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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化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討論)  ——“區域化”取向與近代史研究  ——區域史研究中的空間范圍界定  ——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  ——從徽學研究看區域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區域化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討論)  ——“區域化”取向與近代史研究  ——區域史研究中的空間范圍界定  ——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  ——從徽學研究看區域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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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 (2006)03—0126—12
  “區域化”取向與近代史研究
  王先明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一
  日漸繁多的區域史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改塑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并呈現出研究路向選取的區域化特征。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省(市)、區紛紛成立或重建社會科學院,并成立歷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本地區的歷史,地方史研究也開始復興,新的地方史志的編撰工作紛紛展開。這就為區域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組織資源和基本保障。同時,單一化的近代史研究模式也是引發學界創新的動因,如何深化近代史研究并從研究理論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成為學界不斷思考并努力嘗試的方向。由此,區域史研究伴隨著社會史、現代化史、城市史的復興而興起。正如隗瀛濤在其主編的《四川近代史稿·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國幅員廣闊,各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不平衡,區域特征各異,史學界日益感到劃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區域空間,進行深入研究,是推動全國通史、斷代史、專門史向深度和廣度進展的一個有效途徑。”
  區域史是史學研究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史學服務于地方社會文化發展需求的客觀要求。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領域中許多新成果都體現出區域史的特征。這些研究成果從三個方面重構了近代史研究:一是區域社會史;二是近代區域文化或者區域經濟史;三是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史研究的廣泛開展。而城市史研究無論是個案研究還是通論性研究,都是立足于區域取向的研究,如關于上海、重慶、天津、武漢等城市化、現代化及工業化內容的研究等等。
  無疑,區域史研究的興起一方面極大地擴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視野和范圍,擺脫了“事件史”縱向拉開的單一取向,豐富和擴展了研究的內容。特別是90年代以來,史學界開始注意歷史研究“空間”轉換問題,選擇新的空間研究單位,實現了“區域轉向”,區域社會史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潮流,甚至出現了“華北模式”、“關中模式”、“江南模式”、“嶺南模式”等獨特的區域史解釋框架。另一方面,是在學術轉型過程中引入新的理論和方法,在以社會、文化、經濟為基本范疇的區域史架構內靈活地結構或建構起新的解釋框架或體系,試圖重建整個近代史的體系。  
  顯然,區域史研究成果的豐富多樣和千姿百態,對于近代史研究傳統取向的轉換、研究問題的深入展開和基本研究格局的改變,具有顯而易見的作用。而且,這一研究的路向依然保持著持續長久的影響力。
  二
  區域史并不僅僅是時空結構下的歷史。如果僅僅著眼于時空結構特征,那么,大到民族國家(國家或民族)的歷史、或者跨民族國家的地區史(如東亞史等),小到縣域歷史、甚至個案類型的村落史等等,都可以納入區域史。因為,原本國家或民族意義上的歷史都有特定的時空范圍,如此,則可以說所有的歷史研究幾乎都是區域史。因為脫離開具體的時空范圍的歷史并不存在,而歷史問題一旦具體到時空范疇內,則無不具有區域性。如此著眼,就根本不存在一個“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史興起”的問題。
  即使是相對于“國家史”意義上的“地方史”或地方志,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區域史。地方史、地方志雖然具有區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視野和方法與區域史并不相同,它們不過是通史內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區域史不是著眼于行政區域范圍下的縱向歷史的展開,如《山西通史》、《湖北通史》之類。有學者直接將區域史認同為地方史,顯然是誤解。區域史也不應該是研究主題的地方化,因為這樣的研究成果久已存在,且早已構成傳統史學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如《辛亥革命在山西》,《義和團運動在山西》之類。因此,一些學者將“某某時期某某省水利、資源研究”或“某某縣(市)環境史研究”之類冠以“區域史”名目,更是標簽式的“區域化”取向,離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史不啻天壤之別。
  作為具有學科方向意義的“區域史”突出體現為一種研究理念、視野或方法的創新。正是在具有悠久的人文地理學傳統的法國,年鑒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費弗爾1912年出版了他的國家博士論文《菲利普二世與弗朗士—孔泰:政治、宗教與社會史研究》,把區域史與“總體史”(Total History)結合了起來, 把工業化以前的社會局限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去考察,同時考慮了這個特定的空間(區域)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從而把自然史與社會史統一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十年后,他出版了《大地與人類進化》一書,被人稱為今后的歷史學家在如何處理社會學、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關系時樹立的“樣板”。在書中,他認為“地理環境無疑構成了人類活動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參與形成這一環境”。布羅代爾可以說是年鑒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區域史經典之作《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中,布羅代爾把歷史的時間劃分為大家熟知的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而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則是那種長時段的結構因素,對中時段的經濟社會運動和短時段的政治事件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在這里,時間和空間就統一起來了,歷史就成為特定時空連接點上的一個坐標,歷史就成為自然、社會(經濟)與個人(事件)三位一體的“總體史”①。在布羅代爾的區域史視野里,地理學的或者空間的角度被布羅代爾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人文地理構成了影響或制約歷史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了歷史研究的區域性。這提示著區域史首先是研究的理論視野和方法的創新,“地理學是最具體的一種觀察手段:張開眼睛,從人們看到的事物出發,一般而言,這畢竟不是件天大的難事”②。
