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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尋常  ——新時期文學研究評略
十年辛苦不尋常  ——新時期文學研究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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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金錢萬能、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里,時間老人最富“自律”精神。他無私無欲,忠于職守,默默無聞,于不知不覺間將人類送到了21世紀的門前。值此世紀之交,回眸檢視一下中國文學研究在新時期以來所走過的歷程,無疑是一件令人感興趣的事。這里筆者就個人管見,略作勾勒,不妥之處,敬請識者指正。
  我國新時期的文學研究,是建國以來變化最大,發展最快,也是最為輝煌的一個時期。自粉碎“四人幫”至1989年,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前后,可稱為恢復期。此期以全面揭批“四人幫”的政治斗爭為社會背景。主要特征是由揭批“四人幫”極左文藝路線及其陰謀文藝入手,進而為“文革”前十七年中占統治地位的以革命現實主義為核心的傳統文藝理論恢復名義。由于依然處在一種自我封閉的社會環境和傳統的思想路線、思維模式之中,發表的文章盡管帶有很尖銳的政治批判色彩,但在理論上卻只是向原有認識(甚至連同錯誤認識)的一種簡單回歸,尚未進入自覺的反思,也缺少積極的創新。這在當時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
  第二階段:1979年前后至1983年前后,可稱為歷史反思期。此期的社會背景是,以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發端,不斷深入發展的偉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念的重新確立,有力地打破了以對某種權威盲目崇拜為特征的教條主義的僵化的思想束縛。如果說政治的、經濟的解放是人們從外部環境上的解放的話,那么思想的解放則是更為深刻、更為內在,因而也是更為根本的解放。思想機器一旦開動,就按照自己的認識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向前發展,成為推動現實和理論前進的強大內驅力。可以說,新時期以來我國現實和理論的巨大發展,正是以這一全民族的思想解放為前提條件的。這種思想解放,表現在文學研究上,就是歷史反思精神的弘揚,就是研究者們勇敢地面對建國十七年乃至四十年代甚而“五四”以來的許多傳統文藝理論觀念進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再思考,并在反思中開闊視野,開拓領域,推進文學研究的新發展。這主要表現在:[①]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藝論著的研究,改變了以往以“堅持”、闡釋為重點的偏于保守、消極的指導思想,提出“一要堅持,二要發展”的正確原則。由此引出許多有價值的新探討,如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新認識和多角度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問題的爭鳴,對恩格斯關于現實主義理論的不同理解,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史的探討等。[②]文學基本理論研究空前活躍,許多重要傳統課題重新提出討論,并獲得積極進展,如,關于形象思維問題,關于“文學是人學”、文學與人性、人道主義問題,關于文學的本質特征問題,關于典型問題,關于現實主義問題,關于真實性問題,關于靈感問題,等等。這一時期,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問題,并開展了討論。[③]開闊了研究視野,擴展了研究領域,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如,全面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因體制改革,1994年又同文學研究所合并);積極注意臺、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廣東、福建等地成立了專門研究機構;加強了對抗戰時期國統區文學的研究,上海組織對“孤島”時期文學的調研,四川成立了重慶地區中國抗戰文藝研究會;打破三十多年來對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的分期界限,開始進行前后相連的綜合研究;在文學史研究中,按原來“政治標準第一”的觀點被排斥被貶抑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受到積極重視,獲得重新評價,文學史研究也逐步擺脫狹隘的政治觀念,更加注意聯系思想史、經濟史、藝術史、宗教史、文化史等進行新的探討;等等。