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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認識魯迅與魯迅的當代價值
全面認識魯迅與魯迅的當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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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07)01-0108-06
  全面認識魯迅
  在文化史上,魯迅既是一個巨大的客觀歷史存在,也是一個說不盡的文化存在。在當代中國文化界的每次思想交鋒中,魯迅都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因此,全面認識魯迅并在這個基礎上正確把握魯迅精神,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正確引導中國當代文藝思潮的走向的。
  全面認識魯迅不是哪個時代哪個時期所能完成的,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在認識魯迅的歷史過程中,魯迅作品的有些顯現內容,人們可以很快認識,也較為容易獲得共識。而有些隱含的內容,卻是隨著歷史發展、人們實踐的發展和生活體驗的深入逐步感悟和認識的。人們在這方面就比較難以取得共識。而人們在任何時代任何時期對魯迅的認識都不可能超越歷史和階級甚至個人的局限。也就是說,人們對魯迅的認識都要打上歷史和階級甚至個人的烙印。魯迅既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光輝形象,也構成了中國當代先進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當代先進文化的建設中,人們吸收和弘揚魯迅精神是必然的。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1]603而“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起來。”[1]605為了演出歷史的新場面,人們有時不但突出魯迅的一些方面,而且還發現一些過去所沒有認識到的東西。這種認識只要不是“硬塞”給魯迅的,就不能被徹底否定。也就是說,人們對魯迅的認識是隨歷史的前進而發展、深化和豐富的。但凡經過實踐檢驗的與對象相符合的認識,在認識發展過程中只能進一步深化、完善和豐富,而不是被推翻。
  有人以“魯迅究竟是誰”為題,認為真實的魯迅形象被“意識形態化”掩蓋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時間里,魯迅受到了來自政治意識形態的特別重視。魯迅的革命性開始逾越他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別的強調。以往很多描述魯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畫成了一個喋喋不休、拿著匕首和投槍的戰士形象,形象是雙眉緊蹙嚴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戰斗化的,沒有個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這么一個殼,甚至在對這個殼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為思想家、文學家這樣一個位置。”這個“意識形態化”了的魯迅體現更多的實際上是一種實用價值,而其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則被大大地簡化了。因此他要求“還原歷史中的魯迅”。并認為,“在20世紀的相當一段時間里,魯迅被嚴重地‘革命化’和‘意識形態化’了,以至于完全掩蓋了歷史中真實的魯迅形象,當然也就取消了魯迅作為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價值。”[2]這種認識是站不住腳的。魯迅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與實用價值絕不是完全對立的,其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就具有實用價值。而任何時代都要從實用價值上挖掘和弘揚魯迅的一些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其實,有人對魯迅精神所進行的新概括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塑造,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軟暴力處處顯示威力的時代,如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使每個生命個體發育成型,擁有健全的個體生命自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對待。”而魯迅“從來沒有被暴力和權力屈服過,更沒有被軟暴力所腐化和動搖。”他在這個基礎上從四個方面概括了魯迅精神,認為“立人為本”是魯迅精神的靈魂,獨立思考是魯迅精神的骨髓,拿來主義是魯迅精神的眼睛,韌性的堅守是魯迅精神的手足。這樣,魯迅精神的實質就被概括為魯迅對自我的生存價值的關注與自覺,對自己的生命負有完整的責任。“我要過怎樣的生活不應該讓父母來包辦,也不應該由某個外在的絕對權威來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選擇。”這真正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顯然,這不但沒有正確把握魯迅精神,而且與魯迅思想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
  的確,魯迅十分痛心中國人的精神麻木,并對中國人的這種精神麻木進行了自覺而深入的揭示和批判。但是,隨著這種揭示和批判的逐步深入,魯迅不但正確地區分了兩種中國傳統文化和兩種中國人,而且深入挖掘和有力肯定了中國的脊梁。也就是說,魯迅的思想是發展的,甚至經過了一個轉折過程。瞿秋白曾經十分精辟地概括過魯迅的這個轉折過程,即“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3]19其實,在這個轉折過程中,魯迅還有兩大變化:一是從絕望到希望,一是從消極反抗到積極抗爭。
  首先,魯迅從絕望到希望。魯迅經過了一個漠視群眾力量的絕望階段,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凡是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非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4]417為了驅除這種寂寞,魯迅先是想方設法地逃避,后是被迫地投入戰斗。魯迅的這種絕望不但是對自己的失望,而且是對群眾的絕望。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認為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著裝,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提出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魯迅認為“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4]163后來,隨著對群眾力量的發現,魯迅終于戰勝了絕望。魯迅走出絕望階段,首先是看到并肯定了他人的希望:“我雖然自有確信,然而說到希望,確實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4]419。其次,魯迅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于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并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5]359最后,魯迅在深入感受群眾力量的過程中徹底地戰勝了絕望。在短篇小說《故鄉》中,魯迅希望水生和宏兒“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認為“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4851926年,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若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5]3771934年,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兩種中國文學的存在,而且區分了兩種中國人。魯迅指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前赴后繼的戰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魯迅在指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中國脊梁的光輝的同時,要求“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6]118
