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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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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思考
關于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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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以來,在我國逐漸形成一種文化熱。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學)的研究相當熱鬧,而且主要是講弘揚,很少講批判,有的甚至認為只有中國文化、儒家文化能“拯救世界”,還有的認為“西方不亮,東方亮,21世紀將是儒家文化的世紀”等。又有人認為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不同,傳統文化中有精華,也有糟粕;而文化傳統中積淀下來的則是精華,或主要是精華。具有生命力的東西才能積累下來,并不斷發展。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曾反復進行過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見。
      一
  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確有不同。無論從理論上或從事實上看,傳統文化要廣泛得多。在長期的君主專制社會中,無論是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學術、教育、宗教、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典章制度、文物寶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等等,都可以說是傳統文化,其中確實是精華與糟粕雜陳。而傳統文化中積累積淀下來的傳統,固然有好的,但不好的或糟粕則更多些。特別是君主專制制度愈益嚴厲和專制主義的慣性,一直到后來還看到它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思想最為活躍。那正是社會大動蕩的時候,舊的貴族勢力衰弱,新的地方勢力興起。手工業、商業也有所發展。周天子雖仍然是“天下共主”,但諸侯國日益強大,逐鹿中原,爭霸稱雄,征戰不已。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重視,“重士”、“征士”、“養士”成為一種風氣,思想相當活躍。他們對社會的各種問題以及自然界進行了新的觀察探討,出現“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儒、墨、道、法、陰陽、名辯、縱橫、兵、農、雜家及史家等各種學派,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吸收補充,有力地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以后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演變,在許多方面是這些思想家所闡述的思想學說(加上從印度傳來的佛學)的發揮,如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或實學等,對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哲學宗教、學術理論等都有所發揮或發展。但也可以看到,這種發展越到后來也越為緩慢,乃至成為八股教條而僵化,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特別是尊卑貴賤、君道臣節、專制主義尤為嚴重。
  中國君主專制的歷史很長。遠在商代,君主就自稱“余一人”,以示其獨尊無二,其行政治民叫做“牧民”,周代君主稱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運”,管治兆民。春秋戰國時,法家主張君主專制獨裁和中央集權。如管仲說:“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獨操也。”生殺予奪,貧富貴賤,皆操于君主之手,正是君主專制的體現。韓非則認為:“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又說:“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諸侯,以其威勢也”。“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殺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掌握了生殺予奪之權勢,就可以穩固專制獨裁。他還提倡中央集權,認為最理想的統治形式,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這種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有深遠的影響。
  在傳統的治國之道中,儒家主張仁政德治禮教,被稱為“王道”。法家強調“不貴義而貴法”,“一斷于法”、“以法為本”、“以法為教”,被稱為“霸道”。其實兩者并不是截然對立,而是相通互補的。孔子在《論語》中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當然是肯定德政禮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稱贊子產的“寬猛相濟”。子產是鄭國大臣,曾鑄刑書,是法家。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子產病危,曾對其子說:“我死,子必為政。”告訴他為政當以“寬猛相濟”。孔子得知后稱贊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所謂“猛”,即是嚴刑酷法,不惜民殘的。“寬猛相濟”,亦可謂德法互補、禮刑結合。這種傳統的影響也很大,以后儒法結合即源于此。
  秦始皇依據法家學說,厲行法制,富國強兵,削除六國,建立起中央專制集權的統一大帝國,廢除分封,實行郡縣制,采取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頒布嚴厲的刑法,建立起絕對皇權。他認為自己功蓋華夏,超過歷代君王,故不稱王,而謙稱傳說中三皇五帝的尊號,宣稱自己是這個大帝國的皇帝,自稱曰“朕”,朕即國家,并制定一套尊君和統御全國臣民的機構和制度。西漢初年,鑒于秦法繁苛,以致很快滅亡的教訓,曾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養生息”,但仍堅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則。漢宣帝就曾對其太子(后為漢元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以后各代的儒法互補、儒法結合、外儒內法等,實際上都是“寬猛相濟”,“霸王道雜之”,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基本傳統。
      二
  在中國古代,文化專制的傳統也是相當長久的。春秋戰國時代,是百家競說,互相爭論詰難,又互相影響吸收。然而就是在這時,也出現了異樣的聲音。如孔子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是。
