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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小說中的民間形態及美學意義  ——以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為例
十七年小說中的民間形態及美學意義  ——以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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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評價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這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十七年農村題材的小說中,作家的敘述話語與富有權力色彩的政治話語是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相信通過政治所喚醒的人的力量,不僅使人的精神發生“脫胎換骨”的變化,而且能夠改變自然和社會。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依據階級性的特點,把人物形象劃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并賦予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介入社會的方式,在這些人物的矛盾、沖突、斗爭中,構建一個具有濃重政治傾向性和觀念色彩的文本世界。在這樣的文本世界中,是否保存了鄉村民間社會豐富、生動、復雜的面貌,仍然具有歷史、美學的意義呢?本文試圖對此作一探討。
  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首先對兩個問題作一簡單說明:1.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的“民間 ”與新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2.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民間”的特點及內涵是怎樣的—— 因為民間是一個變化的、流動的概念。
  從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來看,民間始終有著重要的意義。概括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與民間之間 的關系,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以李大釗、鄧中夏等人為代表的與“民粹派”思想密切相 關的民間觀,后來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經過瞿秋白、毛澤東的努力使之成為政治符號和國家 權力意識形態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民間、農村、農民的內涵沒有多大的差異,他們眼中的 民間主要是指現實的、自在的民間空間,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是政治的、啟蒙的立場,民間 是承担其社會改造使命的場所;二,以劉半農、沈尹默、胡適、周作人等人為代表,以《歌 謠》周刊為核心,在對民間文學的搜集和倡導中,發現民間文學及其文化形態的美學意義并 納入新文學的構建過程中。這些現代知識分子對“民間”的態度雖有所差異,但都從審美的 角度肯定了民間文化形態的精神價值,他們所肯定的民間不是現實的、自在的文化空間,而 是與此相關又有著重大區別的文化的審美世界;三,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既充分肯定和吸收了 民俗藝術中積極健康的生命力,又強調批判民間、提升民間以達到啟蒙的目的。周作人對民間的這種二元態度與魯迅是一致的。對民間的認同與批判都是與他們的啟蒙思想有關。五四時期現代知識分子對民間的這三種態度,在漫長而又動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各有沉浮和消長,影響和制約著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的民間與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等人的民間觀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們都是要把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貫穿于鄉村民間的實踐活動中,這一思想反映在文學上就是注重有歷史意義的現實題材,在現象分析上強調階級斗爭的眼光,在故事敘述上強調集體行動的展開。這樣一種傳統,在十七年的文學創作中有怎樣的變化呢?
