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關于新時期道德建設的討論 關于道德建設的若干問題
關于新時期道德建設的討論 關于道德建設的若干問題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討論道德建設的問題,是從抽象的概念和定義出發去進行推理,還是從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出發?實際上道德建設的問題很大,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的系統工程,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條件。有的論者提出市場經濟應該有什么樣的道德規范,應該建立什么樣的道德價值體系,那么這個“應該”是從哪里引出來的呢?當然可以說是從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引出的,但你怎么知道市場發展的客觀需要是什么呢?當然也可以從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去總結,可以從國內外的一些著作中去尋找,但問題在于,從西方引進的東西和書本上拿來的東西,是否適合我們今天的國情。
  黨中央的文件早就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們現在能不能說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生產的社會化、現代化,社會分工發展到相當的水平才會有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由此來衡量目前我國農村的狀況,農村的社會分工和生產社會化是個什么水平呢?現在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以家庭為經營單位,專業化和社會化水平還是很低的。廣大農村現存的生產方式與生產社會化的要求、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之間還有很大的矛盾。更何況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我們必須從這個客觀現實出發去討論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新問題,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真正建成了很理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從概念的演繹中推論出建立什么樣的道德來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就容易脫離實際。前幾年蘇聯一個哲學代表團來我們所討論跨世紀的哲學問題,有一位同志作了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道德進步的專題發言,他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會導致道德的“滑坡”,目前出現的道德滑坡當然是具體有所指的,像商品生產中的偽劣假冒現象,但這是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份造成的。他的意思是說不道德的偽劣假冒現象都是私有企業、個體企業、三資企業和外資企業造成的,而不是國有企業造成的。但如果我們敢于正視現實,就應該承認有些國有企業也存在假冒偽劣,而且不見得比非國有企業少。因此,簡單地從抽象概念去推理,推出“不道德現象都是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份的產物”這樣的結論,并不能解決我們社會的實際問題。所以我認為必須真正從現實存在的真問題出發,我們的道德建設到底是怎么一種狀況?這種道德狀況反映的是一種怎樣的社會矛盾?這不能簡單從抽象概念出發去進行推理。
  同時,要討論市場經濟與道德建設的關系問題,還必須弄清楚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這里涉及到過去經常談論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我們可以更具體、更直接地說是經濟發展和道德的關系問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有一句話:“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實際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卷,第434頁)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來說明經濟與道德的關系。但是,從恩格斯這個論述里應進一步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如何更具體地把握經濟發展與道德的關系?過去對恩格斯這一命題的理解是否有簡單化的傾向?我認為需要重新來討論。比如,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是一種直接的、無中介的、簡單的肯定式的關系,還是間接的、需要中介的、否定式的關系?這些年我看了一些爭論文章,都是講市場經濟能夠衍生出什么樣的道德,有的講能衍生出自由平等、人格獨立等等,有的則認為市場經濟能導致出一些否定道德的東西,像拜金主義,等等。于是,各說各的道理,而且都能從現實中找出例子來加以證明。這樣的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原因何在?我看應該把這個問題具體化,經濟和道德的關系具體是什么關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講的觀點和我們現在很多人的觀點不一樣,恩格斯絕不是講某一種經濟只能衍生出一種道德,而現在很多爭論文章的前提似乎是市場經濟只能衍生出一種道德。恩格斯當時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下同時并存著三種道德: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資產階級的道德和無產階級的道德。無產階級的道德是代表未來的,因此,從肯定否定的角度來講,除了資產階級的道德以外,其它道德都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相排斥的,都有一種否定性的關系。即使資產階級道德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也不是直接的、簡單肯定式關系。這個問題怎么理解?照某種簡單化的理解,無產階級道德只能產生于共產主義社會,是服務于共產主義經濟的。可是共產主義還沒實現怎么就有共產主義道德呢?按照恩格斯的觀點,資本主義時代就有了無產階級的道德,這是怎么來的?階級社會中,道德總是階級的道德。階級的道德歸根到底是由特定生產方式所制約,是階級矛盾的產物。無產階級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而且,階級的道德也正是在相互矛盾和斗爭中反作用于經濟生活的。無產階級道德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起不起促進作用?照那種簡單化的理解,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會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促進作用。