  中國區域史研究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與借鑒國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理論、方法以及不同學科學者的合作有一定關系。美國學者施堅雅從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托勒的中地理論出發,創立了區域系統分析理論,這一理論對中國的社會史學者有較大的影響力。例如,王笛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1993),許檀的《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 —18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都可明顯看到這一理論的影響。
  區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題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語言、地理、氣候、資源等結構性要素,從整體上探討影響一定區域內的歷史進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區域歷史發展共性特征的一種視野或方法。對此,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教授提出的“亞洲經濟圈”理論對我們正確地認知區域史規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一“亞洲取向”的研究視域,真正地超越了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視域。當然,作為學術研究,我們有理由對其論述和觀點提出不同認識,但這一模式建立的基點卻提示我們:區域史并不是僅僅是相對于民族國家史的地方性的歷史模式,它是一個新的整體史的研究視野和方法。
  要而言之,是研究問題的空間特征決定了“區域史”研究的選擇,而不是人為的空間取舍形成“區域史”研究,即將研究對象簡單地“地域化”或“地方化”。前者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史研究”,后者毋寧說是研究中的“區域化取向”。正如湯因比所言,“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可以說明問題的單位,不是民族(國家),也不是時代,而應該是一個社會”③。
  準乎此,我認為可以這樣把握區域史研究:一定時空內具有同質性或共趨性的區域歷史進程的研究。盡管在不同視野下,歷史區域發展會呈現不同的內容和特征,如市場視野下的華北或文化視野下的華北,或城市網絡視野下的江南與文化視野下的江南可能有所不同,但同一視野下的區域應該具有同質性或共趨性的內在結構要素,而且是可以規范和相對認同的。不同視野下的區域邊界、范圍可以不同(如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華北不一定相同,市場網絡下與經濟結構網絡下的華北也不會完全同一),但同一視野或同一話語下的華北區域邊界、范圍則是應該認同的。如現代化視野下的長三角區域、珠三角區域等。因此,如果討論的問題并不具有區域同質性或共趨性,就不應該歸于區域史,而只能歸屬于其他規范下的歷史。它們或者是通史的地方化,如山西通史;或者是專門史的地方化,如山西經濟史、山西環境史等等。所以,近年來的所謂區域史研究,大多屬于研究的區域化取向,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史研究。
  三
  “區域史研究”的興起及其成就引發了近代史研究中的“區域化取向”,即許多并不具有區域史內在特性的研究也打出了區域史的旗號;不僅原本就已成熟的地方史(如各省通史類研究成果)也被認同為區域史,甚至一些新興的城市史、鄉村史、專門史等研究領域或方向,本來具備著自己特有的理論、方法和視野,卻也都轉而歸附于“區域史”之內。這種趨向則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首先,“區域化取向”造成了歷史學研究的失范。任何研究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規范性,區域史研究亦然。區域史研究不能單純依據行政區劃,而應著力于地域的文化、社會、歷史等特點及其發展的內在邏輯性與一致性,從其系統性(時間)、聯系性(空間)、特殊性(比較)、影響性(發展)等處著眼。但是,大量的研究者及其成果,并不遵循區域史的規范要求,而只是在追逐時流中張揚著區域史的旗號。這在地方通史、城市史研究中最為突出。一些專門性很強的主題,如資源史、環境史研究等,也以省區的限定掛上了“區域史研究”招牌,而無視其學科本身的規范性要求。那么,何謂規范的區域劃分,作為區域史研究的基本規范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并沒有在研究中有所關照,以至于形成極為泛化的“區域化取向”。比如,現代化史視野下的地區模式,與文化史視野下的地區模式并不同一;長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等,與明清以來的江南模式等都具有區域取向,但區域選取和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不同。如果不懂得各自的研究規范,只會是削足適履,無益于研究的科學展開。
  其次,“區域化取向”造成了近代史研究的“碎化”。在作為研究對象的區位選擇方面呈現出嚴重的不平衡性,有跨省區的大區域史研究,有省區史研究,更有縣域史研究,還有村域史研究等等。如果沒有可以相對認同的標準,研究的“區域單元”似乎可以無限的細分下去,不僅可以劃分到“村域”,甚至可以劃分到“家族界域”。這種趨向不僅割裂了歷史演進的整體性,也背離了“區域社會史把特定地域視為一個整體,全方位地把握它的總體發展”④ 的訴求。
  對于近代史研究中的“區域化”取向,我們應該保持一種理性的清醒:是研究問題本身的區域性特征決定了區域性研究的選擇,而不是只有“區域化”才是推進研究深入發展的取向。也就是說,并非是所有的研究課題都適合區域化取向;同理,也并非只要冠以“區域”的名堂就都是“區域史研究”。在近年來的“區域化”研究取向中,學術界的跟風和逐流的非理性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也是無益的。
  [王先明(1957—),男,山西省屯留縣人,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
  注釋:
  ① 趙世瑜:《從空間觀察人文與地理學的人文關懷》,載《讀書》,1997(5)。
  ② 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人與物》(上),第1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③ 阿諾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④ 萬靈:《中國區域史研究理論和方法散論》,載《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2(3)。
  區域史研究中的空間范圍界定
  張利民
  (天津市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
  區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間范圍的歷史,因此,科學地規范和界定區域的空間是最基本的,是區域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基礎問題。區域一詞本身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小至一個鄉鎮、一個行政區劃或者基本的自然單元,大至一個國家、一個洲,乃至全球,都可以稱謂一個區域。如何界定研究對象的區域范圍,不同學科對區域的理解不盡相同,研究對象也各有側重,對區域空間范圍的界定既有系統的分析研究,也有較隨意借用約定俗成的概念,甚至還有泛化的趨勢。法國年鑒學派倡導而迅速興起的綜合性區域史研究,對于研究對象的空間界定和稱謂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僅就目前國內明清以來區域史研究的空間范圍來看,有以州、郡、省等行政區劃的,有以長江、黃河、珠江和沿海、沿江等流域的,也有以嶺南、太行山等山脈的;有的比較謹慎,直接使用冀、魯、豫等具體的行政省區,但直接使用江南、華北等模糊區域的研究也是屢見不鮮。我認為,區域史研究對空間的界定應該是理性的,如果不加論證,或從某方面研究就較隨意地界定,并冠名區域史,既有失偏頗,也影響區域史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不利于區域史的深入開展和各學科的交叉研究。
