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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當代中國的價值理念
發展:當代中國的價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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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時代的任何民族都需要形成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價值理念。能否形成既符合本國國情、又適應時代潮流的價值理念,是一個民族是否真正成熟的根本性標志。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跨入新世紀的當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具體地表現為以發展為目標的價值理想、以發展為方向的價值導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價值規范和以發展為尺度的價值標準,因而在價值觀上為當代的中國人奠定了“安身立命之本”。
  一、以“發展”為核心的價值理念
  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對“十年動亂”和深刻反思中,鄧小平帶領我們從當代中國的國情和當代世界的變化出發,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并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的新的認識。這個新的認識的基本點,就是社會主義必須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實現人民的利益,因此,“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理念的簡潔、生動的表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有機體眾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會形態曲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社會意識相對獨立的歷史更替中,發現了生產力的最終的決定作用,從而揭示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基礎。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根本道理,列寧曾經簡潔地概括為:把全部的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又把生產關系歸結為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現實基礎;社會主義只有在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和實現人民的利益的實踐進程中,才能顯示自己的優越性。這表明“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價值理念,是從根本上體現和實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價值理念。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不僅僅是把價值理念定位在“發展”上,而且首先是把發展的價值理念定位在人們的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之中。社會主義的發展靠實踐。改革開放20余年來,中國人民正是愈來愈自覺地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根本的價值理念,不斷地解放思想,不斷地大膽實踐,在80年代實現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轉變,進而在90年代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更為深刻的大轉變。在這20年中,不僅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最生動、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思想政治局面,而且愈來愈充分地發揮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開放意識和創新意識,推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發展”,已經和正在成為全體人民的根本性的價值理念。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它所蘊含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實踐意義,在于它承諾“發展”只能是以“非平衡”發展為前提,或者說,只有通過“非平衡”的發展才能實現“全面”的發展。這個具有實踐意義的價值理念,集中地體現在鄧小平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著名論斷之中。早在1978年末,鄧小平就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在傳統的關于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中,總是把“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訴諸于“同步富裕”,即企圖以平均主義的方式來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想。正是在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在他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中,以政策規定的方式明確地提出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實踐內涵。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正是在“非平衡”的發展中,不僅迅速地實現了全中國的發展,而且提高了全體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步地適應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平衡的發展,從而在實踐中堅定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
  “發展才是硬道理”,并不是說“發展”的過程不出問題,而是說只有通過“發展”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歷史的發展總是曲折的,發展的過程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競爭意識、效率觀念、創新精神逐步地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則是出現了人的“物化”的傾向,即“拜金主義”的傾向。究竟如何對待這種傾向及其所表現的種種問題,這是人們極為關切的重大問題。由此便提出了當代中國的價值理想及其價值導向問題。
  二、以“發展”為目標的價值理想
  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中,既包含著以非平衡的方式去實現“發展”的實踐內涵,更包含著通過非平衡的方式而實現全面發展的價值理想。鄧小平在關于如何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中告訴人們:“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注:鄧小平文選(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73.)在這里,鄧小平已經十分明確地把“共同富裕”作為價值理想而包含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之中。
  理想,它是人們追求的遠大的價值目標,因而它既作為根本動力而激勵人們的價值追求,又作為根本的依據而規范社會的價值導向,還作為根本的尺度而決定發展的價值標準。
  理想作為遠大的價值目標,首先是人們的價值追求的根本性動力。鄧小平曾經深情地指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這個理想”。在當今的時代,最能激勵人們進行價值追求的理想,也仍然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價值理想。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評論現代社會時曾提出,“在我們今天社會面前卻是一種道義上的挑戰”,資本主義沒有這種“道義上的合理性,但這卻正是社會主義巨大的優越性和號召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最大的就是道義的力量,為了共產主義而奮斗,是比任何爭取短暫的利益都更加鼓舞人心的”。(注:湯因比.歷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上冊260;下冊413.)美國當代的哲學家賓克萊也認為“一種終極價值是那種最終目標和目的,所有較小的目標都是為達到它而采取的手段——它也是對一切較小目標進行衡量的標準”。(注:賓克萊.理想的沖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37.)
