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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分化與整合
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分化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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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變遷必然引起意識形態的分化重構,而無論意識形態分化重構到何種程度,意識形態都一定要發揮社會整合的作用,這是意識形態的本質使然。于是,這里便遇到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在制度變遷的歷史條件下,分化重構的意識形態怎樣發揮其社會整合功能?如何明確認識和有效調整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矛盾?本文以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和意識形態變化為背景,對這里提出的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制度變遷中的意識形態分化
  一般說來,意識形態是理論化、系統化的思想觀念。作為思想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以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發展變化為基礎,而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制度變化,因此,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必然要引起意識形態更深刻的變化重構。然而,同時還應看到,制度變遷又依賴于意識形態的變化,因為制度變遷不是單純的客觀過程,而是人們在一定的思想觀念支配下的選擇行為,所以制度變遷和意識形態變化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甚至互為前提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意識形態領域已經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1978年針對“兩個凡是”僵化思想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表明粉碎“四人幫”之后,黨內在是否實行改革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這是在改革開放起點上發生的嚴重的意識形態分歧,其結果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實現工作重點轉移而告一段落。就此而言,意識形態的變化先于制度變遷,沒有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率先突破僵化保守思想,及時提出把工作重點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改革開放不可能開展,制度變遷也不可能發生。
  制度變遷以意識形態變化為前提,這是符合制度變遷規律的。制度是制約人們行為包括組織行為的規則,而人們的行為是在思想意識支配下進行的,只有人們在思想意識上認同了某種規則,這種規則才能成為實際制約人們行為的制度,否則,就只能或者是僅僅停留在某些人觀念中的邏輯,或者是作為某些文字條款存在的章程,而不是現實的制度。更進一步說,如果人們的思想觀念不發生變化,不僅過去的行為規則即舊制度不會被否定,而且新行為規則即新制度也不會被認同,新制度替代舊制度的變遷過程也就不可能發生。
  不過,當制度尚未發生明顯變遷時,盡管人們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不會出現波及層面比較廣的意識形態分化。1978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就證明了這一點。雖然黨內當時出現了思想觀念的原則性分歧,但是制度變遷還沒有大規模發生,因此不僅沒有產生意識形態上的分化,而且最終結果是以全黨、全國理論界甚至全國人民的思想意識都統一到突破僵化觀念、積極開展現代化建設事業上來而告終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政策陸續出臺,以經濟領域為主的制度變遷在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廣泛的層面上發生,意識形態的分化在黨內外逐漸形成。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了關于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實質是一些人以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為根據,試圖重返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進而阻止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進程。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并對關于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提出了批評,認為沒有必要在這些問題上開展幼稚的爭論。
  鄧小平關于“不爭論”的主張,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既批評了某些人圍繞“姓社還是姓資”爭論不休的錯誤,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政策問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更大的力度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展開,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也呈現出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深刻的局面。制度變遷導致了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因此也勢必引起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
  到了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體制實現了從單一公有制經濟到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轉變,特別是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顯著的深刻變化。經濟體制的變化必然引起資源配置方式和資源配置流向的變化,也必然同時引起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利益集團的重新組合。在這種新形勢下,受鄧小平“不爭論”主張的影響,主流意識形態沒有發生分化,但非主流意識形態卻發生了十分復雜的分化。