可是現在很多西方學者認為《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促進作用。再如,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文藝作品宣揚人性中崇高的東西,抨擊各種丑陋的社會現象,這怎么解釋?這里說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是很復雜的。過去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概念,二者之間或者是適應,或者是不適應,不適應就是要變革,似乎適應就不能有矛盾,似乎適應就不能是否定性關系,有矛盾就是不適應。事實上,這是不對的。又比如,我們現在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一些原則和它所需要的道德是不是等同的,也就是說,經濟關系和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產生的價值觀念相沖突,價值觀念的沖突又提升為一些倫理道德原則,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以為很值得研究,應該對我們的現實情況進行考察。現在我們雖然總說不搞兩極分化,但實際上在分化,存在著很激烈的利益分化,有的人認為是階級分化,有的則不承認是階級分化,但不管怎么樣,利益集團的分化是存在的。那么不同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反映到道德上,也會產生不同的道德觀念,因而人們對于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會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我們的理論研究應注意到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價值觀念的實際變化。舉個例子,我們經常講市場經濟奉行的是優勝劣汰原則,從這一概念的字面含義來看,在商品競爭中,勝者就是優,敗者就是劣。我也承認這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原則,商品競爭不可能沒有優勝劣汰,但這個“優”和“劣”與道德上說的優和劣是不是一個概念,能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商品競爭中的勝者在道德上也是高尚的,被打敗、被淘汰的就是不道德的。現在就流行著這樣的看法,好像商品競爭中的勝者一定也是道德上的優者。市場競爭中的“優”與“劣”與道德上的優與劣恐怕不是一個概念。道德評價有道德評價的標準,經濟評價的標準是不能取代的。因此,應該探討一下市場經濟原則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原則是不是等同的,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否定性的關系。我認為人類歷史上存在很多現象,不可能是目的論的。我們的祖先并不是說一開始就想起來要搞出一套道德規范,而是從不道德的現實中引出道德來的,因為有不道德才提出要建設道德,如果大家都遵守道德,那么道德建設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這是辯證的否定,以否定性為媒介的。市場經濟原則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有的道德原則,二者之間是不是一種直接的肯定性關系,有沒有否定性的關系?當然這種否定是揚棄意義上的,是辯證的否定。這很值得探討。
  道德本身有沒有一種批判的功能?過去我們爭論道德的本質和功能時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道德的規范性;一種是強調道德的主體性。強調道德主體性就是認為道德有一種滿足人本身發展的需要的功能;強調道德的規范性是講道德對人的行為的約束性。這兩種主張看來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恐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規范性和主體性都離不開道德的批判功能,即道德與現存事物的否定性關系、能動的關系。這些都涉及道德的本性問題。還有一種觀點,我們現在經常講商業道德,商業道德講“以顧客為上帝”,在不少的場合,人們把商人“以顧客為上帝”等同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原則,我以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以顧客為上帝可以說是商業的一種職業道德,它要求要滿足顧客的需要,對客家笑臉相迎、百問不厭,它當然比對顧客坑蒙拐騙要道德得多,但這種商業道德原則是否等同于共產主義講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原則呢?我看不能等同。假如一個囊中羞澀的人對商人來說就不是顧客,那么他還是上帝嗎?商人把顧客當上帝,從哲學的角度思考,就有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問題。他把上帝當成目的,還是當成手段呢?我認為是當成手段而不是目的,賺錢才是他的目的。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則強調人民就是上帝,它是把人民當作目的,為人民服務是無條件的,這兩個層次的道德能否等同,兩者之間有沒有一種否定性的關系?現在還有一種道德觀念,比如,市場化以后把什么都推向市場,文藝也推向市場,像唱歌、卡拉OK、歌星之類的,都很榮耀地講“自我推銷”,實際上是把自己當作商品去自我出賣,講“包裝”,也是為了賺錢,人把自己當作商品去“自我推銷”,有人認為這是自我貶低,是人的價值的貶值,但也有人認為是人的價值的升值。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道德價值觀念,都是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出現的,對此應怎么評價?又如,我們曾經討論過文化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基本上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文化要發展,包括文藝、科學、理論研究,都要通過市場經濟來調節,有的人公開講文藝的發展要靠金錢來刺激,藝術家以金錢為目的,才能導致藝術的繁榮,按照這一觀點,生產藝術的人,誰賺的錢多,誰的作品暢銷,誰就符合人民的需要,在道德上就是高尚的,這也是一種道德評價。也有相反的觀點。舉這些例子是要說明,在當前按照商品經濟改革目標前進時,各種道德觀念是趨向一致,還是隨著利益上的分化出現道德價值觀的劇烈沖突?承認不承認這種沖突?理論上應該如何對待這種沖突?怎么分析這種沖突?這種沖突反映著社會生活中什么樣的深層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也是無法粉飾的。
  還有,隨著改革市場化,提出了勞動力市場,這個概念意味著勞動力本身可以買賣,對此經濟學界也有不同的說法。事實上,勞動者出賣勞動力,企業家利用雇傭勞動來牟取利益,這里也有道德評價的問題。某報組織了一次山東省社會科學工作者與一些企業家討論,大標題是“以人為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人為本就是要重視人,要依靠工人階級,企業在管理時不能只考慮勞動力的利用,而是要考慮勞動者的需要。那么怎么去具體落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應是以工人階級為目的,或者說為工人階級服務,但勞動力成為商品,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原則能否統一起來?這個問題反映到道德觀念上,也會出現分歧。
