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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后兩岸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冷戰后兩岸關系中的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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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問題的產生是國民黨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發動反人民內戰的結果,因此,臺灣問題就其本質來說,是中國的內政。但是,由于美國的直接干預導致了臺灣問題長期不能解決。臺灣問題自1950年以來一直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解決臺灣問題的進程中始終受到美國因素的牽制。美國的對華、對臺政策直接影響到臺灣局勢和海峽兩岸關系的發展。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中美兩國圍繞臺灣問題展開的外交斗爭從未間斷。
  冷戰結束后,美國根據國際戰略的需要,不斷調整對華、對臺政策,在海峽兩岸關系中逐步向臺灣傾斜。中美兩國關系的戰略基礎發生了變化,美國因素逐步成為兩岸關系發展的最大障礙。特別是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使得一個中國原則受到嚴重沖擊,兩岸事務性談判中斷,致使海峽兩岸關系陷入僵局;1999年李登輝又拋出“兩國論”,加劇了兩岸關系的對立和緊張。2000年3月以來,民進黨籍陳水扁上臺執政,以美國為保護傘推行“漸進式臺獨”路線,并于2002年8月公開鼓吹“兩岸一邊一國論”。針對“臺獨”分裂勢力的猖獗活動,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開展了三場重大的反“臺獨”反分裂斗爭,對臺灣局勢和兩岸關系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隨著美國推行強硬的新單邊主義,美國因素在兩岸關系中的影響日益凸現,臺灣問題成了美國企圖制約中國發展、控制臺海局勢的一枚棋子。美國不斷提升美臺關系尤其是軍事關系,助長了“臺獨”的氣焰,臺灣問題更加成為可能引發中美軍事沖突的導火線。在這種背景下,深入研究冷戰后兩岸關系中的美國因素,對于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并同美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鞏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一個中國的基本態勢,營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冷戰后美國調整政策“以臺制華”
  20世紀70年代,國際格局以兩極對峙為特點。為了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中美兩國出于各自安全戰略之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關系方面均有明顯的改善與發展。中美兩國實現了關系正常化,美國斷絕了與臺灣的官方往來。中美建交后,盡管美國國會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并經美國總統簽署生效,向臺灣提供少量武器,但中美兩國關系總體上還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內發展。1981年中美兩國簽署了《中美八·一七公報》,對美國對臺軍售作了嚴格的限制。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華時表示:“美國珍惜美中兩國之間已經建立起來的新關系”,美國“信守構成兩國關系基礎的三個聯合公報所確定的原則”。關于臺灣問題,他認為:美中兩國“根據只有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已經找到建設性地、不帶惡意地討論臺灣問題的途徑。美國人民一直關注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的分歧”。(注: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89頁。)當時,中美兩國雖然在安全戰略、貿易、人權和臺灣問題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但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廣泛。據統計,1988年,中美兩國雙邊貿易額已達100多億美元,美國在華投資項目有600余項,投資金額34億美元。(注: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第401頁。)兩國的政治關系一度也出現過熱絡的局面。
  但是,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六四”政治風波成為西方用來攻擊中國政府的一個借口。美國政府于6月5日和20日兩次宣布對華制裁措施,中美關系出現了歷史性的大倒退。盡管布什政府發表的聲明與美國國會的強烈態度在程度上有所區別,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反華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以406票對0票和100票對0票通過譴責中國政府的決議;紐約、華盛頓先后宣布中止與北京友好城市關系;美國暫停同中國進行科學技術交流;中國工程技術人員被迫離開在美國的公司……隨即,英、法、德、日等國也跟在美國后面紛紛宣布對華制裁措施。中美關系隨之陷入低潮。