  一
  區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間的歷史。論述和規范區域的空間范圍,首先應該考慮環境對區域形成與演變的作用和影響。山川、河流等自然環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客觀條件,經濟、社會、政治和生活等人文環境是其研究的主要對象,所以,區域史研究對區域的空間界定,應遵循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準則,尤其是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
  區域原本是地理學闡述空間概念的話語,是地理學研究的基本單元和核心。長期以來,地理學一直從地貌、河流等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界定區域,并論述不同區域的差異。20世紀初期,人文地理學逐漸興起,人文地理在論述區域時增加了人口、經濟、環境、生態的因素。50年代以后,又衍生出諸如歷史地理、文化地理、經濟地理、區域地理等,行政區劃、宗教、語言、風俗、生活、飲食、市場、城市等都成為界定區域空間的尺度之一,使得地理學的研究豐富多彩,也為其他學科涉足區域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前提條件。在地理學界,不同的研究對象均以自身的特點表述劃分區域的標準和條件。自然地理主要以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氣候、土壤和動植物等特征為依據;人口地理主要根據人口分布和流動狀況;經濟地理主要是分析經濟與產業布局,以及影響產業部門和布局諸種要素,曾經提出了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①;文化地理主要從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娛樂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傳承來規范區域空間。以上要素的相對一致性和同一性構成一個區域,并通過以上要素的差異性來論證區域間的不同,進而形成一定的空間范圍。
  以華北區域為例。1954年,中科院地理所曾組織專家撰寫了《華北區自然地理資料》。這是地理學界第一部以華北命名的研究成果。該書認為,華北的范圍是東起遼東、山東半島,西至黃土高原,南到秦嶺、淮河,北達外長城與遼河——從地貌上包括了黃土高原、冀熱山地、華北平原、遼河平原、山東丘陵和遼東丘陵;從水文上包括了遼河、海河、黃河和淮河流域;從行政區劃上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的兩市三省,以及遼寧、內蒙古的大部分,江蘇、安徽、河南、陜西和甘肅的一部分。但是,該書的序言又講,“《中華地理志》自然地理部分,自從劃分了自然區域之后,原定按照自然區域先寫各區分論,后寫全國總論。編寫了東北與華北兩區資料而華中區還未完稿時,已發現原劃區域又須修改。現在改變原定編寫計劃,全部編寫人員投入新的自然區劃工作”②。這說明,當時劃分自然區劃可能與國家設立六大區有關。在以后自然地理的教科書中,一般是將華北地區表述為長城以南至秦嶺和淮河以北,而且多使用類似黃河中下游流域等話語。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83年劃分了八個人口區,其中,黃河下游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即兩市三省;不久擴大為黃河中下游區,將河南和陜西省的大部分,以及江蘇和安徽省的部分地區亦列入其中;后來,為了更系統完整地論述各省市的人口地理,又調整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陜西的兩市五省③。李孝聰在最新出版的《中國區域歷史地理》一書中則使用了北方黃河流域的提法,認為這是歷史上廣義的中原,泛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從自然地理區劃來說相當于今天的華北地區,包括現今的北京、天津、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即兩市五省④。然而,經濟地理則頻繁使用的是華北區域。1957年出版的《華北經濟地理》將北京、天津和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即兩市四省劃為華北經濟區域⑤。以后,經濟地理學者在充分考慮歷史與現狀、特大城市分布和經濟腹地、自然條件與資源相關性,以及行政區劃完整性等因素,將全國劃分為八個經濟地理分區,華北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及海河流域,包括京、津、冀、晉、魯兩市三省、內蒙古中西部各盟和呼和浩特、包頭兩市⑥。美國學者施堅雅則是根據德國地理和經濟學家的中心地理論劃分晚清中國各區域的。他以河川、城市、市場為基礎將晚清劃定為九個大經濟區,華北地區是以黃河下游、淮河、衛河流域以及許多跨越華北平原諸多小河流組成。從現今行政區劃看,它包括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大部和江蘇、安徽省北部,以及山西省東部和陜西省的一部分⑦。
  通過對各學科對華北區域的研究,可以看出其涵蓋的范圍是有一定差異的,但都是從自然和人文環境進行的科學研究,是區域史解讀研究對象的基礎,也為區域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和方法。
  二
  如何體現歷史研究在區域研究中的特色,首要的是在空間的基礎上注重時代感、綜合性,注重自然科學尚不能包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人文因素。
  區域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要發揮歷史研究的特點,就要注意到即便同一個地理名詞,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涵蓋的空間范圍并不一定完全一致,需要充分考慮到自然和人文環境演變對區域空間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反映也不盡相同和同步,時而漸變,時而突變。因此,在區域史研究中應了解影響空間演變的各種因素,分析其內涵與外延的共性和差異。當然,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區域史研究都論述空間范圍的演變過程,但需要有空間變化的理念,使得區域史研究有濃重的歷史含量。例如,學者李伯重撰文界定江南地區,就是十分典型的范式。該文在闡述水系所形成的整體性的同時,強調經濟區域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即“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⑧。再如,華北是近代以后從英文衍生出來的具有地理概念的話語,隨著日本侵華,以及設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等環境變化,通過媒體的廣泛傳播得到了民眾的認同。當時的學者曾有這樣的感慨,“這里所謂‘華北’系指冀魯晉綏察五省而言也,就是現在喧騰‘華北經濟提攜’里的幾省。在我國,本無所謂‘華北’、‘華中’、‘華南’名詞之分。但自九一八以后,鄰邦時文論著對所謂‘華北’、‘華南’、‘華中’等名詞,特別予以發揮。一若我國南北景象,迥不相侔。究其實際,不過別具用心而已”⑨。后來,地理和氣象等自然科學界的論證,以及中國共產黨設立華北局等,使得“華北”一詞成為目前人所共知的地理名詞。因此,在使用類似華北、華南等詞作為區域史研究時,應該注意與傳統上江南、河北等名詞,以及長江、黃河中下游等理念在涵蓋范圍和使用上的同一性和差異,注意其時代感和行政區劃的影響程度。尤其是在近代以后區域經濟的研究中,更要注意空間范圍的演化;即在交通運輸變革、商品經濟發展和城市吸附能力增強等因素的作用下,各區域的臨界線愈來愈不清晰,邊緣地區相互重合、相互滲透,呈現出分化和重組的紛紜變幻的局面。
