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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神話與“文化大革命”再思考——評李銳小說的思想價值
反神話與“文化大革命”再思考——評李銳小說的思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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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家李銳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一直堅持對“文化大革命”這一精神事件在文化心理層面上的清理和批判。他把“文化大革命”當成終生追問和表達的命題。從中篇小說《黑白》、《北京有個金太陽》到長篇小說《無風之樹》、《萬里無云》,他所堅執的始終是這一主題。他緊握著刺穿“文化大革命”這一神話成因的利筆,追逼著這段即將在人們記憶中遠去的歷史。在虛浮的,變換著各種旗幟的文壇上,他從未放棄過這種沉重的追問和表達。對于文壇上的大小“頑主”來說,文學是瀟灑玩一把的游戲。李銳沒有這種瀟灑。“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三十年,很多人已經淡忘了昔日的傷疼。而李銳憎恨這種淡忘。那場狂熱的偶像崇拜運動,制造了無數個悲慘的事件。今天看來,那些肇事者是多么荒唐無理和缺乏人性。然而,身處那個時代的當事人,在經歷這一切的時候,卻又懷著怎樣的神圣和虔誠。這其中的原由一直刺疼著他,纏繞著他,困惑著他。他無論如何是玩不起來的。對李銳來說,文學不是游戲,而是靈魂的探險。他一系列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和當事人。他在這些靈魂中思索和反省,觀察當事人的意識中,那些純屬虛構的想象,怎樣演繹成真實的存在,又怎樣構成了一個個具體的歷史事件。他努力在主人公的意識中揭示“文化大革命”這一神話運動的文化內涵和心理內涵。在他最近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無風之樹》和《萬里無云》中,更為明顯地表現出這種內在的精神取向和價值追求。可以說,李銳的努力不僅代表了創作領域里的反神話傾向,也代表了他們那一代的“紅衛兵”和老“知青”在世紀之末對“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反思。在當代文學中,這是一次深入到意識內部的反思,更是一次直逼這場神話運動成因的反思。因此,這兩部作品的思想內涵,帶著強烈的理性沖動和反神話傾向。
  反神話,不是反對文本和敘事中存在的神話,而是反對和抵制虛構的神話意象向現實和實踐領域里的轉化。神話一旦越出文本的界限,演變成類似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是難以想象的。“十年浩劫”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代稱,已銘記了我們民族苦難的一頁。對這一事件在政治層面上的清理,已伴隨著對“四人幫”大規模的批判成為過去。然而,神話向實踐領域擴張的根本原因,還留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意識中。“文化大革命”能夠形成全民性的神話運動,決不僅僅是政治原因。除了少數政治野心家之外,還有使八億中國人共同陷入其中的更隱蔽、更內在,更具有決定性的文化心理原因。
  說到底,“文化大革命”這場神話運動是一種精神現象。精神和意識的話語本質是由文化決定和構成的,因此,在文化和心理層面上,揭示出神話形成的內在原因,認識它的虛構性幻想性和自欺性,才能從根本上抵制和消除神話向實踐領域里的進逼。反神話的必要性在于,我們民族的思維特點是以神話思維為主的,漢文化傳統中有著極為豐厚的神話思維資源,一個虛構的想象,很容易被演繹成一個真實的事件。李銳這兩部作品的反神話性,就在于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意識內部神話意象的演變過程,披露出“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狂熱的精神現象的神話本質。分析作品主人公的意識構成,我們能較為清楚地看到這一精神現象的神話化過程。