  與此同時,由于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國際戰略形勢出現了巨大變化。美國在排除掉頭號敵人——蘇聯后,與中國共同對付蘇聯的戰略基礎消失了,漸漸地將中國視為頭號“潛在對手”。再加上美國政要長期形成的“冷戰思維”及對共產主義敵視的態度并沒有改變,對現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仍恨之入骨,而當時中國是最大的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因此,中美關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隨之上升,美國對中國“以壓促變”的企圖進一步加劇,先是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美國通過“人權外交”對中國施壓,后來體現在美國調整對外政策,企圖“以臺制華”,臺灣問題逐漸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主要問題。
  美國針對中國調整的對外政策突出表現在:一是美國政府在表示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繼續依據《與臺灣關系法》發展與臺灣的“實質”關系,致使臺灣一些高層領導人以“私人方式”和“秘密方式”訪問美國的事情時有發生。二是美國政府一改以往“低調”姿態,率先打出支持臺灣“入關牌”,支持接納臺灣加入關貿總協定。在美國的影響和帶動下,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也以“靈活”的態度對待臺灣,致使臺灣在國際上從事“彈性外交”、“務實外交”愈演愈烈。三是美國違背其在《中美八·一七公報》中所作的承諾,向臺灣出售的武器明顯升級。1993年激增至66.2億美元,其中出售150架F-16戰斗機和4架E-27預警機,大大提高了臺灣空軍的作戰能力。(注:陳一新:《斷交后的中美關系》,第193頁。)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鄧小平縱覽全局,再次對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對策作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他說:中國一定要“穩住陣腳”,中國在世界上必須維護“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帝國主義國家肯定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而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他強調:“要使中國的旗幟不倒,首先是中國自己不要亂。”鄧小平堅定不移地說,中國要“認認真真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希望。”鄧小平將自己的觀點概括為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苦干,做好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在本世紀末,實現中國國民經濟翻二番的目標。”(注:鄧小平1989年9月4日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紀要,《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20頁-321頁。)據此,中國方面適時調整了對美政策,堅決頂住了美國帶頭對中國進行的制裁,并且迅速穩定了國內的局勢,繼續改革開放,使中國在撲面而來的驚濤駭浪中站穩了腳跟。
  在此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人沉著冷靜,運籌帷幄,根據冷戰后形勢的變化,在展開對美外交中突出強調了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1994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雅加達同美國總統克林頓會晤時指出:“臺灣問題關系到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中華民族的祖國統一大業,對中國政府和人民來講,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任何風吹草動,都直接牽動著十二億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就是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如果臺灣當局搞‘臺獨’,外國勢力又插手干涉,必將引起臺灣海峽大亂,我們決不會坐視不管。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將嚴重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對海峽兩岸都沒有好處,對美國也沒有好處。”(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第498頁。)
  中國政府果斷處理政治風波雖然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攻擊,但中國政府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戰略方針取得了突出成效。中國不僅沒有受到東歐劇變的沖擊,而且成功抵御了西方反華勢力的分化、西化中國以及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中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綜合國力上升,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認識到:僅僅通過“制裁施壓”或“以臺制華”來孤立和打擊中國是行不通的,只有與中國保持接觸才能對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在世界的那個地區很重要,我們必須設法同它打交道。”(注:引自“美國國務院新聞處處斯德在新聞發布會上答記者問”,新華社華盛頓1992年9月4日電。)
