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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事業及其當代意義  ——紀念列寧誕辰130周年
列寧的事業及其當代意義  ——紀念列寧誕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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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至今日,列寧與他的事業在俄羅斯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已遭到徹底否定,即使是在中國,也開始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忘了。然而公正地看,列寧及其事業的光輝并沒有消失。當今時代,特別是正處在改革開放熱潮中的中國,仍然需要列寧,列寧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
      一 列寧的“兩篇文章”
  列寧的一生,從宏觀上看,可以說是最主要作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第二篇是對帝國主義時代的分析認識。兩篇相比,第一篇更重要,篇幅也長得多。
  列寧的第一篇文章共四章。第一章是奪取政權。這是列寧一生最主要的事業,其主要功績在于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俄國實際的結合。他一方面與否認資本主義已經在俄國生根發芽,從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主張依靠知識分子的密謀暴動推翻沙皇統治的民粹派進行了斗爭;另一方面他又與社會民主工黨內部主張把無產階級革命推遲到俄國建成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后的孟什維克進行了斗爭。列寧的主張,簡而言之,就是“先奪取政權,后創造條件”。不利用俄國階級斗爭激烈這一有利條件奪取政權,就是孟什維克式的機會主義;不強調創造條件重要,社會主義事業就不會有可靠基礎,就失去科學性。這是列寧找到的俄國革命的道路。對此,他在晚年寫的總結自己一生事業的《論我國革命》中有很好的說明。
  列寧第一篇文章的第二章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于1918年至1920年。基本內容是:把一切工礦企業收歸國有;取消企業的經濟核算,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由國家統一負責;取消商品交換,實行余糧征集制;“不勞動者不得食”,推行義務勞動。列寧之所以會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除戰爭環境需要外,也與缺少經驗造成的“左”傾急性病有關。這一點,只要看一看列寧寫于“十月革命”前夕的《國家與革命》的第五章就可以知道。當1921年初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時,他自己也說:“我們為熱情的浪潮所鼓勵,我們首先激發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熱情,然后又激發了他們的軍事熱情,我們曾計劃依靠這種熱情直接實現與一般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同樣偉大的經濟任務。我們計劃(說我們計劃欠周地設想也許比較確切)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1 ]他還在其他地方多次指出過這一點。[2]
  第三章是轉向新經濟政策。脫離實際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使列寧的事業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1年2 月發生的喀瑯施塔得要塞水兵暴動。暴動的水兵提出“建立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明確向列寧發出挑戰。暴動雖然很快被平息下去了,但它卻使列寧認識到:“必須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堅決的、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3 ]新經濟政策由此產生。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向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讓步:發展商品貨幣關系;引進外資,把小企業交還資本家;用糧食稅取代余糧征集制;開展廣泛的經濟核算。新經濟政策的提出固然與水兵暴動、農民騷亂等政治危機有關,但在實行中,列寧賦予了它“后創造條件”即在奪取政權后發展生產力和教育農民,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的戰略意義。新經濟政策中止于1929年,它是列寧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偉大創舉。
  第四章是晚年關于反對官僚主義、防止政權改變顏色的思考和實踐。這是列寧幾乎從奪取政權第二天便開始思考的問題,但這種思考主要集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特別是1923年。其內容涉及到政治、文化乃至哲學等諸多方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后面詳細論述,這里暫且從略。
  從今天的角度看,列寧一生所作的第二篇文章,是他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這一研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關。戰爭爆發后,第二國際推行“愛國主義”政策,唆使各國工人在戰場上為本國資本家而互相廝殺,此舉不但導致第二國際自身破產,而且使整個國際工人運動陷入危機。怎樣認識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成為擺在列寧面前的一項重要而又迫切的理論任務。為此,列寧對帝國主義和時代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在許多著作中都有反映,最集中的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即著名的《帝國主義論》。雖然與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關注和實踐相比,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在成果的數量和投入的精力上要少得不成比例,但這一工作敏銳地抓住了時代的變化,為人們展開了一片廣闊的理論視野,其深刻的理論洞察力為迄今為止近一個世紀的實踐所證實,因而在重要性上幾乎不亞于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研究與實踐。
      二 列寧晚年政權建設構想的當代意義
  在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即“第一章”的四個組成部分中,真正對我們最有現實意義、最有啟發性的,是列寧關于政權建設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的基本想法是:
  必須堅決清除官僚主義。早在1919年他就說:“沙皇時代的官僚漸漸轉入蘇維埃機關,實行官僚主義,裝成共產主義者,并且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設法取得俄國共產黨的黨證。結果,把他們趕出門外,他們又從窗口飛進來”。[4]1920 年他又說:“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就是要徹底消滅舊的機構,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但是,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又承認,在我們這里官僚主義已經復活”。[5]到1921年, 列寧對官僚主義的認識更多地與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影響聯系起來。他說:“官僚主義在我們國家制度中已經成為這樣一種膿瘡,以致我們的黨納也提到了它,這是因為它和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及其渙散性有聯系”。[6]1923年在列寧最終失去工作能力的前夕, 他這樣評價蘇維埃的政權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除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在很大程度上是舊機關的殘余,極少有重大的改變。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7 ]政權性質問題的嚴重性,在列寧那里受到何等的重視!