  區域史研究還要充分發揮歷史能夠綜合多重因素的特點,從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來理解和界定區域的空間范圍。對于江南、華北、華南等跨省的區域,要注意到地域認知上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和創新。由于中國長期存在著固化的大一統等理念,地方行政區劃從秦漢的郡縣、元代的行省路府州縣,到明清時則以省縣為單位,省是地方的最高層次,也成為地方區域的概念;除此之外,無論是政府,還是文人墨客和普通民眾通常是用城池、地名、關隘、山川河海,以及三吳、江南、江北、關中、(黃)河北、(黃)河南、中原等話語表述省以上的空間范圍。清政府曾設立跨省的直隸、兩江、閩浙等八個總督,開埠以后又設立了南洋和北洋大臣,一時間以南洋和北洋作為地域的奏折、文章盛行。從地方行政管理角度看,這是區域觀念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推進了朝野內外人士地域觀念從以內陸為中心向海洋的轉變,但是,“南洋”和“北洋”的話語流行的時段并未長久,很快就被傳統的“江南”和新出現的“華北”等名詞所替代,到現在就連“北洋軍閥”和“北洋政府”的使用率也不是很高。我們研究區域史要注意到這種變化,應該綜合歷史沿革、經濟發展水平、行政區劃和現狀等因素,才能夠在使用上更加準確和科學地規范研究對象的空間范圍。
  區域史是多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應該提倡“史無定法”,鼓勵區域史研究者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和角度,劃分區域的空間范圍。例如,研究區域經濟的近代化進程,一般多參考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認為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形成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市場等級和網絡,具有較強凝聚力和輻射力的中心城市(群)及腹地組成了該區域的經濟體系。區域城市史則是以城市為基礎劃分區域,并考慮自然地理、社會經濟、地域生產力空間結構等因素,將城市的結構和職能、城市等級和系統作為重要條件之一。⑩ 而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則強調地域內社會各種因素的整體性和共性聯系,研究對象的相近性和歷史傳承性,進而認定研究對象的空間范圍。(11) 至于區域文化史則側重宗教、習俗、語言等文化表象的同一性和區域之間的差異來劃定研究的區域范圍。雖然不同的研究對象所表述的區域的空間范圍不盡相同,但凡是認真規范研究對象空間范圍的論著,都有其學科特色,有其合理的成分,體現了區域史研究的多樣化,恰恰可以探索空間演變的深層次原因,凸現區域史的特色,對推動區域史研究的不斷深化都將起到一定的作用。
  注釋:
  ① 鄒逸麟:《我國古代經濟區的劃分原則及其意義》,載《歷史研究》,2001(4)。
  ② 中華地理志編輯部編:《華北區自然地理資料》,第1、3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③ 胡煥庸等:《中國人口地理》,下冊,第2、3、6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④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第14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⑤ 孫敬之主編:《華北經濟地理》,第1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⑥ 參見程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第222—224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⑦ G. W. 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區域城市化》,載《城市史研究》, 1989(1)。
  ⑧ 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1(1)。
  ⑨ 《經濟開發中華北棉產的現況》,載《商業月刊》,1936(12)。
  ⑩ 參見顧朝林等:《中國城市地理》,第77—81、156—159、257—28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1) 喬志強主編:《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第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張利民(1953—),男,天津市人,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南開大學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史研究。]
  歷史地理學視野下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
  吳宏岐
  一
  近二十多年來,區域史研究已經逐漸成為中國歷史學科各主要分支學科研究中的一個新取向。受其影響,中國社會史研究也基本實現了研究范式轉型,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都有明顯的發展。然而,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出現的“碎化”現象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担憂。所謂“碎化”,大致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研究主題的“碎化”,即許多研究僅滿足于題目的新鮮而忽視對社會史理論的體會與領悟,以致陷于具體問題的瑣碎考證和欣賞性描述;其二是研究區域的“碎化”,即將區域史研究完全等同于地方史或地方志研究,淡化了整體史研究這一區域社會史研究應該堅持的主旨。如何避免“碎化”現象回歸整體史研究的正途,關鍵是要在研究視角與理論方法上下功夫,在具體的研究中加強整體史觀念、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的創新。關于社會史的學科屬性亦即其與中國史的關系,學術界尚存在分歧,但區域研究本身就是以綜合研究為特色的,而社會史研究也有交叉科學的性質,這就決定了區域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必然要借鑒社會科學其他相關學科的成果、視角和理論方法來實現自我建設和理論創新。
  “區域”(region)一詞本身就是一個地理學概念,強調區域特征和區域差異正是地理學區別于歷史學的關鍵所在。誕生于歷史學與地理學兩大母體學科交叉處的現當代歷史地理學,自20世紀50年代興起以來,就一直側重于歷史時期區域自然、人文地理現象以及人地關系發展演進規律的研究,近年來更呈現出區域綜合研究的發展傾向,其研究成果和理論方法都可與歷史學各相關學科相互交流、相互借鑒。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應當借鑒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也就是要從區域特征和區域差異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問題。這是因為,所有的歷史現象不僅都是在一定時間內發生的,而且也是在一定空間內變化的,研究者不能僅僅考慮事物的歷時性變化,還應該關注其空間性變化。美國學者杜贊奇指出:“歷史——不一定是線性的——是人類對那些稍縱即逝的事物的意義化回應。對于注定成為歷史理論議程不可或缺部分的時間而言,至少有三個系列前設:分期問題,因果問題和像年鑒學派提出的不同種類的(非同質性的)時間問題。這三個又進一步引發了關于空間因素的問題:分期的方法怎樣才能使一個疆域界構有效(例如,為什么《劍橋中國史》要從帝國統一開始敘起)?因果性概念如何能將歷史事件在一個現存的空間內還原?時間的不同概念和估價如何在歷史中等級化?那些沒有歷史紀錄的人們如何被認為是沒有自我意識的,并因此推斷他們是無歷史的(一個附屬問題)?由此而論,歷史只存在于精英和國家的空間中。”① 杜贊奇對現當代史學理論方法的反思,揭示了空間問題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包括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在內的中國歷史研究應該借鑒歷史地理學理論方法的必要性。
  二
