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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魯迅研究五十年”的一些感想
關于“魯迅研究五十年”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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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參加這一回的“魯迅研究五十年”學術討論會,全神貫注聆聽了各位學者十分精彩的發言,受到極大的啟發,學習到了許多東西,對自己在今后所進行的思索和研究來說,實在是受益無窮的。
  這五十年來魯迅研究的命運,真可以說是一波三折,歷盡了艱辛,當然從總的趨勢而言是在曲折中間前進的。最值得慶幸的是在最近這二十余年來,魯迅研究處于一種日趨正常和健康的學術自由的氛圍里面,不少具有充分個性和獨創意識的研究論著,大量地出現于這個領域中間,欣欣向榮地推動了我們的研究工作走向更高的水準。在大會的發言中,有幾位同人都將這五十年來的研究工作,分成三個階段來進行評析,想從中吸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我也試圖學習著按照他們的此種程序,發表自己一些粗淺的甚或還可能是包含著很多謬誤的意見,敬請各位尊敬的同人批評和指正。
  (一)1949年——1966年的第一個階段,在開始時正值本世紀中葉推翻了國民黨貪污和腐敗統治的一次大革命勝利之后,許多學者都處于歡欣鼓舞的氣氛里面,想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學術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魯迅研究在這個新的起步時,出現了遠遠超過從前的大量的論文,從普及和推廣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成就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收獲。
  從這些研究論著總體的水平來說,還未能對魯迅作出深入的思考和闡述,研究的方面也不夠開闊。研究魯迅思想的基本模式是提綱挈領地擇取和羅列他有關的話語,串連在一起進行敘述和評析;研究魯迅創作的常見做法是分析它的思想涵義和藝術表現。這對于讀者了解和熟悉魯迅來說無疑是有意義的,不足之處是缺乏個人的創見和更為深刻的見解。比起這樣普遍存在的情況來說,馮雪峰有關研究魯迅的論著就顯然是高出了一籌,他對于魯迅小說、雜文和散文詩等有關文體的作品,層層切入地分析了它的審美特征和思想深度,集中于考察魯迅在文學史上的位置與作用,因此這些見解就能夠在魯迅研究史上留下自己清晰的影響。
  在這十七年中間,基本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若干論著中提到魯迅的有關論述。由于這些見解在長期以來都被規定為人們學習的經典與研究的指針,因此對于魯迅研究的整個進程都產生了異常重要的影響。這些有關魯迅的論述集中地表現出是一種政治性的鑒定,側重于從政治的視角作出自己的結論。在這個階段中間所表現出來的魯迅研究較多地趨向于政治化的傾向,其來源正是在于這兒。在這些論述中間也涉及到了魯迅的性格,對于魯迅崇高的人品所作出的評論,可以說是閃爍著一種光彩的。分析和評論作家的性格,這無疑就涉及到了文學研究的實質性的問題。不過任何一位偉大作家的性格都是異常豐富和復雜的,有時顯得無比的剛毅和堅強,有時又可能變得憂郁和陰沉,完整地把握這兩個側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對于魯迅及其作品形成系統和深邃的理解,像這樣來把握一位偉大作家整個生命中的種種體驗,對于我們民族人文精神的建設來說,才更會具有重大的意義。至于毛澤東對于魯迅雜文所作的評論,我十分同意幾位學者在自己發言中所提出的看法,由于其出發點被一種狹隘的政治意圖所籠罩,因此就無法很準確地衡量魯迅雜文的偉大意義。
  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也是在魯迅研究的工作中被大家所恪守的一種指導思想。這篇寫成于三十年代的論文,在當時來說無疑是顯得相當杰出與深刻的。當魯迅的雜文寫作還處于方興未艾之際,他就認為此種文字“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對其重要的思想價值得出了十分開闊的認識,實在是很了不得的。真想不到經過了好多年之后,在國內曾經流傳并且受到一些學者景仰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里,竟認為魯迅“雜文的寫作更成了他專心一意的工作,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比起瞿秋白的見解來充分地顯出了淺薄和無知,究其本質的原因來說則是因為他完全從另一種相反的政治視角出發,也正是此種狹隘的視點使他陷于荒謬的境地。像這樣貶低和嘲諷魯迅的雜文,恰巧是顯示了論者的學識和修養,還不足于理解它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內涵和閃爍著光芒的審美價值。