  從深層來看,無產階級政權的建設,是一個文化教育的問題。列寧認為,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國家是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是有可靠保證的,然而實際上,由于無產階級沒有文化,他們不可能直接管理國家。“由于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按黨綱規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8 ]他的結論是:“在這里,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是組織任務、文化任務和教育任務”。[9]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 被列寧賦予使他們具有當家作主的能力,從而保證政權不改變顏色的重要意義。他說:“文盲是處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10]因此他提出:“為了革新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一定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11]當需要精簡開支時,他指出:“首先應當削減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經費,而是其他部門的經費,以便把削減下來的款項轉用于教育人民委員部”,“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高到資產階級社會里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既要振奮他們的精神,也要使他們具有真正符合他們的崇高稱號的全面修養,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12]
  必須改進工農檢察院,提高它的監督功能。列寧認為由工人農民組成的工農檢察院,是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加以監督,保證政權不改變顏色的重要途徑。在他一生中最后寫的被人稱為“列寧政治遺囑”的5 篇文章中,有3篇是講政權建設的,而這5篇文章中的最后兩篇,也是列寧一生所寫的最后兩篇文章,講的是關于工農檢察院的工作。“工農檢察院本來就是為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而設的,它的活動應毫無例外地涉及一切國家機構:地方的、中央的、商業的、純公務的、教育的、檔案的、戲劇的等等——總之,各機關無一例外”。[13]為了加強工農檢察院的工作,列寧提議把工農檢察院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基本部分結合起來,然后由結合后的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同時監督黨和政府的工作。他提出,不僅各個具體部門的工作要接受檢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也不例外:“中央監察委員會必須在自己主席團的領導下,經常檢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時他們應當恰當地分配自己做檢查工作的時間,以便對我們的機關(從最小的分支機關到最高的國家機關)的辦公制度進行檢查”。[14]他還說:“凡與政治局會議有關的文件,一律應在會議前24小時送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各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并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15]
  列寧晚年有關政權建設的思想,從我們今天的實踐來看,至少在如下兩個問題上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第一是列寧對政權建設問題的高度重視。怎樣保證手中的政權不會丟掉,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都必然要關心的問題。所謂丟掉政權,有兩種可能。其一是公開的敵人把共產黨趕下臺,其二是共產黨和政府,最終而言還是共產黨,本身發生蛻變。列寧晚年所思考的,是第二種可能。列寧在世時,危險主要來源于舊傳統、舊習慣、舊思想的影響和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廣大農民。然而在今天的中國,不僅列寧指出的上述因素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項長遠國策,改革開放正在全國重新建設市場經濟,正在大開國門,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日益緊密。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執政的共產黨自身不發生蛻變,從而勞動人民能真正當家作主,其困難程度遠遠超過了列寧所關注的蘇維埃俄國。列寧晚年對政權建設問題的重視,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是列寧為保證政權不改變顏色而設想的措施。關于政權不變色的問題,毛澤東比列寧更為重視,可以說這是他從60年代初直至逝世所關心的中心問題。但列寧和毛澤東在解決問題的具體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毛澤東認為解決該問題,主要靠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列寧則認為主要靠工農群眾的監督。其次,毛澤東和列寧都主張發動“文化革命”,但毛澤東的目的在于從外部消除剝削階級舊文化對人民群眾的影響,以保證人民群眾思想上的純潔性;列寧則主要是為了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素質,從而使他們能夠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再次,毛澤東主張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斗爭來解決官僚主義這一問題;列寧則力圖把該問題的解決納入民主程序和規章制度的軌道。“文化革命”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反修防修”的實踐已經徹底失敗,在這種情況下,列寧的有關思想顯然是值得認真研究借鑒的。
      三 《帝國主義論》與當今世界
  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時代的研究是列寧一生事業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它的主要成果是《帝國主義論》,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在這本書中深入分析了帝國主義的5個特征; 揭示了它的歷史地位,指出它是寄生、腐朽、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此外還批評了考茨基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說明了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帝國主義論》是列寧以敏銳的目光對資本主義世界最新出現的變化所作的理論概括。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受到一些人的經常的批評。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并不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事實上,這種說法包含著對列寧的重要誤解。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并沒有否認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相反,他曾經說:“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不,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資產階級階層,某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16]他所說的帝國主義的腐朽性,是指帝國主義以資本輸出為主要獲利手段,“剪息票”成為它的主要生活來源;他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垂死性,是指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后已經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它造成了空前規模的生產社會化,在呼喚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