  概而言之,冷戰后美國對華對臺政策的調整是在蘇聯和東歐巨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中國發生“六四”政治風波等一系列國際形勢大背景下進行的,意圖十分明確:
  其一,美國企圖利用臺灣問題牽制中國大陸,謀求其在海峽兩岸間最大的戰略利益。美國通過發展美臺“官方”關系,進一步加強與臺灣的合作,企圖影響和操縱臺灣局勢的發展,進一步控制和利用臺灣,從而達到維持海峽兩岸不統不獨的分裂局面,使臺灣問題成為遏制中國的一個籌碼,同時利用逐步走向“臺獨”的臺灣當局,達到分化中國的目的。
  其二,美國加大對中國發展的遏制力度,強化對亞洲事務及市場的控制,實現其亞洲戰略。亞洲地區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政治、經濟、軍事和地緣價值巨大,是美國最大的海外市場。如果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被削弱,那么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就岌岌可危。因此,加強對亞洲地區的控制,強化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是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和亞洲戰略的出發點。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影響力迅速擴大,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對美國主導亞洲事務構成了潛在的重大挑戰和威脅。美國意識到,要控制全球、維持“一超”地位,必須遏制中國的發展。此外,由于蘇聯東歐劇變,國際關系出現重大調整,中美蘇大三角戰略關系已不存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需求減少,在國際問題的考慮中經濟成分增加,再加上復雜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國內反華勢力的抬頭,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其三,美國企圖扭轉兩岸關系熱絡的勢頭,阻撓中國和平統一。海峽兩岸關系經過10多年的發展已從敵對走向緩和,特別是兩岸兩會分別于1990年、1991年成立,并進行了多次事務性商談,1993年還實現了著名的“汪辜會談”,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美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它們不希望中國出現有利于和平統一的良好勢頭,于是采取調整政策給主張分裂勢力一種錯誤信息和“幻覺”,以達到干擾和影響兩岸關系向前推進之目的。
    二、李登輝暴露分裂真面目及其美國背景
  1988年1月,臺灣當局領導人蔣經國病逝,“副總統”李登輝粉墨登場。在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內,存有派系,關系復雜,李登輝當上國民黨代理主席后,利用內部派系矛盾,采取各個擊破的方針,先讓李煥取代俞國華任“行政院長”后,讓“參謀總長”郝柏村接替李煥担任“行政院長”,既釋出了軍權,又擠掉了李煥;兩年后又把郝柏村趕下了臺。同時,他加緊對黨內非主流派的打壓,使對其不滿的一部分人另組政黨,又通過多次改組“行政院”,將自己的親信逐步安插到“部長”等重要職位,獨攬了黨政軍大權。
  在兩岸政策上,李登輝在上臺后的第一次記者會上說:“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只有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他表示:“自己雖然是臺灣人,但也是中國人。臺灣無論在歷史、文化及客觀條件下,都沒有獨立的理由與可能。臺灣的前途在大陸。”基本上沿續了國民黨的政策。(注:陳宏:《海峽風云》,中國婦女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29頁。)但隨著個人權力的逐漸鞏固,李登輝開始背離國民黨的政策,逐步從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倒退。概括起來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和“階段性兩個中國”,在統一問題上搞“分裂分治”,在國際上推動臺灣“重返聯合國”。1990年,他首先提出用“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為兩岸關系定位;1993年,他在會見高雄市民進黨籍立委時稱:“我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始終沒講過一個中國”,(注:新華通訊社主辦的《參考資料》,1993年3月23日第6頁。)當年底首次在國際上推動臺灣“參與聯合國”活動,“經濟部長”江丙坤還在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上發表聲明說:“臺灣的政策是‘主張分裂主權的兩個國家并存’,采取‘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的政策。”(注:陳宏:《海峽風云》,中國婦女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133頁。)由此可以看出,李登輝對兩岸關系的定位和主張已在發生實質性的轉變。