  其次,魯迅從消極反抗轉向積極抗爭。變革,的確離不開一個一個個體的抗爭。但是,這些個體的抗爭如果不能形成浩浩蕩蕩的洪流,就不能真正有力地徹底地蕩滌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污泥濁水。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明確地指出:“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7]191魯迅就是這樣嚴格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走出了自我封閉,在沸騰的現實生活中發現和找到了斗爭的盟軍或同道,把個體的反抗和群體的斗爭結合起來,從消極反抗轉向積極抗爭,終于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戰士”。即使是魯迅的文化批判,也不完全是主觀的和個人的,而是主觀批判和歷史的客觀批判的有機結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
  從魯迅的這兩大變化中可以看出,魯迅不僅追求個體自由,而且追求民族解放。這兩者在魯迅身上是高度統一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魯迅的方向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魯迅的前進道路,即“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可是,當前有人不是完整地把握魯迅的這個發展過程并且肯定魯迅的這個前進方向,而是片面地截取這個發展過程的某些部分進行放大,并以此否定魯迅思想的發展方向。
  李慎之在2001年《書屋》第5期上以“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為題反對“尊‘五四’,尤尊魯迅”,認為“大而言之,魯迅主要的是‘破’傳統的戰士。他自稱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的人’,主張‘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胡適則除了在‘五四’運動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轉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魯迅傾心革命,胡適鐘情改良。”李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起步。他認為魯迅的悲劇其實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劇。“百年回首,走胡適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能不是迂遠的,然而也只有耐著性子走下去,畢竟這是全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李慎之這就是要把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魯迅的方向扭轉到胡適的方向上去,恐怕是做不到的。李慎之認為魯迅主要的是‘破’傳統的戰士極不準確,反對抽象的“破”也是盲目的。魯迅在1925年所寫的《燈下漫筆》一文中提出現在的青年的使命,既有“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的“破”,也有“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立”。其實,“破”有兩種情況。魯迅在反對“修補老例”中,正確地區分了兩種“破壞”。魯迅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魯迅認為:“無破壞即無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卻未必即有新建設。”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這兩種破壞都是沒有新建設。這是魯迅堅決反對的。魯迅在反對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時肯定了一種破壞,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后兩種。”“破”有兩種,“立”也有兩種,一是“修補老例”,僵尸復活;一是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進步,即精神尋根。魯迅在大力肯定后一種“立”時,堅決地批判了前一種“立”。因為前一種“立”是“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瞿秋白所說的“舊的衛道先生們漸漸地沒落了,于是需要在他們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歐化’的西洋國故和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的學究主義,再加上一些洋場流氓的把戲,然后僵尸可以暫時‘復活’,或者多留戀幾年‘死尸的生命’。這些歐化紳士和洋場市儈,后來就和‘革命軍人’結合了新的幫口,于是僵尸統治,變成了戲子統治。僵尸還要做戲,自然是再可怕也沒有了。”[3]11-12魯迅批判,確切地說,魯迅的文化批判,主要是對繼續維護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主義等級制度和文化的不妥協的批判。魯迅不但批判了維護這種封建主義等級秩序的腐朽文化,而且批判了維護它的流氓文人。因此,抽象的“破”或者“立”既沒有好壞之分,也沒有價值高下之別。如果說李慎之認為魯迅不是自由主義分子而極力貶抑魯迅,那么,有人為了肯定魯迅,竟把魯迅塑造為自由主義分子。可以說,他們對自由主義都是情有獨鐘的。
  有人以“魯迅究竟是誰”為題認為“立人為本”是魯迅精神的靈魂。他首先引用了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寫的一段話,即“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只有當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確立起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才是可能的。”然后認為“魯迅在這里講到的個體尊嚴和個體意識的覺醒,就是他‘立人為本’思想的精髓。”可是,在《吶喊·自序》中,魯迅絕沒有說過“只有當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確立起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才是可能的”這樣的話。顯然,這是后人隨意附加的。我們可以從這個時代出發挖掘魯迅思想的潛在內容,但卻不能把不是魯迅的內容附加在魯迅身上。有人為了塑造魯迅自由主義分子形象,竟然在引用魯迅《吶喊·自序》時添加了一段自己的話。這種對真實魯迅的還原不但接近不了真實魯迅,反而更加遠離真實魯迅。