[④]重視文獻、資料建設,組織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如,1981年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和陳云同志的意見,國務院決定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并制訂了九年規劃;中華書局恢復編輯出版“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或參與編輯近代、現代、當代三套大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每套150——200本不等);根據巴金的建議,“中國現代文學館”已經建立,并積極收集有關作家的詳盡資料;民間文學方面,著名英雄史詩《格薩爾》的搜集整理,被列入國家“六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三套“集成”開始“動工”;一些學者還提出建立“資科學”的主張,并進行了理論論述。[⑤]1983年春,舉行了“六五”期間全國文學學科規劃會議,確定了《美學原理》、《文學原理》、《中國當代文學思潮》、《中國文學通史》(多卷本)、《魯迅傳》、《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史》、《中國現代戲劇文學史》、《中國戲劇史》、《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蒙古文學史》,以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和《格薩爾》收集整理等十二項重點項目。這標志著國家對文學研究事業的重視和支持。
  通觀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雖然“左”的影響進一步得到克服,許多禁區被打開,視野逐步開闊,也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如《文學原理》(蔡儀主編)、《文心雕龍創作論》(王元化)、《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劉再復)、《馬克思恩格斯文藝思想初探》(陳遼)、《文藝心理學論稿》(金開誠)、《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敏澤)、《〈紅樓夢〉探源外編》(吳世昌)、《中國現代文學史》(唐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毛星主編)、《民間文學概論》(鐘敬文主編)等,但在基本理論、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上,都還看不出明顯的突破性的進展。這使學者們意識到,對于傳統理論,盲目恢復故不可取,僅僅局部調整和補充也是不夠的,必須積極尋求全局性的突破和超越。這正是時代的要求。
  第三階段:1984年前后至1989年前后。這一時期,文藝理論界所全力以赴進行的正是這種尋求全局性突破和超越的工作。這種努力,由于同國家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總方針相一致,因而盡管時有小曲折,但從總體上看,進展還是比較快的。這一階段,適應社會現實主要是人的深刻變化和文藝創作的迫切需要,加之豐富新鮮的外來文化的強力刺激,文學研究隊伍中涌現出一批積極革新之士。他們敏銳地抓住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或撰寫論著,或組織會議,呼風喚雨,推波助瀾,在三年左右時間內,形成三次大的沖擊波:一是關于方法論的大討論,一是關于主體性問題的熱烈爭鳴,一是文化熱的興起。這些“沖擊”,有力地推動著人們思維方式的變革、認識角度的轉換和知識結構的調整。整個學術界創造性思維異常活躍,求新、求異、求變,成為一種時尚,大家都想為理論的進步做出貢獻。在這樣的總體背景上,一些具有全局意義的理論突破,逐漸從那些基礎扎實而又善于吸取新知識的開拓型學者筆端流露出來,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建樹。這種新的理論建樹,主要從三個層面展開。
  首先是基礎理論研究。其突破表現為兩個方向:
  其一,在旨定反映論基礎的前提下,提出以價值論補充之,并以主體性為中心,全面打破傳統框架,重新設計和建構文藝理論的新體系,這就是劉再復的創造性構想。他認為,文學不僅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也是主體自身的創造。文學離不開主體,離不開人,因此科學地認識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其運動變化的內在規律,必須以人為思維中心,沿著文學是人學的方向深鉆細探,層層開掘,充分揭示文學活動中精神主體的深層秘密,方能奏效。他的專著《性格組合論》和長篇論文《論文學的主體性》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前者由人物性格的深層結構切入,從微觀角度揭示其之所以如此豐富、復雜的奧秘;后者則從創造主體、對象主體和接受主體三個方面,更為宏觀地提出和論證了文學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與主體之間的必然聯系,提出了文學應該成為“人的心靈學,人的性格學,人的精神主體學”的新論斷,并由此進一步勾劃出一種文藝理論體系的新架構。盡管學術界對此評價不一,有的甚至提出嚴厲的政治性批評乃至批判,我還是認為,這是一種富有創新意義的大膽探索。暢廣元循此前進,率研究生費時兩年多,寫成《主體論文藝學》,提出“文學是主體的特殊活動”即“藝術活動”的主概念,由此把“文學”展開為一個過程,進而對作家、作品、讀者、文學社會、文學傳統、文學功能等與主體的關系,以及主體論文藝學的價值意義,作了獨特的闡釋。無論其成熟程度如何,這無疑是一種積極的建設性的成果。
  其二,繼續沿反映論方向深入探討,廣泛吸取相關學科的新成果,對傳統基礎理論進行積極改造,努力構建開放型的理論體系。這方面的代表,首推錢中文。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比較深厚的基礎,對西方現代諸種文藝思潮相當熟悉,對我國傳統理論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認識。如何對傳統理論進行有效的改造與發展,是他新時期以來思考的中心課題。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探索,他終于逐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見解。1986年,他指出在文藝理論研究中,機械反映論必須拋棄,但辯證反映論不可否定,后者作為一種哲學原理。從總體上對文學理論的建設具有指導意義。為了糾正機械反映論的弊病,他將辯證反映論同文學自身的特殊性相結合,提出了“審美反映”說。并以此為中心,對審美反映的內在結構(由心理層面、感性認識層面、語言形式層面和實踐功能層面組成的統一體)、審美反映中主觀性的創造力(表現為對現實的改造,其過程為:生活現實——心理現實——審美心理現實;在心理現實中,主客觀又時時產生雙向轉向)、審美反映的動力源(來自主體的審美心理定勢,其動態結構形成一觸即發的內驅力,不斷要求主體去獲得實踐的滿足;審美心理定勢不斷更新,促使主體不斷走向審美反映新岸),以及審美反映的多樣性等,作了系統論述。同年,在全國文學觀念學術討論會上,他由審美反映出發,進一步提出文學在最高層次上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新見,并把系統論理論、方法同文學觀念本身的邏輯相結合,論證了文學觀念的“多層次性、多系統性和多本質性”。1989年,他的代表性論著《文學原理:發展論》問世。該書廣泛吸取發生學、思維科學、文化學、人類學、語言學、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接受美學、闡釋學,以及系統論、主體論、價值論等多種理論和方法,對文學的發生發展進行歷史與邏輯,歷時與共時,縱向與橫向,多角度多方向的綜合研究和“整合性”的理論建構,進一步完善地提出了“文學是審美的語言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并對文學的起源,文學形式的發生,文學觀念的形成,文學體裁,文學風格流派,創作精神、原則、方法與藝術假定性,主體意識,文學與文化(審美的非審美的),民族精神與當代意識,以及文學史方法論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進行了全面而富有創見的探討。他的見解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力求積極開放,又注重審慎嚴謹,具有較強的科學性。這一論著以它的扎實和創見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
  與《發展論》配套的,還有《作品論》、《創作論》、《鑒賞論》和《批評論》。這是被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文學原理》系列。《作品論》和《創作論》分別由王春元和杜書瀛撰寫,也于1989年同時推出。遺憾的是另外二種由于種種原因至今尚未面世。《作品論》把“作品”作為文學的“細胞”,由此出發去探視文學整體的奧秘,提出“四個”世界說,即價值世界、現實世界、虛構世界、表現世界,并強調在“多元”價值中,審美價值是最根本的價值,其它價值只能融解在審美價值之中而不可能獨立存在。《創作論》也確認,在文藝多元的觀念中,“審美”是一個核心觀念,“文藝即是以審美為核心的多元性質的統一”,而以往的文學理論由于庸俗社會學猖獗,機械認識論橫行,這一審美性“失落”了。