  第二階段:公開強化分裂意識,在國際上從事“一中一臺”、“兩個中國”活動。李登輝1994年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作了一次“剖白心跡”的談話。他公開稱:“生為臺灣的悲哀”,把中國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回臺灣說成是臺灣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中共對兩岸統一的呼喚是“奇怪的夢囈”。他稱“自己22歲前是日本人”,表示要象《圣經·出埃及記》中摩西那樣帶領“臺灣人走出中國的陰影”,“創造臺灣的新時代。”(注:《臺港澳新聞選》,新華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8頁。)他還直截了當地講要“與中國分離,獨立建國”。后來他又多次聲稱:“中華民國在臺灣是一個民主的獨立主權國家”。(注:新華社北京1994年6月14日播發的《評李登輝的分裂言論》。)與此同時,李登輝鼓吹和推行“務實外交”,企圖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他帶頭跑到中美洲一些國家和南非去自吹自擂,收買一些人支持臺灣“重返聯合國”,攻擊和漫罵中國共產黨,肆無忌憚地在海外散布分裂祖國的言論。1995年花巨款收買美國政府和政客支持他到美國訪問,并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大放厥詞:“要盡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戰”,即打破“傳統國際法和國際社會的正式運作。”(注:新華社北京1995年7月24日播發的《國際社會絕無生存空間》。)李登輝訪美嚴重破壞了自1993年“汪辜會談”以來兩岸交流在各領域出現的良好勢頭,給兩岸關系投下巨大的陰影。
  第三階段:公開拋出“七塊論”、“兩國論”,徹底暴露分裂國家的“臺獨”本質。1999年,李登輝在他的新書《臺灣的主張》中寫道: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安定,亞洲或許更安定。(注:1999年5月19日《參考資料》刊登《新黨批評所謂的“臺灣的主張”只是李登輝的個人主張》。)港臺輿論指責他“公開鼓吹肢解中國。”時隔不久,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一家電視臺記者采訪時更加露骨地說:大陸與臺灣的關系“是國與國的關系,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注:刊登于1999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并不顧一切地將其“兩國論”塞進國民黨十五屆二中全會通過的一項決議中,成為國民黨的黨策,企圖伺機將其法律化。
  在李登輝逐步暴露其“臺獨”立場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美國對臺政策的調整。在此期間,可以說美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國國會屢屢在臺灣問題上挑起事端,參議院通過了“關于臺灣前途的政策”修正案,插手臺灣問題;美國會親臺勢力對克林頓政府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極為不滿,以種種手法給白宮和國務院施壓,試圖通過立法提高《與臺灣關系法》的地位;美親臺議員支持臺灣加入國際組織的活動更加肆無忌憚;美國一些反華勢力受蘇聯東歐劇變的刺激,居然公然支持“臺灣獨立”,竭力阻撓中國統一。在國會要求提升美臺關系的呼聲中,克林頓政府竟然于1994年提出檢討對臺政策,于9月7日宣布了“調整對臺政策”的框架,明確美國將與臺灣當局進行更高一級的接觸;將允許臺灣高層過境美國;支持臺灣加入不限以國家為基本會員單位的國際組織等,(注:陳一新:《斷交后的中美關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284-285頁。)顯示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嚴重倒退。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眾議院形成第63號“眾議院共同決議案”,鼓噪臺灣加入聯合國,并列舉了臺灣應加入聯合國的所謂14條理由;參、眾兩院分別表決通過了邀請李登輝訪美的決議。在國會兩院的壓力下,美國白宮和國務院破例同意李登輝于1995年6月訪美,縱容其從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活動。這些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舉動,使中美關系降至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中國政府決定推遲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中止國務委員李貴鮮和空軍司令員于振武訪美;中國外交部召回駐美大使,美國駐華大使同時離任……(注:宋連生、鞏小華主編的《中美首腦外交實錄》,第422頁-423頁。)
  在中美關系惡化之下,美國又把手伸進臺灣海峽。1996年,中國政府為了遏制“臺獨”分裂國家的企圖,先后在東海和臺灣海峽附近進行導彈試射訓練和陸海空軍事演習,對當時的臺灣領導人競選產生了強大震撼。而美國居然向臺灣附近海域派遣“獨立號”和“尼米茲”號兩組航空母艦戰斗群。克林頓在宣布這項行動時稱“確保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會失控”,(注:1996年3月12日美新署電訊稿。)同時強調美國繼續向臺灣提供先進武器以提升臺灣的“防御能力”,加強對臺灣的“安全保護”。(注:1996年3月12日美新署電訊稿。)美國白宮發言人及有關官員還稱,對中國導彈發射訓練“嚴重關注”,指責“導彈發射的行動是草率和冒險的挑釁行動”,如果中國人想通過武力解決他們同臺灣之間的爭端,那將產生“嚴重后果”。(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臺灣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2-433頁。)美國這樣做,就是要為其代理人李登輝勝選保駕護航。果不其然,李登輝一宣布當選,美國就在西方國家中率先作出積極反應,并在李登輝就職之日宣布將向臺灣提供“戰區導彈防御系統”。(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臺灣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2-433頁。)李登輝以為有美國支持就有了靠山,就可以無所顧忌了,以致于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后走上了一條自絕于兩岸人民的死路。
