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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研究的若干問題
關于轉型經濟理論研究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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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轉型經濟研究中三個不容回避的理論問題
  1. 轉型經濟國家之間的“改革方向差異”問題不容回避
  在轉型經濟國家之間的改革方面究竟有沒有“方向”問題?這個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似乎被某些表面熱烈的爭論掩蓋了。這不僅使人想起了中國《戰國策》中所講的“南轅北轍”的寓言,有一個人本應朝南走才能到楚國,但這位老兄卻一直往北走,當有人告訴他方向錯了時,他還理直氣壯地講了三個理由:一是我的馬好(“吾馬良”),二是我的路費多(“吾用多”),三是我的車夫趕車的技術好(“吾御者善”)。孰不知,正是由于方向反了,所以上述三個好條件只能使他離目的地越來越遠。運用這個古老的中國寓言來分析當前在轉型經濟理論中的偏頗是十分有益的。因為當前在國內外的轉型經濟研究中,眾多學者一直熱衷于運用所謂“激進”或“漸進”的方法來進行分析,其實這種研究方法,不僅是極其片面的,而且也是極其有害的。因為這種方法告誡人們或者暗示給人們的是這樣一種印象,似乎在不同的轉型經濟國家之間,所謂改革只有“速度”差異或者只有“程度”差異,而沒有什么“方向”差異。也就是說,在眾多的國內外經濟學家眼中,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之間,似乎不存在選擇什么道路的方向問題,好像大家都在同樣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符合事實嗎?1995年在《經濟學動態》創刊35周年時,本人指出過:“當前,國內外經濟學家很熱衷于在‘激進’與‘漸進’方面來對中俄的經濟改革進行比較。但應指出,在這種熱烈爭論的表面下卻掩蓋著一個事實,似乎中俄兩國的經濟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成敗與否只在于措施的‘激進’與‘漸進’的程度差異而已,但事實并非如此。”歷史事實證明,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是埋葬蘇共和社會主義的大會。至此之后,原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為了徹底“告別過去”,它們對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打著改革的招牌,全盤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否定歷史人物和攻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一股腦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過渡,急切建立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蓋達爾公開宣稱“我們這一代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蘇聯解體后新掌權的政治精英們竭力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惜一切代價鞏固自己的政權,力求達到所謂的“不可逆轉點”。
  對此,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B.梁贊諾夫曾沉痛地總結道:“俄羅斯迅速地脫離旨在保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改革,其原因與其說是客觀的,還不如說是社會上尖銳的、破壞經濟的政治斗爭的結果。在這樣的條件下,經濟變成了這場斗爭的犧牲品。蘇聯經濟改革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部分執政精英的無能和另一部分精英不愿意保留社會中制約和阻礙其野心的社會主義本質。執政階層官僚主義的再生,實際上封殺了經濟體制轉軌時克服危機的可能性。原有的所有完善社會主義模式的蘇聯經濟改革方案都沒有得到執行。”而中國的改革則是為了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這一“主詞”,我們始終沒有放棄。例如鄧小平1985年3月7日講道:“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1985年3月25日他又講:“我們經常講四個現代化,往往忽略了主詞:社會主義。”
  1987年2月18日他還講:“我們干四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小平同志的理論中,社會主義這一主詞始終是明確的,即使在1992年的南巡中,他仍然要求上海浦東和深圳在20世紀末要回答一個問題,即姓“社”不姓“資”,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所以,1992年中國明確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模式,包含著兩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確的制度約束性,即改革必須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二是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2006年3月11日劉國光《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讀錦濤同志3月7日講話有感》一文引起的爭論發人深思!究竟如何理解“堅持改革方向”這一說法?究竟是堅持改革還是反對改革的分歧,還是兩種改革觀的分歧?
