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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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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文化大革命”起因
再論“文化大革命”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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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1976年在神州大地上狂吹10年之久、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風暴,是20世紀中國的最奇特而又復雜的政治大事件。也是世界近現代政治史上十分罕見的歷史事件。一位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也承認:“極少歷史事件象毛澤東的最后十年所發生的事件那樣令后人眾說紛紜。”(注:斯圖爾特施拉姆:《大變動的局限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發展過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地位》,倫敦《中國季刊》1986年12月)
   眾說紛紜的課題
  1.對“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雖然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有概括性的結論,而學者們在研究中還是各抒己見,確是眾說紛紜。到底有多少種說法呢?我在199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根據我所接觸到的中國大陸、港臺和西方的資料,概括為十種說法。即:(1)階級斗爭必然說,(2)黨內權力斗爭總爆發說,(3)封建遺毒復辟說,(4)毛澤東帝王思想說,(5)奸臣禍國說,(6)烏托邦碰壁說(7)群眾反官僚主義說,(8)東西文化沖突說,(9)人性獸化說,(10)“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注:《文革起因,眾說紜紜》,山西《黨史文匯》1995年第3期。)這種種不同的法說,客觀上反映了“文革”發生原因的復雜性。從一個角度看,某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轉換一個角度看,這種說法又是有缺欠的,不完整的。有的說法甚至可能得出不正確的、甚至謊謬的結論。不過,說法雖多,眾所公認的權威性專著,至今尚未出現。
  1996年“文革”結束20周年時,西方開過幾個小型的研討會,新觀點不多。比較著名的是“兩個文革”說。即認為“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一個,實際上是兩個,即一個是中共上層的權力斗爭,一個是下層的群眾利用“文革”之機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權益的斗爭。也有人把后一種斗爭說成是“反抗中共專制暴政的斗爭。”對此,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還有幾位學者,如徐友漁等,也對此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我認為這種“兩個文革說”算不上什么新觀點,只是“群眾反官僚主義說”的無限拔高而已。發生原因十說的概括,大體上還是可以反映目前已有的各種觀點的。
  2.毛澤東說:“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頁。)又說:“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復雜一點。”(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頁。)
  “文化大革命”客觀地說,又是復雜的中國問題中最為復雜的一種。一是它不僅涉及國內也涉及國際,不僅涉及黨內也涉及黨外,不僅涉及黨政領導層也涉及廣大群眾。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涉及中國全社會的各個階層、各條戰線和方方面面的一件大事。全國八億人幾乎沒人能夠置身事外。“文革”十年中,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沒有“文革”風暴未曾刮到的世外桃源。因此,就要求每個“文革”史的研究者,腦子也要復雜一點,要努力全面觀察,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盡可能地考慮到事情的各個方面。
   大變動時代的沉重插曲
  3.研究“文革”發生的原因首先離不開它所處的那個特定的大時代。“文化大革命”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不是發生在別的年代,別的社會制度的國家,看似偶然,其實帶有某種程度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在1968年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講話中,忽然問到會的人員:“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邊鴉雀無聲,沒有人回答。毛澤東自己接著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注:轉引自胡耀邦:《理論工作務虛引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頁。)說是“小插曲”,可能反映的是毛澤東那種恢宏的氣魄和浪漫主義的性格。是一種語言的幽默。因為毛澤東自己也并不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小事。一直到臨終他還認為是自己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但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歷史的插曲,同時代聯系起來,有道理的。
  4.20世紀六十年代,確是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高潮的興起期,也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開始騰飛期。從長遠的觀點看,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也許是更根本的、更深刻的。但從當時的世界政治舞臺看,突出顯示在全球局勢中影響最大的卻是三個高峰期:
  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高峰期。1961年柏林墻的修建,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1964年美國侵越戰火的燒向越南北部三大事件可作為標志。這三件事都使兩大陣營的對峙達到高度緊張,甚至有引發熱戰的可能。這種冷戰對峙高峰的大格局,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家獨立、保衛自身安全,堅持反帝斗爭使命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中蘇兩黨分歧和論戰的高峰期。表現在1961年兩黨在蘇共第22代表大會上的分歧,1962年蘇塔斯社在中印邊境戰爭中公開發表支持印度的聲明,1963年開始的中蘇兩黨公開大論戰,1964年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下臺后中國共產黨修復兩黨關系的努力受挫折,以及蘇聯大兵壓境、策劃對我原子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襲擊等。這種狀況使中共中央更加認定列寧親手締造的蘇聯共產黨已經變成修正主義黨,必須加強反修斗爭,勇敢地承担起在國際共運中高舉馬列主義大旗的義務。同時,也加強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緊迫感。關于中蘇兩黨分歧對“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具體影響,在下邊的分析中還會較具體的論及。
  全球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高峰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出現了民族獨立解放的大浪潮。四十年代后期,以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越南、朝鮮、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的獨立為代表,出現第一次大浪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其最高峰。五十年代后,民族獨立解放浪潮向非洲轉移。除埃及、突尼斯、蘇丹、摩洛哥等少數國家在五十年代獲得獨立外,大部分國家獲獨立的時間在六十年代。如:馬里、毛里塔尼亞、加納、塞內加爾、尼日利亞、索馬里、喀麥隆、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贊比亞、肯尼亞、剛果、利比亞等。西方在數百年間用鐵與火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終于土崩瓦解。這一高峰使中國共產黨人深受鼓舞,以致把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高潮誤認為是期盼已久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來臨。期盼著在世界人民革命的浪濤中,徹底埋葬帝修反。1965年9月,以林彪名義發表的紀念抗戰勝利20周年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可以說是這種思潮的代表。
  這樣,以推動世界革命為己任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自認為是世界革命的先鋒和榜樣,而且認定埋葬帝修反的神圣歷史使命已經具備了現實的行動條件,愿意為之犧牲奮斗。
  5.把“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代背景,僅僅局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不夠的。應該有更廣闊的視角,起碼也要聯系到整個20世紀。這是人類歷史上變化最巨大而激烈的世紀。無論從經濟發展,社會制度變革和矛盾沖突的激烈,以及意識形態撞擊等方面,莫不如此。20世紀確實是一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
  而從共產黨人的角度回首已經過去的20世紀,又確實有兩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認識清楚,也沒有處理好。這就是(一)如何認識帝國主義,是否已經到垂死階段,已經到了可以埋葬帝國主義的階段;(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其中關鍵的一點是怎樣處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到鄧小平提出關于“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的論述”(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在60年代,中共中央和全黨,為什么是社會主義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其中包含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誤解和對蘇聯模式的神圣化。但是,卻堅定地相信中國當時搞的一切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蘇共搞的不是真社會主義,而是假社會主義,甚至是修正主義,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這樣就油然而生地產生一種神圣的使命感: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在全世界高舉社會主義的紅旗。而吸取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教訓,先要揪出“睡在我們身旁”、“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注:《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1967年5月17日。)也就順理成章了。
  6.綜上所述,我認為: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最激烈而巨大的年代,也是整個人類歷史面臨社會制度根本性變化的年代。在這個特定的大氣候中,探索、比較、撞擊、融合,并為此而付出必要的代價和犧牲是不可避免的。而“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億萬人民進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對人類理想社會的勇敢新探索。或如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的“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當然是一次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沒有成功的“演習”。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叫作:它是大變動時代的一個沉重的插曲。因為“文化大革命”無論在時間、規模、深度、影響和代價上都是史無前例的,還是叫它“一個沉重的插曲”比較適宜。