  區域比較研究目前已是學者們習慣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應該注意的是,區域比較研究絕不是一個個區域資料的簡單羅列,而是要真正做到區域個性特征之間的比較。區域比較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區域之間的比較,二是區域內部的比較。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將經濟史研究中的比較研究分為社會間比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會內比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并認為“作為比較實際的順序,首先是充實的社會內比較,其次是波及較為親近的地理、文化類樣本,再推廣至較為親近的社會類型間作相互比較,沿著這樣的順序作更為普遍的觀點的比較,就有望接近于達到的目的”②。這里的社會間比較和社會內比較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的,如果用地理學或歷史地理學的說法,其實正是區域間比較和區域內比較。這一研究方法,不論是經濟史還是社會史研究,甚至于政治史、文化史研究,同樣都是至關重要的。
  斯波義信揭示了由區域內比較而至區域間比較這一開展區域比較研究較為合理的路徑,不過從歷史地理學角度來看,區域內比較本身至少應該有兩種含義,一是研究區域內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區域共同特征,二是要比較區域內部的更小層次區域之間的差異。當然,區域內部區域層次的劃分應當是適度的,以宜于分析、宜于揭示區域內部的差異特征為前提,否則就會導致前面提到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的“碎化”現象;區域間比較也不能僅理解為相鄰區域間的比較,或者僅僅是研究區域的擴大,“較為親近”一詞最好理解為“問題”一致或相近的區域,因為即使某些區域從地理空間上看相距較遠,但若“問題”一致或相近,其間也有比較研究的必要性,這樣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發展在區域上所表現的復雜性。
  近代化(或早期現代化)進程素來被近代史研究者視為一條研究主線,但實際上不論是近代化的開端年代、階段性特征,抑或是機制、影響與后果,在不同區域間往往有很大差異。1840年通常被視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從此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自鴉片戰爭以來即開始受帝國主義殖民剝削和西方先進文明的雙重影響,而西北內陸省份一直到清末仍主要為封建社會的余緒,受所謂的“慢變量”影響更大一些。這也正是學者們在開展區域研究時,在探討近代城市發展、鄉村社會變遷或者行會制度、市鎮、宗族等的“近代命運”時,于東南地區往往從1840年或明清敘起,于西北內陸則多從清末新政或民國建元開始論述的主要原因。近年來,施堅雅的集市體系理論和區域體系理論在長江上游地區、華北平原等地的相關研究中已被廣泛運用,但也有學者指出施氏模式不能包打天下,并力圖對其理論有所修正。③ 抗日戰爭或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區域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在不同區域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韓國學者尹輝鐸新近從抗戰環境、抗戰意識、戰略戰術諸方面的比較研究考察了20世紀40年代華北根據地與東北游擊區的抗日斗爭形態④,這是立足于軍事學角度對兩個相鄰區域的區域比較研究。但從戰爭的影響與后果角度來觀察,相距較遠的地區也可進行比較分析。例如,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對廣東經濟來說,戰爭的破壞力是空前的,使廣東經濟的發展從巔峰跌入低谷,全省的經濟格局在戰時、戰后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省會廣州所受損失至為嚴重,先是迭遭日機轟炸,繼而軍政當局撤離時自行炸毀,淪陷后又被日軍焚劫或占據,公用設備、特殊建筑物、新式工業等方面共損失多達9200萬元⑤;而與此同時,西北地區尤其陜西關中因處于大后方,由于政府政策傾斜,區域經濟社會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其中西安市因被國民政府定為陪都,從1932—1945年間,在西京籌備委員會等的積極運作下,城市規劃、地形測量與土地估價、筑路修橋與水利建設、城市綠化、鄉村建設和古跡文物保護等各項事業均取得了長足進步⑥,使西安市人口劇增,城市經濟與社會較之以往有了非常大的變化。通過跨區域的比較分析可知,在抗戰期間,淪陷區和非淪陷區所受的戰爭影響是大為不同的。在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的區域實際上經歷了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歷史分期方法并不總能適應歷史學家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中,“變化被普遍承認,但是一旦歷史學家進行微觀研究或發現細節,這些時間性的界線則被迫后延。這樣一來,就無法預斷變革產生的時間”⑦。這樣的“微觀研究”,主要靠區域比較研究來完成;不僅僅限于區域內比較,還應當包括區域間比較。
  三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要實現整體史研究的主旨,僅靠區域比較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積極開展區域互動研究,亦即用辯證統一的觀點來考察區域社會現象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研究區域的“互動”,同樣要注意兩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一是區域內各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二是區域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
  區域社會發展是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區域人群的生活方式及其演變當然深受所在區域各種自然與人文環境因素的制約。目前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城鄉居民的社會生活史研究已成為一個熱點,但在區域社會生活方式與區域生活環境的互動研究方面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廣義地說,人類生活在環境之中,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活動的載體,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同時也是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因素,因而,“一切環境質量的因子皆可包括在生活質量之中。環境和教育、消費、健康一起構成了生活質量的基本框架,它們是生活質量的基本內核和構成要素”⑧。人類的生活環境大致可以劃為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兩大部分。自然生態環境包括氣候、水文、地貌、土壤、植物、動物、礦產等要素,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生活的最為基礎的條件。區域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生態環境因子的制約,自然生態環境的演變也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質量。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自始至終都是備受關注的哲學命題,人類的社會生活史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人類如何適應、利用、改造自然,如何與自然協調、共生的歷史。區域人文社會環境包括政治、軍事、經濟、人口、民族、社會形態、文化氛圍等方面,同樣也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生活的基礎條件。人文社會環境因子與自然生態環境因子一起,共同構成了人類的生活環境,在某些歷史時期,尤其是隨著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科技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轉型,人文社會環境的演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也日益突出。正是因為人類的生活環境不僅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生活的基礎條件,而且是完整的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區域生活環境研究就不僅是區域社會生活史研究的前提或基礎,而且應該視為區域社會生活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并且應該加強兩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互動研究。目前氣候變遷、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已普遍受到學界的重視,但其他自然環境因子以及人文社會因子的變遷及其對區域社會生活發展的影響方面研究還比較薄弱,至于區域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活動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以及因之而帶來的種種后果的研究,更有待進一步加強。
