直到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梁漱溟的印度哲學,還有當時出版的一些 科學理論、文藝批評”。這種復雜,也導致了思想的波動。后來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 時,那些舊時的夢影,還時時侵擾著他。所以后來他說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也許是 對的。魯迅在這位友人的身上,不是沒有感受到此點,他自己何嘗不是一個常常徘徊在 明暗間的過客?重要的不是人的是否純粹,而是能否有勇氣正視自己,并且大膽地告別 舊我,走向新的路途。在那樣一個白色恐怖的年月,兩顆心的相遇,使他們終于感受到 挑戰舊我于這個世界的意義。真的,他們都知道一切剛剛開始,人畢竟要尋覓新的存在 的。
    收稿日期:200東岳論叢濟南35~3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郁20042004五四后,魯迅在知識界漸漸崛起,陳獨秀則成為文化的邊緣人。何以出現這個現象, 從瞿秋白的視角的轉化可略知一二。瞿秋白的親魯遠陳,乃是階級意識與知識分子自我 改造意識在社會普遍確立的標志。陳獨秀又回到了五四起點,魯迅與瞿秋白則沿著另一 條道路前行。這個分野影響了中國后來的文化發展道路。魯迅/瞿秋白/陳獨秀/階級性本標題借用了崔衛平的散文隨筆集《帶傷的黎明》書名,青島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滴石林國華
    林國華: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候選人、芝加哥大學“約翰·奧林民主 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Simply Reviewing the Storyby Ge Hongbing
  YUAN Liang-jun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f China,Beijing 1 00732,China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 100034
    孫郁(1957-),男,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魯迅研究月刊》主編,青島大學文學 院教授。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35~3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郁20042004五四后,魯迅在知識界漸漸崛起,陳獨秀則成為文化的邊緣人。何以出現這個現象, 從瞿秋白的視角的轉化可略知一二。瞿秋白的親魯遠陳,乃是階級意識與知識分子自我 改造意識在社會普遍確立的標志。陳獨秀又回到了五四起點,魯迅與瞿秋白則沿著另一 條道路前行。這個分野影響了中國后來的文化發展道路。魯迅/瞿秋白/陳獨秀/階級性本標題借用了崔衛平的散文隨筆集《帶傷的黎明》書名,青島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滴石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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