由此提出要建立和發展文藝的“審美社會學”、“審美實踐論”和“審美心理學”的理論。三部“文學原理”著作,在繼承中有揚棄,在堅持中有發展,共同特點是加強了文學的審美特殊本質的研究。這就使得傳統理論由封閉走向開放,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動具體,從而形成一種再生的活力。三部著作被學界譽為“體現了八十年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沿著這一方向研究的,還有許多有成績的學者,主要著作為、《文藝美學》(胡經之)、《藝術生產原理》(何國瑞)、《文學創作論》(孫紹振)、《文學活動的美學闡釋》(童慶炳)、《藝術的審美特性》(王向峰)、《文學創作美學》(李傳龍)、《審美主客體》(陸貴山)、《藝術本質特征新論》(陳傳才)、《藝術創作之謎》(陳望衡)、《文學批評教程》(王先霈、范明華)、《真的感情》(朱立元、王文英)、《審美反映與藝術創造》(王元驤)、《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錢中文)、《形象與典型》(蔣孔陽)、《論藝術典型》(杜書瀛)、《馬克思主義典型學說史綱》(李衍柱)、《西方典型理論發展史》(陸學明)等。這些論著從多種角度對傳統理論有所深化和突破,為文學理論進一步整合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其歷史價值不可忽視。在基礎理論研究中,還值得注意的是欒勛關于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研究。他的《現象環與中國古代美學思想》[①]一文,潛入思維的深遠境地,第一次提出了古人由“兩端論”而“中和論”而“神秘論”的思維路線,并由此描繪出由“思想環”、“宇宙環”、“現象環”連環交錯構成的中國古代哲學——美學思想的總體結構。這一創造性見解,把我國古代美學思想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文章發表之后,立即引起很大反響,有的著文專題評論,有的寫信熱情稱頌,有的應用這一理論開拓和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顯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目前他又集中精力對古代“混沌論”進行研究,已有部分成果問世。相信他的研究必將有助于進一步揭開中國古代文化之謎。
  其次,是應用研究,主要指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這一領域的突破表現在:[①]傳統的社會——歷史模式的調整和深化。一方面,突破狹隘的政治標準的局限,將視野伸向社會、歷史、地理、經濟、文化、民族、民俗、宗教、倫理、審美、接受者以及精神心理等廣泛的層面,把文學放到真實豐富的社會全景中進行考察;一方面,又進一步突出文學主線,由歷史和現實的文學現象中強化文學本體研究,探討其發生、發展、演化的特殊規律,從而令傳統的理論煥發出新的生機。②新理論、新視角、新方法的引進和實驗,即在改造傳統的同時,大膽借鑒和嘗試新的理論和方法,如文化學批評,結構主義批評,神話(原型)批評,心理學批評,以及接受美學、信息論、系統論等,調動各種“新武器”對文學現象進行多角度的研討。在四、五年的時間里,無論文學史研究還是文學批評領域,新著不斷,新見疊出,成果累累。其特征呈現為六種新趨勢,即:由外到內,由一到多,由封閉到開放,由微觀到宏觀,由靜態到動態,由客體到主體。比較有影響的論著有:《論中國文學》、《文學的反思》(劉再復)、《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朱寨主編)、《探索者的蹤跡》(何西來)、《文學的綠色革命》(謝冕)、《詩美的積淀與選擇》(楊匡漢)、《王蒙論》(曾鎮南)、《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季紅真)、《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黃子平)、《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史》(楊義)、《魯迅與中國文化》(林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王富仁)、《艱難的選擇》(趙園)、《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陳平原)、《郁達夫新論》(許子東)、《中國文學概論》(袁行霈)、《中國古代文體概論》(褚斌杰)、《唐代科舉與文學》(傅璇琮)、《杜甫評傳》(陳貽xìn@①)、《唐詩學引論》(陳伯海)、《詞與音樂關系研究》(施議對)、《中國古代文學史論文集》(曹道衡)、《兩宋文學史》(程千帆等)、《李商隱傳》(董乃斌)、《楚辭與神話》(肖兵)等;此外,林興宅、張德林、黃海澄、魯樞元、張世君、魯萌、程文超、南帆、吳亮、呂俊華等人的評論文章也都明顯地顯示了這種特眨。