  評價一種社會理論,應當主要看它是否正確地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立刻就會顯現出它驚人的歷史洞察力和科學性。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主要意義何在?在今天看來,就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全球一體化趨勢所作的深入分析。列寧從分析帝國主義的經濟特征出發,指出通過資本輸出向外擴張是它的本性,帝國主義列強必然依據各自的實力瓜分世界,而實力的消長又必然要求重新劃分勢力范圍,引起戰爭。這是列寧對全球一體化趨勢的天才洞察。這些思想已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充分證實。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學會了相互妥協,今天的人們的確已經看不到帝國主義戰爭的現實可能。這是應該承認的事實。但是,更為確鑿無疑的事實是,資本輸出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些列寧早就預見到趨勢,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持續發展,已經達到空前的規模。
  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最大的特點是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國際關系的變化。例如,他說:“壟斷,寡頭統治,統治趨向代替了自由趨向,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弱小國家,——這一切產生了帝國主義的這樣一些特點,這些特點使人必須說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趨勢之一,即形成為‘食利國’、高利貸國的趨勢愈來愈顯著,這種國有的資產階級愈來愈依靠輸出資本和‘剪息票’為生。”[17]列寧在這里實際上是指出了:1.在帝國主義時代,富國和窮國之間是剝削和被被剝削的關系;2.剝削的形式主要靠資本輸出。我們今天面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形成的正是這樣的國際關系。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引起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從實質上講,是國際關系的階級化。當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建立的是以市場為紐帶的經濟聯系,在一定意義上表現為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國家之間的“平等的”交換和合作,這與早期帝國主義赤裸裸的掠奪不同。但是,與以往的不同只在于,過去存在于民族國家內部的矛盾現在擴大到了全球的范圍。在資本主義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生產關系基本局限于民族國家之內,階級和階級劃分受這種生產關系的限制,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事情。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使整個世界日益納入統一的生產體系之中,而任何一個生產體系,其內部必定要有分工合作,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這些關系又必然表現為階級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生產體系以民族國家為單位,階級劃分在民族國家內部的人與人之間進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經濟體系的全球性質使得階級劃分開始在各個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具有了階級的性質。
  我們知道,列寧曾為階級概念下過一個經典的定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18]對照列寧的階級定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當前的這種世界經濟秩序具有明白無誤的階級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正是階級關系。只不過以往的階級是由個人組成,現在的階級則由國家和地區組成。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是全球一體化的積極宣傳者,他在《創建一個新的文明》一書中說:今天,與以往相比,在世界范圍內“文明的排列完全不同,我們正快速邁向一個迥然不同的權力結構,這一權力結構造成的將不是一個分成兩種文明的世界,而是一個為三種截然對立和相互競爭的文明所分割的世界——鋤頭象征著第一文明,流水線象征著第二文明,電腦象征著第三文明。在這三分化的世界上,第一次浪潮部門提供農業和礦產資源,第二次浪潮部門提供廉價勞動,從事成批生產,快速發展的第三次浪潮部門,則以創造和開發知識的新方法為基礎,雄踞主導地位”。[19]在當前的經濟秩序中,雄踞主導地位的正是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而且這些國家正在因這種地位而急劇地從世界各國把財富聚斂到自己手中。而現在發達國家之間結成的“西方七國”等各種各樣的聯盟,實質上正是列寧指出的在瓜分世界中形成的“資本家同盟”。
      四 結束語
  每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在事業上、思想上,都有其與眾不同之處。列寧的特點是什么?或者說,作為列寧,當提到他的名字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就事業而言,人們首先想到的無疑是“十月革命”;就思想而言,應該說是他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極端重視。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極端重視貫穿列寧一生的始終,沒有它,列寧也就不成其為列寧了。但是,列寧在今天所受到的批評指責,也主要集中在這一點上。