  如果說孔子“攻乎異端”還不大具體,那么孟子“辟楊墨”就既具體,又狠毒了。孟子與當時的學派多有爭論,尤其是排斥楊、墨,最為著名。他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還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又說:“吾為此懼。閑(習也)先賢之道,拒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用這樣的語言評論楊、墨,已經不是學術批判,而是政治宣判了!為使孔子之道“著”,就必須使楊朱之道“息”,真是“攻乎異端”,排除“邪說”了。談到孟子的這些話,使我想起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批判,原來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過隨意戴帽子打棍子之事發生了,是有傳統的。孟子曾說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對后世影響很大,長期受到人們的稱贊,是文化傳統中的優良傳統,應該繼承發揚的。而“辟楊墨”則頗有文化專制的味道,也是應該注意的。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制,是個進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議,實行“焚書坑儒”,成為文化專制主義的開端。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坑”與“尊”正相反,但君主統治的文化專制則是一樣的。從漢代起,歷代王朝實行的多是儒法結合,或曰“外儒內法”、“霸王雜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釋道結合。但孔子的地位確實是越來越高了,以至被封為“大成至圣先師”等稱號,儒家被視為官學。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條嚴重束縛了人們思想的發展。君主帝王雖然尊重儒學,但對經書中某些對君不尊的話,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孟子對齊宣王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豢養也),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任意踐踏也),則臣視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后就很生氣,命令刪去。乾隆詔修《四庫全書》,也刪去不少忌諱的東西。這都是文化專制的反映。
  還有文字獄,尤為嚴重。統治者可以從秦議文書乃至詩詞、書信中尋找某些詞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獄,殺頭或流放。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余人,開文字獄之端。漢代文字獄亦多,如漢宣帝時,楊惲、蓋寬饒等“皆坐刺譏詞為罪而誅”。漢元帝曾用儒士蕭望之、周堪等為重臣,也由于外戚、宦官譖言而遇害,李固、李云等因上書上言而入獄被誅。隋煬帝是個暴君,誅殺尤多。唐代因進言惹怒被殺者亦不少,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白、李商隱、張說等,均曾入獄、流放,魏征死后也曾被奪去封號。宋代的寇準、歐陽修、秦觀、黃庭堅、趙鼎等均曾被流放,或死獄中。蘇軾因所謂“烏臺詩案”入獄,流放黃州,后又因為反對王安石改革而流放海南,真是多才又多難!明代文字獄尤多。如朱元璋時,皇帝生日或節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賀表,雖然是陳詞濫調,朱皇帝卻很喜歡。其中有“作則垂憲”、“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詞。他將“則”念成“賊”,將“生”念成“僧”,“有道”讀成“有盜”,將“光”說成“禿子”等,認為是對他的諷刺,任意誅殺。清代康熙、雍正都以肅清“反清”思想為名,制造諸多文字獄。乾隆前期較緩和,以后又恢復文字獄,誅殺亦多。他們所鎮壓的既不是“復明”志士,也不是結黨權臣,大多是一些士人。文字獄可說是文化專制中的一個惡劣傳統,嚴重阻礙了思想文化的發展進步。
      三
  近代以來,中國人為擺脫外國列強壓迫和國內專制統治,進行了長期英勇頑強的斗爭,同時努力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民主民權、自由平等、進化論、人權說,進行過變法,發動過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國,宣布國家主權屬于“全體國民”,具有偉大歷史意義。但是并未能改變專制統治,專制主義可謂根深蒂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旗幟的《新青年》,從一開始就向青年陳述“六義”,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并且明確提出:“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它熱情宣揚民主和科學,宣傳人格獨立、人權平等、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發動了猛烈進攻,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發出“打倒孔家店”的呼聲,著重批判了尊卑貴賤、三綱倫理、特權人治、愚民說教、專制主義,有力地促進了人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解放,發現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國社會的出路,呼喚廣大國民“自覺其居于主人的主動地位”。但是由于民族危機的加深,這個啟蒙運動未能進行下去,而是很快轉入政治斗爭,乃至武裝斗爭、革命戰爭,“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毛澤東就曾說過,五四運動時期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提倡民主和科學,立下了偉大的功績。但是,那時還只是開始。要使全國人民完全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力氣,還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
  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經驗教訓時曾說過: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力的各種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他還談到,在我們黨政機關存在的特權、家長制、官僚主義、以權代法、貪污腐敗等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他提出肅清封建主義傳統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應該逐步貫徹實行。
  在文化傳統中當然有優秀的東西,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奮進、好學不倦、見利思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主義等等,理應繼承發揚。但文化傳統中決不都是優秀的好的,對那些消極的因素,我們要堅決批判。有批判才會有繼承,否則,籠統地談弘揚傳統文化是不科學的。
  
  
  
光明日報京⑦B5中國哲學丁守和19991999 作者:光明日報京⑦B5中國哲學丁守和19991999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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