  自90年代后期以來,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新儒學、新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利己主義、新實用主義、后現代主義、拜金主義、歷史虛無主義以及宗教思潮等各種社會思潮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這些社會思潮既有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的思想理論,同時又擴散為在較廣層面上存在的社會心理,所以這些社會思潮是意識形態與社會心理綜合而成的社會意識。這些社會思潮中的意識形態理論大部分都是由西方學者闡述的,就連承繼中國文化傳統的新儒學也是首先在海外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些社會思潮的意識形態理論一旦傳入中國,就不僅對中國學術界和理論界產生直接影響,甚至通過國內學者的研究得到進一步闡述和發揮,而且它們還通過文學藝術、影視媒體以及互聯網等形式廣泛地傳入社會各階層,尤其在青年一代中得到較快傳播。
  當這些社會思潮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和社會各種層面中廣泛傳播時,這意味著中國出現了復雜的意識形態分化。一方面,這些社會思潮中的某些思想觀點是同主流意識形態有明顯分歧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所以在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出現了一個陣容龐大的非主流意識形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最重要分化;另一方面,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各種社會思潮并不是一塊整體,它們各持己見、相互排斥,實際上也是中國意識形態走向分化和多元化的突出表現。
  中國意識形態分化為主流與非主流,非主流意識形態中又是觀點各異、眾說紛紜。意識形態的這種分化直接表現為價值觀念、社會理想、道德規范等方面的分化,這對于承担著從思想觀念上整合社會責任的主流意識形態無疑構成了巨大壓力,很多人警覺地認為這是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甚至是某些敵對勢力對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威脅和顛覆。
  中國意識形態面臨的問題不能排除有外部因素的干擾作用,但是還應當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甚至是根本的方面,即中國深刻的制度變遷引起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如果沒有國內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出現的制度變遷,沒有社會各階層權力地位和利益關系的變動重構,人們的價值觀念、理想信念不可能發生復雜動蕩,西方各種意識形態理論在中國找不到傳播空間和植根土壤,更不可能作為滲透到各種社會層面的社會思潮而廣泛流傳。
  意識形態分化是一個明顯而廣泛存在的事實,但是人們面對這個問題時卻謹小慎微,往往不愿做更深入的討論。其原因固然有多種,但是首要原因可能在于人們未能對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方意識形態等幾個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以至于對不同層面或不同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問題不能作出清楚的論述。事實上,各個民族的近現代社會中都同時存在多種意識形態,盡管有些意識形態的理論化和系統化的程度不一定很高,例如拜金主義和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存在的各種宗教思潮,但是只要這些社會思潮中有明確的價值原則和價值判斷,有不同于其他意識形態的生活信念和社會理想,就應當把它們視為意識形態。因此,在近現代思想史中,找不到哪個民族的意識形態是單一的。
  在同時并存的多種意識形態中,一定有一種意識形態處于主導地位,而處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通常是受到統治者認同的,亦即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方意識形態是統一的,這一點在當代人類社會表現得更為明顯。毋庸諱言,在當今知識化或信息化時代,沒有哪位統治者不知道知識權力和信息控制的重要,而意識形態是知識權力和信息控制的主要內容,所以統治者不可能不利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去支持自己認同的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擴大為主流意識形態,或主流意識形態被改變為官方意識形態,就成為各民族意識形態發展變遷中的一個普遍事實。
  為了維護政權穩定和保證執政效力,執政黨和政府都要堅持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但是并不一定因此而消除站在不同立場上的非主流意識形態。進一步說,不一定因為主流意識形態或官方意識形態的統一性而消除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多樣性,事實上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消除不了的。如果一個民族在主流意識形態或官方意識形態之外存在多種非主流、非官方的意識形態,那么這個民族的意識形態就一定是多元分化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僅不能把主流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同非主流意識形態或全部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對立起來,反而應當認識到,在維護主流意識形態或官方意識形態統一性的同時,允許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存在,正是意識形態活躍繁榮的健康表現。
  意識形態分化中的整合矛盾
  雖然從根本意義上說以社會思潮形式存在的非主流意識形態是制度變遷引起社會分化的產物,并且它們之間也是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分化關系,但是它們都有把自己的價值原則和理想信念傳播到更廣闊社會空間的內在動力,進而發揮用自己的思想觀念或價值原則去整合其他意識形態以及整合社會生活的功能,這是社會思潮或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
  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存在與運行實質上是信息傳遞,而信息如果沒有遇到刻意設置的障礙,它會借助各種通道擴散自身,并且即便遇到某種障礙,信息也會以其無孔不入的能力,穿越種種障礙而傳播自身。如果考慮到文化信息創造者和傳播者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要求,信息的擴散就獲得了更充足的動力。因為文化信息一旦生成,它的價值會隨著傳播空間的擴大而增值,它傳播的范圍越廣,它的價值實現的程度就越高。