  在當代十七年時期,民間文化形態在農村題材的小說中有特定的含義,依據陳思和先生的 觀點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包含了來自生活底層(民間社會)的勞苦大眾自在狀態的情感、理 想和立場;其次包含了民間社會日常生活的風俗人情、生活習慣以及民間文化藝術特有的審 美功能。這一民間文化形態在十七年農村題材的小說中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存在,因為這時期 的國家權力一直把鄉村民間作為改造的對象,同時要求知識分子在文學創作中貫徹其思想, 以實現政治意識形態所要求的現實社會秩序的構建,因此,民間作為權力意志的承担者,不 僅自身接受滲透和改造,而且與政治權力共同構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這也就必然產生了 對文學創作的規范化要求,“不僅規定了文學寫什么(題材),而且規定了怎樣寫(題材的處 理、方法、藝術風格等)。在這種情形之下,民間文化形態的特點及其美學意義是如何體現 出來的呢?這正是我們試圖以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的小說創作為例來說明的問題。
      一
  趙樹理十七年時期的小說創作仍然延續了在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寫作傳統,即站在民間的立 場上,運用民間的形式來表現民間的故事。但這并不是說他放棄了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關心和 責任承担,他曾說自己的小說要“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注:轉引自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趙樹理研究資料》,200頁。)這里的“起作用”,不僅僅是利用通俗方法將國家意志普及遠行,達到宣傳的目的,同時也包含了站在民間的立場上向上傳遞民間的聲音,溝通民間與權力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他是從民間的立場上去理解國家的意志和政策。
  趙樹理的這種寫作立場決定了他對于鄉村社會的基本想象方式是從農民的角度開始的,他 不是從政治的先驗觀念出發去虛構鄉村中各個階層及其人物的特點,表現新的代表社會“發 展”的力量怎樣去改造鄉村社會,而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判斷為基礎,依據農民的 思維方式去表現農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的變化,表現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民 間文化形態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并在這種關系中展開小說的敘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這正是趙樹理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小說的第一個特點——“由下而上”地展開對于農民心 理、行為及其社會事件的敘述,他不注重寫“上邊”的思想如何改造農民,而是寫農民如何 去接受“上邊”的思想,這樣在他的作品中農民成為“主體”,政治宣傳的意圖包含于農民 自身轉變的過程中,這個“轉變”的過程不僅包含了民間文化形態的復雜、豐富與生動,也 包含了小說文本藝術魅力來自于何處的美學沉思,也就是說“如何轉變”、“怎樣轉變”與 民間文化形態和國家權力意志之間的關系密切聯系在一起,當人物“轉變”的內在動因與國 家權力意志相一致或者說源于民間的愿望與國家政策沒有沖突時,小說敘述與結構都有著較 為自然、完整的特點,反之,則呈現出滯澀、簡單以及無奈的笨拙。
  趙樹理寫于1950年的《登記》是一篇反映鄉村男女自由戀愛的小說,從政治意識形態而言 是宣傳和歌頌了新的婚姻法對于人的愛情生活的保障。小說中艾艾、小晚、燕燕、小進等人 的愛情追求富有青春的活力,小飛蛾的人生經歷則有著更為復雜的藝術底蘊,她作為一個飽 受封建婚姻折磨的女人,對于艾艾的自由愛情起先不同意,經過猶豫后,終于認識到不能讓 艾艾走自己的路。這一覺醒“轉變”的過程是以她自己的親身經歷為基礎的,因此作家的敘 述立場始終是站在鄉村民間底層婦女方面,真實地表現了女性的悲劇性命運和柔順、隱忍的 性格形成的文化原因,她的“轉變”既是對過去的告別,也是對新的生活的認同,這一認同 的過程也正是源于民間底層的生命渴求與政治觀念溝通并達到一致的過程,先驗的觀念并沒 有導致對生活的簡單化處理,因此這篇宣傳婚姻法的小說才更多地保留了民間底層女性的生 活場景及其民間文化的內容,具有了真實的藝術魅力。