  瞿秋白對于魯迅雜文所作出的這種經典性的評價,自然也只是此項研究工程的一個起點與初步的開拓,隨著多少學者不斷努力地探索之后,有關魯迅雜文巨大的思想與藝術價值,逐步地獲得了愈趨深邃的認識。魯迅雜文充滿義憤和淋漓盡致地揭示出幾千年間多少王朝的專制統治,異常殘酷和暴虐地壓迫、剝削和屠戮著普天下的廣大民眾;痛心疾首和驚心動魄地剖析著整個民族在專制主義統治的禁錮、蹂躪、欺騙和愚弄底下,逐步地滋長和承傳著種種帶有奴性主義色彩的社會心理現象與思想文化性格;同時也充滿激情和飽含希望地呼喊與激勵著整個民族中多少善良的心靈,期盼著愈來愈多的人們能夠掙脫奴性主義的精神枷鎖,徹底改變那壓制和摧毀正常人性的萬惡之源——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并且眺望和追求著美好與光明的未來,企圖樹立一種自由和平等的倫理觀念,建設具有自覺意識和獨立人格的現代文明秩序。魯迅雜文無疑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來被壓榨和蹂躪中間,不斷進行掙扎與抗爭的心靈史、社會史和文化史。魯迅這些大義凜然和氣勢磅礴的雜文篇章,在藝術風格的表達上也顯出了汪洋恣肆和雄渾凝重的色彩。比起諸如蒙田、培根和帕斯卡爾這些西方散文大家的作品來,更為明顯地迸發出心靈中強烈的呼號,蘊含著異常深邃的文化氣息,因此就更具有一種遠遠超越他們的豐盈的認識價值,和他們還尚未達到的晶瑩奪目的藝術光芒,它無疑是對于整部世界文學史的巨大貢獻。正像當人們探討俄羅斯文學史的時候,不能不提及托爾斯泰的小說,探討英吉利文學史的時候,不能不提及莎士比亞的戲劇那樣,在探討中國文學史的浩瀚進程時,同樣也不能不提及魯迅的雜文,否則就無法對這部文學史獲得完整的印象和理解。
  不過瞿秋白的這篇論文還存在著理論性的錯誤,譬如說他企圖運用自己所闡述的“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來說明其已經成為“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戰士”,即是屬于服膺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革命營壘中的人士。然而恰巧是馬克思本人并不把對于階級性的認識,作為自己所創立的學說的標志,更從未認為這是他自己的發現,他曾經這樣說過,“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1852年3月5日致約·魏德邁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現之前,確實是早就有不少學者與作家,已經從這樣的視角闡述自己的見解了,有趣的是瞿秋白自己也已經認識到了,魯迅在開始寫作時就是如此從事的,因此在這篇論文里面明確地論證了魯迅早期的作品,“都包含著猛烈的攻擊統治階級的火焰”,因而就更使得他這個企圖說明魯迅思想演變的公式,發生了邏輯性的矛盾,顯出了此種說法并不符合基本的事實,所以這樣的公式當然也就無法成為正確的理論主張了。
  今天回想起來真是一樁十分令人遺憾的事情,在五六十年代的魯迅研究中間,只要是探討他思想的變遷時,總得要根據瞿秋白這個其實是錯誤的公式去進行闡述,而決不允許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成了會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異端邪說,這在當時警告著人們必須“輿論一律”,和極左思潮日趨泛濫的氛圍里面,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很少會有人英勇剛毅和不識時務地發表不同的見解,這其實也是不必多加指責的事情,被整得可憐巴巴的知識分子能夠負多大的責任呢?何況在此種禁錮、壓抑和不允許自由思考的環境里面,只要是從上而下進行灌輸的說法,總會被人們認為是最正確的理論,自己該做的事情只是認真地領會與消化它,既喪失了懷疑的能力,更泯滅了商榷的勇氣,當時的思想格局自然就決定了絕對不可能超越這樣的水準了。