  當某種意識形態或社會思潮越出了自己賴以滋生的基礎,向更廣闊的空間傳播時,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就發生了。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既表現為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轉換,也包括對社會心理、社會行動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制約與凝聚。意識形態的整合作用因其根本價值追求不同而在展開方式上有所不同,而意識形態的根本價值追求又受到歷史條件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在階級對立、階級斗爭或社會各階層處于對抗關系的條件下,代表各階級或各階層利益的意識形態之間是尖銳對立、相互否定的關系,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用一種以自我為中心排他性的方式展開,亦即以其特有的價值原則消解或沖淡其它意識形態的價值原則,進而降低乃至消除其它意識形態對社會生活的整合作用,實現自己對社會心理、社會行動和社會結構的整合,實質上這種意識形態整合是一種意識形態斗爭,或者是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反映。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階級斗爭被認為是黨的中心任務,意識形態領域也被看成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領域,主流意識形態肩負的責任是如何警惕和反擊非主流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進攻和破壞。正是在這種政治理想和價值原則的主導下,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不斷掀起,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都被視為資產階級思想受到批判打擊。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高度緊張狀態,實質上表現了對其它意識形態的整合困難和對社會整合的虛弱低效。
  與軍事征服和政治控制不同,意識形態整合不能依靠強力排斥或權力強制,而應當依靠思想交流和價值認同。在“左”傾政治和“左”傾思潮影響下,不僅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無法開展思想交流,也不可能向社會成員展示自己的價值觀念,而且主流意識形態同非主流意識形態之間也不存在思想交流,主流意識形態對社會成員的整合作用也不是依靠價值認同,而是依靠政治壓力和形式化的簡單灌輸,其結果只能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的高壓控制。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被糾正,特別是隨著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意識形態問題也在一個逐漸平和的心態下得到越來越符合實際的認識。一方面,不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結構分化和利益群體分化得到了承認,而且與之相關的多種意識形態并存,社會思潮多元變化的情況也得到正視,黨在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宣傳教育,整合社會意識和社會行動的同時,調整了過去對于非主流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的簡單做法,以積極的方式同非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對話和交流,在溝通和交流中辨別善惡是非。
  以寬和的心態對待意識形態問題,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的矛盾就會化解。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是不可消除的,能夠變化的是處理意識形態之間矛盾的方式。在意識形態發生分化的條件下,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形態整合必然產生各種矛盾。因為意識形態以分化狀態存在時,每種意識形態都要盡力發揮自己的整合功能,否則自己的影響就要萎縮弱化,就要被其他意識形態遮蓋或淹沒,而社會的生活空間和人們的思維空間都是有限的,認同接受某種意識形態的同時就會淡化或排斥其他意識形態,所以具有不同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概念構架的意識形態在整合社會時就必然發生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甚至相互否定的矛盾。
  在意識形態之間的整合矛盾以何種方式解決的問題上,主流意識形態處于主導地位。主流意識形態必然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甚至政治支持強化自己的整合作用,無論非主流意識形態怎樣同主流意識形態爭奪整合空間,非主流意識形態也難以占有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但是,傳播媒體和政治支持對于意識形態發揮其整合作用而言,屬于外在條件而不是思想內容。如果主流意識形態僅僅憑借外在條件實現自己的整合功能,其整合效度一定是有限的,并且可能會流于表面形式,而難于解決思想深層中的問題。
  主流意識形態只有從思想內容上同非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對話交鋒,才能使思想觀念和價值原則方面的分歧得到明晰,才能使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觀點和價值原則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產生有效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主流意識形態因封閉自身而缺乏同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對話交鋒,這不僅束縛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空間,弱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而且也為非主流意識形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原則創造了缺乏限制的條件。
  主流意識形態同非主流意識形態之間開展積極的思想交鋒,不僅可以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能力,而且也可以活躍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影響社會生活、參與社會實踐的活力。無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還是當代馬克思主義,都是在同各種意識形態理論和各種社會思潮的對話交流中發展起來的,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學術流派和思想觀點的論戰與交鋒中,馬克思主義不僅表現了基本理論觀點的正確性,也表明了它具有廣闊的理論視野和不斷探索、勇于創新的旺盛活力,還表明它具有包容百川、積極吸收各種優秀思想精華的寬闊胸懷。