  有人提出對時代應有更廣闊一些的了解,如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時代,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時代,由封閉社會向現代社會演進的時代等。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似乎與本專題距離稍遠些。
   多種矛盾的蘊積和總爆發
  7.大氣候是必須考慮的首要條件,但“文化大革命”何以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爆發,又有它特定的具體因素。僅僅從大時代、大氣候作宏觀的研究,往往很難找到事物發展的內在矛盾的規律,科學而準確地揭示其動因。所以不研究與“文化大革命”發動有關的各個方面的多層次的具體因素,同樣是不能搞清問題的。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當時中國面對的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客觀存在的各種矛盾的蘊積和總爆發。
  8.當時國內的矛盾是什么呢?我認為主要有四種:
  (1)廣大群眾同領導上官僚主義的矛盾,或簡稱干群矛盾。主要表現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為完成高指標而盛行的強迫命令風,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還有三年困難時期的干部特殊化,特別是與民爭食。河南信陽事件就是一個因領導浮夸謊報糧食產量,又拒不檢查糾正,以致造成大量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突出的壞典型。
  廣大群眾對領導脫離群眾,干部強迫命令,不顧群眾死活的作法心里有氣,某些地方出現干群的尖銳對立。毛澤東提出“走資派”作為“文革”中要打倒的主要對象,把矛頭指向一部分黨政領導干部。所以有那么多群眾熱烈響應,除了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而產生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堅定信念之外,客觀上確實存在這種矛盾,群眾對某些干部有氣,恐怕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2)黨內矛盾,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之間,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上出現分歧。對“三面紅旗”的分歧,根源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分歧,所以,很難化解。突出地表現在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196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的分歧。特別是毛澤東同劉少奇在國內形勢估量,對外政策和農村“三自一包”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導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從而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觀點作為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加以通過,使“左”傾錯誤在全黨占居支配地位,并日益惡性發展,以致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斗爭的印象。
  總的觀點分歧必然要表現在各個具體問題上。例如信陽事件,有的領導同志認為是部分領導干部官僚主義惡性發展的結果,但毛澤東卻認為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實行階級復辟”,是“階級報復”。這自然進一步影響到對全局的估量。
  黨內分歧是客觀存在的,沒有人否認。但分歧到何種程度,認識并不一致。大致有三種看法:馬列主義同修正主義的斗爭,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黨內意見分歧。如何準確判定,尚需深入研究。
  (3)黨同知識分子的矛盾日趨突出。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的過程。而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之后,特別是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按照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存在兩個勞動階級和兩個剝削階級的論斷,把整個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范疇之后,知識分子的命運從總體上看就日趨惡化。雖經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脫帽如冕”的努力,但難以影響全局。知識分子,包括一部分大學生(主要是文科)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滋生的土壤和被西方“和平演變”的溫床。這樣“文革”首先從知識分子開刀,有成就的知識分子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成了“革命對象”,就不是偶然的了。正是這種“左”的知識分子政策造成的深刻矛盾,反轉來又被說成是“文革”發動的一種依據。
  (4)人民群眾同已被打倒地主階級和其它敵對分子的矛盾。按照當時的說法叫作:“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在臺灣蔣介石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叫囂影響下,確有極少數人蠢蠢欲動,幻想變天。而這極少數人的行動,又被夸大為整個敵對階級,似乎到處都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這種歷史遺留矛盾的激化。“文革”中大批“黑五類”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可以說是這種矛盾存在的一種擴大化和人為激化的表現。
  9.當時國際方面存在著三大矛盾:
  (1)中蘇矛盾。這是對“文革”產生直接而重要影響的一大矛盾。
  中蘇分歧的原因是什么?看法不盡一致。我個人認為主要是三種因素:
  一是意識形態的因素。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中央離經叛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階級斗爭學說,陷入了修正主義泥潭;而蘇方則認為中共無視戰后國際形勢的新變化,照抄馬克思主義的條文,犯了教條主義和狹隘經驗主義的錯誤。