    三、民進黨上臺與美國對華政策調整
  2000年3月18日,臺灣第10任“總統”選舉揭曉。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和呂秀蓮以微弱多數勝選,獲497萬張票,得票率為39.3%;脫黨參選的原臺灣省長宋楚瑜和張昭雄高票落選,獲466萬張票,得票率為36.84%;而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連戰、蕭萬長僅獲292萬張票,得票率為23.1%。由此,“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喪失了執政地位,僅成立15年的民進黨卻登上了臺灣執政舞臺。這是人們始料未及的結果。
  對于國民黨慘敗、民進黨勝選的原因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國民黨再次分裂,使民進黨“漁翁得利”。雖然國民黨實力日漸衰弱,但作為執政半個世紀的政黨必竟擁有充沛的政經資源和人才,民眾的支持率至少在六成左右。但在李登輝刻意打壓下,具有相當民意基礎的宋楚瑜離黨自行參選。國民黨分裂出宋、連兩組人馬競選,造成選票嚴重分流;二是國民黨長期腐敗使選民產生“換人做做看”的心理和行為。國民黨黑金政治眾人皆知,賄賂案屢見不鮮,黨內人心渙散,選民喪失信心,再加上民進黨攻打國民黨黨產,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投票率;三是李登輝扶植民進黨勢力坐大,終結了國民黨在臺統治。李登輝在造成國民黨三次大分裂的同時,精心用“奶水”喂養“臺獨”勢力,將一些“臺獨”分子特赦出獄或準許返臺,使“臺獨”勢力從隱蔽轉為公開,從非法變為合法,最終從在野走向執政;四是李登輝在選舉中明挺連暗助扁,引發“棄連保扁”效應。選舉初,李登輝堅決拒絕“連宋配”,導致國民黨分裂;選戰中,他眼見宋楚瑜民調支持率遙遙領先,拋出了“興票案”,指控宋利用兒子賬戶買票券侵吞國民黨財產,使宋受到致命打擊,拉抬了陳水扁的氣勢。選戰后期,他明為連戰造勢暗為陳水扁護航,使一些具有李登輝情結的本土票源流向陳水扁;五是民進黨競選策略占了先機。陳水扁一直標榜“新中間路線”,淡化“臺獨”色彩,并采取“三分打宋、七分打連”策略,以維持陳、宋、連三足鼎立。最后,民進黨拉拢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臨門一腳”,為陳水扁爭取到了起決定性作用的選票。
  當然,美國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由于臺灣選舉涉及到政黨交替及臺灣海峽局勢的穩定與否,更關系到美國在亞太區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不斷注視選情,積極介入,施加壓力。在“興票案”后陳水扁民意上升時,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思公開說:“不管誰在臺灣的選舉中當選,美國都會接受,并與新當選的政府打交道,對選舉后的美臺關系毫不担憂。”(注:楊潔勉:《世界格局中的臺灣問題變化和挑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8頁。)在中國政府2月1日發表《一個中國與臺灣問題》白皮書后,美國政府反應迅速。從白宮、國務院到國防部都口徑一致地指責中國,重申遵照《與臺灣關系法》履行對臺安全防務義務,宣布向臺灣出售2億多美元的武器。(注:王衛星:《美臺啟動準軍事同盟》,《世界知識》2002年第13期。)在臺灣選舉臨近前,克林頓兩次公開講話稱:“美國將繼續反對接受使用武力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手段,也將繼續明確表示北京和臺灣之間的問題必須和平解決,并具獲得臺灣人民的同意。”(注:楊潔勉:《世界格局中的臺灣問題變化和挑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99頁。)在當時臺灣競選三足鼎立的情況下,美國反復強調其對臺軍事義務、售臺武器,而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反對“臺獨”,客觀上給陳水扁的支持者吃了一顆定心丸。
  主張“臺獨”的民進黨成為臺灣執政黨后,島內“統獨”斗爭更加尖銳復雜,兩岸關系再次面臨嚴峻考驗。一貫高舉和平旗幟的中國政府仍盡最大努力維護“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對陳水扁當局采取了“聽其言,觀其行”的政策,不僅為兩岸關系未來的互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而且一直在積極推動解決臺灣問題和爭取兩岸直接“三通”。2000年8月,錢其琛在會見臺灣聯合報系訪問團時指出:“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注:新華社2000年8月25日電。)這一重要表述被鄭重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并由九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2001年,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又提出:“只要把‘三通’看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就可以用民間對民間、行業對行業、公司對公司協商的方式,盡快通起來。”(注:新華社2001年1月22日電。)錢其琛在會見臺灣客人時補充道:“只要把兩岸“三通”看作是一個國家的事務,盡早可以實施,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注:新華社2002年7月5日電。)在中國政府和兩岸人民的努力下,兩岸經濟、文化等民間交流蓬勃發展,兩岸關系在曲折中艱難地向前推進。