  再有就是關于中國傳統道德和今天的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問題。這里也有是從實際出發還是從概念出發的問題。這里往往疏漏、躍過了一種事實判斷而憑空杜撰了一個價值判斷。比如很多論者爭論儒家思想、儒家道德體系符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但討論時都是從儒家的一些原則出發的,孔子怎么說,孟子怎么說,后來宋明理學又怎么說。中山大學李錦全教授在《哲學研究》曾發表一篇文章,就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爭論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問題,無論是肯定的或是否定的,這二者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即是道德決定論的錯誤,一方認為因為中國人重視道德,中國的傳統文化重視道德,所以導致了專制主義,另一方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重道德,所以可以造成民主政治,這兩種相反的觀點都犯了道德決定論的錯誤。我覺得他這個分析很中肯。現在經常說中國人重道德,西方人重實證,重發展生產。記得有一年某報發表一篇評論,講同是制作面包,西方人講如何把面包作得大一些,讓大伙都多吃些,中國人則講這個面包怎樣分配才公平,就是要講道德。這個問題值得疑問。如果從思想家去找,西方重道德的思想家根本不少于中國,我們可以舉出一串來,從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到康德、盧梭,包括現代一些心理學家,還有亞當—斯密這樣的經濟學家都是很重視道德的。要找中國人不重道德的例子則更容易找,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場上有多少人是真正遵守孔夫子的父慈子孝的道德原則的呢?為了爭權奪利,兒子把老子殺掉、老子把兒子殺掉,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起碼不次于西方。中國人也有一些人很重視道德,但在官場上或一些其他場合是很不講道德的,所以恩格斯講:“每一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罚,它就加以破壞。”(《費爾巴哈論》)我看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都是差不多,沒有什么中西之別,所以應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去進行評價。當然我不是說中國古代傳統文化重視道德的觀點一點道理都沒有,例如儒學的文獻確實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的觀念體系,在“論語”、“大學”、“中庸”里面歸納的一些孔夫子的言論,往往都是一些規范,都是講應該怎么做,而不太講為什么要這么做,后來孟子多少有一些論證。從孔夫子、從儒學的典籍那里是否能得出推動歷史進步的是道德原則在起決定作用?孔夫子有些原則正好是與現實生活實際奉行的原則相反的,比如他講“中庸”,恰恰是因為現實里頭常常不能中庸。中庸從字面含義就是不要不及也不要過頭。但現實社會中“不及”的事和“過激”的事太多了,所以他針對一些現狀否定這些現狀,提出一些道德觀念,而有些道德觀念一直沒能實現。可見了解歷史應該注意貫徹歷史唯物論觀點,不能把書本上記載和主張的東西等同于歷史上實際起了作用的東西。
  講道德建設還有一個問題。歷史唯物論經常講歷史必然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人的主體能動性的關系,這個問題是怎么聯系到道德建設上來的呢?現在爭論“滑坡論”與“爬坡論”還沒有結論,中央有一個提法即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就是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這個問題恐怕沒人否認。我在想一手軟是什么問題。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道德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即所謂代價論。道德的“滑坡”是不是改革應付出的代價,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沒法避免的就不應當提出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是要付出的學費,那就硬不起來,但中央提出要改變這種一手硬一手軟情況,就說明一手軟是可以避免的。精神文明這手軟意味著什么?是否意味著主體能動性發揮上有問題?有沒有個歷史責任問題?有沒有主觀上失誤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確實取得很大成績,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在道德建設上有沒有主觀上失誤的地方?有無決策上的失誤?人作為歷史主體有一個歷史責任的問題,如果什么都是應該付出的代價,就沒有犯錯誤不犯錯誤的問題了,因為那是歷史的必然性,那就是一種機械決定論或者宿命論。我們回憶以往的一些決策,我斗膽地提出幾個情況,比如文化部提出把文化推向市場,這個文化界、文藝界的道德滑坡與這個政策的貫徹有無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我看好像有。比如北京一些書店突然之間沒了,變成了賣服裝的商店或餐廳了,北京中國書店的經理在北京市的一次會議上提出,能不能給書店一個公共廁所的位置。一位領導當時說你們能否換一種提法?經理說不能換,因為在北京的市政建設規劃里有公用廁所的位置,但書店在規劃里卻沒有位置。像書店、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單位受到沖擊,叫文藝團體、科研單位為經費所困擾,想方沒法去賺錢,難道對道德建設會沒有影響嗎?這方面恐怕有深刻的教訓值得吸取。
  為適應道德建設的需要,還需要加強道德論和倫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生活實踐向基礎理論研究提出了大量課題。例如道德觀念形成的方式,道德反映現實的特點,道德功能上區別于政治、法律等意識形式的特點,道德的真理性和正當性的關系,道德真理與道德價值的關系,道德觀念形成的認識論和心理學問題,道德教育的規律和機制等等,都是我們研究得不夠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然涉及哲學歷史觀和價值觀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如果能和上述現實問題的研究有機結合起來,我想是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的。
                作者單位:《哲學研究》雜志社
                 責任編輯:馮生*
  
  
  
學術研究廣州43-47B8倫理學劉奔19961996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43-47B8倫理學劉奔19961996
2013-09-10 21:55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