  二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因素。中蘇關系的急驟惡化是從1958年的長波電臺和共同潛艇艦隊事件為發端的。毛澤東明確表示有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一步也不能讓,鮮明地表現這個特點。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戈爾巴介夫時也特別強調:“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我們現在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三是領袖個人的因素。赫魯曉夫文化素養養,粗魯蠻橫,又繼承蘇共黨的“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的傳統。而毛澤東一生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奮斗,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正統信念,又加上晚年的驕傲和個人專斷,難得聽進別人的不同意見。在斯大林逝世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群龍無首的情況下,這兩個領導人發生沖突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當時雙方采取的指名攻擊對方領導人的錯誤做法,又加劇了這種沖突。這三種因素糾纏到一起,再加上其它原因,就使毛澤東終其一生難以與蘇共和解。
  那么,中蘇分歧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那些直接影響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制造了一種“反修防變”的現實危機感。當時報刊的大批文章報道給廣大群眾造成一種深刻印象,列寧親自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復辟;世界上最老的無產階級政黨已經被修正主義篡奪改變顏色;這種危險在中國也已經迫在眉睫,從而造成一種普遍的急迫而強烈的政治危機感。同時,一種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推進世界革命的歷史使命感又油然而生。于是“為了保衛紅色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等口號,刷遍大街小巷。這種盲目的信念狂熱,曾是許多人、特別是大批青少年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動力。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為,批修斗爭的普及為“文化大革命”準備了群眾基礎。
  第二、在國際大論戰的推動下,原已存在于中共黨內的“左”傾理論日益發展,更加完備化和系統化,終于被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被宣稱為:“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創造性偉大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里程碑”等,這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準備了理論武器。
  第三、促進了改換接班人、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這種緊迫感不只來于對所謂赫魯曉夫教訓的總結,也同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有關。這個問題在毛澤東六十年代的多次講話中很突出。例如他針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把和平演變寄托在中國革命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講話,強調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在1964年6月16日的講話中,他說:要準備后事,抓接班人問題。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5條標準。(注:五條標準是:(1)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2)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不為少數,不為剝削階級;(3)要能團結大多數;(4)要有民主作風,不要“一言堂”,不搞家長作風;(5)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特別是1966年6月,在杭州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的談話更直接。毛澤東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說明從總結赫魯曉夫的教訓,到急迫地考慮更換接班人,確實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動因之一。
  第四、促成和發展了一種以“和蘇修對著干”為特征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成為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這種思維方式影響很大,相當普遍。當時流行的一條毛主席語錄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這段在特定時期特指的語錄被絕對化。因此,凡是“蘇修美帝”提倡和贊成的,一定是壞東西,要反其道而行之。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都會被視為異端,遭到歧視、排擠或打擊,從而扼殺了敢于提出懷疑和否定意見的創造性思維。到“文革”爆發前已基本上聽不到不同意見的聲音。這種錯誤思維方式促使人們毫不猶豫地服從錯誤領導,從而使整個民族陷入災難的深淵。
  所以,中蘇矛盾,特別是以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為名的中蘇兩黨大論戰,確實是一付強烈的催化劑,成為推動中共黨內“左”傾思想惡性膨脹的重要因素,為“文革”的發動作了直接準備。
  (2)中美矛盾。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大氣候所決定,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同美帝國主義已是誓不兩立的冤家對頭。朝鮮戰爭更激化了中美矛盾。所以。中國公開宣布外交上“一邊倒”。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同時,美國國會在五十年代初發起反華浪潮,麥卡錫主義的猖狂和許多“中國通”的受迫害,大概也是這種矛盾激化的結果。此后幾十年,中美關系一直是影響中國外交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前因的角度研究中美關系,我認為有直接影響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對由美國倡導的推進中國和平演變圖謀的警惕。這是六十年代前期,毛澤東經常號召全國人民特別要警惕的。而其重點又放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上面,要他們防止西方思潮的影響,不要當資產階級的接班人,不要成為和平演變的土壤。