  2001年,美國布什政府上臺執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對中美關系尤其是兩岸關系造成嚴重的沖擊和影響。美國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調整:一是調整中美兩國的戰略關系,布什在競選期間,將克林頓政府確立的“致力于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布什上臺后,其對華言論有所緩和,“9·11”事件發生后,布什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稱中美之間應發展建設性的合作關系。但此一提法與克林頓時期的戰略伙伴關系仍有相當距離。二是調整全球戰略,把美國的軍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明顯加大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力度。馬歇爾等人寫的《2025年亞洲》報告強調“中國的崛起成為美國利益的最大區域威脅”。(注:張如海:《中美關系面臨嚴峻考驗》,《世界問題研究》2001年6月21日第23期。)三是調整國家安全發展戰略,宣布將原本對準俄國的部分核彈頭轉而向著中國,圖謀單方面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美國政府的一些官員更直截了當地說:導彈防御系統就是為了對于來自中國的“導彈威脅”。(注:徐博東:《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及其對兩岸關系的影響》,2001年8月10日《中國網》。)2002年初,美國公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進一步將中國列為7個美國政府考慮動用核武器國家之一,聲稱“要在臺海地區發生軍事對抗時對中國動用核武器”。(注:王衛星:《美臺啟動準軍事同盟》,世界知識2002年第13期。)四是利用人權、法輪功和西藏問題對中國增加施壓力度,試圖“妖魔化”中國,為其調整對華政策、圍堵中國制造輿論根據和合理性。
  美國在臺海政策的調整上主要突出四點:一是在武力防衛臺灣問題上,將所謂的“戰略清晰”政策取代美國歷代政府奉行的“戰略模糊”政策,不再提克林頓政府的對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臺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卻公開宣稱“盡一切可能協防臺灣”;(注:李翌鵬:《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短長期戰略》,香港《海峽》月刊2002年2月號。)二是大幅提升與臺灣的“官方”關系,不僅提高臺灣政要訪問美國的層次,放寬對陳水扁過境美國期間活動的限制,而且還提升了美國官員訪問臺灣的頻率和級別,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臺灣加入國際組織的支持。三是加強美臺軍事交流,美臺軍事關系公開化、密切化、高層化。2001年,美臺之間的軍事交流多達90多項,美國先后派出9個評估團赴臺灣。2002年,美國先后邀請臺灣“國防部長”湯曜明和副部長康寧祥訪問美國,討論臺海軍事形勢。美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與湯曜明進行100分鐘的會晤。(注:關文:《冷戰后美國對臺政策變化軌跡》,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研所主辦的《臺灣周刊》2002年第24期。)2002年9月30日,布什簽署的《2003財政外交關系授權法案》中,還含有多項加強美臺關系的條款,包括臺灣應享有“等同于非北約主要盟國”的待遇;美國每年至少要與臺灣軍方舉行一次軍售會議等。(注:新華社《參考清樣》2002年10月2日第1525期。)四是提高臺灣在美國亞太戰略格局中的地位,增強臺灣與大陸抗衡的軍事裝備。美國政府向臺灣出售的先進武器明顯升級。自2000年3月陳水扁上臺至2002年5月,美國售臺武器總價值102.72億美元,武器性能也由過去的防御型轉為進攻型,包括4艘“基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動力潛艇等,(注:王衛星:《美臺啟動準軍事同盟》,世界知識2002年第13期。)大大充實了臺灣的軍事裝備。據透露,美國第七艦隊在檀香山的司令部2002年已經與臺灣軍事行動司令部設立了安全熱線;五角大樓已允許臺灣接觸其通訊密碼;設在臺灣中部的一個美臺聯合信號情報中心已大大升級;五角大樓準備向臺灣出售價值7.25億美元的50套先進的“聯合戰術情報配置系統”,可大大改善臺灣軍艦、戰機和其他軍事單位之間的通訊聯絡,有助于臺灣和美軍發揮協調的統合戰力。(注:李正信、荊雅珍:《布什政府對臺政策辨析》,《世界知識》雜志2001年第19期。)
  美國對華、對臺政策的調整,使臺灣分裂勢力產生了一個錯誤的“幻覺”,以為有美國撐腰就可以為所欲為搞“臺獨”了。陳水扁上臺不久即利用執政地位和資源,不斷在政治、經濟、對外關系、文化教育、軍事、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推行“漸進式臺獨”,去除帶有“中國”和“統一”象征的政治符號和標志;縱容“臺獨”分子搞所謂的“正名”活動;推行“文化臺獨”,割裂“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內在聯系;在國際上頻密制造“兩個中國”活動……,2002年8月,陳水扁徹底撕下偽裝,公開提出“兩岸一邊一國論”,徹底違背他上臺時所謂的“四不一沒有”承諾,即“保證任期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注:臺灣“中央社”2000年5月20日報道。),引起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的強烈憤慨,從而使臺灣海峽業已不穩定的局勢驟增變數。
    四、發展中美關系、推進中國統一大業