  人們都說,當今的時代,和平和發展是主流,市場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統一的規則,階級斗爭已經成為歷史。即使中國的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對階級和階級斗爭諱莫如深。毛澤東早就指出,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此說可謂切中今天理論界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時弊。在過去的一個很長時間里,階級斗爭被抬高到與歷史唯物主義相等同的地步,顯然是一種片面性;今天完全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否認階級分析方法的意義,同樣是一種片面性。今天之所以出現這種片面性,自然與以往過于夸大階級斗爭的作用并因此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等實際生活中的巨大災難有關,但是,這又與長期以來人們對階級斗爭的錯誤理解密切相關。過去,一講到階級斗爭,人們立刻就會想到“你死我活”、“誰戰勝誰”。其實,自階級產生以后,階級斗爭就一直存在,“你死我活”則僅僅在生產方式發生根本變革所需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時才具有合理性,它在歷史上是一種罕見的情況。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階級斗爭應當“有理、有節”,即應當控制在雙方相互依存所需的程度之內。可以說,暴力革命和罷工游行是階級斗爭,談判、協商、辯論、立法,也可以是階級斗爭的有效形式。今天,市場經濟在國內的建立和全球范圍的經濟一體化,使得國內關系和國際關系毫無疑問地具有了階級性。否認這種階級性和用“你死我活”的方式處理具有階級性的國內國際關系,都是有害的。前者會使我們失去對問題的清醒透徹的認識;后者則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災難。我們需要的是處理階級關系的藝術。當然,生活的內容無限豐富,一個人可以不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不去刻意維護占人口多數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但這樣的人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對階級斗爭的極端重視是當時時代的產物,他的某些具體提法在當代未必恰當,但他能使我們牢記階級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他的思想是清醒劑,能使淡忘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人有所覺悟。
  收稿日期:2000-05-08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36~40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安啟念20002000列寧畢生的事業至少有兩個部分對今天的中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一是列寧晚年關心的中心問題之一,即通過改組工農檢察院,加強工農群眾對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反對官僚主義,保證政權不改變顏色;二是以《帝國主義論》為代表的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前者可以給正在深化改革開放并將長期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鑒;后者對于我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大有裨益。列寧的思想和事業最大的特點是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極端重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迄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反對官僚主義/國際關系階級化/階級分析方法  anti- bureaucracy/class- stra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method of class analysisTwo parts of Lenin's life- long career are of importantilluminative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a. The one isone of Lenin' main concerns in his later years,viz. by way of reorganizing the peaseatworker procuratorate to strengthenthe masses'supervision over the organs of the ruling partyand the state,to curb bureaucrac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statepower does not change its color.The other is his study ofimperialism with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as  isexemplified in his On Imperialism.The former can be used asvaluable reference for China ,who is now deepening her reformand opening policy and will continue to adopt market economyfor long.The latter can greatly help us keep our minds clearin the surging waves of economy globalization. The greatesthighlight of Lenin's thought and career is that he  isextremely keen on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and this is also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Marxism,which till now still has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安啟念,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2 安啟念(1947—),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主任,教授, 博士生導師。 作者:北京行政學院學報36~40A1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研究安啟念20002000列寧畢生的事業至少有兩個部分對今天的中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一是列寧晚年關心的中心問題之一,即通過改組工農檢察院,加強工農群眾對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反對官僚主義,保證政權不改變顏色;二是以《帝國主義論》為代表的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前者可以給正在深化改革開放并將長期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提供重要的借鑒;后者對于我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大有裨益。列寧的思想和事業最大的特點是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極端重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迄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反對官僚主義/國際關系階級化/階級分析方法  anti- bureaucracy/class- stra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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