  20世紀冷戰期間,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受到麥卡錫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攻擊,曾經處于低潮甚至轉入地下,但是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馬爾庫塞等人,努力用馬克思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原則同各種新興學術思潮對話,不僅吸收了哲學解釋學、文化哲學、現象學、新實用主義以及精神分析理論中的積極因素,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容,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的活力,而且提升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地位,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產生了十分廣泛的社會影響。馬爾庫塞等人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擴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容,使處于非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煥發旺盛活力,他們的努力與成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馬爾庫塞的學術成就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活力在于敞開自己的理論視野,以寬闊的理論胸懷面對當代各種學術潮流和社會思潮,在廣泛的學術交流中既堅持自己的基本原則又吸收各種積極的思想成果,不斷探索新問題,形成新觀點,努力使自身站立于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的前列,在發展自身的同時影響別人,進而保證以持續的旺盛的活力,拓寬自己的傳播途徑和輻射廣度,積極而有效地迎接各種意識形態的挑戰。
  意識形態整合的途徑與形式
  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的實際狀況而言,意識形態在分化中產生的整合矛盾,主要是主流意識形態同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矛盾。一般說來,由于主流意識形態有居于統治地位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支持,特別是主流意識形態還掌握著新聞媒體、出版發行、通訊網絡等傳播工具,因此主流意識形態在社會整合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但是,因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是以兩種不同形式存在的,二者的整合關系因此變得更加復雜。
  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是官方意識形態,是高度理論化、系統化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一旦高度理論化、系統化,就要同社會現實產生距離。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廣大人民群眾的意識活動通常處于社會心理層面,是尚未上升到理論化和系統化層面的感性意識活動,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同理論化、系統化亦即理性化的意識形態存在某種程度的距離。所以,高度理論化和系統化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要有效地發揮整合社會的作用,就必須跨越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距離,使自己的理論觀點有效地被社會成員認同。
  由于非主流意識形態是以社會思潮形式存在的,盡管其理論化和系統化程度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比遜色得多,但是也正因為這一不足卻使它具備了同社會生活直接聯系的優勢。如前所述,社會思潮既有理論化、系統化的理性化意識形態的成分,又有同社會心理直接聯系甚至融為一體的感性化特點,并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社會思潮是動態的思想潮流,直接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而且一定是在某一社會階層或某種社會領域中廣為傳播,否則就不能作為社會思潮存在。社會思潮的這些特點,使它在傳播自身、整合社會上有了主流意識形態難以與之相比的便捷性。
  既然社會思潮融理性的意識形態和感性的社會心理于一身,這就說明社會思潮是理性思維和感性意識統一的產物。這一點對于意識形態實現社會整合功能十分重要。事實上,意識形態能否有效整合社會,關鍵在于意識形態能否將自己理性化的概念系統同廣大社會成員的感性意識活動統一起來,或者說能否把意識形態的理論觀點同群眾的社會心理統一起來。如果社會思潮是理性思維和感性意識統一的產物,那么意識形態能否轉化為社會思潮,也就是意識形態能否實現理性思維與感性意識的統一。
  考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史,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結論:當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有效結合時,也就是說當馬克思主義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信仰和追求的群眾思潮存在時,它對社會生活具有強大的整合作用。共產黨人正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轉化為群眾的心理認同和感性意識,才動員了億萬工農群眾為之浴血奮戰,贏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相反,在20世紀30年代的前蘇聯,當馬克思主義被抽象成某些理論教條,盡管形成了嚴密的邏輯體系和系統化的理論構架,但是因為被當作不可更改的理論教條而束之高閣,脫離群眾、遠離生活實踐進而失去了活力。
  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根本內容,仍然面臨如何有效地同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保持密切聯系的問題。雖然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很多思想觀點和價值判斷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產物,并且同中國文化傳統和廣大群眾的理想追求和切身利益有密切聯系,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和社會基礎,但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引起的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主流意識形態面臨新的更加復雜的整合任務,必須與時俱進地創新思想觀念,拓寬傳播途徑,優化整合方式,才能有效地實現整合任務。