  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想,它規范了當代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根本性的價值導向,這就是引導全體人民在致富的道路上,要“富而思源”、“富而思進”,不斷地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因而,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當前,特別是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腐倡廉,把反腐倡廉貫穿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論述,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目的,也是“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的目的,因而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的價值理想和價值目標。
  “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整個社會主義過程才能實現的價值理想,因此,它既是整個社會主義過程的根本的價值導向,又需要在社會主義的不同階段確認具有歷史內容的價值導向。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關于社會價值導向的認識往往容易出現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以泛道德主義或理想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市場經濟,忽視社會主義的“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另一種傾向則是以純粹功利主義或實用主義的觀點去看待市場經濟,忽視社會主義的“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的本質。這兩種傾向的共同結果,則是阻礙“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想的實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的價值導向必須以克服這兩種傾向為出發點,始終不渝地同這兩種傾向展開堅韌不拔的斗爭,引導全體人民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并以抵制極端個人主義、批判拜金主義和消除腐敗現象為主要內容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使個人的價值取向認同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
  “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想,它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共同富裕,而且是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曾經從宏觀的歷史視野把人的歷史性存在分為三種基本形態:“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和孤立的地點發展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往、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階段創造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04.)概括地說,人類存在的三大歷史形態是: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以個人全面發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人類存在的歷史形態的變革,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發展為“以個人全面發展為基礎的自由個性”,更是需要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正是引導當代中國在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想的過程中,實現人自身的“全面發展”。
  三、以“發展”為方向的價值導向
  社會的價值導向,就是引導社會成員對該社會的價值理想的認同。它是人類文明史中任何一種社會形態得以形成、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前提。
  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價值理想,因而也都有它的價值導向。而每種社會的價值理想及其價值導向,從根本上說,都是由該社會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確認當代中國的價值導向,首先必須確認社會主義的本質。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突出地強調了三個方面:一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二是“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三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這三個方面既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列的。我們必須從這三個方面的內在統一中去理解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價值導向。
  社會主義的本質,從根本上說,首先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然而,正是這個根本點,卻長期被人們所忽略,從而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價值導向。
  正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因而就會合乎邏輯地得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結論,就會理直氣壯地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就會理直氣壯地提出“三個有利于”的價值標準。由此,我們就會確立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價值導向:引導全體人民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不斷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它本身就是一種根本的價值導向,即引導人們把自己的價值追求定位在“發展”上。然而,任何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中,都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這就是社會的價值理想、價值規范和價值導向與個人的價值目標、價值認同和價值取向之間的矛盾。這里首先是體現為社會所引導的“我們到底要什么”的價值導向與個人所追求的“我到底要什么”的價值取向之間的矛盾。而在“價值導向”與“價值取向”這對矛盾中,“價值導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規定著價值觀的總體性質。
  社會的價值導向對個人的價值取向的重大作用,主要是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個人的價值取向的內容,總是具有社會內容的社會正義、政治制度、道德觀念、法律規定、人生意義等問題,因而,社會的“價值導向”直接地影響個人對上述社會性內容的理解與認同;二是個人的價值取向的性質,總是具有社會性質的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暫時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以及理想與現實等問題,因而,社會的“價值導向”又直接地影響個人對上述社會性問題的理解與認同;三是個人價值取向的形式,總是通過具有社會性的科學、藝術、宗教和哲學等文化樣式體現出來,因而,社會的“價值導向”還能夠以多種多樣的文化形式直接地影響個人的價值取向。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一再告訴我們,正確地認識社會的價值導向與個人的價值取向的矛盾關系,特別是充分地發揮社會的價值導向的積極作用,是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能否實現的根本性問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逐步地形成了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適應時代潮流,并且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理想的價值導向,這就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養有理想、有道理、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公民即社會主義公民。
  培養“四有”公民的價值導向,深刻地體現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作為“硬道理”的“發展”,是通過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實現人本身的全面發展,反過來看,也只有在引導人們把自己塑造成“四有”公民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地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種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與培育“四有”公民的價值導向對立起來的觀點,起碼是一種極大的誤解。