  縱觀中美關系和兩岸關系的發展,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美國不會因此而輕易放棄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中國,更不會因為支持臺灣而損害本國利益,這對穩定臺灣政局、遏制“臺獨”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譬如,由于美國1995年允許李登輝訪美,導致中美關系惡化。美國為了“修補籬笆”,克林頓于1998年訪問了中國。他在上海出席一個座談會時明確表示:我“重申我們的臺灣政策,那就是:不支持臺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我們并不認為臺灣應該加入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組織。”(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臺灣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42頁。)這個被稱為“三不”的講話一公布,立即引起臺灣當局的震驚。臺灣《聯合報》說:“對臺灣的內部政治是一個不可低估的沖擊”。“這對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和主張急獨的建國黨是當頭棒喝,使臺獨的生存空間受到明顯的壓制。”(注:張景旭:《臺灣問題中美關系的焦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23頁。)
  到了1999年7月,李登輝又拋出“兩岸關系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的“臺獨”論調,引起了大陸和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江澤民應克林頓要求同他通了電話。江澤民指出:“如果出現搞‘臺灣獨立’和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的情況,我們絕不會坐視不管。”(注:刊登于1999年7月19日《人民日報》。)克林頓明確表示:他提出與江澤民主席通電話,是為了重申美國政府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并強調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沒有改變,中方完全可以相信他就這一問題所發表的歷次談話。(注:新華社1999年7月18日電。)江澤民和克林頓的這次通話,在國際社會和臺灣島內產生了極大反響。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迅即會見李登輝,要求臺灣當局對其政策作出解釋。(注:唐正瑞:《中美棋局中的臺灣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04頁。)臺灣當局向美在臺協會主席保證:不會“修憲”,不會修改諸如“國統綱領”、兩岸人民關系條例等相關法律。(注:臺灣《聯合報》1999年7月25日報道。)
  2002年8月3日,陳水扁向世界臺灣人年會發表電視講話時喊出“兩岸一邊一國論”,立刻招來一片譴責聲。美在臺協會辦事處主任包道格立即找到陳水扁,傳達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嚴重關切”。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白宮發言人輪流表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變”、“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注:新華社華盛頓2002年8月6日、7日電。)陳水扁一看形勢不妙,趕緊把“一邊一國”改口為“主權對等”。除“行政院”發表四點聲明外,“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會見記者稱,“走自己的路”是指“走民主之路,臺灣的大陸政策并未改變。”“陳水扁沒有推翻過去的承諾”。(注:陳有為發表的《美國對陳水扁說HO》一文,刊登于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16日。)臺灣“行政院”急忙派團赴美國解釋,強調陳水扁所謂“走自己的路”,是指臺灣要走自由、民主、人權和和平之路。陳水扁“沒有提到臺獨,公投也沒有立法”等。(注:見《蔡英文在美解釋大陸政策》一文,新華社《臺港澳情況》2002年第32期,第4頁至8頁。)
  以上幾例說明,臺灣完全看美國眼色行事,美國態度對臺灣當局的政策和臺海局勢起著一定的作用;同時,美國對臺灣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且以自己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據悉,在陳水扁拋出“兩岸一邊一國論”后,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教授曾對華府中國論壇社社長陳有為說:“陳水扁的講話,實際上意味著把美國拖進臺海沖突。到頭來是要由美國出兵去打這場戰爭,也就是讓美國人去送命。因此,美國政府不應當支持陳水扁的挑釁性行動,必須給陳水扁劃一條紅線,不讓他跨過這條線。”(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年8月16日報道。)所以說,我們應充分認清形勢,把握國際關系中的大局,利用積極因素,消除不利因素,推動兩岸關系朝著有利于中國統一的方向發展。
  第一、尋找和擴大共同點,發揮美國在維護臺海穩定中的建設性作用。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有著根本利益的沖突,中國希望盡快實現兩岸統一,而美國則竭力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局面;中國努力增強臺灣對大陸的向心力,而美國施展對臺灣的影響力;中國致力于把臺灣納入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中,而美國努力將臺灣納入其控制亞太區戰略的軌道。但是,中美在臺灣問題上也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即維持臺海地區局勢的穩定。我們要把中美雙方這一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關系推至更廣的范圍和更寬的領域。如果中美關系發展順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臺灣的分裂勢力。
