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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謬辨疑: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再思考
匡謬辨疑: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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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總體性反思的主題。十來年過去了,這個主題的研究和討論似乎仍然沒有一個使人滿意的收獲,一些舊有問題,諸如什么是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認知歷程究竟該如何看?現代化與傳統文化之關系究竟應該怎樣解讀?等等,越發變得歧義紛呈,莫衷一是。一句話,情緒化多于理性化是這十來年反思的總體特征。客觀地講,研究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當在情理之中,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然而,過多的溢美甚至過分地夸大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世界文化多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難免又會使國人回歸到“五四文化遺產”的思維模式中去,即對傳統文化情緒化的反應多于冷靜的反省,武斷的曲解多于耐心的分析。這篇文章不是對十來年傳統文化總體性反思的總結,也不是道學先生指世言邦的高睨大論,只是作為性情中人孤陳陋見,就教方家。
      (一)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這兩個術語在學術討論中使用的頻率算是比較高的了,但有一個現象很值得人注意,時至今日,對這兩個術語的解釋和定義尚無一致公認的說法。有些從哲學哲學史的角度,如金觀濤、張岱年;有些從歷史學思想史的角度,如羅榮渠、李澤厚;有些從文化學文化史的角度,如王元化、朱維錚。當然,還有一些從其他學說的角度下定義,就不列舉了。大家的說法自有大家的權威性,從某種程度上看,他們雖是各抒己見,但在客觀上幾乎規定或左右著一個時期的研究方向、思路及價值取向。這種現象是否是好事很難評說。也許文化本身具有多義性和模糊性,使得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這兩個術語無論從內涵還是外延,要說得簡明扼要、準確無誤并非易事。
  其實這兩個術語應該是簡單的。有學者指出:“所謂中國傳統文化,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深入考察一下,便可發現,它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一種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生產文化,一種自然經濟型文化。”(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2頁,重慶出版社,1988。)這個概括抓住了要害和本質。的確,中國歷史上無論哪種學問,儒、釋、道也好,墨、名、法也罷,抑或讖緯、縱橫、陰陽、五行,大凡從古代中國社會能夠流傳至今并仍在中國國民性中或多或少地張顯、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取向、思維方法或行為模式者,無一不銘刻著這種歷史色彩。這或許正是文化的歷史沉淀所致吧。然而,這個本質的概括仍顯得抽象,除了知識界和學術者可得其要旨,難為一般民眾所理解。我以為,傳統文化盡管聽起來頗有形上之趣,而實際上它是指的一些實實在在、非常具體的歷史存在。譬如一種學說、某種制度、某種文物等。文化本身發端于人為了使自己(包括個體和群體)不斷追求真、善、美(或者說知識、理性、感情等)的努力方式,這種方式經過數千年的流變,映射出各種各樣、林林總總的文化現象,有些成為物化了的文化(器物、建筑等),有些上升為精神性的文化(思想、學術及日常生活方式等)。我們今天所說的傳統文化正是包攬了這兩大方面的總體概念。
  說到此,這里似乎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有人提出現今所稱傳統文化是不科學的,在學術上也不成立,而應該稱“文化傳統”(注:謝遐齡:《評〈儒學復興〉——兼論〈儒家資本主義〉及其他》,載《復旦學報》,1994(3)。)。這種觀點多為“海派”學人所贊成、持有。歸納起來,他們的看法大致如下:主張傳統與文化是體用關系,傳統亙古而不變,文化隨時而變;中國文化傳統為中國各民族所共有并仍在今天中國人現實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其實,這種看法還是在談傳統文化。因為文化傳統本身是一抽象概念,它指的是歷史上所形成的某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情趣,屬傳統文化中已凝聚為精神文化的那一部分而非指具體。所以,文化傳統實際上是從傳統文化中抽象概括而來,離開傳統文化來談文化傳統是缺乏歷史基礎的。
      (二)
  近代以來,不少優秀的中國人,都曾努力地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幾乎完全對峙的觀念體系之間尋找契合點。然而,事實上,這種良好的愿望往往在實踐中顧此失彼,左支右絀。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都是這種努力的歷史寫照。更讓人憂慮的是,這種愿望在今天仍然影響和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究其根源所系,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非理性認識是其終極原因。