  為了拓寬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途徑和傳播效果,一個應當高度重視的問題是:當代文化影視化使意識形態傳播與社會整合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由于互聯網、數碼技術和影視技術等現代通訊媒體和傳播工具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當代文化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文化的傳播對象看,文字傳播轉變為圖像傳播,進而發生了文字傳播的抽象性轉變為圖像傳播的形象性,文字傳播的靜態性轉變為圖像傳播的動態性,文字理解的內在性轉變為圖像感受的外顯性;從文化傳播的接受主體看,接受主體由理性思維為主轉為以感性認知為主,由區域性、民族性接受主體轉為全球性接受主體,由專業性接受轉為大眾性接受。
  意識形態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原則,是文化傳播的核心內容,文化傳播對象和傳播接受主體發生深刻變化,必然引起意識形態傳播途徑和傳播形式的變化。如前所述,傳統文化形式中的意識形態,其內容是理性化、邏輯化的思想觀念,其表現形式主要是文字書刊,其傳播途徑主要是觀念宣傳和書刊出版,而這些傳統的傳播內容、傳播形式和傳播途徑,正在遭遇影視化、網絡化、形象化、感性化的大規模挑戰甚至是直接替代。尤其重要的是,接受主體的接收方式、存在空間和構成結構的變化,更明確地要求意識形態的傳播內容、傳播形式和傳播途徑應當發生調整變化,否則,意識形態的傳播功能將遇到不可超越的障礙。
  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認為,影視媒體與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文化信息傳播的形象化或象征化,這不僅改變了意識形態的傳播形式和傳播途徑,而且也引發了當代人類社會生活的深刻轉型,必須把大眾傳媒的這種嶄新變化同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功能聯系起來研究,才能對當代意識形態的發展變遷形成符合實際的理解。湯普森指出:“意識形態被視為一種‘社會膠合劑’,而大眾傳播則被看作一種涂抹膠合劑的特別有效的機制。”① 因此研究意識形態就不能僅僅關注它的思想觀念或理論形式,更重要的是研究意識形態這種社會膠合劑怎樣被涂抹到社會生活之中。“大眾傳播機構的迅速擴散和傳輸網絡的發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過它們傳向日益擴大的受眾領域。這就是我所面熟的現代文化的傳媒化過程。我認為,這個過程構成了與現代社會興起有關的主要轉型之一。了解這個過程對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這個世界越來越多地被體制化的傳播網絡所傳閱,個人的經歷越來越被象征生產與傳輸的技術體系所中介。了解這個過程也將提供一個可資選擇的理論構架,使重新闡述過的意識形態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②
  湯普森清楚地揭示了當代大眾傳播影視化趨勢及其象征性的感性化特征,他的觀點對于研究中國意識形態如何有效傳播具有重要啟發。如梁漱溟和費孝通等人所論,中國社會是一個重親情、重倫理、重人際關系的倫理社會③,是一個習慣圈子思維、注重文化傳承和象征模仿的禮俗社會,是一個不重視借助文字閱讀滿足生活需要而依賴面對面交往的熟人社會。④ 費孝通說:“如果我們對于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規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對于規定的方法帶著不這樣做就會有不幸的信念時,這套行為也就成了我們普通所謂‘儀式’了。”⑤“禮并不是一個靠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贗。”⑥ 這實質上是在說,中國是一個重象征、輕邏輯,重模仿、輕原則的傳統社會,是一個缺乏西方理性化精神的感性社會。
  盡管梁漱溟和費孝通談論的是20世紀前期鄉土為本的傳統社會,但是這個社會的傳統并沒有因為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而被改變。傳統是一個不可斷裂的持續過程,不僅每個人在傳統中走來,而且整個社會也將在傳統中走去。人們可以為傳統增添一些新觀念、新制度,但是卻不能把過去延續下來的傳統因素徹底改變。如果承認梁漱溟和費孝通等人論述的中國社會的一些傳統特征并沒有徹底改變,仍然在以各種形式在各種層面上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生活,那么就應當根據中國人習慣圈子思維、遵守禮俗秩序的感性化特征開展意識形態傳播。
  行文至此,一個比較容易得出的結論是:在很大程度上還延續著圈子思維、禮俗秩序和熟人社會等感性化傳統的中國社會,需要通過感性化形式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傳播文化觀念或意識形態;而當代文化傳播影視化,又為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感性化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傳播途徑;亟須有效拓寬傳播途徑和提高傳播效力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應當在歷史傳統和現實變化的交匯之處,抓住機遇,適時調整自身,進而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目的。
  注釋:
  ①② 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13頁。
  ③ 梁漱溟:《人心與人生》,學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頁。
  ④⑤⑥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3、51頁。
江海學刊南京111~117D4中國政治劉少杰20072007
制度變遷/意識形態/社會整合
當代中國各種社會思潮十分活躍,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制度深刻變遷引起意識形態分化的突出表現。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是文化整合與社會整合,作為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各種社會思潮,其不同價值取向不僅會引起相互間的整合矛盾,而且也會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提出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主流意識形態既要創新理論觀念,又要調整表現形式、拓寬傳播途徑,進而有效地實現文化整合與社會整合。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11~117D4中國政治劉少杰20072007
制度變遷/意識形態/社會整合
2013-09-10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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