  第二、利用美國反恐需要同中國建立合作關系的機遇,創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9·11事件后,反恐斗爭使中美兩國關系得到明顯改善。中國是亞洲大國,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對聯合國事務有很大的發言權;中國全力支持反恐,在巴基斯坦與美國合作反恐問題上做了關鍵性工作;中國還向美國提供了有關基地組織的情報等。為了贏得中國在反恐斗爭中的支持,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2001年10月,布什在上海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時公開表示: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政府重視與中國的關系,致力于同中國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等。(注:李于凡:《剖析9·11后美國在臺海問題上的表現》,中國臺灣網2001年11月15日電。)2002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問美國,并到布什家庭農場進行會晤。布什強調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獨”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等,但也強調了美國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從長遠來說,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政策不會改變,以臺灣牽制中國大陸、阻撓中國統一的戰略也不會改變。但目前美國的主要任務是打擊恐怖主義,而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兩國主導性的戰略目標在一個時期內不會發生直接沖突和對抗。我們要充分利用美國需要中共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與我改善關系之機,謀求建立中美雙方領導層的溝通和相互信任機制,進一步消除誤會和磨擦;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積極推動多極化的發展;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加速發展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為中國實現更大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三、充分利用中美兩國存在的某種利益交叉,特別是中美經濟合作的需求與基礎,營造自身發展的大環境。中美兩國對經濟合作有著各自的需求,且對兩國經濟發展也是雙贏。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各國企業家紛紛前來占領市場或增加在華投資,美國企業家也不例外。據報道,80%在華美國商人相信中國加入世貿對他們生意有“積極”影響;在華美國企業77%將在2003年增加對華投資,79%將擴大在華業務。為此,美國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加強同中國合作,以擴大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何況美國經濟不振也是不爭的事實,要想擺脫經濟低迷狀態,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不無是一條可選之路。據統計資料顯示,中美雙邊貿易2002年已達到879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國對華投資項目已超過3.7萬個,實際投資額達到400億美元;美國對華投資近3年每年超過30億美元,成為對華實際投資最多的國家。實際上,布什政府開始主動與中國接觸,更多是為了現實經濟乃至安全利益。外經貿部經貿研究所最新預測,2005年以前,美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第四、根據當前兩岸關系的形勢,對臺灣采取高度的“經濟融合”政策,強化“以經濟促政治”和爭取臺灣民心的工作。針對陳水扁分裂言論,繼續開展反“臺獨”反分裂斗爭,對陳水扁當局保持強大壓力,決不能讓臺灣走向實質性“臺獨”。同時,密切兩岸的經貿關系,做好臺灣人民的工作。只要大陸經濟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對臺灣民心的吸引力就會進一步增強。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臺灣民眾與大陸的關系愈來愈緊密,民眾的切身利益與大陸息息相關,臺灣當局想要脫離中國也就難了。當然,這是一項長期、艱苦的工程,需要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
  完成中國統一大業是新世紀中國國家的三大任務之一。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言行。決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臺灣從中國分割出去。這充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注:《江澤民論述“一國兩制”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新華社北京2002年11月8日電。)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祖國的完全統一必定能早日實現。
臺灣研究京70~79D6中國外交端木來娣20032003端木來娣 新華社臺港澳部主任、高級記者 作者:臺灣研究京70~79D6中國外交端木來娣20032003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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