  在此期間,也產生過極少數閃光的研究論文,像陳涌的《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唐tāo@①的《論魯迅的美學思想》這些篇章,都是具有獨創個性和比較系統地闡述出自己的見解,在本世紀整部魯迅研究史上留下了鮮明的痕跡,與這部歷史開始之后像吳虞、茅盾、郭沫若、郁達夫、林語堂、張定璜等人出色的論文并列在一起,也完全可以說是交相輝映的。然而在當時極左思潮愈益濃重地籠罩著整個大地的時刻,要想比較深入地研究魯迅,思索他張揚人性解放的主張,剖析他揭示專制主義滔天罪惡的見解,以及由此而滋生的奴性主義的種種表現,自然是無法達到的。魯迅所闡述的關于改革國民性的主張,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思考如何消除專制主義這個病根的問題,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魯迅雜文異常深刻地挖掘出專制主義促使人們趨于異化的種種表現,這是要遠遠地超過他自己小說作品中類似的杰出見解的,在當時的那種氣氛里面,自然也是無法進行此項研究的,否則就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布滿荊棘的右派分子的桂冠,早已在那里等候著了。
  (二)1966——1976年的第二個階段,這是愈演愈烈的左傾思潮惡性膨脹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必然就發生了趨于癲狂和暴虐狀態的“文革”浩劫。“文革”是侵犯、蹂躪、違背和廢棄了人們所賴于正常生存的基本規則,讓大家日夜都處于混沌和恐懼之中,整個社會的秩序變成紊亂的一團,在那樣的時候當然就談不上多少具有一些科學意味的魯迅研究了。
  不過在整個“文革”期間的所有報章雜志上,當所有文化人的名字幾乎都消失的同時,關于魯迅的話題卻連篇累牘地出現。這自然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為“文革”的指揮者們和御用的寫作班子,總是濫用他的名字,歪曲他許多話語的原意,去附會與表明“文革”中間所有強化專制秩序和禍害民眾的舉措,似乎都是符合魯迅精神的,都是十分正確的。像這樣實用主義地去曲解和玷污魯迅,在突出地強調魯迅的革命斗爭精神和永遠進擊的英勇氣概時,塞進了他們丑陋與罪惡的私貨,因而就不能不使得許多不太了解魯迅思想原貌的人們,對于他產生了極大的誤解,曾經在社會上傳布過的“魯迅很左”、“魯迅好兇”、“魯迅老愛批人”這些以訛傳訛的流言,就不脛而走,影響甚廣,至今還發生著消極的作用。魯迅畢生都摯愛著和獻身于最為廣大的中國民眾,致力于深沉地思考如何能夠使他們走上自由、幸福與光明的道路,為此而抨擊著阻礙大家前進的論敵,抨擊著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和兇殘,如此正義的言辭怎么能用一個“兇”字來點評呢?為了讓廣大受盡苦難的民眾趕緊獲得解放的迫切心情,使得他個別的見解中也包含著一些偏激的情緒,而在參加“左聯”之后又多少受到了一些來自蘇聯的左傾思潮的影響,不過這在整個魯迅思想中間僅僅是極為微小的因素。而且對于傳播流言的那些人們來說,也是絕對不會了解此種情況的,他們散布的不過是一種無知妄說而已。
  無知妄說的流言也是相當可怕的,真想不到在經過了三十年時光的流轉之后,至今還有人對魯迅作出十分可笑的攻訐,而且還出自也是從事文學寫作的青年,嘲笑著魯迅這塊“老石頭”的“反動性”。從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貶抑中,充分顯示出他們譏諷魯迅的時候,肯定是并未很好地閱讀過魯迅的著作,而只是在各色各樣偏見的誤導底下,隨心所欲地信口開河而已。這種情況無疑也應該引起魯迅研究界極大的注意,必須痛下決心進行系統的普及工作,針對著各種荒唐的謬論,將魯迅基本的思想與藝術風貌作出科學的闡述。
  在“文革”中間涉及魯迅的時候,確實是并不帶有任何科學研究的意味,而只是對于一種政治鑒定的闡述和發揮,并且已經發揮到了荒謬的極致。在這樣表現得異常喧囂的氛圍里面,也曾經出現過一部惹人注目的文學傳記《魯迅傳》(石一歌著)。因為在當時盡管將魯迅的名字喊得震天價的響亮,卻并無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有關他的研究和創作成果,真是充滿喧嘩卻又萬馬齊喑,因此這部很有文學色彩的傳記的出版,自然會獲得久已深感寂寞的人們卻加以一瞥的。這部傳記的執筆者在當時種種清規戒律的束縛底下,卻也流露出了他過人的才華,如此清新明麗的文字跟當時令人作嘔的八股腔調形成強烈的對比,有些構思顯得相當巧妙,在對魯迅的生平與著述進行闡發時,也顯出了他掌握知識的豐腴和厚實,如果在正常的氣氛中從事研究或創作的話,他肯定會獲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正是因為處于此種荒謬的社會氛圍里面進行撰寫的緣故,這部《魯迅傳》自然就不能不籠罩著“文革”的氣息,在表現魯迅所處的時代氣氛時,顯出不少“假大空”的矯揉造作之處,魯迅的藝術形象也缺乏豐滿的血肉和情感,顯現出當時所推崇和彌漫著的神化的傾向。