  2. 轉型經濟國家之間的“指導思想差異”問題不容回避
  轉型經濟國家之間存在的“改革方向差異”的原因之一是來源于“指導思想差異”。這種主要差異并不體現在是實行“存量改革”還是實行“增量改革”,最主要的差異特征在于是否“全盤西化”,是否全盤接受“休克療法”,搞資本主義。這種以“華盛頓共識”為理念基礎的自我毀滅的“休克療法”的戰略,后來被當時任俄羅斯對外經濟貿易部長的格拉濟耶夫稱為是“華盛頓共識”的最野蠻的形式。采用“休克療法”戰略后,其最重要的危害在于俄羅斯本國自主制訂經濟發展政策的權利被國際組織剝奪了,格拉濟耶夫披露道:“從1993年末最高蘇維埃遭炮轟和發生政變,一直到1998年秋,俄羅斯實際上處于一種由外人來管理國家經濟政策的狀態,基本參數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草擬,之后交由傀儡政府和傀儡中央銀行以相關經濟政策宣言的方式走一下批準形式。”與俄羅斯轉型經濟的指導思想相反,我們在轉型經濟中,一直強調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例如鄧小平1986年12月30日講:“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
  鄧小平1987年3月27日接見外賓時強調:“中國搞社會主義,強調要有中國特色。”1987年4月30日又講道:“有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1987年7月4日他還說:“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1992年在南巡講話中,再次強調:“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3. 轉型經濟國家之間的“政策效應差異”問題不容回避
  其中包括對以下3個方面的研究:不應忽視對原蘇聯東歐轉型國家“轉型衰退”教訓的研究;不應忽視對拉美國家“改革衰退”教訓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對增長的影響(增長率、就業率)和改革對公平的影響(收入分配、貧困);不應忽視對“中國經驗”的總結。
  第一,不應忽視對原蘇聯東歐轉型國家“轉型衰退”教訓的研究。自1991年蘇聯解體起至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潰為止,是俄羅斯“轉型衰退”的典型時期。由于實施了“休克療法”,造成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倒退。
  如果以1990年為基期,1997年時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1990年的61.9%,工業產值只相當于1990年的48.8%,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行業的產值只相當于1990年的38.7%,固定資產投資只相當于1990年的23.4%,農業產值只相當于1990年的59.2%,實際工資水平只相當于1990年的48%。工業部門的年平均利潤由1992年的38.3%下降到1997年的5.2%,聯邦預算中基礎研究和支持科技進步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1年的0.96%下降到1997年的0.10%,失業率也由1992年的4.7%上升到1997年的9.1%。在這種衰退中,社會收入差距急劇惡化,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與10%最貧窮人口收入的差距由1990年的4.4倍上升到1997年的13倍。更為悲慘的是,俄羅斯人口自然增長率急劇下降,由1990年自然增長33.29萬人,到1997年時竟然變成了人口自然減少75.65萬人。面對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與人口質量退化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良知的經濟學家憤怒地稱其為符合國際法中所使用的“種族滅絕”一詞的定義。由于實施“休克療法”,導致俄羅斯國民經濟長期衰退,綜合國力顯著下降。1991~1998年期間,俄羅斯遭受了現代歷史上所有大國中最嚴重和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衰退。盡管在1998年至2003年期間,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6.7%的速度增長,但是2003年的GDP也只是達到1996年的67%。假設以這種速度發展,俄羅斯直到2009年才能達到1990年GDP的水平。如果近年來的增長速度確實能持續到2009年,俄羅斯需要花費19年的時間才能脫離因采納新自由主義轉型戰略而掉入的黑洞。對此,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總結道:“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估量,實際上,改革使俄羅斯倒退了20~30年。”由此可見,“休克療法”給俄羅斯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有多么嚴重,這一沉痛的“轉型衰退”的歷史教訓應該使我們永遠記取。
  第二,不應忽視對拉美國家“改革衰退”教訓的研究。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歷程最長的已逾30年(如智利),最短的也在20年左右。改革之后,盡管有少數國家(如智利)或某些局部改革成效較好,但從整體來看,改革的代價卻是沉重的,其“改革衰退”的教訓是深刻的。這個教訓表現在四個方面:
  (1)國家喪失了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在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方面,完全受控于“芝加哥學派”弟子的思路。所以拉美國家的政府似乎僅熱衷于通過私有化等手段退出生產領域,這無疑為市場機制發揮積極作用創造了條件。然而,拉美國家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例如,有些國家的政府為了實現財政平衡而減少了對文教衛生領域的投資,從而使低收入階層得不到必要的服務;有些國家的政府則將一些社會服務設施交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人部門去管理,失去了政府在社會發展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2)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和過早開放的資本項目增加了金融風險。在推動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政府未能有效地對金融部門加以監管,從而使部分銀行為應付政府有關部門的檢查而弄虛作假,有些銀行則將大量貸款發放給少數“關系戶”。不容否認,政府放松對金融業的監管,是近年來許多拉美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1994年、1999年和2001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先后發生金融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失業增加、政局動蕩和社會動亂,墨西哥僅拯救銀行系統就耗費551億美元巨資,占GDP的14.4%;阿根廷整個金融系統陷于癱瘓。其他拉美國家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也紛紛進行緊縮性調整。以上述3場金融危機為標志,拉美地區經濟于1995年、1999年、2001~2002年出現了3次衰退,一次比一次嚴重。
  (3)“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方略使經濟長期處于低增長狀態。1981年以來的20多年間,拉美地區的經濟形勢發生了大逆轉,80年代持續衰退,90年代繼續低迷。1980~1990年,拉美地區(根據23國的統計)GDP年均增長率僅為1.2%,其中阿根廷、薩爾瓦多、海地、尼加拉瓜、秘魯、圭亞那、特立尼達和多巴哥7國是負增長;地區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0.9%,其中只有智利、哥倫比亞、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和牙買加5個中小國家是正增長。1991~2000年,拉美地區(根據31國的統計)GDP年均增長率為3.3%,其中海地是負增長;地區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1.5%,其中厄瓜多爾、海地、巴拉圭、委內瑞拉和牙買加5國為負增長。
  (4)“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改革使收入分配不公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新自由主義理論推崇效率優先,漠視公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少數人從私有化和市場開放等改革措施中大發橫財,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則沒有或很少從改革中得到好處,其結果是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更加嚴重。以阿根廷和巴西為例,1980年,阿根廷最窮的40%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為17.4%,最富有的20%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5.3%;到1990年,前者占總收入比重下降到14.9%,而后者則上升至50%;同期的基尼系數由0.375上升到0.423。1979~1990年,巴西40%最窮的家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由11.8%下降到9.7%,而20%最富的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則由56%上升到59.7%,基尼系數由0.493提高到0.535。在人均GDP不斷提高的同時,拉美貧困化的絕對人數和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都出現了增加的趨勢。1980~1990年,拉美貧困人口總數由1.3億增加到2億,其中城市貧困人口幾乎翻了一番,由6290萬增加到1.2億,農村貧困人口由7300萬增加到7640萬。2004年,拉美貧困人口高達2.24億,占總人口的43%,其中赤貧人口為9000萬,占總人口的19%。
  貧困化程度的加劇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直接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甚至已危及到整個社會的穩定,這就是不公平增長所造成的惡果。不管“拉美化”的用語是否科學,但是對于拉美國家這種“改革衰退”的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在學術界“拉美化”一詞是含義很廣的用語,但當回顧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重新陷入貧困的陷阱這一教訓時,沒有人能否認“拉美化”幾乎就是貧困化的同義語,因此,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盡管“拉美化”概念有爭議,但在中國對“拉美化之憂”提高警惕是必要的。甚至早在2004年兩位美國人就曾這樣提醒過我們,“城鄉分裂危機在未來有可能加劇。如果不采取有效改革措施,中國有可能染上‘拉美病’,城市社會兩極分化,城市沖突加劇,經濟承諾落空,并將產生類似拉美國家的許多社會和政治災難。”
  二. 關于政府參與經濟的問題
  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政府參與經濟問題時,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
  一個是政府人員在就業人員中所占的比重(國家就業率),反映的是政府參與經濟的深度;一個是政府支出占一國GDP的比重(國家支出率),反映的是政府參與經濟的強度;一個是政府支出的結構,反映的是政府參與經濟的力度。
  1. 關于政府人員在就業人員中所占的比重。
  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瑞士、瑞典、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德國、挪威、西班牙、英國、愛爾蘭、日本、美國等17個國家政府人員的平均就業率:1870年2.4%,1937年5.2%,1980年17.5%,1994年18.4%。