  長篇小說《三里灣》的敘述也是從鄉村民間的農民立場開始的。作品一開始就置身于鄉村 民間的特定氛圍中,寫到了旗桿院掃盲夜校的學習,因為秋忙學生不來參加學習,有個學員 說:“我說縣里的決定也有點主觀主義——光決定先生不準放假,可沒有想到學生會放先生 的假。”這樣一種從農民思想、行為出發的敘述,也就不會從政治規范的要求出發去構建現 實“應該”有的意義秩序。譬如趙樹理曾說:“富農在農村中的壞作用,因為我自己見到的 不具體就根本沒有提。”這并不是說趙樹理不關心政治,而是忠于自己對農村的認識,充分 尊重大多數農民自身的生活和思想邏輯,因此他在寫到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等 人物時,并沒有劍拔弩張的斗爭和批判,而是真實地寫出面對“擴社”時,他們內心的困惑 、矛盾和抵觸。在《三里灣》中,馬多壽等人考慮問題都非常實際,他們的抵觸和轉變都與 自己的實際利益有關,可以說他們目光短淺、私心太重,同樣也可以說這正是農民自在狀態 的生活。馬多壽不愿入社的原因是怕失去自己的土地,反對開渠的原因同樣是怕失去“刀把 上”那塊地。為了保住土地和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他費盡了心思、想盡了辦法。當他思想 轉變想入社的時候,也并不是對“擴社”有了根本性的“正確”認識,而是意識到自己追求 的家大財多的夢想在分家后已無法實現,不如過個清凈日子算了。這種轉變雖沒有進步的“ 豪氣”,卻有著豐富的內涵,這種豐富在于一方面體現了民間文化的自在狀態開始發生了變 化,另一方面卻真實地表現了鄉村農民在面對政治要求時,內心的復雜和微妙。在馬多壽這 個人物身上典型地體現了與土地相關的農民及其文化形態的特點,這一形象的美學意義也在 這里。由于趙樹理對民間文化形態的尊重,才不會在小說中把農村各階級之間的關系簡單化 ,而是意識到了在鄉村民間社會中,宗族之間的關系、相互之間的姻親關系與階級關系是交 織在一起的,政治斗爭也滲透著倫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政治觀念不同所帶來的生活沖突, 并不是用政治的是與非就能解決的。倫理的、情感的諸多因素仍在制約著他們的生活。馬多 壽與其三兒、四兒之間的沖突,與其說是政治之間的沖突,倒不如說是一個民間底層的農民 在民間文化的長期熏陶中形成的一種生活欲求能否實現的沖突,與實實在在的生活欲求聯系 在一起的人物心理變化和人物行為方式,使人物形象更加具體、豐滿、生動,遠比那些觀念 化的“新人”具有更高的美學價值。
  正如趙樹理在談到《三里灣》的創作時所說:“對舊人舊事了解的深,對新人新事了解的 淺 ,所以寫舊人舊事容易生活化,而寫新人新事免不了概念化”(注:引自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281頁。)。概念化的原因正是失去了與民間文化形態具體的、深層的關系,更多地體現了某種觀念化思想所造成的。《三里灣》后半部分出現的情節發展勉強、敘述過于匆忙的問題,也與這種觀念化的思想有關,因為先驗的觀念已經預設了一個“擴社成功”的結局,這個結局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是不能改變的,人物自身的邏輯發展有時就不得不服從于這一“結局”。當外在的政治要求強大到一定要農民服從這一規范時,民間文化形態在小說作品中就變成了一種隱含的“結構性因素”,所謂隱形結構,“是指當代文學(主要是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往往由兩個文本結構所構成——顯形文本結構與隱形文本結構。顯形文本結構通常由國家意志下的時代共名所決定,而隱形文本結構則受到民間文化形態的制約,決定著作品的藝術立場和趣味。”(注: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13頁、17頁。)趙樹理在1958年創作的《鍛煉鍛煉》,民間文化形態的美學意義就是隱含在兩種思想斗爭的顯性結構中。從趙樹理堅持的一貫的民間寫作立場來看,對“吃不飽”、“小腿疼”這樣一些農村婦女,應該從她們的情感、欲求出發去溝通與國家權力意志之間的關系,然而在這部作品中,她們則變成了受批判、受愚弄的對象,失去了獨立人格的存在意義,變成了國家權力意志的對立面。但是在這種顯形的政治斗爭的結構中,在所謂的“落后人物”身上仍然有著民間的愿望和趣味,這也正是“吃不飽”、“小腿疼”等人物比那些“正面人物”更生動,更 有藝術魅力的原因。同時,在作者略嫌急促的敘述和充滿緊張感的人物關系中,讀者也分明 感到了他內心的無奈和悲涼。這無奈正是他在政治規范要求下不能真切表達民間的心理反映 ,以至后來難以寫出更好的作品。
      二
  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是從民間的立場展開鄉村民間社會的敘述,并由“下”而“上”地溝通 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達到“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目的,周立波的小說創作 則是由“上”而“下”地展開對鄉村世界的民間想象,他的短篇小說《禾場上》、《山那面 人家》,長篇小說《山鄉巨變》等作品,都是從國家意識形態的立場去審視鄉村世界的變化 ,并試圖溝通政治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形態的關系。討論十七年小說創作是“由下而上”還 是“由上而下”的溝通這種關系是重要的,因為在“溝通”過程中所展開的藝術想象與小說 敘述,直接關系著民間文化形態的呈現方式及其美學意義,直接關系著小說的寫作目的和功 用。一部在當時引起轟動的小說,所構建的“現實秩序”,必然隱含著當時多數人對現實的 想象,自然有著合理的存在意義,但這種“合理”并非一定就具有美學的價值,因為“現實 秩序”的構建并不完全是美學沉思的結果,有時是與政治意識形態對現實的改造聯系在一起 的,周立波對于鄉村現實秩序的構建就是按照政治的規范和要求在作品中進行構建的,那么 ,周立波小說中的民間文化形態是以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出現,其美學意義在哪里呢?