  苦根兒和張仲銀,前者是《無風之樹》的主人公,后者是《萬里無云》的主人公。作為“文化大革命”中抽取的精神個案,作品呈現了他們精神狀態的兩大特點:第一,意識形態話語對個人精神空間的全部占有,即集體意識對個體意識的取代;第二,神話意象的生成過程,即虛幻的話語形式如何轉變成真實的心理意象,進而化生出具體的生活事件。
  苦根兒和張仲銀都是在英雄主義教育和領袖崇拜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崇拜氛圍由億萬要求崇拜的民眾心理所釀成。而崇拜的心理,是傳統文化中“救星崇拜”、“帝王崇拜”的封建意識所構成。強勁有力的意識形態話語以及“人民救星”的宣傳教育,無疑給這種源遠流長的封建情緒注入了現代活力,形成了全民性的偶像崇拜激情。這種來自于官方和民間的合力,把它包含的文化成分和意識形態內容,深深地嵌入了隨著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和意識之中。
  在苦根兒的意識內部,我們看到,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是:
  “我的生命是屬于毛主席的,屬于黨的,屬于革命事業的,屬于人民的”;“站穩階級立場”;“階級斗爭”;“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改天換地”……
  這些主流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宣傳內容,成為苦根兒的意識內涵,在他腦際經常出現的心理意象是頭戴八角紅星帽的毛主席像。這是全國統一印刷發行的。苦根兒把它貼在自己的墻上。另一個崇拜對象是苦根兒自己心理構制的英雄父親的形象。這一形象是受另一個宣傳渠道——電影的啟發形成的:
  父親冒著敵人的炮火英勇前進的情景;在看過電影《上甘嶺》之后,他越發清晰越發具體地聽見敵機呼嘯和炸彈的轟鳴。炮彈劃破空氣的尖叫聲,一直激勵著他,一直叫他心潮難平。
  這些經常活躍在苦根兒意識中的詞語,不時在他頭腦中出現的心理意象,是苦根兒無意識精神狀態的不經意表達。正是這種不經意表達,傳遞出苦根兒無意識心理原型的構成內容,使我們看到了由封建意識和主流話語所填充和涵蓋的心理現實;看到了裹挾著封建內涵的主流意識對個體意識的有效取代。在另一部作品《萬里無云》中,主人公張仲銀的意識內部,這一層面的揭示也非常明顯。張仲銀內心經常出現的詞語和活躍的內容,均來自當時全國統一印刷發行并且必須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語錄: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我們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成千成萬的烈士,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前頭英勇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在作品中,這些話語隨著張仲銀的出場而出場,張仲銀的內心生活和思想感情幾乎全部由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語錄組成的。他對人生的領悟以及與人的交往,脫口而出的話語,都能在毛主席詩詞或毛主席語錄中找到出處,剔除這套語言,他的精神和情感、深層意識和顯意識幾乎是一片空白。毛澤東的書面語言構成是張仲銀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的總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崇拜情緒和宣傳內容,構成了無數青年的精神世界和無意識內涵。這些意識形態內容,以及配合這種宣傳教育創作出來的電影和文學作品,對青少年有待填充的無意識心理原型,是一種強勁有力的語言滲透。分析他們意識內部活躍著的話語成分和經常閃現的心理意象,能夠清晰地看到他們無意識原型中包含的文化內容。