  二是美國侵越戰爭的升級。1961年起,美國發動“特種戰爭”,支持南越吳庭艷政權、鎮壓越南人民的革命運動。美國方面曾宣揚說,是為了防止中國革命勝利在印支半島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而美國這位老對手把戰火在中國南大門附近燃燒,不能不引起中國領導人和群眾的深深警覺。特別是1964年8月發生的所謂北部灣事件。美國以此為借口多次派飛機轟炸越南北部和首都河內。而且美機多次入侵中國的領海和領空。毛澤東為此而改變了徒步考察黃河的計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轉入準備打仗。他召開專門會議研討備戰問題,強調: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要搶時間集中力量搞好三線建設。為此改變了原定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方向和重點。中央還專門成立了防止突然事變的小組。這些說明,當時中共中央對防止美國可能發動侵華戰爭的態度是嚴肅的,準備是認真的。
  這一切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號之一“反帝”,提供了理論和事實的依據,使中國廣大群眾增強了美帝國主義威脅著社會主義祖國的現實危機感,為當時正在越燒越旺的政治狂熱增添了助燃劑。從這個角度說,美國也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幫了點忙。
  (3)周邊矛盾。當時影響比較大的是:一是五十年代流竄到緬甸境內的蔣軍殘部,根據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命令,增中軍費和補給,要“打進云南,策應西藏”、“以擊引暴,以暴致亂”。由于中緬關系比較友好,雙方達成協議,兩國軍隊南北夾擊。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應緬方之請過境出擊,沉重打擊了蔣軍殘部,使蔣方計劃未能得逞。二是中印邊境戰爭。這在當時也是一件有世界性影響的大事。這些事件,雖然對“文革”的發生并沒有發生直接的重大影響,但也增加了中國廣大群眾的不安全感,有助于激發青年人保衛祖國的熱情。
  總之,六十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是相當嚴峻的。確有南北夾攻,四面包圍之勢。這是任何大國的領導人都不能忽視或掉以輕心的。當然,如何判斷和選擇合理的對策,對中國黨政領導人還是具有相當空間的。
   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革”
  10.有了上述國內和國際上客觀存在的諸多矛盾,是否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爆發呢?還不能這樣肯定。因為還必須加上主觀方面的因素。如果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話,這個東風就是領導條件。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而在黨內能夠作出如此重大決策的當時只有一個人,就是毛澤東。可以說,當時毛澤東的認識和決斷決定著整個中國億萬人的命運。這樣說是否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呢?我認為并不違反。因為正如列寧所說:“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因為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構成的。”(注:《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頁。)這就是說,面對同樣的的國內和國外的諸多矛盾,不同的領導人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斷,得出不同的結論,采取不同的政策。設想當時黨中央作最后決策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或周恩來,可能發生“文化大革命”嗎?多數人的回答可能是否定的。這就是說。只有毛澤東才會作出那樣的總判斷,并作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策。當時十分強調“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總觀“文革”的全部歷史進程,這個說法是不錯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即使會有別的政治運動,但決不會發生那種樣式的十年動亂。
  11.“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特點呢?我曾把它概括為六點,即:
  (1)領導特殊。名義上仍是共產黨領導,但黨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被踢開了,從省委到支部的各級黨委也被踢開了。實行的是“毛主席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
  (2)理論特殊。即指導這次運動的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而這個理論是毛澤東創立的。
  (3)對象特殊。不是歷來的專政對象地富反壞右,而是各級黨政領導和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即所謂“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個特殊的革命對象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4)方法特殊。是所謂的“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以所謂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等名目建立起來的群眾組織和戰斗隊。而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欣賞和一貫倡導的。
  (5)目標特殊。即“反帝反修”、“打倒帝修反”,“保證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等等,給“文革”戴上閃爍著迷人光芒的神圣光環。這個神圣光環最集中體現在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頂峰——“戰無不勝的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6)矛盾特殊。由于理論錯誤和指導方針的錯誤,必然造成矛盾性質的混淆。既有黨內矛盾,又有黨外矛盾;既有人民內部矛盾,又有敵我矛盾;既有國內矛盾,又有國際矛盾。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使人一時很難認清,敵人在哪里,誰是敵人。