  在趙樹理的小說中,他的敘述起點是準依農民的思想、情感,從民間立場開始展開小說的 發展過程,其敘述目的是溝通民間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寫出農民是如何在時代的大變化 中轉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并符合政治的規范要求;周立波的小說敘述起點則是起自于政治意 識形態,正如一位研究者在談到《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時所說,他們“都有一個外來 者‘進入’的相似的開頭,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場景:舊有農村秩序的破壞及重建是由 外來者的進入來完成的,或者我們可以說小說的敘述是借助一個外來者的視點來完成。不過 這個外來者是黨的化身。”(注:《試論五十到七十年代“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文學評論》2001年3期。)從這樣的視點去敘述鄉村民間社會及其民間文化形態的變化, 很容易造成鄉村生活的簡單化,因為這樣的觀念化視角,在寫作中往往要求人物的思想邏輯 和行為目的與觀念相符,自然就會忽略遠比觀念更為豐富、復雜的現實中各階層人物自身的 內容,使作品中的人物變成平面化的形象或者是“觀念的傳聲筒”。在周立波的《山鄉巨變 》中人物性格過于單一的遺憾(譬如陳大春的“魯莽”、盛清明的“活潑”等)就與這一特點 有關,但是周立波的小說為什么仍然具有文學史的意義呢?其關鍵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意識 形態敘述立場的現實展開過程中,保留了某些民間文化形態的因素和傳統文人對田園自然的 審美情趣,也就是說他把國家權力意識形態對鄉村民間的改造與民間風情、人情的變化聯系 在一起,較為真實地表達了處于自在狀態的農民在外部力量作用下的變化過程和表現形態, 優美自然風光的詩意穿插,則增強了鄉村民間的審美意韻。
  民間文化形態的自足性特點只是相對而言,當政治意識形態以強大的力量去改造鄉村社會 時,農民自在狀態的立場、理想、追求也會發生變化。周立波的《禾場上》就選擇了鄉村富 有詩意美感的一個夜晚,寫出了政治意識形態在構建鄉村新秩序的過程中,政治要求與農民 愿望相溝通時,那種和諧、快樂的欣喜場景,《山那面人家》也同樣具有這樣的生活韻致。 但是這種和諧、快樂和欣喜一旦進入到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就變得復雜和痛苦,因為農民 長期形成的生活立場、愿望、習慣和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不可能在一個晚上就會脫胎換骨 ,每一點變化都會與其所處的文化形態發生聯系,引起心理、情感、鄉俗的深刻動蕩,周立 波《山鄉巨變》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寫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鄉村展開時,農民文化心理的變 化和復雜,盡管這種“變化與復雜性”的表現,受到敘事視點的限制,其深度有限,但與同 期的某些小說相比較,仍然有著較高的美學價值。這首先表現在他筆下的農業合作化的領導 人不是缺少人情味的政治符號,而是與鄉村民間的底層農民有著深刻的血肉聯系并有農民的 純樸情感。譬如李月輝響應整頓的號召,收縮了唯一的合作社,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他說 :“社會主義是好路,也是長路,中共規定十五年,急什么呢?