  以“發展”為方向的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在當代中國應當包括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引導社會成員認同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的根本任務。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認同社會主義的“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本質,深化改革開放,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把“發展才是硬道理”作為每個人的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認同社會主義的“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的本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作為每個人的價值取向;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認同社會主義的“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本質,講理想,講信念,講追求,把實現“共同富裕”和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理想作為每個人的價值追求。二是引導社會成員認同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和道德規范。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樹立社會主義的公民意識,自覺地承担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規范自己的行為;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樹立社會主義的職業道德意識,使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與個人的多元的職業選擇統一起來;它包括引導社會成員樹立社會主義的求真意識、向善意識、審美意識和科學精神,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等等。這表明,引導全體人民認同以“發展”為方向的價值導向,是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過程的極其重大的歷史任務。
  四、以“發展”為基礎的價值規范
  價值理想的實現是一個艱難曲折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的每個時期,都需要有相應的價值規范。改革、發展與穩定的相互協調,就是世紀之交中國的最基本的價值規范。
  這個價值規范,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的具體體現。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愈來愈深刻地體會到,只有改革才能發展。改革既是對舊體制的根本變革,也是對傳統觀念的重大變革。改革開放為當代的中國人提供了開拓進取、銳意創新的舞臺,從而使得當代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大發展。1978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2.5億,1998年末減少到42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4.6%。1998年,我國人均GTP為6392元,比1978年增加了15.87倍;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為2162元,比1978年增加了15.18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425元,比1978年增加了14.79倍。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79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91年增長77.1%,年均增長12.1%,是新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由于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已提前5年實現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
  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發展,而發展的實現則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也是人們在20多年來的實踐中所得到的一個基本結論。發展是不平衡的,發展是通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而帶動全體人民、整個國家共同富裕起來。在這個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會出現許許多多的矛盾,會形成各種各樣的不穩定因素。同樣,改革是對利益的調整,改革總是會造成某些人多獲益與某些人少獲益,某些人先受益與某些人后受益的矛盾,這也會形成各種各樣的不穩定因素。另外,由于改革進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震蕩,一些人把“恥言理想”、“嘲弄信仰”、“蔑視道德”、“不要規則”當作人生的信條,甚至把“一切向錢看”作為人生的目標,使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丑惡及犯罪現象。這就需要我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維護穩定,以促進改革的深化和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
  五、以“發展”為尺度的價值標準
  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中,“發展”是價值理想和價值導向,也是判斷整個社會主義實踐的價值標準。對此,鄧小平明確地提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鄧小平文選(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72.)這就是“三個有利于”的標準。
  在“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中,鄧小平以是否有利于“發展”、“增強”和“提高”這三個概念來表述他的基本思想,這是發人深省的。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利還是有害,應當成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標準”,(注:鄧小平文選(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09.)“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注:鄧小平文選(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14.)到1983年,鄧小平已經明確地提出,“各項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國家的興旺發達,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注:鄧小平文選(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3.)這表明,在鄧小平的價值思想中,“發展”是他用以檢驗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本性的價值標準。
  以是否“發展”為標準來檢驗社會主義實踐,首先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實踐是否成功,歸根到底要看是否“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為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以是否“發展”為標準來檢驗社會主義實踐,又是由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主體決定的。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主體,也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評價主體。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評價,從根本上說,是看生產力是否“發展”,綜合國力是否“增強”,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改革開放的實踐使人民群眾從社會的巨大變化中,特別直接地是從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改善中,體會到社會主義帶給自己的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人民群眾在對“發展”的肯定性評價中,既愈來愈自覺地接受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價值理念,又以創造性的實踐推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大發展。
《長白學刊》長春41~44B8倫理學孫玉祥20012001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的體現,并具體地表現為以發展為目標的價值理想、以發展為方向的價值導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價值規范和以發展為尺度的價值標準。發展/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孫玉祥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吉林分公司,吉林 長春 130061 作者:《長白學刊》長春41~44B8倫理學孫玉祥20012001當代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這個價值理念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的體現,并具體地表現為以發展為目標的價值理想、以發展為方向的價值導向、以發展為基礎的價值規范和以發展為尺度的價值標準。發展/社會主義/價值理念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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