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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哲學“冷遇”的辨析
關于哲學“冷遇”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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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看到或聽到一些人對哲學失去了昔日的“光輝”而大聲疾呼,或感慨系之,我對此一方面有某種同感;另一方面又有某種担心。
  所謂有某種同感,是說目前對哲學普遍不重視,的確令人担憂。不要哲學的民族和國家(特別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和民族),不僅不可能站到世界的前列去,甚至難以長治久安。所謂有某種担心,就是在種種大聲疾呼中,還反映出對哲學“指揮一切”、“君臨一切”的留戀。其實,以往那種哲學“指揮一切”、“君臨一切”不是正常的狀態,是“發燒”的狀態。今天哲學的冷遇恰恰便是“發燒”后所表現出的虛弱。要想克服今天哲學面臨的不景氣狀況,便不能再夢想哲學去“指揮一切”、“君臨一切”,而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訓,為哲學指出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
  歷史是我們最好的教師。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革命所以取得勝利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威信是很高的。這是好事。但是對好事缺乏充分的自覺,便有可能變成壞事。事實上,當時的確也產生了某種盲目性:既然群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很高,那么它大約就是絕對真理了;甚至認為,一切具體問題都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找到現成答案。同時又認為,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那么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態度問題,便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別的哲學思潮和哲學流派便不能學與不敢學了。顯然,這種狀況,不僅無助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威信的提高,而且有損于它崇高的威信。
  50年代中期,中央雖然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政策,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條件下,實際上根本實現不了。按照當時的說法,所謂“百家”,實際上只有兩家,即無產階級一家和資產階級一家。所謂“爭鳴”,是樹立一些反面教員。這樣簡單地來理解“百家爭鳴”顯然是對學術和政治的關系作了簡單等同了解的必然結果。1957年的“反右”斗爭,更不必說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把這種“邏輯”推到了極端。50年代中期以后,極左思潮日甚一日,政治運動和政治斗爭,越來越頻繁與激烈。哲學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哲學真正達到了“指揮一切”、“君臨一切”的高度。哲學畸形地繁榮。它作為諸學科中一個專業的形象在人們頭腦中淡化了;代之而鮮明起來的是這種印象:哲學似乎是政治理論的代名詞。
  在哲學畸形的繁榮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相當普及了,不僅在知識分子中,而且在工農大眾中,都能背誦出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但是他們并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因為,這些常識是教條主義地灌輸給他們的。例如,常常把一些有條件的判斷,當作無條件的口號到處亂用。為了強調大躍進,有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似乎主觀能動性能超越一切客觀規律的制約;為了強調革命性,有所謂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似乎“革命者”不是從傳統中成長起來的;為了強調階級觀點,有所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似乎講辯證法便只能講斗爭,不能講統一與同一。……這時,哲學幾乎成了包醫百病的萬應靈藥。但是,包醫百病萬應靈藥,一定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適合于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的永恒真理,只能是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都不適用的空話。這樣來“抬高”哲學,哲學的威信能高得了嗎?哲學的形象能光彩得了嗎?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可說是理論為實踐服務的最好典型了。正是這場討論,為我國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閉關自守走向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澄清了大是大非上的一系列混亂。哲學既發揮了這么大的作用,它的威信應該提高了,它的形象應該光彩起來了。但是,實際上并沒有發生這樣的轉變,相反地,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哲學的境遇卻越來越困難,這是為什么呢?