還有十二年。從容干好事, 性急出岔子。”別人批評他是右傾小腳女人,他理直氣壯地反駁:“我只懶氣得,小腳女人 還不也是人?有什么氣得?”這種與農民利益和思想情感相連的行為方式,使人物形象在融于 現實生活的人物關系中變得豐富、真實。劉雨生與張桂貞的描述也是一種把政治行為與目的 和 民風、民情變化相聯系的敘述、想象方式,這是《山鄉巨變》藝術上取得成功的核心所在。 其次,對于陳先晉、菊咬筋這些“落后人物”也不是一種簡單的政治化理解——給予批判和 否定,而是體現出復雜的雙重態度:一、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的敘述目的,必然要求他們的 精神、立場發生轉變,納入新的社會秩序的規范之中;二、從尊重民間文化形態的角度則自 覺或不自覺地對他們的勤勞、純樸給予贊揚和肯定,即使對于他們的刁鉆、工于心計,也沒 有疾言厲色地批判,而是有著善意的嘲諷。陳先晉是一個一心想發財、不愿入社的人,他的 生活經驗告訴他,只有守本分地在土地里勞作,才能過上發財的好日子。這是他爺爺的夢想 ,也是他一生奮斗的目標,為此他無怨無悔地把自己交給了土地,土地是他的生命,生命的 意義就在于土地上的勞作。這樣的農民,要讓他把土地“上交入社”,其內心的精神沖突和 情感折磨是深重的。他不愿入社并不是有意反對新的政策,而是緣于民間文化的生活欲望、 理想不能實現時的深層痛苦。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就一定程度上理解了這種文化心理, 不是粗暴地去否定它,而是在外部生活環境發生變化的描寫中,讓他自己的思想發生變化, 這 種“轉變”雖然有點簡單,但畢竟注意到了農民文化心理的復雜性,使文本敘述目的在符合 政治要求的同時,突出了農民自身的思想邏輯和生活邏輯,真切地觸摸到了人的靈魂。小說 中的王菊生不同于陳先晉的純樸、本分,而是工于心計、刁鉆頑固,但仍然有著屬于農民的 勤勞。他為了守住自己的產業,想盡一切辦法拖延入社的時間,其實也隱含著一個普通農民 對“家”的生活刻骨銘心的熱愛。在李月輝、鄧秀梅去王菊生家動員他入社、他裝病不起的 場景描寫中,典型地寫出了處在“自在生活狀態”的農民不愿接受“改造”的心理,他想: “我有牛、有豬、有糞草、有全套家什,田又近又好,為什么要入到社里給人揩油?”這種 心理雖然缺少“政治遠見”,但又何嘗不是屬于農民的一種真實呢?周立波的《山鄉巨變》 的美學意義就在于寫出了這種真實,寫出了在國家權力意志改造鄉村民間的過程中,民間文 化形態的漸進變化過程,如果沒有民間自身的這種生活邏輯和情感、精神的內容,或者從政 治觀念的視點,把這些內容視為“落后”和“反動”的東西,在文本中進行簡單化的處理, 那么,小說的美學意義就很值得人們懷疑了。
      三
  在十七年時期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中,作家都認同小說寫作的政治目的和功用,但對于民 間文化形態的態度卻是有差異的,在小說寫作中如何呈現這種民間文化形態也是不同的。趙 樹理是從農民的立場出發,在溝通農民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中,對民間文化形態有著真切 的生命感悟和表達,周立波則是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展開鄉村社會的敘述,在敘述過程 中對民間文化形態有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重,那么,柳青的小說是怎樣的呢?