  原型是深層意識的存在狀態,它們支配著人的思維方式、心理活動方式和行為方式。苦根兒和張仲銀的無意識原型,是由領袖崇拜英雄崇拜以及他們的話語所組成,這就決定了苦根兒和張仲銀的存在狀態,決定了他們領袖式或英雄式的思維方式及行為方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精神現象,與原型中的話語相關。“文化大革命”的神話性質,與原型中所含納的崇拜意識相關。
  一般而言,神話意象產生于無意識原型。原型以自己吸取的文化模式為藍本對周圍世界進行想象和加工,并把由此得來的心理意象呈現給意識。如果主體把這個由想象加工而來的心理意象當成真實的世界圖景,那么,這個心理意象便具有了神話性,成為神話意象。苦根兒和張仲銀心中自我意象的神圣性及神話色彩,就是原型中領袖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文化模式,在意識中經過想象、加工和轉換后形成的。從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神話意象在意識內部的轉換和演變過程。這一過程是按時間順序一環緊扣一環實現的:首先是對領袖和英雄的崇拜,即偶像崇拜;其次是對偶像在心理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的模仿;然后到與偶像在心理上的認同一致;進而在意識中與偶像化為一體;最后,自我變成了與偶像同一位格的存在。經過這五個環節的心理轉換,崇拜者轉為崇拜對象,英雄崇拜轉變為自我崇拜。自我就由人的位格,在心理層面中上升到偶像及英雄的位格,由眾生中的一員,成為超拔于眾生之上的存在。這一精神過程,是神話誕生的過程,是自我神圣化的過程,也是人向神的延伸和擴張的過程。苦根兒是這樣,張仲銀也是這樣。
  苦根兒中學畢業后,懷著對領袖的崇拜,懷著向英雄父親學習的決心,當著縣委陳書記的面,選擇了本縣最偏僻最艱苦的地方——矮人坪。并且,他又特意選擇了一張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像掛在自己的墻上。苦根兒特別喜歡這張像的原因,是自己和這張像上的毛主席一樣,也有一張消瘦堅毅的臉,有一絲隱隱的惆悵。苦根兒內心深處的這種自比,即是對領袖的模仿欲望。這種模仿還表現為,在苦根兒的意識中,自己窯洞的燈光與延安窯洞的燈光具有同樣的意義。來到矮人坪這個最艱苦的地方,“苦根兒特意挑選了這個全村最高也最偏的土窯,他知道,每當自己桌前的燈光照亮了窗戶的時候,人們就會在矮人坪的最高處看見一片明亮的光芒,在這片光芒中有一張消瘦堅毅的臉,有一絲為著理想而生的隱隱的惆悵。六年來,這個窗口每天最早迎接朝陽,每天最后送走晚霞”。苦根兒在心理上一步步實現著從英雄崇拜到與英雄一體的轉換。這種轉變,在苦根兒與英雄父親的認同和一體上接近完成。六年來,“苦根兒把自己每一天的經歷和感受都為想象中的父親傾注在日記上。苦根兒常常會因為激動的淚水而中斷了書寫,漸漸地,當苦根兒回過頭去閱讀它們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已經和父親血肉相連生死與共,自己已經和父親在趙英杰這個響亮的名字當中混為一體了”。趙英杰是苦根兒要寫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在這個人物身上,苦根兒發現自己已經和父親融合在一起了。到此,苦根兒在心理上已經完成了由英雄崇拜到與英雄一體的轉換過程。苦根兒的自我已經從常人,過渡到非凡的超拔與眾生之上的存在。“他覺得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應當與平常人不可同日而語”。苦根兒由崇拜者轉為崇拜對象,由人的位格上升到神的位格。自我獲得了一種神圣的居高臨下的生存姿態。這種姿態使他面對蕓蕓眾生時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心理優勢,給他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戰斗和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力量。“選中理想和被理想選中的雙重喜悅,常常在苦根兒的內心深處激起難以言傳的激動和自豪,為了這激動和自豪苦根兒渴望一切苦難的磨煉”。這時,在苦根兒的心中,自我已取代了英雄,過去的偶像已經變成充滿光芒的神圣的自我。