  2. 關于一國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可以用國家支出率或國家率(Boxberger, 1998)這樣一個指標,即政府支出占一國GDP的比重。
  主要發達國家政府支出占本國GDP的比重表 單位:%
  F13R601.jpg
  這就是說,如果按照西方學者(Vito Tanzi and Ludger Schuknecht)對政府規模的劃分標準,可分為:大政府(Big governments):政府支出/GDP比重>50%;中政府(Medium-sized governments):政府支出/GDP比重在40%~50%;小政府(Small governments):政府支出/GDP比重<40%。那么,1997年時,屬于大政府范圍的國家有瑞典(62.6%)、丹麥(59.9%)、芬蘭(55.0%)、比利時(53.8%)、法國(53.0%)、意大利(51.7%)、奧地利(51.4%)。屬于中政府規模的國家有荷蘭(49.1%)、德國(49.0%)、希臘(44.3%)、挪威(44.1%)、葡萄牙(42.6%)、西班牙(41.6%)、英國(40.6%)。屬于小政府范圍的國家有愛爾蘭(39.1%)、日本(36.0%)(另一說法為48.0%)、美國(33.3%)。
  3. 關于政府支出的結構,反映的是政府參與經濟的力度。
  F13R602.jpg
  如果要從歷史發展的動態角度進一步分析,我們至少還會看出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某些發達國家的國家支出率一直處于穩步上升的狀態。例如英國,國家支出率從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Musgrave, 1969),進而又上升到1997年的40.6%;另一個現象是某些發達國家的國家支出率一直處于基本穩定的狀態,例如美國,1980年時國家支出率是36%(Musgrave, 1984),到1997年時,如前所述,美國的國家支出率是33.3%。這就使我們對政府參與經濟問題產生了新的思考,美國和英國不是信奉和推行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嗎,那為什么他們的國家支出率并沒有相應地減少呢?法國《外交世界》1996年第2期曾刊載過這樣一句話:“德國和英國都屬于相信自由貿易的國家,就像兒童相信圣誕老人一樣。”果真如此嗎?曼昆(Mankiw)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中引用了亞當·斯密1755年的一段評論:“除了和平、簡易的稅收和可容許的司法管理之外,把一個最原始的國家變為一個最富裕的國家并不在需要什么。”實際上這種片面摘引亞當·斯密話的做法,并沒有全面反映亞當·斯密的思想,因為在這21年之后,即1776年的《國富論》的經濟思想才更加全面。朱紹文教授通過與格拉斯哥大學的斯金納教授的交流,兩人都堅定地排除了傳統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經濟理論不僅僅是經濟自由主義,同時斯密還是一位政府干預論者,在《國富論》中隨處可見(朱紹文,2000)”。這種對斯密經濟理論的新的研究成果,無疑對我們今天不求甚解的學界來講是一個有力的刺激。正是在這些前輩的指點下,我們重讀《國富論》會避免新自由主義對斯密經濟理論所造成的扭曲。例如斯密在論述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時,強調指出:“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并且,隨著社會發達時期的不同,執行這種義務所需的費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再例如,斯密在研究了從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到歐洲公共學校及大學的教育問題后,提出了青年教育設施的費用問題,他認為“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因此他建議國家在各地所設立的教育兒童的小學校“取費之廉,務使一個普通勞動者也能負担得起,這樣人民就容易獲得基本的教育了。”還例如,在退稅問題上,斯密強調“只有輸出品真正輸出到外國去,而不再秘密輸入我國的時候,退稅制度才會帶來益處。”又例如,在對待制造業問題上,斯密強調“如果某一種制造業確是國防所必需,那么靠鄰國提供這種制造品,未必就是聰明的辦法。如果這一種制造業非獎勵即不能在國內維持,那么對其他一切產業部門課稅,來維持這一制造業,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因此,面對市場的失靈和資本的壟斷,是需要政府干預的。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要有力地糾正市場扭曲或市場缺陷,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糾正市場失靈的四大優勢:征稅權、禁止權、處罚權和交易成本(斯蒂格利茨,1998)。在“市場神話”方面,我們不能過于天真。曼昆的說法值得注意:Market force, properly redirected, are often the best remedy for market failure. (N. Gregory Mankiw, chapter 10)(只要適當地重新調整方向,市場的力量往往是解決市場失靈的最好辦法。)
  本文根據作者于2006年11月在重慶工商大學舉行的“首次西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論壇”上的講話整理。整理人:吳忠俊。

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1~4,9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王振中20072007
轉型經濟/理論/研究
轉型經濟研究中,轉型經濟國家之間的“改革方向差異”、“指導思想差異”和“政策效應差異”問題不容回避。
作者: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1~4,9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王振中20072007
轉型經濟/理論/研究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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