  其三,在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之間,正醞釀和形成一個屬于“技術理論”(借用錢學森的理論)層次的新學科群。文學研究同其它學科一樣,就其自身理論生態系統而言,包括基礎理論、技術理論和應用理論三個共性互補的層次。基礎理論向上,通過美學中介,通達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從這里汲取最基本的理論指導;應用理論向下,同各種具體生動的文學藝術實踐和社會實踐相連,并從這里獲得豐富的現實源泉;技術理論居于二者之間,既是基礎理論的具體化,又是應用理論研究的科學升華,也是傳統理論與各種有關新理論的結合部,因而是醞釀和推動整個學科理論調整、突破和發展的重要環節。這是一個富有內在生命力的完整系統。過去很長時間里,我們對文學研究自身的生命機制缺乏自覺的認識,完全忽視乃至否認了技術理論層次的建設,造成一段空白,破壞了“生命”內在結構的完整性,結果文學理論陷于僵化和停滯。80年代中期以來,正是從積極開辟和加強技術理論層次的研究入手,激活了整個系統的生機活力。其突出表現是眾多文藝新學科的建設,如文藝心理學、文藝符號學、文藝價值學、文藝社會學、文藝創造學、文藝批評學、文藝風格學、文藝美學、文藝信息學、文藝未來學,以及比較文學、控制論美學、系統論美學、技術美學等等。為了推動新學科建設的發展,全國文學學科規劃小組確立《文藝新學科建設工程》為國家“七五”重點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還專門增設了新學科研究機構。《新學科建設工程》共出版專(譯)著28部(專著17,譯著11),其中《藝術符號與闡釋》(楊春時)、《超越語言》(魯樞元)、《象征論文藝學》(林興宅)、《文藝批評學》(潘凱雄等)、《小說敘事學》(徐岱)、《文學價值論》(程麻)、《神話哲學》(葉舒憲)、《詩詞意象論》(陳植鍔)、《文藝新學科爭論》(花健)等專著都獲得學界的好評。在新學科建設中,起步最早成績也最為顯著的是文藝心理學。金開誠首開其端,著有《文藝心理學論稿》,后修訂為《文藝心理學概論》,魯樞元緊跟隨其后,先后出版《創造心理研究》、《文藝心理闡釋》、《文藝心理學教程》(與錢谷融共同主編)等論著;接著有呂俊華的《藝術創作與變態心理》,劉xuàn@②的《文藝創造心理學》,周憲的《走向創造的境界》,以及由童慶炳主編作為國家“七五”規劃重點項目的《藝術與人類心理》、《現代心理美學》和“心理美學”叢書(13種)。如果說金著由于起步早還在某種程度上留有一般心理學痕跡的話,那么自魯樞元起,則在強化藝術過程中獨特心理(包括變態心理)研究的同時,又在理論、方法、視野上,有所深入,有所發展,有所開拓。如童慶炳將文藝心理學定位在“心理的美學”上,并力圖建立中國的心理學的美學系統,顯示著這一領域的研究達到了相當深入的程度。花健主持的“文學社會學叢書”也就文學社會學問題開展了比較系統的探討。所有這些新學科建設的成果,把大量相關學科的新理論新方法引進文學研究中來,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為進一步深入認識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提供了新的參照,促進了其它層次研究的深刻變化,從而成為新時期文學研究發展總鏈條中富有生機的重要一環。
  此外,國家科研規劃中還設計和確立了一批具有全局意義的重點項目。如:王瑤負責的《近現代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及其經驗》,具有科學史研究的性質;陳伯海負責的《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意在超越一般作家作品和歷史評價描述的傳統寫史方法,達到對中國文學總體的理論把握(如它的發生論、本體論、發展論、方法論及其與中外文化的關系等);朱寨負責的《中國當代文學新潮》,要求對新時期文藝思潮進行史論結合的科學探討;賈植芳負責的《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系史》,將站在文化史的高度,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二十世紀中外文學交流現象及其歷史發展作出整體性探求;嚴家炎負責的《二十世紀中外小說史》,擬著眼于世界文學的廣闊背景來考察20世紀中國小說發展的總體特征及其歷史規律,樊駿負責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心理研究》,則旨在從文化視角考察并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面貌和歷史特征;范伯群負責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和劉魁立負責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概況叢書》,都具有明顯的填補空白的性質。可以預計,這些項目的完成和出版,將把我國文學研究從整體上向前推進一步,體現出新時期的代表性水準。