  其實,魯迅“立人為本”思想的精髓絕不僅僅是維護個體尊嚴和個體意識的覺醒。魯迅的吶喊不是自我發泄和自我滿足,而是“喊幾聲助助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魯迅的獨立思考也是建立在追求真理的基礎上。1922年,魯迅就明確地指出:“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4]419十年后,魯迅在1932年以“《自選集》自序”為題認為《吶喊》是“遵命文學”,強調“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7]456可見,魯迅絕不只是關注個體的生存價值。
  魯迅雖然強烈反對各種各樣的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但是,他絕不抽象地反對文學的社會作用。在1932年,魯迅以“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為題指出,文學“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閑就好”。但是,魯迅絕不反對文學的社會作用。在1933年,魯迅以“我怎么做起小說來”為題明確地指出,“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魯迅還明確地指出:“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它的力量,來改良社會。”[7]512,511這就是說,魯迅還是相當重視文學的積極社會作用的。
  因此,魯迅絕不是有些人想塑造的自由主義分子。
  魯迅的當代價值
  在與時俱進中,在歷史分化中,為什么魯迅能夠逐漸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戰士呢?或者說,為什么魯迅能夠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戰士,而當前中國不少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公仆反而蛻化變質和精神背叛了呢?我們在總結和反思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的歷史分化時發現,當前中國有些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公仆之所以蛻化變質,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為中心;而魯迅之所以能夠逐漸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戰士,是因為他始終以民眾為主體。
  在1/4世紀的戰斗中,魯迅經歷了革命隊伍的多次歷史分化。瞿秋白在把握魯迅的思想發展時指出:“如果在以前,魯迅早就感覺到中國社會里的科舉式的貴族階級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農奴階級之間的對抗,那么,現在他就更清楚地見到那種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之外,正在發展著資本和勞動的對抗。”[3]14這些對抗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的戰士的歷史分化:一些所謂歐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喪家的”或者“不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動去裝點一下摩登化的東洋國故和西洋國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識青年卻更確定更明顯地走到勞動民眾方面來,圍繞著革命的營壘。而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學運動——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分化之后的革命文學運動——不能夠不首先反對摩登化的遺老遺少,反對重新擺上的“吃人的筵宴”,以及這種筵宴旁邊的鼓樂隊。魯迅是最優秀的最真誠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他在積極參加這種革命文學運動的時候,時時不忘清洗和批判自己身上的塵垢。魯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說:“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現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3]146這種時時不忘對自己身上的塵垢的清洗和批判使魯迅徹底地避免了以自我為中心或者只是關注自我的生存價值。
  瞿秋白正確地把握魯迅的這種文化批判。他說:“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斗,雖然隱蔽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這種戰斗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后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夠完全只靠大炮機關槍,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戲法是無窮的。”[3]12-13可是,當前有人企圖把魯迅這種文化批判歸結為個人之間的恩怨情仇,這是徒勞的。這就是黑格爾所深刻地批判的實用主義寫歷史的辦法。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深刻地指出:“近代特別有所謂‘實用主義’寫歷史的辦法,即由于錯誤地把內心和外表分離開,于論述偉大歷史人物時常常陷于罪過,即由于抹煞了并歪曲了對于他們的真實認識。不滿意于樸素地敘述世界史英雄所完成的偉大勛績,并承認這些英雄人物的內心的內容也足以與其勛業相符合,這種實用主義的歷史家幻想著他有理由并且有責任去追尋潛藏在這些人物公開的顯耀勛業后面的秘密動機。這種歷史家便以為這樣一來,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稱頌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們的本源和真正的意義貶抑成與凡庸的人同一水平,則他所寫的歷史便愈深刻。”[8]293黑格爾深刻地指出:“為了反對這種學究式的小聰明,我們必須明白肯定地說,如果歷史上的英雄僅憑一些主觀的形式的興趣支配行為,那么他們將不會完成他們所完成的偉大事業。如果我們重視內外統一的根本原則,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偉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8]294
  魯迅不斷革命,始終沒有墮落成為特殊利益集團一員,這是因為魯迅在不斷革命的過程中目標始終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魯迅的與時俱進是與目標一致辯證統一的。與時俱進如果不是目標一致,就會成為魯迅所批判的流氓。1931年,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一文中指出:“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3]223
  瞿秋白在他編選的《魯迅雜感選集》所寫的序言中高度概括了20世紀早期中國思想界的兩次歷史分化。瞿秋白說:“辛亥革命前的這些勇將們,現在還剩得幾個?說近一些,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的戰士,現在又剩得幾個呢?‘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么變化。’(魯迅:自選集序言)。魯迅說‘又經歷了一回’!他對于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現在已經不敢說,也真的不忍說了。那時候的‘純鋼打成的’人物,現在不但變成了爛鐵,而且……真金不怕火燒,到現在,才知道真正的純鋼是誰啊!”[3]3-4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地完成了第一次“偉大的分裂”;反映著群眾的革命情緒和階級關系的轉變,中國的士大夫式的知識階層就顯然地劃分為了兩個陣營:國故派和歐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國思想界里逐步地準備著第二次“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眾的陣營,另方面是依附封建殘余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種歷史分化的結果,就是魯迅從皇帝的奴隸衍變成為奴隸的奴隸。魯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是民國的敵人。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3]64-65