  把幻象作為真實接受是神話的特點之一。因此,苦根兒構制出來的充滿神圣的自我,就具有了神話性質。并且,這個具有神話意象的自我成為苦根兒的精神源泉,支配著苦根兒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支配著苦根兒在矮人坪的實踐活動。人在神話意象支配下的一切活動,都是神話向實踐領域的侵入和擴張。神話在人類生活中,往往具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意義。如果神話只作為故事保留在文本的閱讀中,那么,它開啟和活躍人們的想象,保持和召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們在無望的生活中獲得理想的朗照。然而,一旦這種主觀構想越出了文本的界限,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又是難以忍受的。在神話意象支配下,苦根兒在矮人坪要完成改天換地的壯舉。矮人坪成了這位英雄自我實現的場所;成了神話意象轉向實踐的場所;同時,也成了災難降臨的場所。用矮人坪生產隊長天柱的話說:“苦根兒那@①娃,一天到晚非要斗這個,批那個,非要弄出個成績來不行。自從他來了,咱矮人坪就沒有安生過一天。”六年來,他每年冬天都帶領矮人坪的瘤拐們炸石壘壩。但是,每一年冬天經過艱苦勞動之后壘起的石壩,到了夏天幾乎全被洪水沖毀殆盡。可是,每年的冬天一到,苦根兒就會照樣再把自己的隊伍帶到山溝里來。在苦根兒看來,這是個人的鋼鐵意志與大山的較量,如果從矮人坪百姓的實際利益上講,苦根兒讓瘤拐們付出的是毫無效益的勞動,如丑娃所說“咱們除了多吃了些干糧,白費了些力氣,還得著啥了?”但是,從一般常人所具有的意志能力上講,他確實是非凡和超常的。他奮不顧身吃苦在前,始終緊握著那把滿是鮮血的大錘把,沖了壘,壘了沖。在與自然之神的較量中,他成了中國的西緒弗斯。那些殘留在山澗中露著灰色碴口的殘壩,就是那塊無數次山頂滾落下來的大石頭。它們,(連同那些我們在深山的旅游途中偶然遇到的“大躍進”時留下來的煉鋼爐殘骸)成為中國當代神話的見證物。
  在社會實踐中,苦根兒同樣表現了他鋼鐵般的意志,毫不動搖地要把矮人坪的階級敵人挖出來。全村惟一一個在土改時被錯劃為富農的單身漢拐老五,既善良憨厚又吃苦耐勞,瘤拐們都親熱地稱他為拐叔。但意識中充滿了階級斗爭話語的苦根兒認為,拐老五是富農,是階級斗爭的對象,而且,他還跟貧農暖玉有不正當關系,這就是嚴峻的階級斗爭。他非常嚴厲地警告拐老五,讓他交待和暖玉的關系:“你是富農,是階級敵人。暖玉是貧農,你和暖玉有不正當的關系,你這就是攪亂了矮人坪的階級陣線。”沒有文化的拐老五和這些意識形態話語相距甚遠。他不懂得階級陣線,也不知道攪亂陣線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暖玉是窮苦的瘤拐們用一袋玉米換來的,是矮人坪的光棍男人們都心疼的女人。讓他交待到暖玉那兒睡過多少次,都跟暖玉說過些什么,他說:“這些事情哪能告訴別人吶!那還知道害臊不?那還不成牲口了……我不能和你們一塊欺負暖玉,欺負一個女人家算是啥東西呀,再說,暖玉那女人這一輩子夠凄惶了,我不能和你們一塊欺負她。”拐老五和瘤拐們生活在為饑飽而勞碌的世界中。他們是一群把吃飯睡覺視為頭等大事的窮苦人。他們有自己極為原始的生存原則和為人尺度。對于他們來說,吃飯、睡覺、養活孩子就是全部生活內容。但是,在苦根兒的意識中,很難找到“吃飯”、“睡覺”、“男人”、“女人”這些詞。活躍在他意識內部的是另一套語碼系統。這個語碼系統中貯存的是“階級斗爭”、“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而獻身”等等。這套話語排斥和閹割了“飲食男女”,拒絕意識向日常人生的沉降,它造就的是眾生之上的存在,與平常人不可同日而語的苦根兒,內心沒有與男女之事對應的詞句。這種文化閹割使苦根兒和任何一個皈依上帝或佛門的信徒一樣,懸置和壓抑了性的問題。在矮人坪瘤拐們的眼中,他是一個“又不娶媳婦,又不過日子,成天就是非要弄出個成績來不可”的人,是個難以理解的人。苦根兒和瘤拐們雖然同處在矮人坪,卻生活在兩個格格不入的世界內。這是兩個互不相容的世界。一個是瘤拐們用土話構成的日常世界,它們遠離意識形態,但質樸真實充滿了生命氣息。一個是由意識形態,話語和幻想虛構而成的形上世界,它居高臨下卻又遠離正常人的生活。苦根兒雖然立志在矮人坪改天換地干一番事業。但他始終不了解矮人坪,不了解瘤拐們具體而真實的生活世界,他毫不懷疑地生活在由“崇拜原型”構制的充滿階級斗爭的世界中。苦根的自欺和可悲之處在于,他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虛構的世界中,還自以為是地用這套觀念去解讀另一個他不了解的世界。拐老五替暖玉說的凄惶話,在苦根兒這里的反應是:“你怎么現在還要攪亂階級陣線呀你,我告訴你,頑抗到底是沒有好下場的!”苦根兒堅定不移地表示,“不管階級斗爭有多么復雜,我也要把隱蔽的不隱蔽的階級敵人全部揪出來”。