  在回眸過去的時候,我以為更為可貴的,是新時期中初步形成一支老中青協調互補的學術精英隊伍,這支隊伍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他們都具有崇高、熱烈、堅定的民族使命意識,自覺地把自己的學術探索與祖國的復興、民族的命運乃至人類的前途緊緊結合起來,因之寧可在危機與困境中苦苦掙扎,也要把注視的焦點、思考的重心集中到時代所提出的重大課題,集中到學科建設和開拓的前沿陣地。他們是新時期最先覺醒的一批學人。他們從中國文化的反思和世界文化的借鑒中領悟到,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之消極面所造成的痼疾,在于專制統治和泯滅個性。其結果,大至國家小至個人,都失去自身內在的生機與活力,雖有偌大身軀,如同行尸走肉,沒有靈魂,不會思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甚至世復一世,只能不斷地重復祖先,重復自身,無法突破自我,難以創新發展。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從文化方面來說,最根本最內在的是發揚民主,解放個性,解放思想,解放“人”,還人以靈魂,讓每一個人都能在吸收前人經驗和知識的基礎上自由而積極的思考,進行人格重塑,實現人的現代化。自然,西方那種極端個性主義也不可取,只有把充分的個性主義與充分的人道主義,把個體命運與民族的乃至全人類的命運很好地結合起來,個人才能獲得合理健康的發展,民族、人類也才能有美好的未來。有了健康發展的社會和人,自然就會有健康發展的文學、文化。為了民族文化的真正復興,這些老、中、青文化精英一方面積極追求現代文化意識,現代思維方式和現代知識結構,努力實現研究主體的自我更新,同時積極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關注民族和人類的未來,集思想與學術于一身。正因為這樣,他們視界開闊,觀察敏銳,往往能夠從現實與未來的結合上提出重大課題,立論切中時弊,新意迭出,引起學界乃至社會的震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可以說,正是這批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精英,構成了新時期推動文學發展的深厚動力之源。
  自然,新時期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有曲折、失誤和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一些人繼續堅持“本本主義”,一切以經典著作怎么說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排斥、壓制從實際出發有創見(包括有缺點)的理論新風,“大批判”式的棍子還不時在頭上搖晃。盡管時代不同了,但是當它真地搖到空中時,還是令人心情不爽的。這是“左”的余毒未盡的征象,需要繼續克服。一是一些人認為馬列主義和傳統理論統統不靈了,也不顧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一味從西方理論家、思想家那里找“藥方”,肓目照搬,寫一篇文章換一個理論參照,形成一種走馬燈式的“無根”理論;有的有意無意地貶低、排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有的完全放棄理性追求和人文關懷,將文學(創作、批評)視同個人手中的“玩意兒”,而落入庸俗之境。上述情況的共同病根在于理論脫離實際,或者竟被實際中“暫時”(可能并不是短暫)的混亂所迷惑甚至于壓垮。須知,離開對我國充滿生機又隱含危機的曲折復雜得幾乎令人難以承受的改革現實的歷史性洞察,就無法深刻地認識今天的社會和人生,更難以看清未來的前景,從而必然從思想上失去歷史主體性的地位;而一個思想上失去歷史主體性地位的人是不可能科學地判斷理論是非的(因為他失落了一個最重要最有權威的參照系),這也就決定他不會有真正于社會時代有益的積極的理論建樹。一個富于責任感的作家、理論家必須勇敢地面對歷史,面對現實,勤于思考,并從歷史和現實的聯系與走向中,從社會自身的生命機制中,形成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樹立起強大的同時代和人類的發展相適應的主體意識。這樣才能陷困境而不辱其身,處艱難而不降其志,以貞潔之心慎獨守中,聚人類之學養,發民族之慧光,致虛極、探真元,克盡天職,并在完成使命的過程中重塑一代學人光輝的人格形象。*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火加欣
  @②原字為火加亙
  
  
  
文藝評論哈爾濱47-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湯學智19961996 作者:文藝評論哈爾濱47-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湯學智19961996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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