  考察百多年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認知歷程,中國人一開始就處于不理性狀態。十年前,我曾撰文指出:由于不理性,“歷史的合力企圖把中圖拉入人類近代社會的運行軌道,但由于中國自身的原因,偏離了這一軌道,從而造成了中國近代落后挨打這一幕遺恨千古的悲劇。”(注:時廣東:《中國革命史分期問題再思考》,轉載于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89(2)。)翻開近代史,面對洶涌而來的西方文明,中國人最初的回應是受辱之后的變態心理所喚起的“復仇式”的改良,以“變器衛道”(即取西人器數之學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作為思想綱領,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康梁等人意識到,僅僅依靠“器物”層面改革的“中體西用”不足以挽救國之危亡,于是,他們依據進化論思想提出“世”不同則“道”相異的變革思想,主張在變法維新的基礎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從“變器衛道”到變法維新,標志著中國人已開始從制度、文化層面反思中國的傳統與文化。然而,不管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由于他們為中國社會所設定的改革目標,基本上沒能跳出西方現代化的窠臼,往往削足適履,最后仍退回到了“中體西用”的老路上去,導致其改革事業終遭流產。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沒有在民族文化深層結構上徹底動搖和蕩滌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的思想根基這一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對傳統文化反思與重估便自然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遺憾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悲慘遭遇無法給中國人提供一個理性的反思環境和心態,“當一個傳統在應變的過程中屢次受挫,并為國人帶來深沉的痛苦時,知識分子對這個傳統喪失信心,因而激起反抗的聲浪,實已是無法避免的事。”(注:韋政通:《現代中國儒家的挫折與復興》,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4。)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人們越來越簡單地把東西差異歸結為時代差異,把中西沖突歸結為新舊沖突,“全盤西化”與徹底否定傳統文化成了“五四”前后思想文化的主要特點。
  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個舶來語,是一個界說歷史發展過程的范疇。中外學者歷來對它的解釋分歧頗大。1929年,胡適在《文化的沖突》一文中最早使用“現代化”這個概念,此后便廣泛流傳。1933年7月,《申報月刊》第2卷第7號專門發了一個“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把中國現代化問題作為當代中國發展的總問題提出并進行討論。已故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主編了一本書《從“西化”到現代化》,較為詳盡地選編了1919年至1949年中國思想文化界4次大論戰的文章,其中有關“現代化”的各種各樣的見解頗具歷史的底蘊,下列幾則有代表性的觀點。
  胡秋原在《中國文化復興論》中指出:“所謂現代化不是別的,就是工業化、機械化的意識,就是民族工業化的意識。”胡適《建國問題引論》中說:“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是可以占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問題在于建立中國,不在于建立某種主義。”張素民《中國現代化之前提與方式》強調:“今日的人與物,如果真凡從前的好,那就現代化了。否則還是沒有現代化,這是現代化廣泛的意義。但就國家社會言,現代化即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穌,這與現代化無必然的關系。”
  上述看法都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對現代化的認識,角度偏窄,認識膚淺,結論簡單是其主要特點。但不管怎么說,這些先輩們的理論勇氣與求索精神畢竟為后輩學人提供了一條探索的思路。很遺憾,由于多種原因,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中國人似乎沒有在理論上對“現代化”再作任何探討和研究,行動上又因為對西方文化缺乏客觀態度和理性認識,導致“閉關自守”,與世界隔離,使中國在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遠遠落后于時代已是不爭的事實。進入80年代,中共提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任務,加上移出大陸近半個世紀的現代新儒學從海外回歸的推波助瀾,現代化與傳統文化問題又成為中國政治界、學術界的熱門話題。由于担心近代歷史悲劇重演,担心在高科技現代化世界中被開除球籍,中國人被迫在物質與精神二重世界極為貧乏的環境中開始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進行新一輪思考。如今十多年過去了,作者以為,這一次依舊沒能擺脫“西化”、“美國化”、“資本主義化”的羈束。
  綜上所述,冷靜地審視一個多世紀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認知歷程,無論從觀念上還是從行動上,中國人都十分明顯地在一種兩難困境中多次喪失歷史機遇,致使整個國家和民族至今尚未實現現代化。
      (三)
  十年前,有人曾經就總體上如何把握和對待傳統文化提出過四個方面的思考:理想主義、人本主義、辯證思維、理性主義。很難講這種說法是否確當。作者以為,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
  首先,中國自孔子以來就希望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實踐來實現“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理想政治。從這點上講,把孔子說成中國最大的理想主義者或者理想主義的老祖宗,把儒學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似乎沒有疑義,誠如西方文化大多數倫理思想都是基督教倫理的直接或間接表現一樣。兩千多年來,無論是皇權統治的每朝每代,還是無數次的農民起義,抑或對現實社會抱著積極入世態度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可謂“前仆后繼”地不斷在追求著“太平世界”、“和諧社會”。然而,這種理想化的社會始終可望而不可及。理想無法變成現實,有關理想的理論被人們懷疑、修正甚至拋棄應是情理中事。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主義說有也只是一種道德化的人本主義傾向,即儒家所謂“圣賢意識”,這種意識既不強調獨立的人格,也不給人應有的權利。很顯然,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獨立的人格和應有的權利,也就不會有真正的主體性、自覺性和主動性,更談不上個性的解放與個人的自由。據此,歷史上那些總想成為民眾的思想領袖和精神導師者,或者事實上充當這種角色的人大都可視為變態與畸形的產物。