  苦根兒的斗爭激情洶涌澎湃。然而,沒有任何牽掛的拐老五已無心于人世了。他喂好了牲口,安詳地做著上吊前的準備。他把自己最喜歡的驢子“二黑”脖子上的繩子解下來,“二黑,我心疼你一場,臨走使使你的繩子,……等會兒你再回來就看不見我啦。……我就盼著轉世再多生出兩條腿來,那我就能跟你們站到一塊了。有吃、有喝、有人心疼,那多好呀”。這個被苦根兒視為階級敵人的拐老五,臨死前的愿望就是盼望轉世能變成一頭不愁吃喝的牲口。苦根兒和拐老五兩人心理世界的巨大反差,顯示出存在本身的荒謬。一個要從人的位格上升到英雄和神的位格,要成為超拔于眾生之上的存在者;一個要從人的位格下降到動物的位格,羨慕不愁吃喝有人心疼的牲口。這是兩個多么不同的世界,但卻同時表現出對正常人格的背棄和逃離。這種心理現象,非常鮮明地印證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正常人格的缺席。在意識形態話語和神話意識的強勢之下,正常人的心理被擠向兩端。參與意識形態的“文化大革命”青年,要向眾生之上的神位躍動。被意識形態排斥的對象,要向眾生之下的動物位移。人不能安守正常人的位置。這是一幅既可怕又悲慘的世界圖景。但當事人意識不到這種可怕和悲慘。苦根兒的神話意象在矮人坪已經演義出了真實而悲慘的生活事件。然而,當隊長天柱把拐老五上吊這件事情告訴苦根兒的時候,想從苦根兒眼睛中尋出一點悔意或同情,但他失望了。他看到的是“兩顆石頭珠子”,他從苦根兒那里反復聽到的一句話是:“我真沒想到咱村的階級斗爭會這么復雜,太復雜了。”拐老五的上吊又成了階級斗爭復雜性的表現。無意識原型的結構能力非常頑強地固守著自己的文化模式。“階級敵人”拐老五,在苦根兒這里不是作為一個生命而存在的,他只是一個斗爭的對象,只具有被清理被打倒的反面價值。苦根兒不可能為這個生命的結束而痛心。他遺憾的僅僅是“自己心里設想好的階級斗爭的成果,還沒開花,就被首尾倒置地掛到了那間滿是馬臊味的屋子里。”
  在神話意象的支配下,人喪失了一切人性的內涵,只為虛構的幻象而存在。從苦根兒的精神運轉中,我們看到了神話意象分娩出來的強大而執著的轉世力量。這力量推動著神話向實踐領域里過渡。苦根兒在矮人坪戰天斗地的壯舉,給矮人坪帶來的幾乎都是災難。值得同情的地方是,苦根兒很真誠地認為自己是在拯救矮人坪,是在給矮人坪創造幸福。從苦根兒的心理轉換過程中,我們看到神話意象是隨著與偶像合一的自欺心理一塊誕生的。沒有自欺,就不會把虛構的意象當作真實;沒有自欺,心理意象就不會成為神話意象;沒有自欺,苦根兒也很難在矮人坪意志堅強地生活了六年。“自欺”是產生神話的內在因素,也是苦根兒們和張仲銀們以及“文化大革命”青年的精神現實。“自欺”,是一個需要我們深思和警惕的問題。我們既要看到那個時代自欺的精神本質,但是,又不能用自欺來簡單地否定苦根兒和那個時代的紅衛兵。因為自欺心理的形成,不是苦根兒或哪個紅衛兵個人能負起的責任。它的形成,有著遠為深刻的文化原因以及心理原因。
  首先,苦根兒的自欺與無意識原型相關。構成苦根兒無意識原型的文化模式(救星崇拜)本身就包含著自欺因素。救星崇拜(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各種帝王崇拜、領袖崇拜、英雄崇拜和各種偶像崇拜)是一種非常原始和古老的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是由原始宗教延續下來,并在漫長的封建統治社會中得到鞏固和發展的文化心態。“救星”這個詞本身就是虛構的產物。它既指稱天上的星體,又指稱某一個常人。它的確切含義是:天界的星座神下凡,變成了拯救苦難救贖眾生的超凡人物。“救星”一詞把想象中神的力量賦予了常人,并把他奉為頂禮膜拜的對象。這一詞語內蘊著一套愚昧而自欺的文化觀念。“崇拜”一詞表明的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隸屬和臣服關系。