  從區域間互動這一視角來研究近代社會史,是一個新視角,需要借鑒相鄰學科比較成熟的理論方法,經濟學的理論必不可少,但文化地理學的理論更需要借鑒。按照文化地理學的觀點,區域文化一旦形成就存在擴散現象,文化擴散的方式可以分為擴展擴散和遷移擴散。擴展擴散是指文化現象出現后,通過其居民,從該地向四周不斷地傳遞,其所占據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大。這種擴散現象的特點是空間上的連續性,即新的分布區由舊的分布區擴大而形成,舊的分布區較小,而位于新的分布區內。擴展擴散中各種文化現象的擴散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速度慢,有的很快。遷移擴散是指某種文化現象與擁有這種文化現象的人群或集團緊密聯系。往往因擁有這種文化的群體遷移到新的地方,遂將文化傳播到該地。遷移擴散是由具有這種文化的人群傳播出去,比擴展擴散要快,而且易于保持這種文化的本身特點。另外,由于是隨人群遷移,特別是遷移到遠處,會使這種文化現象出現些孤立的點或小區,與其原文化區在空間上不連續⑨。目前,這些文化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的研究中已得到廣泛運用,但如何將其科學地運用在區域近代社會史研究中,還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注釋:
  ① 杜贊奇:《為什么歷史是反理論的?》,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第9—2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②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第3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參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所刊的王慶成《晚清華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對施堅雅理論的若干思考》和任放《施堅雅模式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三文。
  ④ 尹輝鐸:《抗戰時期華北與東北區域抗日戰略和斗爭環境的比較考察》,見江沛、王先明主編:《近代華北區域社會史研究》,第383—397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⑤ 黃菊艷:《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研究》,第97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⑥ 吳宏岐:《抗戰時期的西京籌備委員會及其對西安城市建設的貢獻》,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4)。
  ⑦ 杜贊奇:《為什么歷史是反理論的?》,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⑧ 周長城等:《社會發展與生活質量》,第23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⑨ 王恩涌等:《人文地理學》,第35—37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吳宏岐(1963—),男,陜西省寶雞市人,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廣東 廣州 510632)]
  從徽學研究看區域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唐力行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 歷史系,上海 200234)
  長期以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以宏大敘事見長,在政治精英和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其關注熱點也是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無論是將中國近代史視為一部革命史,抑或一部近代制度文明史或經濟發展史,敘事范疇都是限于短時段的。我們不僅應該了解事件和精英,而且應該了解這些重大事件的背景是什么,歷史深層次的決定作用與偶然表象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也就是說,要把短時段置于中、長時段下加以考察,了解事件之外的屬于民眾的中國社會。如是,我們才能對中國近代社會有個全面的把握。
  一
  短時段的研究側重于歷史發展的階段性,長時段的研究則側重于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過去我們研究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強調的是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進步性,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這就使我們對近代中國國情難以有一個全面的把握。近代以來,傳統中國盡管發生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但是傳統社會的延續性和巨大慣性仍在歷史的深層左右著歷史的走向。例如,在研究近代商幫的時候,我們往往強調近代以來中國工商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出現了諸多的新氣象。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些變化只是集中在沿海地區大都市與個別商幫。傳統社會結構的松解僅僅是個開端。中國廣大的內地和大多數商幫,仍然停留在傳統時代。即令在沿海地區的大都會,我們仍是不能對商人的變化估計太高。20世紀初葉,商會已逐漸取代會館、公所而成為商界的領導機構。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對民間社團中最具實力的商會進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幾,商會已喪失獨立性。為應對專制強權和列強的雙重侵害,這一時期宗族組織和同鄉會都有所發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緣、地緣組織以求擴大生存空間。在素有天堂美譽的商業大都會杭州,徽州商人組織在抗戰前夕出現向血緣化回歸的現象①。16世紀,徽州血緣組織的商業化曾經一度造就了強大的徽州商幫,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在經歷了從血緣到地緣、業緣乃至跨業緣的發展后,又出現了商人組織向血緣化的回歸,這不能不說明傳統社會的結構仍在深層次影響著中國社會的走向。對近代商人狀態的全面把握,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中國的真實國情。商人是這個世界發生變革的起點。進入21世紀的新時代,中國商人仍是停留在起點上,而難以完全逃脫元稹《估客樂》所披露的“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定,富與王家勍”之命運,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因此,在注意到歷史發展階段性的同時,關注歷史發展的延續性,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史整體史的研究目標。