  就是因為到此為止,人們仍然僅僅是用狹隘的“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哲學的理論及其社會功能的。如果僅僅用狹隘的“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哲學的理論及其社會功能,那么哲學難免要走上庸俗化、貧乏化和教條化的道路。
  哲學肯定要為現實服務,但是不能僅僅從功利的意義上去理解。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都是要為現實服務的,但是,不同的理論服務的方式卻是不同的。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功利的,也有理想性的等等。哲學是一種深層次的社會文化現象。它從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統一的高度來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同時又要為建設這種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服務。即使功利一點來觀察問題,起碼也應該說,哲學要為人們指出一條如何由現實出發,實現更高理想的道路。所以,歷史上常常把實踐性的科學叫“形而下的學問”,把哲學叫作“形而上的學問”。這也就是我們祖先所說的,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人是要有點精神的。他不僅要追求眼前的功利,更要追求超功利的理想。否則為什么人們在吃好、穿好的同時,還要看演出、聽音樂、外出旅游呢!而且,只要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后一方面的要求也就會越高。誰都知道,其他的動物是絕對不會有這類要求的。為什么?就是因為人的存在方式與之不同。一般動物的生存與發展,是直接依賴于外部自然環境的。外部自然界有相應的條件,它便能存在和發展;如果沒有相應的條件,它便只能死亡和滅種。所以,食肉動物只追求肉,食草動物只追求草,……。總之,一般的動物是非常“功利”的。對它當下的存在無關的,它是決不會去追求的。但人則不同。他的存在和發展不是直接依賴于外部自然界,更多地是依賴于他對外部自然界的改造。什么叫改造?就是要超越(否定)已有的現狀,去創造一種新的現實。這就是要追求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本性上便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動物。而且正是在這種改造活動中,人獲得了一種其他動物所沒有的特殊本領,即思維的能力。人的思想能力既是從這種改造活動中發展起來的,又成了這種改造活動的新的推動力。即有了各種各樣的科學,各種各樣的思想理論以及文學藝術等等。這樣,人的存在及其活動,便與其他動物的存在及其活動有了明顯的質的區別。其他動物的存在及其活動是盲目的本能的;人的存在及其活動是有目的的自覺的。他懂得為什么要這么干,懂得自己存在的意義。
  什么事情都是有二重性的(有的是明顯的,有的是潛在的)。人獲得了思維的能力,是件好事。使人高于自然的存在物,進入了文明發展的階段。但是,如果人們誤用了自己的這種思想能力,誤用了這種文明的成就,也可能會變成壞事,而且是大大的壞事。這就更顯示出“形而上學”對人的重要性。本來,如果都像其他動物似的,僅僅按本能而生存,單純地適應自然環境而存在,也就無所謂是非得失。但人因為有了自覺性,對為什么這么存在,而不那么存在,他有了一定的主動性。這就有了是非得失問題。我們常常說動物是野蠻的,人是文明的。但是如果我們誤用了人類的聰明才智,對自己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陷入了某種盲目性,那可能比禽獸還要野蠻一千倍、一萬倍。禽獸也自相殘殺,但它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像人那樣發明一些現代化的武器,數十萬、成百萬地殺害自己的同類。……反之,正因為人能改造環境,強迫環境適應自己(即滿足人的要求),所以,人受到自然的報復也最大。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強大,他適應外部自然的本能也就越弱;人類的醫療技術越來越發達,同時,各種各樣奇怪的疾病也越來越多。……所有這些麻煩是其他動物不會遇到的。如果他們遇到了,大概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是人類帶給他們的。……一句話,人類原來以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強大,自身也就越文明越幸福。但是,今天的現狀卻并不完全是如此,甚至連自身的生存環境都成了問題。由上可見,什么叫“誤用”(盲目性)呢?恰恰就是只考慮“功利”的方面,沒有考慮到超“功利”的理想的要求。
  要發展文明,難免就會發生一系列負效應,但是我們又不能因此便退到茹毛飲血的時代去,這是人類所面臨的特有的矛盾。要前進,就要善于處理上述辯證矛盾。即人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動物,而且是一種形而上學動物。在我看來,這便是哲學要研究的主要課題。市場經濟中的哲學問題,商品經濟中的哲學問題,固然也可以研究,不過,決不要以為哲學發展的根本出路即在于此。
  人們不妨想一想,由培根、笛卡兒到康德、黑格爾等人,他們的哲學是在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而且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這些哲學主要闡發并研究的是些什么問題呢?難道是當時商品經濟中的哲學問題嗎?盡管其中有的哲學家對商品經濟是很有研究的,可是,他們的哲學主要探討的卻是更深層次上的問題,即時代精神的問題。時代精神似乎很抽象,它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對時代的反映。時代精神的抽象的一般性的概括,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因為,所謂時代精神無非就是各歷史階段上,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一致性的問題。