再次,辯證思維算是傳統文化中最為豐富的部分了,這種思維強調和諧統一,注重事物間的相互聯系,反對“過”與“不及”,這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由于中國古代從未建立嚴格意義上的認識論與邏輯學,造成這種思維方式一方面在理論上始終擺脫不了倫理學的鉗制,另一方面又在社會生活中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嚴重的平均主義思想,使中國人在情感與理智諸方面,往往表面上看起來“中庸”“平和”,實際上最容易走向極端,“非此即彼”就是最好的證詞。最后說到理性主義。人們基本上都把它看作傳統文化中最具獨創性部分,作者甚難茍同。理性是一個近代術語,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作為西方近代文化動力的“理性精神”的解釋,“理性”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環境加以征服并控制所做的種種努力。顯然,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不具有這樣的內涵。翻開中國歷史,許許多多的優秀人士,他們每次對大自然奧秘的偶然發現和感悟,更多的不是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去改造自然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而是把這些可貴的“發現”和“感悟”很快地移植到人的心性修為上來,整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強調“天人合一”,“圓融無礙”,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把自然萬物作為獨立于人之外的客體來思考。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真正的科學,如果說有也僅僅是些技術而已。中國傳統思想總是把人對自身的認識和人的道德價值歸屬到宇宙中去,《易經》中的“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宋儒把人心等同于“仁”和“天理”,這些都可以說是典型的非理性產物,它們把封建的人倫放大到天命的高度,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作為經世標準,從而強調封建專制的神圣性、客觀必然性和永恒性。
  以上所論,自以為是對傳統文化較為清醒的認識。既然理想主義與辯證思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在此基礎上認識它與現代化的關系就容易得多了。我不贊同簡單地對傳統文化全面否定,因為“中國文化確有一個評價傳統,解釋傳統,從傳統中尋找智慧的強烈意愿。這是它的歷史意識,也是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而且動力不斷的原因之一。它有它自己的發展模式,有它特有的繼承性”(注:薛涌:《中國傳統文化縱橫談——杜維明教授采訪記》,載《社會科學》,1986(8)。)。但也反對把傳統文化視為當今中國擺脫文化困境,走出信仰低谷,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唯一取向。海外新儒學的同調之人張灝有一個頗具辯證色彩的觀點: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這種雙軌逆向的思考,為我們理性地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兩者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作者以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應重在認識與梳理,其主要目的應該在于以“對話”或“互讀”的方式促使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更新與創造性轉化。西方結構主義有一個重要的概念“二元對立”,自“五四”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就一直處于這種二元對立的緊張狀態。中國人一方面極力想盡快走出傳統桎梏的陰影,另一方面又對現代化存在很深的誤解。時至今日,橫亙在國人面前的仍然是這一魔障。西方著名學者伊格爾頓曾以兩性關系對立結構的例子來解說二元對立的消解。他認為:女人一直以來被男人放在他的對立位置,是他的“他者”,她只是一個“非男人”或“有缺陷的男人”而已。相對男人,女人只有負面價值,“但男人需要排斥女人的原因之一是,她可能并不是一個他者,而是男人內心中需要壓抑,抗拒于自身存在之外的某些象征物……或許排除在外的正是內在需要的,異己的東西亦是最親密的……”(注:TerryEagleton,Literary Theories-An Introduction (Basil Blackw-ell,1983),PP.132~133。)。按此邏輯,如果將傳統與現代分別代入女人和男人的位置,解構兩者對立關系便一目了然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傳統并非現代的“異己者”,除了繼承關系之外,傳統很可能就是現代內在的一部分。當然,這并不是說,傳統等于現代。
  對現代化的批判應注意兩種傾向。一是“泛科學觀”,一是儒學的“內在超越”。前者往往強調“科技萬能”意識,認定人類可信的知識只有科學,把以感官經驗為基礎的驗證作為決定意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除科學以外,一切知識均不可信。“這種極端的懷疑態度使人類經驗的許多方面,如宗教、道德、藝術等,都失去其應有的意義與價值,結果常常導致一種武斷的取消主義或化約主義(reductionism)。不少文化上的偏枯和思想上的蔽障,由此而生。”(注:張灝:《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見《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文化傳統的重建》,200、202頁,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此外,泛科學觀在現代文化的知識層面極端自信和樂觀,造成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助長道德相對主義的主觀情緒蔓延,導致客觀理性主義的解體,種種政治和社會的危機層出不窮。人們“在道德上無法譴責暴力,在思想上容易姑息罪行”。社會中“極權政治的產生、黷武主義的橫行”(注:張灝:《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見《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文化傳統的重建》,200、202頁,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均與其有密切關系。