  這些特點,無一不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作風、甚至個性特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不可能有這樣一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名的特殊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12.問題是,被奉為一貫正確的英明領袖、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為什么會作出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重大的錯誤決策呢?這是值得人們認真研究和思考的問題。
  首先,毛澤東當時的認識和判斷是脫離實際的,不正確的。而所以如此,是受他的思想體系決定的。當時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左”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要“以階級斗爭為綱。”
  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骨干,而毛澤東確實是階級斗爭的大師。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中,他運用階級斗爭的理論深刻剖析中國社會,獨創性地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他運用階級斗爭理論廣泛而深入地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團結億萬農民;他運用階級斗爭理論建立起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階級敵人;他運用階級斗爭理論創建人民軍隊,發動人民戰爭,打敗了美國給予大量錢物支持的八百萬國民黨軍,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切勝利無不與階級斗爭相聯系,無一不是正確運用階級斗爭理論的勝利。但是,當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大陸確立,社會階級狀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之后,毛澤東仍然留戀和堅持過去曾給他帶來無數輝煌勝利的階級斗爭的成功經驗,卻造成了1957年以后20年中一連串的嚴重錯誤和挫折。從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意識形態領域大批判一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錯誤運用階級斗爭理論的產物。但毛澤東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1975年批鄧時仍強調“階級斗爭是綱,其它一切都是目。”可謂堅持到底,終生不悟。在不該“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仍堅持階級斗爭的老經驗,可以說是毛澤東在理論上錯誤的集中體現,也是他在晚年悲劇的根源所在。
  其次,毛澤東的認識和判斷之所以發生錯誤,同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缺乏正確的了解,同他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中存在“左”的空想成份是有關的。
  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由于缺乏充分的實踐經驗和反復比較,人們一時難以準確把握,這是認識的一般規律。毛澤東雖然是偉大理論家,但也不能超越客觀歷史進程,更不能洞察一切。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一生堅信不移,但準確把握也要有一個過程,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對他苛求。問題是,在毛澤東理想的社會主義里存在著一些“左”的空想的成份,對他的認識和判斷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例如“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的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簡稱五七指示)中,這種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就有比較完整的表述。我們認為:“‘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具有濃厚平均主義色彩的小生產者的空想王國。毛澤東自以為發現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世界,而實際上卻陷入了‘左’傾空想的帶有濃厚歷史遺痕的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模式之中。”(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頁。)
  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這種社會主義模式去觀察和衡量六十年代的現實中國,毛澤東自然是不會滿意的,自然會把很多難以避免的、甚至是合理的社會現象視為弊端,自然會把很多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建議和措施視為修正主義異端,自然會得出黨和國家正在變質的脫離實際的錯誤判斷。
  再次,毛澤東晚年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默認和支持個人崇拜,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脫離了黨中央領導集體。“三脫離”的結果是造成判斷和決策的失誤。這說明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也難以完全擺脫傳統文化和體制的影響,也難以完全肅清封建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
   只有毛澤東也不會有“文革”
  13.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實行集體領導原則。那么,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為什么能夠在黨內暢行無阻,不僅得不到領導集體的糾正而且受到高度贊揚呢?除了當時“左”傾思潮在黨內占支配地位,而且帶有相當寬廣的群眾性,黨內理論水平和對社會主義認識的局限性,以及少數人別有用心煽動個人崇拜等因素外,一個重要的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黨和國家的體制有欠缺。正如鄧小平所說:“單單講毛澤東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鄧小平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頁。)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存在的。