它內含著人格上的非平等性。崇:高大,需仰視才見;拜:跪拜,伏首叩頭為拜。“崇拜”確立著下對上的關系,人對神的關系,確立著拯救與被拯救的關系。這種等級式的文化觀念,與現代文明所倡導的獨立平等的觀念是對立的。在這一點上,救星崇拜或偶像崇拜所包含的意識形態內容,落后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文化觀。雖然這些觀念都起源于宗教,都是勞苦大眾為自己尋找的精神出路。但是“救星崇拜”是以取消個體意識,放棄個人努力,把希望和權力寄托給他人或者說“救星”來實現的。并且,這種文化觀念沒有人與神之間的界限,人很容易越位而成為神。而基督教文化非常明確地確立了上帝和人的位置,這種限定不但制止了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也制止了人與人之間權力義務的不平等狀態。在上帝面前,生命與生命之間是平等的。人必須真實地面對自己,也必須真實地面對他人。而“救星崇拜”、“偶像崇拜”這套文化觀念,使苦根兒和張仲銀既不能真實地面對自己,也不能真實地面對他人。苦根兒把自己放在拯救者的位置上,張仲銀同樣以“戴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豪邁沖動,昂首闊步地把自己放在五人坪領袖和救星的位置上。他們從不反思生命與生命之間的本真狀態,毫不猶豫地神化自我而蔑視眾生。救星崇拜這種文化模式,提供的就是這種自欺性心理。所以,自欺不是某一個個體能承担起來的責任。它與構成無意識原型的文化成分相關,與滯留在我們文化中那些原始而落后的文化觀念相關。
  其次,自欺是一種心理障礙。這種障礙是由于反思意識孱弱而無力反觀自身造成的。反思能力是理性思維培育和訓練出來的。反思必然要求反思者的意識有能力跳出自我,掙脫自我的囚禁,然后才能反觀自身和審視自身。這個能反觀自身和審視自身的自我。是一個從自我中分離出來的、能夠認識人類自身的理性自我。它的強大與否代表著人的科學、理性和文明的程度。雖然,世界范圍內反科學理性的浪潮和呼聲不斷涌來,但是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人類社會只能在更高的理性層面上走向與自然的和解一致。我們這個由幾千年詩歌傳統造就的中華民族,有著廣為豐富和發達的感性經驗的積累,而缺乏對理性自我的培養和訓練。道家文化的“悟道”、“坐忘”,鼓勵人們沉溺于內心的玄想;儒家文化的“仁”、“天人合一”,也傾向于收視反聽耽于內心的幻象。這種文化傳統,重視和培養了意識在自我感覺內部的周游和升騰,豐富了感性自我的體驗和表達能力,然而,卻沒有掙脫自身反觀自身這一理性維度的訓練。自我一直在感覺的囚籠內歌唱。“物我一體”、“情與景合”等心理感受,備受欣賞和推崇。孤芳自賞成了文人慣有的心態。從漢文化源頭到歷代的發展中,從未形成過對“感覺”的懷疑,對“自我”的追問,從未出現過屬于“反思”這個精神維度的話語。在漢文化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這方面的詞句,更不用說篇章了。反思維度的欠缺,使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多數成員,無力穿透自我感覺所形成的心理欺騙。一般而言,理性思維是阻止神話向實踐領域里過渡的力量。這種阻止能力,得益于超越感覺之外的理性自我對虛構的心理意象的穿透。所以,只有在自我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超越自身的理性維度,才能意識到自我感覺(包括視覺、聽覺、嗅覺等)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和不真實性。傳統文化不但忽視了意識掙脫自我審視自我的培養和訓練,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鼓勵以感覺為本位。“眼見為實”的古訓,往往使人很難懷疑視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和不真實性。無意識原型對周圍世界的結構能力和變形能力,又是由視覺投射后呈現給意識的心理映象,所以,苦根兒和張仲銀很難意識到自己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世界圖景是不真實的。