  應該說,任何一種理論較完善的學問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儒學也如此。按照現代新儒家們的說法:西方宗教是“超越而外在”,儒家思想是“超越而內在”。然而,西方人從來是不承認這點的。黑格爾曾在《宗教哲學講義》中解讀過中國的天道、天理:“中國人的天并不是在塵世之上形成一個獨立王國,而且本身就是理想的王國的一個世界,就像我們設想有天使和死者靈魂的天一樣,或者像希臘奧林帕斯山不同于塵世間的生活一樣;而是一切都在塵世間,一切擁有力量的東西都隸屬于皇帝。這是個別的自我意識,它以有意識的方式進行這種完全的統治。”(注:Hegel,"Vorlesungen über der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in G.W.F.Hegel Werke,16,S.320。)顯然,黑格爾認為中國文化中的“天”無法脫離現世界,也就必然缺乏一種足以支撐理想的超越性。此外,他在《哲學史講義》中還對孔子的思想如此評論道:“我們有孔子與其弟子間的談話,其中包含通俗的道德;這種道德我們到處都見得到,在每個民族中都見得到,而且比它更好;它非杰出的東西。孔子是一位實踐哲學家。在他那里完全沒有思辨哲學,只有良好的、精明的、道德的教訓,但是我們無法從中取得任何特別的東西。”(注:H-egel,"Vorlesungen über der Philosophie",in G.W.F.Hegel Werke,Theorie Werkausgsbe (Frankfurt/M 1969ff.)Bd.18,S.141f。)照此說法,在黑格爾眼中,孔子只是一位洞悉世事,宣揚世俗道德而并未提出高遠理想的智者而已。這無疑等于說,孔子的思想不具有超越性。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黑格爾的看法歸結為對異族文化的歧視,因為黑氏是從純宗教哲學角度來看待儒家學說的。他不了解儒學中沒有“彼岸和天國”,中國人也不可能通過西方耶教傳統中神與人、神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思想格局去理解天之超越性。據作者所知,認定儒家學說中的“天道”同時具有超越性與內在性的宗教詮釋,當推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牟宗三。他曾說:“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又內在于人而為人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immanent)。因此,我們可以康德喜用的字眼,說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注: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26頁,臺北學生書局,1974。)牟氏的這段話告訴人們:儒學除了眾所周知的人文精神,同時兼有宗教精神,只是這種宗教(牟氏稱為“人文教”)在形態上與西方耶教不相同而已。
  如果說黑格爾是不了解儒學而否定它的超越性,那么,牟宗三則是偏愛儒學而擴張它的超越性,兩者均不可取。客觀地講,儒家的“超越意識”(天道、天理、性命等),由于理論自身的缺憾、綱常名教的夾纏,以及用“圣賢圣王”作為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途徑,使它不得不只能作為皇權和家族制度的“理論奴仆”而難以彰顯其批判精神。而西方,無論是古希臘思想還是基督教思想,基本上不受世俗政治社會制度的羈絆,故其超越意識“能造成一種完全獨立于現存‘社會秩序’的‘心靈秩序’,來作為民主制度的義理基礎”(注:張灝:《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見《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文化傳統的重建》,200、202頁,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
  綜上所論,我們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解讀,應該理性化而不應該情緒化。在中西文化匯通的今天,傳統文化應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取西方之長,避自身之短。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既是傳統文化的長處與特點,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包袱。簡單否定既不可能更做不到,唯一的方法只有理解它、批判它、升華它,使它在現代多元社會中能繼續生存發展。同時,現代化也并非人類社會完美的終極價值取向,它本身的弊端以及與人自身不和諧不平衡的現代共處,日益凸現出人性的畸形與文化樣態的困惑和迷茫,任何一個有責任心使命感的現代思想文化學者,對此都應保持一份清醒的認識。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83~88B5中國哲學時廣東1998199880年代以來學術思想界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新一輪反思,其特點仍然是情緒化多于理性化。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有的只是理想主義和辯證思維。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認識,應立足于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這樣一種辯證的視角。重要的是通過對話或互讀,使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得到更新與創造性轉化。同時,對于現代化的弊端及其與人自身不和諧不平衡的現代共處,亦應保持一份清醒的認識。時廣東 作者 重慶師范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重慶市 400047 作者:社會科學研究成都83~88B5中國哲學時廣東1998199880年代以來學術思想界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新一輪反思,其特點仍然是情緒化多于理性化。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有的只是理想主義和辯證思維。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認識,應立足于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這樣一種辯證的視角。重要的是通過對話或互讀,使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得到更新與創造性轉化。同時,對于現代化的弊端及其與人自身不和諧不平衡的現代共處,亦應保持一份清醒的認識。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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