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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揭示中國歷史的基本特征——白壽彝先生史學思想探析
努力揭示中國歷史的基本特征——白壽彝先生史學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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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1)03-0001-05
  1999年春,90高齡的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歷經20多年嘔心瀝血主持編撰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全部出齊。這是整個中國史學界關注的大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來賀信,高度贊揚白先生的巨大貢獻。信中說:“您主編的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的出版,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你在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勤于研究,可謂老驥伏櫪,壯心未已。”并指出:讀一讀中國通史,“對于大家弄清楚我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我相信,這套《中國通史》,一定會有益于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學習歷史的濃厚風氣。”
  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為何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學術成果和產生重大社會影響,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該書規模宏大,卷帙浩繁,有數百名學者參加編撰,對此書的學術思想進行研究探索無疑是項極為艱巨的任務。本文試對該書體現出的新史學思想進行初步梳理,以此求教于史學前輩。
  一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都對創造祖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做出了貢獻。白先生在《中國通史》中把民族問題做為首要問題提出,在通史中給予民族史如此高度的重視,這是前所未有的。從這一角度切入,不僅反映出白先生思想的深邃、視野的開闊和對歷史的辯證思考,也為我們理解錯綜復雜的中國歷史,認識其特點給予重要啟示。
  在《導論卷》第一章中,白先生開宗明義闡述了“統一的多民族的歷史”進程:從遠古時代直至華夏漢族形成,并闡述了匈奴、東胡及其他古老民族的情況以及民族的混合和遷徙;他將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歸納為“民族重新組合的時期”,將五代遼宋夏金元時期歸納為“民族重新組合的又一時期”[1](P14),并闡述了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幾個少數民族的活動及其相互交往與融合;在明清時期,白先生主要敘述了滿、蒙、苗、藏等民族的活動和他們彼此間及與漢族間的聯系。白先生按照各民族自身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歷史作用和影響,闡述這許許多多民族生長、活動、興衰的歷史,改變了以往沿襲多年的、把民族史附在各朝代之中的撰述方法。有學者認為,“這不僅僅是個方法問題,同時又是一個觀點問題,即將民族史置于中國史中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問題”[2](P287)。
  中國自秦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此后歷經多次分裂、割據、統一,再分裂、再割據、再統一的過程。如何看待這樣的歷史過程,一直是研究中國歷史和民族史的重點和難點。白先生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的。我們的祖國,曾經出現過各種形式的多民族的統一,也曾經有過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還是有統一。我們經歷的統一,有單一民族內部的統一,多民族內部的統一和多民族的統一,后者又包含區域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和社會主義的全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1](P90)白先生從民族關系的角度對中國歷史進行理論性概括,進而總結其規律:“從歷史的發展上看,這四種民族統一的形式,是按著程序前進,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單一的民族內部統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如戰國七雄。然后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1](P91)在白先生看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包含三方面內容:一是統一規模的發展,二是統一意識的傳統,三是“一”和“多”的辯證關系[3](P11)。從這些精辟論述中可以得知,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問題上,白先生認為“統一”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有著牢固基礎和久遠傳統,而且“統一”是一個歷史范疇,是不斷發展的歷史的進程,而不是凝固不變的。 白先生認為:“撰寫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1](P98)那么,在編寫多卷本《中國通史》時,白先生是如何體現民族平等思想的呢?