  歷史的延續性或者說長時段的研究,離不開區域研究。從尋找普遍性到探討地方性和特殊性,本身就是史學認識路線的辯證和深化的自然進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研究者的目光開始向下,關注中長時段的文化、心態、習俗、儀式、組織、結構、普通人的生活、地方制度對國家的制衡等等,而普通人總是生活在特定區域里的,因此,區域化的近代史研究也隨之興起。區域史研究比較成功的有江南、華南、華北和徽州區域。我長期從事徽州區域的研究,地方性和特殊性的研究使我對中國近代社會有了全新的認識。例如,關于徽州的宗族組織。辛亥革命后,社會轉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宗族勢力的態勢如何,這是窺測中國社會變遷進度的一個重要指標。以往我們比較重視中國社會變遷的階段性,過于強調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進步;從而認定傳統的宗族組織是反動落后保守的,正在分崩離析之中。這使我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常常與實際嚴重脫節。
  明清以來,族譜的纂修是宗族組織存在、發展的第一要義。20世紀上半葉,徽州族譜編纂的情況如何呢?將其與明代、清前期、清后期作一比較,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到徽州宗族在近代的態勢。目前世界上收藏中國族譜最多的是上海圖書館,收有歷代族譜12000種②。 我根據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徽州族譜作了抽樣統計:該館共收藏徽州族譜435部,其中,明代129部,清前期181部,清后期73部,民國年間45部,年代不明7部。根據統計,明代家譜總數129部與有明一代277年的時段的比值為0.4657,清前期197年的比值為0.9239,清后期72年的比值為1.0139,民國(至1949年)39年的比值為1.1538。揆之以比值,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海圖書館收藏家譜由明、清前期、清后期至民國呈上升趨勢。修譜年均比值的提高,是考察宗族活動的一個重要指標(當然,時間越久遠,家譜受損的可能性就越大、收藏越不易),近世后期(即清后期與民國)距今時段最近,家譜收藏的難度要小于近世前期(明、清前期),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近世后期徽州宗族的活動并沒有衰退的結論。
  進入民國后,族譜的纂修在繼續進行。以徽州績溪縣宅坦村胡氏為例,清季同治甲戌(1874年)族人、進士胡寶鐸發起編修龍井派族譜,其弟胡宣鐸于民國9 年(1920年)續修之,次年《明經胡氏龍井派續修宗譜》完稿刊印。該譜卷帙浩繁,只印了五十多套,分給斥資捐助編印族譜的富戶收藏,而貧困族人卻難以查閱。譜局很有創新意識,為普及、推廣族譜,使貧者也能人手一冊,編纂了普及本族譜——《宗譜便覽》。《宗譜便覽·小引》闡明了編纂者的用意:“民國辛酉吾族宗譜告成,捐貲購領者凡五十余部。然族大人眾,勢難普及。領譜者各自珍藏,又不輕易與人翻閱,未領者依然向隅,豈非恨事。爰復撮其大要集為一卷,工省價廉,可以家置一部,隨時翻閱,一覽而知族譜之大略。其后更留空白以備各家填寫近代祖先并生人名氏、年庚,為日后修譜張本,于世系之奠不無小補云。”《宗譜便覽》在中國譜牒史上是一大創舉③。也說明即使到民國年間,中國宗族制度仍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聚族族居的經濟基礎是族田。徽州20世紀上半葉族田的態勢如何,最好的資料莫過于土地改革的調查資料了。我曾得到一份皖南區黨委農委《1950年6 月土改調查材料·祁門縣蓮花村公堂祠會調查材料》④ 的材料。這從這份調查報告中可知,直至20世紀上半葉,徽州族田占耕田的比例仍達百分之六十。其實,這一比例在徽州還不算是高的,一些強宗豪族擁有族田的比例可達百分之八十左右。族田占有如此高的比例,并非徽州的特有現象,閩粵地區族田所占的比例也大致如此⑤。此外,根據《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⑥,也可知近代以來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蘇州,宗族仍在增置族田。這些族田的功能與蓮花村一樣,除了承担祭祀的費用外,還担負起互濟、行善的費用,幫助族中貧困者。族田的高比例,正是20世紀上半葉宗族組織仍然活躍的表現。
  抗日戰爭時期,徽州未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領,是江南唯一的后方基地。徽州人民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抗戰,而宗族則是抗戰的基層組織者。在宗族會議記錄簿中我們可以看到村民們積極參加抗戰的記錄。民國27年(1938年)10月16日的會議記錄中有:“第二次破壞公路,由公眾暫借款七十五元,應如何歸還案。”破壞公路是為了阻止日寇進入徽州,其所需費用會議議決:“由親遜祠撥付。”其他破壞公路的行動《會議錄》上無記載,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些愛國活動的經費是由宗族承担的。族人中有參軍的,宗族承担起軍屬的撫恤責任。1945年3月10 日的祠務會議,討論了“為撫恤胡乾健出征家屬應如何處理案”,決議:“每年秋收時本祠津貼四秤,此生直至該壯丁之母逝世為止。如該壯了回家后,即行停止。”當時績溪縣組織了抗日自衛隊,其經費由地方分担。在宅坦宗族散件資料中,有一份《績溪縣自衛隊捐》的收條,內容是:“今收到第一甲胡親遜祠給納自衛隊給養費三元正,用特臨時收據為質。經手保長胡品常。”宅坦所在的龍井鄉也組織了模范隊,有三名族人參加了模范隊。1938年12月,抗日部隊67師397團1000 多人進駐宅坦休整,前后共70天。他們就住在祠堂里,由胡氏親遜祠負責接待。宗族還承担著駐軍的柴火、糧草等的供應。1944年12月5日的祠務會議,討論了“關于兩保不通本祠擅行砍伐墓霞蔭木,暨種植樹木及墳屋修理應如何處理案”。兩保指的是石井保和中門保,當時宅坦村民分由此兩保管轄。討論的結果是:“對墓霞蔭木昨日已經砍伐之五株,盡行撥供駐軍,本村兩保應攤之柴額。擅行砍伐者不得剝取分毫。本日繼砍之枝,擬議處罚該各砍伐諸人。以□將來處罚辦法,由祠首專派人會同兩保前往墓霞點收拿不論。對停止砍伐不追。繼砍木者之柴工資充當罚金。”這一條記錄說明,宗祠的權威其實比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保”要高。在徽州農村,當時的地方基層組織“保”離開了宗族是一事無成的。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大陸展開了疾風暴雨式的土地革命,沒收了祠田、學田、祭田等形式的族田,從而摧毀了宗族制度的經濟基礎。宗族中堅力量縉紳、地主、商人、仕子在歷次政治運動遭到沉重打擊,綿延數千年的宗族組織在華夏大地夭亡了。根據20世紀上半葉族譜、祠堂和族田的態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族組織的消亡是革命的結果。不是自然變遷的結果。
  二
  了解近代以來徽商與徽州宗族組織的實態,是一個近代史研究從普遍性、抽象性提升至地方性和特殊性的過程,反過來它會幫助我們提升對普遍性的認識。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富有彈性的結構,以往我們只注意到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和土地的集散變動,而未遑論及政治制度的彈性。沉重的專制制度并非完全是一個僵硬的等級體系,它與民眾之間有一個鄉村相對自治的空間。其中介則是官民之間的宗族與士紳。這一方面使得國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又實現了鄉村社會的穩定。宗族與士紳以及由他們構成的地方網絡使傳統龐大的國家機器與民眾之間形成富有彈性的政治結構。現代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延伸,是否一定要以政府的直接威權取代鄉村自治的權力?是否一定要破壞原有的基層結構?當國家權力延伸到鄉鎮乃至村落時,社會結構便失去了原有的彈性。龐大的國家機器直接面對村民,這極度地加大了國家行政的成本,從而造成貧窮和不穩定。我們注意到了城市培育中產階層的重要性,卻無視農村精英的流失。這又引發一個問題:現代化的進程為什么不應該是現代與傳統的融合?