  魯迅從皇帝的奴隸到奴隸的奴隸這個問題的感受和發現,和馬克思恩格斯論革命階級在革命成功前后的變化、恩格斯論國家政權的歷史衍變,達到了驚人的相似。
  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所寫的導言中指出:“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的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可以看到。”[9]334-335國家政權的這種衍變與革命階級在革命成功前后的變化是一致的。革命階級和統治階級即使是同一階級,但在本質上也是不相同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說:“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惟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作為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來不及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10]53-54看來,革命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以后,這種衍變可能隨時發生。而這種歷史衍變很容易滋生封建主義的等級思想。為了防止這種歷史的衍變,就需要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
  在這種歷史的衍變中,魯迅既沒有墮落,也沒有躋身這個蛻化變質了的特殊階級,而是繼續戰斗,對各種掩蓋這個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的思想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魯迅在《燈下漫筆》一文中指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個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5]277,359魯迅對現在的青年提出了使命,要求“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雖然魯迅“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后來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他的“思路因此轟毀”。但是,他對“這文明”的批判卻沒有改變。
  隨著斗爭對象的不斷改變,魯迅更加清醒了。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一文中指出:“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3]227雖然斗爭的對象發生變化,但實質沒有根本改變。魯迅沒有為這些走馬燈式的變換所迷惑。這與魯迅對邪惡勢力的認識清醒和斗爭徹底密切相關。
  魯迅在《燈下漫筆》一文中認為:“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不過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魯迅絕不追求從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到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是要求徹底鏟除奴隸時代。“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確‘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4]212-213
  而能否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就看我們是否以民眾為主體。魯迅以“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在指出中國老調子還未唱完的原因時說:“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11]359,308-309而魯迅在歷史分化中與時俱進,始終是以民眾為主體的。
  因此,魯迅在戰斗中既與時俱進,又目標一致。魯迅在“痛打落水狗”中,在反對“修補老例”中,必然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戰士。
  20世紀后期,有人提出告別革命,企圖否定魯迅等無產階級戰士曾經走過的革命道路。而在這種告別革命的聲浪中,不少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公仆紛紛蛻化變質,演變為社會的主人。其實,當前中國社會的腐敗勢力就是革命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后部分成員由社會的公仆演變為社會的主人。魯迅自始至終都對這種蛻變勢力進行了堅決的不懈斗爭。而魯迅遭到那些蛻變和躋身這種腐敗勢力的人的猛烈否定和謾罵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在當前中國反對各種各樣的腐敗勢力的持久斗爭中,魯迅這種不斷革命的精神仍然需要大力弘揚。
  收稿日期:2006-09-18
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3,1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澤友/熊元義20072007
魯迅/歷史認識/與時俱進/自由主義
  LuXun/historical cognition/unceasing revolution/liberalism
Facets About LuXun and His Contemporary Values  LIU Ze-you, XIONG Yuan-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LuXun is the figure of inexhaustible cultural value. What an epoch stresses about LuXun differs from the literature history 's all-around judgments of LuXun. LuXun is absolutely not a liberal intellectual,his ever advancement and consistency in thoughts bears much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魯迅是一個說不盡的文化存在。任何時代都是根據自己時代的需要把握和肯定魯迅的一些方面,這與文學史全面認識魯迅是兩回事。魯迅精神的實質不是自由主義,而是追求個體自由與追求民族解放這兩者的高度統一。魯迅的與時俱進,始終以民眾為主體。魯迅這種與時俱進與目標一致相統一的思想進程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作者: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3,1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澤友/熊元義20072007
魯迅/歷史認識/與時俱進/自由主義
  LuXun/historical cognition/unceasing revolution/liberalism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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