  第一,強調中國的疆土是由各族人民共同開發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各族人民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以前的史學研究對這點注意不夠。白先生明確指出:“依據歷史記載,共同開發中國的各民族……不少地區最先開發者,卻是已經消失了的和現實存在并發展的許多民族。”[1](P96)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場上,對少數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貢獻給予了應有的肯定。
  第二,突出少數民族的特殊貢獻。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各族人民在生產、科技、文化藝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貢獻,白先生以史實強調說明,“少數民族在歷史上有不少特殊的貢獻”[1](P97),如“完善的鐵器的制造和風箱的使用,是開始出現于有關南方民族的記錄上”,“棉的種植和紡織,主要從南方海島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數民族推廣”,“設計北京城這個偉大杰作的工程師,是一個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也黑迭兒丁”[1](P97~98)。
  第三,重視少數民族政權。五代遼宋夏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時期,契丹、黨項、女真等族建立了存在時間相當長的遼、夏、金政權,與漢族建立的宋朝形成鼎立局面,因此這一時期民族關系極為復雜。第七卷主編陳振先生說,該卷“對中國境內當時的其他少數民族及其政權,比已出版的其他《中國通史》(包括《中國全史》)作了更多的安排,不僅對五代、遼、宋、夏、金統轄區以外的回鶻、喀喇汗朝、吐蕃、@②廝@③、大理等各民族及其政權,都各安排為專節,作了較多的敘述,還對統轄區內的奚、韃靼、壯族也安排為專節進行專門的敘述”[4](P401)。不僅遼、宋、夏、金史,其他少數民族政權史也都請相關專家撰稿,以求盡可能多、盡可能高水平地反映當時各民族及其政權的全貌,反映他們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
  第四,淡化民族斗爭、民族壓迫。在我國多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間有和好,也有爭吵。和好時有聘問、朝貢、封賜、和親、交易和各種民間往來,爭吵則有時發展為戰爭。以往民族關系史研究中往往忽視民族友好和和平共處,因此白先生指出:“友好和斗爭都不是絕對的。有的時候,斗爭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時候,友好是手段,斗爭是目的。有時,在個別事件、個別地區有爭吵,但不一定就破壞民族間的友好。現在根據我們所接觸的材料看,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民族關系是曲折的。但總的說來,友好關系越來越發展。無論在時間的繼續性上,在關系到的地區上,都是這樣。”[1](P95)在編寫《中國通史》時,白先生認為斗爭和壓迫不是民族關系的主流,他更強調各民族的友好和融合。
  二
  白壽彝先生對多種生產關系的認識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歷史特點的思考在《中國通史》中得到深入闡發。參加《導論卷》撰寫的吳懷祺先生指出:多卷本《中國通史》“從中國歷史上多種生產方式并存這一最基本點入手,抓住了這一關鍵環節,以求尋找中國歷史特點的內在依據”[5](P97)。
  白先生認為:“在每個具體社會形態中,往往不是單一的生產關系,而大都是兩種以上的生產關系同時并存。”[1](P184)他還指出:“在新舊社會交替的時期,必然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生產關系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產關系代替舊的生產關系的變革。”[1](P188)他列舉多種生產關系并存的事實,進一步闡明中國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的復雜性,突破了過去通史著作只重視一個時期的基本生產關系,而對同時并存的其他生產關系、對基本生產關系與其他生產關系的關系注意不夠的局限,體現出白先生在理論上的創新。
  生產關系是最基本的物質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及經濟結構。白先生在《中國通史》撰寫中,從生產方式這一關鍵點切入,可說是抓住了社會發展的根本,在此基礎上才能對其他社會現象做出科學的說明。他指出:“在每個具體社會形態中,往往不是單一的生產關系,而大多是兩種以上的生產關系同時并存。這些生產關系雖然對社會的變化和發展都各自發生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產關系都成為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決定社會的性質。其中只有在社會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才構成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才決定著社會的性質、社會面貌和發展方向。其它那些不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雖然對于社會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它對于社會性質,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是不起決定作用的。”[1](P184)
  白先生“多種生產關系并存”的思想在各卷編寫中的具體體現,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認識。過去通史著作往往只重視占支配地位的生產關系,歷史進程被描寫成一種支配性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支配性生產關系,歷史運動變成簡單地沿直線軌跡發展,歷史的復雜性、曲折性、變革與復辟、前進與倒退都沒有得到準確說明。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改變了過去不注意研究非支配地位生產關系的狀況,這對史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用唯物史觀透視歷史,把人類歷史看成一個整體,地球上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都處在相互聯系之中。白壽彝先生強調:“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總環境中發展的,所以,中國史又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1](P366)近代中國史學家在結合世界背景研究中國史時,要么“以為中國歷史文化為世界之冠”,要么“以為中國百事不如人”[1](P369),而我們現在的研究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把中國史放到與世界的聯系中去考察,才能發現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對世界發展的貢獻與作用。
  《導論卷》專設《中國與世界》一章,集中論述中外歷史研究相結合的問題。白先生把中國史放到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中去考察,從這種高度與視野去研究,發現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特征:“其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其二,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1](P349)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歷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內容的連續性。”[1](P353)基于這兩點,白先生指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在于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1](P359),從而有力地批判了認為中國文化凝固不變或具有停滯性特點的錯誤觀點。通過與世界歷史比較,白先生還發現了中國歷史另一重大特征,即“中國文明沒有中斷,這是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有密切聯系的”,而“中國的統一之所以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民族關系的具體發展特點密切有關的”[1](P365)。白先生對中國歷史特征的這些論斷,是把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歷史實際相結合進行研究的結果,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也為我國通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同時,這種研究方法也體現了白先生將古今中外歷史融匯貫通的治史思想。 三