  在討論柳青之前,分析一下趙樹理和周立波小說的“缺點”是必要的。趙樹理在《〈三里 灣〉寫作前后》提到自己的小說有三個缺點:“一、重事輕人。……二、舊的多新的少。… …三、有多少寫多少。在一個作品中按常規應出現的人和事,本該是應有盡有,但我往往因 為要求速效,把應有而腦子里還沒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結果成了有多少寫多少。這三個缺 點,見于我的每一個作品中,在《三里灣》中又同樣出現了一遍——如對魏占奎、秦小鳳、 金生媳婦、何科長、張信、牛旺子……就只是見了面而沒有顯示出他們足夠的作用。又如寫 馬多壽等人仍比金生、玉生等人突出。再如富農在農村的壞作用,我自己見到的不具體就根 本沒有提之類。”(注:引自趙樹理《〈三里灣〉寫作前后》,《趙樹理全集》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281頁。)趙樹理的這種自我批評顯然與當時政治對文學的規范要求有關,政治所要求于文學的就是用階級分析的眼光,去描寫鄉村社會,塑造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如果從趙樹理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忠實于自己的生活體驗的角度看,這又是他的優點,除了第一點之外,“舊的多新的少”、“有多少寫多少”恰是一個藝術家對于寫作的嚴肅態度,他沒有寫到的東西是否正是現實社會中所欠缺的呢?這一點在前已有論述。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當時出版后,有的批評者指出作品欠“深刻”,“結構顯得零亂”,“缺乏一個中心線索貫 串全篇”。周立波辯解說:“我以為文學的技巧必須服從于現實事實的邏輯發展。”(注: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答記者問》,《人民文學》1958年7月號。)事實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立波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的敘述視角,不時被民間文化形態的 因素和傳統文人的審美趣味所干擾,使其敘述視點發生游移,這種游移可能帶來了某些藝術 的遺憾,但卻使他的小說有了鮮明的個性,即從“自然、明凈、樸素的民間日常生活中,開 拓出了一個與嚴峻急切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的藝術審美空間。”(注: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版,13頁、17頁。)
  柳青的小說創作可以說避免了趙樹理、周立波小說在當時的缺點,他的《創業史》被譽為 “經典性的史詩之作”,具有了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沖突的“尖銳性”,這種符合當時 國家政策的“深刻”和“尖銳”是否一定就具有了美學的意義呢?柳青在談到《創業史》時 說:“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 進 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的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 程表現出來。這個主題思想和這個題材范圍的統一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具體內容。”(注: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8期。)我們注 意到柳青在這里提到了主題思想和題材范圍的統一,也就是說他對鄉村民間的文學想象是被 “主題思想”所控制,以政治觀念為指導的。這種符合國家政治政策的民間想象,使小說文 本呈現出陣線分明的兩條線索:一條是以梁生寶、高增福等擁護合作化運動,堅決走共同富 裕道路的貧雇農為主;一條則是以反對合作化運動,想重振威勢的富農姚士杰以及富裕中農 郭世富和村長郭振山為主。處于這兩者之間的則是猶豫、動搖的梁三老漢。這樣的想象方式 ,使《創業史》的文本世界充滿了“改造”與“被改造”的緊張人物關系,事件的發展、人 物心理的變化都具有政治的尖銳性,有人認為《創業史》是政治心理小說的原因也在這里。 梁生寶顯然也是社會主義的政治新人,在活躍借貸、買稻種和分稻種、進山割竹子等事件的 發生過程中,始終表現出一種“新人”品質——克己奉公、吃苦耐勞,堅決擁護黨的方針和 政策,是體現了歷史必然發展趨勢和深刻性的人物形象。這種寫作方式自然避免了趙樹理、 周立波的小說在當時被認為的“缺憾”,卻在美學意義上帶來了另外的問題,嚴家炎在談到 梁生寶這一人物時就認為:“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 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表現不足,并且存在著過分理想化的問題。”(注:嚴家炎《關于梁生寶的形象》,《文學評論》1963年3期。)相反,處于中間狀態的梁三老漢卻有著動人的魅力,他對土地的摯愛及其生活欲望的追求,與《山鄉巨變》中的陳先晉有著相同的意蘊。在此就不贅述了。為什么梁三老漢具有藝術魅力?其原因就是寄生于政治性民間想象和敘述中的民間文化因素,構成了形象生命的內在質感。這種因素在《創業史》其他的某些人物身上也時隱時現地存在著,透露出鄉村民間中的某些真實氣息。
  由如上三個作家的小說分析,可以說十七年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始終與民間文化形態有著 密切的關系并構成了其美學意義的關鍵所在。至于柳青《創業史》所構建的文本世界在當代文學史上的某種合理性及其對后來文學的影響,是需要另文討論的問題了。
  
  
  
南方文壇南寧11~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20022002 作者:南方文壇南寧11~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光東20022002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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