  例如: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調查研究的主渠道當然應該是各級組織系統。可惜,隨著“左”傾思潮的蔓延和統治,黨內民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這個主渠道反映上來的往往不是下邊的實際真實情況。這些虛假不實的調查報告,反而成為作出錯誤決策的依據。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村當時政權有1/3不在我們手里的判斷,依據的幾個主要調查報告,就有陳伯達在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蹲點報告,河南信陽事件的調查報告等。當時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有一個講話說:原來聽到主席的估計,1/3的地方政權不在我們手里,不少人還有懷疑,現在一接觸實際,思想就通了。從社到省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有一批人爛掉了,還有的單位整個組織都爛掉了。其它的主要論斷,也都有一批調查報告被毛澤東批轉各地。
  毛澤東曾說過:“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4頁。)毛澤東的頭腦也是一個加工廠,而且是高級的思想加工廠。下邊供應的材料有問題,連黨的高級干部,中央委員都寫假報告,難怪毛澤東作出的判斷也自然就距實際越來越遠了。
  14.具體分析“文革”前的狀況,有哪些突出的體制方面的問題呢?我認為有如下幾點:
  (1)黨內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不完善,黨章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包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都不能按期召開,也難以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黨中央委員的應有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2)黨政不分的政治體制,使國家的最高大法憲法和其它法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法制不健全,人民代表大會不能按時召開,人民代表的應有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憲法作為一紙空文,甚至連人民的民主權利沒有任何保障,以致虎狼橫行,冤獄遍神州。
  (3)事實上的領袖終身制和領袖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權力,成為個人崇拜的基礎。而個人崇拜的盛行,又反過來嚴重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成為發揚民主和健全法制的嚴重障礙。
  (4)在思想理論上的某些失誤,不利于發揚民主和健全法制。如民主手段說、黨委大權獨攬說、“馬克思加秦始皇說”、兩種個人崇拜說等。
  總上各點,我認為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問題上,處于主導和積極推動的一方,確實是他對客觀存在的矛盾作了錯誤的判斷,下了錯誤的決心,采取了錯誤方法,以致造成災難性的后果。這是必須承認的客觀事實。但是不能完全把錯誤歸之于一個人。
  一是占統治地位的“左”傾思潮,已成為全黨甚至是全民的共識。例如,“九評”是全國一片叫好聲,連趙樸初居士都寫詩說:“禿頭頂不住羊毫筆”。《五·一六通知》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也是一片叫好聲,可見一般。
  二是發動“文革”是中央全會通過的,在組織上講是合法的。到會的中央委員沒有反對票。
  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億萬人民是歡欣鼓舞的。紅衛兵、工人、農民那種興高采烈的神態,也是真實的,而不是作秀。這種狀況值得深思。
  恩格斯說:“主要人物是一定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344頁。)我們也必須把毛澤東放在20世紀六十年代的歷史潮流中的適當位置上去考察,才能通過他而深入到引起“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真正動因上去。
  15.最后還有一點必須明確,就是任何一個復雜的歷史事件,必然是合力的結果。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互相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成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由自主地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7頁。)對“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以至“文革”十年的整個歷史進程,亦當作如是觀。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62~73K4中國現代史金春明20022002“文化大革命”是中外罕見的長時間、大規模的特殊的政治活動。其發生原因錯綜復雜。既有特定時代的大氣候,又是國內外、黨內外諸多矛盾的蘊聚和總爆發。沒有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如果沒有長期封建主義的濃重遺留和政治體制中的嚴重弊端,“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我們要用辯證的方法,客觀地多方面地分析認識它。“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諸多矛盾/體制和傳統金春明 男 1932年生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 作者:上海行政學院學報62~73K4中國現代史金春明20022002“文化大革命”是中外罕見的長時間、大規模的特殊的政治活動。其發生原因錯綜復雜。既有特定時代的大氣候,又是國內外、黨內外諸多矛盾的蘊聚和總爆發。沒有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但如果沒有長期封建主義的濃重遺留和政治體制中的嚴重弊端,“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因此,我們要用辯證的方法,客觀地多方面地分析認識它。“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諸多矛盾/體制和傳統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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