  在彌漫著神化的氛圍里面,必然會呵斥蕓蕓眾生跪在地下頂禮膜拜,當然就談不上什么科學研究的可能了,研究是要充滿自尊地挺立著,跟自己研究的對象平等地對話。而在“文革”中間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已經趨于瘋顛的狀態,掌握了絕對權力的“神”無論說出多么荒謬的話語,無論指向多么危險的路徑,人們都必須贊頌、謳歌和狂喊著跟隨他前進,絲毫顫抖于心靈中的猶豫、疑問、商榷甚或是反面的意見,如果敢于公開表達出來的話,那就會成為罪該萬死的兇犯。在這樣折磨和蹂躪著整個民族的氛圍里面,當然也就不必思索像魯迅研究這樣文化學的話題了。如果還想戰戰兢兢地去思索的話,也許會有人從更直接的政治學的角度,偷偷地思索著像孟德斯鳩《法意》中,以權力制約和監督權力此種人類文明史中卓越的遺產,更能夠撫慰自己痛苦的心靈罷。
  (三)1966年——1999年的第三個階段,隨著“文革”浩劫結束之后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蓬勃展開,學術研究的種種禁區被不斷地沖破,學術自由的氣氛就逐步地濃郁起來。學術研究必須是在充分自由的狀態中,發表各種不同的見解,在此基礎上進行平等的探討與商榷,相互吸收對方準確和有益的見解,糾正自己的不足與謬誤,這樣才真正有可能提高學術的水準,最終導致升華整個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素質。魯迅研究也正是像這要走向了正常和健康的狀態,獲得了獨創性與多元性的發展。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大量有關魯迅研究的論著,對于魯迅的總體風貌、藝術的特征和成就、思想的特征及其深度,以及他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他與整部中國文化史的密切關系這四個方面,作出了較為獨創和系統的闡述,比起“文革”之前十七年中間研究工作的普遍的水平來,自然是有了明顯的提高和重大的開拓。這首先得要感謝以思想解放為標志的時代的賜予。
  在改變閉關鎖國和面向世界的浩浩蕩蕩的思想波瀾中間,介紹進來了不少西方國家普遍流行的文學研究方法,在八十年代后期所謂“方法熱”的氣氛里,有些魯迅研究的論著也借鑒和運用著系統論、結構主義和心理分析等方法,從不同的視角得出了新穎的見解,是具有啟發的意義的,然而這些論述牽強模仿的痕跡過于明顯,顯出了對這些方法論本身尚未得到應有的消化,這樣就與魯迅的原貌處于一種桿格不勝的游離狀態。在這些研究方法的運用中間,將魯迅與許多國內外作家進行對照的比較文學研究,由于它更契合研究的對象和更易于科學操作的原因,無疑是獲得了更多的成績。
  除了從方法論的角度之外,也有些學者從存在主義和生命哲學這些流行于西方的學說出發,對魯迅的作品與思想進行解析,這樣的嘗試無疑可以開拓寬闊的學術視野,因此對于魯迅研究的進程是一種有益的貢獻。此種研究能夠取得更多成績的關鍵,應該在充分地掌握魯迅整個思想的基礎之上,指出他究竟受到過這些學說的哪些影響,表現出它們的多少因素來,以及對于它們所作出的估計和評價,究竟達到何等的高度?像這樣才有可能使得此種研究成果獲得應有的水準。
  從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創作思潮來說,更為鮮明地顯示出在藝術技巧上竭力趨于新奇和多變的刻意追求,甚至強調到了撲朔迷離的地步,從而顯出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氣氛,像這樣幽冥惝恍、錯雜迷茫和晦澀難解的文字的魔帳,無疑是缺乏十九世紀西方文學創作中那種晶瑩剔透的光芒。這歸根結蒂說來是資本主義現代文明背后金錢壟斷的魔力,和由此而導致的物質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狂潮,造成了某些畸形的心理狀態和精神氛圍,沉重地壓抑著那里不少極端敏感的作家,使得他們的心靈也趨于異常的頹喪和惶恐,從而形成為一種近乎神經質的自我折磨,它表現在藝術技巧上的結果也就不能不折磨著廣大的讀者,折磨著他們投入到此種鑒賞領域內的旺盛精力,并且也潛移默化地把他們帶入晦澀和迷茫的精神境界,在這里應該說是包涵著一種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藝術傾向。在最近幾十年中間流行于西方的某些人文學說和文學研究方法,是否也多少蒙上了這樣的陰影呢?真正具有洞察力的學者應該保持著清醒的目光和心態,在充分吸收其長處和堅決摒棄其缺陷的基礎上,異常堅定和果斷地走自己獨創的路。方法是重要的,運用得當就會極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與水準,而立足于淵博的知識中間升華出來的深刻的見解,才是最為根本的保證,如果離開了它,方法也就只能淪為戲法罷了。只有將淵博的知識、深刻的思想和有效的方法融合在一起,才能夠相得益彰地推動學術研究迅速邁進。