  區域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正方興未艾,然而區域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如果研究者的視野僅僅局限于一個小區域,就會導致作繭自縛、坐井觀天。在研究實踐中,我感到從事區域史研究必須要在三個層面上拓展視野:
  其一是要注意區域與周邊地區的關系。徽學雖是以徽州區域整體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但是它的研究視野決不能局限于徽州本土一府六縣范圍。徽學覆蓋的地區大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層次;中間層次涵蓋沿長江、運河的市鎮農村,其中心區乃是“無徽不成鎮”的江南;外圍層次則遍及全國遠至海外了。如果說核心層次是小徽州的話,那么中間和外圍層次可稱之為大徽州。胡適曾提出小績溪與大績溪的概念,指出編纂縣志“不可但見小績溪,而不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局面,新志應列‘大績溪’一門”。以此來說,徽學若無大徽州,徽學也難成局面。徽學覆蓋面之大是與徽商遍天下相關的,他們是這種文化輻射的載體。徽商將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為方式帶到各地。舉例來說,徽州每逢年節有演戲的風俗,戲劇更是宗族祭祀活動的重要內容,由此徽劇日漸成熟。徽商在揚州、南京、蘇州等地蓄養家班。家班演戲是徽商炫耀財富、攀結權貴、洽談商業的交際手段。徽班之興起得力于徽商的財力,并隨徽商而傳播四方。近代徽班進京成為戲曲界的一件大事,由徽劇發展而成的京劇更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瑰寶。又如,飲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揚州所發展出來的淮揚菜,就占了中國八大菜系的四分之一。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會館、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國各地城鎮到處可見徽派建筑。當然,徽商帶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東西,比如徽商的商業道德、徽商刻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
  其二是要進行區域比較研究。蘇州地處沿海平原,徽州地處內地山區,長期同屬一個江南行政區,在16—19世紀的中國社會轉型期,兩地互動互補,交往密切。在經濟上,蘇州是江南的經濟中心,并且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財力雄厚的徽商在蘇州異常活躍,獲取大宗的商業利潤。在社會發展上,蘇州隨人口和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漸漸變動,承接著傳統社會的經濟發展優勢,自發、緩慢地發生社會轉型;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縛了社會轉型。徽商的經營活動客觀上推動著蘇州等地的社會轉型,而他們的大宗商業利潤輸回徽州,卻加固著徽州的舊秩序。在文化上,蘇州和徽州都是儒學發達之地,清代又以吳學和皖學相對峙,教育科舉昌盛,人才輩出。徽商把蘇州等大都市的經濟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輸入徽州,使徽州社會經濟發生變動;又把徽州濃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帶到蘇州等大都市社會,融入經濟和社會生活之中。區域比較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話題,因為兩塊相互聯系的區域,即使處在同一經濟文化發達地帶,由于其自身內在的經濟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和行為取向不同,它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向會有很大差異。探討互動互補的內地、山地與沿海、平原兩類區域間發展路向異同的根源,會對今天內地與沿海、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的互動互補、共同發展提供有益的指導。區域比較研究為區域史研究的深化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也有利于我們深化對國情的了解。
  其三是區域史的研究要與整體史相結合。區域總是存在于整體之中。各區域因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與中央王朝空間距離及交通難易的不同、傳統與風俗的不同、地理物產與民族構成的不同等等因素,它們對中央政令的執行和變異程度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區域的特殊性。但是,各區域畢竟在中央王朝或政府的統一控制下,它們之間也會有共性。區域史的研究可以深化中國整體史的研究。過去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中央政府或王朝的興衰和典章制度方面,很少考慮中央和地方的相互作用。其實,中國疆域遼闊,只有把一個個區域社會的歷史研究透了,才能從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發,把整體中國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此外,區域社會是整體中國的一部分,是整體中國的細胞形式,解剖某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社會,本身就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整體中國的認識。
  [唐力行(1946—),男,江蘇省蘇州市人,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注釋:
  ① 唐力行:《從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組織向血緣化的回歸——以抗戰前夕杭州汪王廟為例論國家、民間社團、商人的互動與社會變遷》,載《學術月刊》,2004(5)。
  ② 王鶴鳴:《淺論方志與家譜》,見《中國譜牒研究——全國譜牒開發與利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③ 宗族研究專家錢杭曾與筆者交流,謂在浙江田野考察時,也曾見到民國年間的宗譜簡本。
  ④ 參見檔案《皖南區黨委》,永久卷74,現藏于安徽省檔案局。
  ⑤ 參見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⑥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
學術月刊滬126~137K3中國近代史王先明/張利民/吳宏岐/唐力行20062006
近代史/區域化理論/走向
  modern history/theory of regionalization/orient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ymposium)
Wang Xianming holds that, the studies of regional history means the one engaged in the progress of regional history with the same nature and same trend in a definite time and space. But the so-called regional history study in recent years is mostly the studies of regional dimension. Zhang Limin argues that the regional history is the one to study the space of it, hence the researchers must concern the environmental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egions. But more important is that the humanistic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etc., which could not be included in natural science, should be emphasized. Wu Hongqi takes that, at present, the scholars habitually adopt the comparative study as their analytical method, but it is far from enough fo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of the regions. It is to adopt a dialectical 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influence and mutual function between regional social phenomena. Tang Lixing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ast is good at grand narration, which emphasized of the period and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But, in fact, the continuity and inertia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re still in the deep stratum of history determines the orientation of modern history. Therefore, only by concerning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progress, can the goal of study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society be genuinely realized.
王先明認為,學術意義上的區域史研究,是指在一定時空內具有同質性或共趨性的區域歷史進程的研究,而近年來的所謂區域史研究,大多不過是研究的區域化取向而已。張利民認為,區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間范圍的歷史,因此,研究者既要考慮環境對區域形成與演變的作用和影響,更要注重自然科學尚不能包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人文因素。吳宏岐認為,區域比較研究目前已是學者們習慣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僅靠區域個性特征之間的比較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用辯證統一的觀點考察區域社會現象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唐力行認為,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以宏大敘事見長的,強調的是歷史的階段性和進步性,往往忽略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而實際上,傳統社會的延續性和巨大慣性仍在歷史的深層左右著近代歷史的定向。因此,關注歷史發展的延續性,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整體史的研究目標。
作者:學術月刊滬126~137K3中國近代史王先明/張利民/吳宏岐/唐力行20062006
近代史/區域化理論/走向
  modern history/theory of regionalization/orientation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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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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