  在我們民族文化的構成成分中,詩性思維(神話思維)遠遠大于理性思維。集體無意識內部包含著相當多的神話因素。而理性訓練的欠缺,又很難識破自欺的幻象。無意識原型很容易轉化為神話意象。“文化大革命”時期造神運動的全民性和集體性,就意味著漢民族思維現狀的整體水平。雖然也有極少數如顧準或陳寅恪式的人物,也不乏清醒者和洞明者,但數量之少,力量之單根本無力阻止神話向實踐領域里的轉化和生成。在神話思維占據強勢的民族意識中,強大的非理性力量猶如汪洋大海。這是一種可怕的、能席卷一切和吞沒一切的力量,一旦發動起來很少有人能夠阻擋。新文化建設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但是,滯留在民族意識和文化傳統中的神話成分,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理。它的危險在于,這是一股極易與權力話語及其理想成分合流而失去控制的力量。所以,我們這個災難重重的民族,除了經歷其它一些難以避免的災難之外,又多了一重災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神話,“大煉鋼鐵”的神話,“文化大革命”的神話,這種由全民參與造成的災難,只有在經歷了很深的磨難之后才能醒悟。而這種醒悟還僅僅是表層的,外指向的。因為每一個參與者和當事人,并沒有真正的意識到自己在這場災難中應該承担的責任。
  李銳這兩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在于給讀者提供了一種清醒的認識文本。認識中國,認識這段歷史。更為重要的是認識這段歷史背后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因素。對于“文化大革命”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來說,整體水平上的反思還遠不到位。我們總是過分地注重導致歷史事件的政治原因而忽略隱藏在這一事件背后的文化因素,忽略了產生它的精神原因和心理原因。李銳的作品,在文化心理層面上切入這一問題,并把我們帶入對這一問題的更為深刻的思考之中。這一解讀可能是主觀的,也可能是誤讀,但作品確實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啟發。
                    1997年于鄭州大學中文系
  李銳主要作品目錄:
  小說集:
  《丟失的長命鎖》,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年。
  《紅房子》,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
  《厚土》,臺灣洪范書店,1988年;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瑞典布拉別克出版社,1989年。
  《傳說之死》,長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
  長篇小說:
  《舊址》,臺灣洪范書店,1993年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美國紐約,Metropaolitan出版社,1997年。
  《無風之樹》,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萬里無云》,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散文集:
  《拒絕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當代作家評論沈陽13~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曲春景19981998 作者:當代作家評論沈陽13~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曲春景19981998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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