  魯迅立足于淵博知識和人生體驗所形成的深刻洞察力,使他對于專制主義絕對權力泯滅人性的弊害,作出了振聾發聵的呼號,他也同樣揭示了西方現代文明中物質主義的弊害,對于自己邦國的影響,認為“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文化偏至論》)。正是在西方存在著的貧富懸殊和金錢壟斷的社會狀況,使得豪門巨富可以為所欲為地奢侈淫佚,此種亨樂主義的狂潮在驅趕著道德情操的墮落,卻被多少新聞媒體當作賺錢的熱點來宣揚。像那位曾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的英國美女戴安娜,在勾心斗角的皇宮里跟她丈夫同樣沉溺于婚外的戀情之后,又跟埃及巨商打發著神仙似的奢華日子,她在車禍中的死亡誠然是悲慘的,不過報章雜志上鋪天蓋地般宣揚她的楚楚動人,在實質上正是要扇動無數的人們去羨慕和景仰金錢的魔力。試問如果沒有滾滾而來的金錢作為后盾,她能夠如此忘情地享受嗎?而如果人人都鐘情于這樣的生存方式,那么誰去為社會勞作、創造和獻身呢?金錢壟斷所產生腐蝕力量真也是十分可怕的。有了巨大的財富就可以為所欲為的驅動力,真能夠把人異化成為野獸和魔鬼。日本造紙業的一個巨富,曾花費一億六千萬美元購買了莫奈和梵高的兩幅油畫,還囑咐要將此作為殉葬的物品,在自己死后必須加以焚燒。此人已在三年前死去,據說油畫也已下落不明。凡是屬于人類珍貴的藝術遺產,應該盡可能地讓全體的公眾共同欣賞,憑借著自己骯臟的錢財霸占這些美好的藝術品,已經是十分可惡的了,竟還要喪心病狂地燒毀它,實在太可恥和卑鄙了,這能夠配得上人的稱號嗎?
  魯迅所揭示的絕對權力和金錢壟斷對于人類的異化作用,和他“致人性于全”(《科學史教篇》)的主張,確實應該得到更為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在這二十余年來魯迅研究獲得重大成績的基礎之上,我們的工作似乎應該在下列幾個方面作出更大的開拓:( 1)完整地勾勒魯迅思想、藝術和學術成就的基本風貌及其特征;(2 )全面地闡述魯迅發表了那些振聾發聵、深入肯綮和遠遠超越前人的思想見解,分析它給予整個民族精神文明往前發展的影響;(3 )系統地描摹魯迅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位置;(4 )充分地說明魯迅偉大的思想和藝術成就以及他的某些不足與局限之處,是由什么樣的主客觀條件的相互交織所造成的?
  當魯迅偉大的文化建樹受到不應該有的懷疑和攻訐時,我們就必須充分地注意在這方面進行科學的闡述。譬如說有些服膺新儒學主張的論文認為,像魯迅等“五四”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先驅者們,造成了中國傳統文明的“斷裂”,罪名是夠嚇人的,卻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情況。魯迅企圖澄清中國傳統文明里面專制主義的思維與實踐的方式,這是建立平等與自由的現代文明所必須進行的工作,在魯迅這些先驅者的言論中容或有偏激之處,卻還并未徹底肅清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罪孽。至于他們充分肯定中國傳統文明里面積極、健康和合理的因素,企圖在這樣的基點上建立自己民族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全部努力,這在其思想見解中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如何對此作出科學的闡述,是放在魯迅研究者面前的艱巨的任務。
  任重道遠,我們應該為此而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這無疑就是為建設科學、民主與法制的現代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上述這些很不成熟的意見,請多多批評指正。謝謝!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韜的繁體字
  
  
  
魯迅研究月刊京22~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非20002000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22~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非20002000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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