  列寧說過:“歷史是由千百萬人獨立創造的。”過去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史學研究借批判“英雄史觀”淡化歷史人物的個性和行為,實際上抽掉了歷史最生動、最有教育意義的內容。歷史發展畢竟是人活動的結果,離開人就談不上歷史,白先生指出:“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歷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1](P323)為改正這一缺點,《中國通史》恢復了人物傳記并給予重要地位,這是新時期通史編撰的重大突破。
  談到人物傳記,不能不考慮為什么人立傳?如何描寫和評價傳主?如何把握歷史真實和復原歷史?如何處理傳主生活時代與其人生歷程等等不容回避的問題。對此,白壽彝先生在《導論卷》中明確提出:“中國歷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杰出的群眾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歷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隨著歷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所以寫傳記,不只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歷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跡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1](P325)白先生將傳記歸結為人物群像,但并不是二十四史列傳的簡單翻版,而是既要體現杰出歷史人物的功績和局限性,同時也要將那些在創造歷史中發揮了一定作用的人民群眾和社會集團寫入傳記,這樣就彌補了現行章節體中國通史見事不見人,根本不寫人物傳記的缺陷。
  撰寫傳記必然涉及人物評價問題。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如何評價,一直是史學界爭論較多的重要課題。二十四史帝王將相紀傳的作者都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隱惡虛美”,歌功頌德;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評價人物則大多不循陳見,論述得當。如《清史卷》對幾位皇帝的評價多以翔實史料為依據,評價客觀而公正。這些反映出作者嚴肅的科學精神和實事求是的史家通識。
  作者對少數民族歷史人物也給予相當重視。在《清史卷》四十八篇傳記中,滿族十九人,占39.6%,這是清史的特點,也是白先生重視民族史的表現。對于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如多爾袞和鰲拜,作者也提出獨到見解,認為多爾袞是“清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6](P98),對鰲拜則作出了“功過參半”的公正論斷。這些評價是在對歷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之上得出的,是考察了傳主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所起作用之后得出的,而不是拘泥于某一時期、某一事件的片面結論。這也是白先生一貫強調的通史思想的具體反映。
  白先生主編《中國通史》的指導思想是:要做到將反映歷史規律性與反映歷史豐富性結合起來,不僅寫出各朝代重要的歷史事件和史實,顯示歷史演進趨勢和階段性特點,而且要反映各個時代歷史發展的各種條件、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特別要突出人的活動,因為人的活動集中體現歷史的規律性與豐富性、復雜性、生動性之間的辯證關系。雖然經濟因素決定歷史運動的根本方向,但個人活動也能局部地改變歷史的面貌和結果,經濟條件的規律性也往往通過人物活動表現出來。因此,在《中國通史》中增加人物傳記,這是白先生從“通史”認識出發,通過歷史人物反映時代特點及人的創造歷史的作用,使多年來通史著作中沒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彌補,也是我國通史編修的重大改革。
  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集中了一代人的智慧和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對中國數千年歷史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堪稱20世紀中國通史編撰的“壓軸之作”。這部巨著對中國歷史特征的揭示將有助于讀者“弄清楚我國歷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
  收稿日期:2000-10-31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5K1歷史學鄭jùn@①20012001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于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沿革流變之中探索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它高度重視各族人民的歷史創造,把中國歷史真正寫成多民族的歷史;它以唯物史觀透視中國歷史的全過程并進行創造性地運用;它高度重視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給人物傳記應有的地位。這部巨著將錯綜復雜的中國歷史融于一體,體現了當代中國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Bring to Light the Basic Features of Chinese HistoryZHENG Jun(Research Institute on Contemporary China,Beijing 100009)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mpiled by Mr.Bai Shouyi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roughseveral thousand years' evolution.Highly valuing the historycreated by various nationalizes,the work depicts the Chinesehistory as a multi-nationality one.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used to analyze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withemphasis on the role played by historical figures,thus givingthe biographies their due.The book is the ultimate achievement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bycombining the complex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history.SS白壽彝/《中國通史》/史學思想/基本特征Bai Shouyi/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historical thinking/theBasic Features鄭jùn@①(1974-),女,漢族,北京市人,《當代中國史研究》雜志社助理編輯,歷史學碩士。 當代中國研究所,北京 100009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1~5K1歷史學鄭jùn@①20012001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于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沿革流變之中探索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它高度重視各族人民的歷史創造,把中國歷史真正寫成多民族的歷史;它以唯物史觀透視中國歷史的全過程并進行創造性地運用;它高度重視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給人物傳記應有的地位。這部巨著將錯綜復雜的中國歷史融于一體,體現了當代中國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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