通俗一點說,即特定歷史階段上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理想關系的理論。馬克思說:“笛卡兒和培根一樣,認為生產形式的改變和人對自然的實際統治,是思維方法改變的結果。”(《資本論》第1卷第428頁)這也就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根據。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最大課題。或者說是那個時代眼前利益和長遠理想的結合點。顯然,他們并沒有想趕時髦湊熱鬧。笛卡兒在談到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時說,他為此“決心離開一切可能有熟人的地方”,找一個生活上安靜而又便利的地方,使自己“可以孤獨地生活著,就像隱居在遙遠的沙漠中一樣”。后來康德和黑格爾的十分思辨的哲學,想要解決的也是他的時代非常現實的時代精神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為深入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當我們剝去其唯心主義的“外殼”時,所顯現出的辯證法精神,為正確解決這個問題指出了一條道路。
  有人可能會說,你說的辯證矛盾,自人由自然中分化出來的那一天起便存在著了,為什么僅僅是今天的現實問題呢?是的,這個矛盾早就存在。例如,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就尖銳地指出過。但是沒有引起同時代人廣泛的共鳴。因為,這個矛盾有一個由潛在到展開的過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類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天”吃飯。所以,人與自然之間的這個辯證矛盾還很不明顯、很不尖銳。也就是說,這一矛盾還只是潛在地在起作用。人類當務之急要解決的還不是這個矛盾,而是如何來加強人的自主性,以便使之能從“天”(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當歐洲由封建主義制度下的自然經濟轉向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時,培根所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這一著名的口號,便反映了這種時代精神的要求。所以它對當時人類文明的進步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用這種觀點來觀察人與自然的關系終究是片面的。因為這就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僅僅歸結為認知關系,即僅僅歸結為服從自然、命令自然和對自然的索取。這剛好也符合資產階級貪欲的本性,于是就導致了人類文明今天所面臨的所謂全球性問題,把原來潛在的或不明顯的矛盾,充分地暴露了出來。只有在這種充分而尖銳地暴露出來的前提下,人們才會認識到,這個所謂人與自然的辯證矛盾,不僅僅是人與物的關系問題,同時也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而且不僅僅是認識問題,同時也是價值(善與美)問題。所以,如果十七八世紀的時代精神可以概括為:“知識就是力量”的話,那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應為真善美的統一。這才是這個時代哲學的主題。
  總之,哲學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但這種決定作用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中表現出來的。就各種意識形態理論內容的實質說,它們都是自己時代的反映,是受制于自己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但就它們的理論表現形式說,似乎又僅僅是前一個時代理論發展的必然的邏輯結論。也就是說,各種意識形態都有其內在的相對獨立的規律性,所以它們才會成為一門門獨立的學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哲學是“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因此它的相對獨立性便更明顯更強烈。這種相對獨立的規律,我以為便集中體現在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性中。所以,不了解以往哲學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便不能侈談哲學的發展。
  當然關于哲學發展史的研究應該從時代精神的高度出發,而不是為歷史而歷史。所以,不要把對歷史的研究與對現狀的研究對立起來。現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歷史在此就是現狀。近幾年有過所謂“傳統”熱,不少人以為“傳統”僅僅是過去的東西。實際上,“傳統”就是被我們投入的生存方式與生存環境。真正“過去了”的東西是不會有人去關心的。一旦當我們去關心它時,它便還沒有完全過去。所以,對哲學史要了解得寬泛一些,不僅僅是指一個或幾個世紀以前的哲學,應包括當代各種有廣泛影響的哲學思潮。
  從這個側面說,我認為目前哲學的發展狀況比以往幾十年都好。有了比較自由的研究氣氛;大家都放寬了視野,認真地在鉆研各種哲學文獻等等。近些年出了一批有為的青年學者便是明證。當然,現在從事哲學研究的物質條件(經濟條件)仍有困難,各方面還不很理解,這應呼吁,應改善。上面所說,是在于強調哲學的發展,不要求表面上的熱熱鬧鬧,而是要有一批安于清貧、甘于寂寞的有志之士,在比較自由比較活躍的氛圍中去刻苦鉆研、勇敢探索。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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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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