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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與言    ——“當代小說十七年”縱論
史與言    ——“當代小說十七年”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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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退維谷之境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始,關于當代文學史,關于建國后十七年文學,研究界便是意見紛紜。截至目前,人們對“十七年文學”是現代文學進程中比較特殊的階段,無論經驗或教訓都需要總結,這一點已較少歧義;分歧主要是這段文學能否建立一種自律性的歷史敘述,與同時期的政治環境保持一定距離。文學史有自身特點,與其它歷史敘述不同,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問題在于,文學不可能不受政治、歷史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反思“十七年文學”就是在特定時代的政治氛圍中展開的。“文革”結束后,出于對以往政治運動對文學的傷害的反感,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淡化”這段歷史,也就難免忽略其中值得研究的文學問題。
    80年代對當代文學史分期的討論即是一例。總結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學,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文學是否可以作為相對獨立的斷代史加以研究,是否具有獨立成章的價值,是分期討論中隱含的主要問題。其實,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當代小說起點,這是延續了以往文學史的一種分期方式。正如古代文學史通常以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作為敘述的分期點一樣,這種敘述方式的特點,是重視歷史上重大的社會政治變更對文學題材、風格及樣式所產生的影響。這個問題在當時之所以成為問題,并引發討論,主要是當時的社會政治趨勢使然,因此討論也超出了一般治史的專業范疇。
    實際上,當代文學史既然稱之為“史”,必然牽涉到一些史學規定,并吸取歷史敘述的成規與方法。這是強調文學史敘述的自律性和文學性,希望敘述過程能擺脫以往模式而另辟蹊徑的人難逃的宿命。歷史學家認為,史學也和自然科學研究一樣,有一個科學的方法問題。愛因斯坦曾告訴他的學生,凡是搞科學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三點:(1)因果律不能顛倒;(2)時間不能倒過去;(3)將來不能影響到現在。在此基礎上,我國史學界對歷史敘述也有定論:“(1)因果關系不能顛倒;(2)時間先后不能錯亂;(3)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不能用后來的發展附會當時。”(注:鄭天挺:《漫談治史》,《文史知識文庫·學史入門》,中華書局1988年版。)如果把一定時期的文學看做“史事”,那么“凡是一件史事”,就“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后(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諸種因素的作用下)逐步的變遷是怎樣”。胡適將顧頡剛的這種治史方法進一步概括為,“其實對于紙上的古史跡追求其演變的步驟”,這就是對歷史的整理和解釋。(注: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上述顧頡剛的話(《古史·自序》)也轉引自該文。)這些有關歷史敘述的觀念,也成就了歷史書籍一般以時間先后為序,并考慮到任何“一件史事”,它“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諸種因素的作用下”逐步演化的敘述方法。
    凡事都是說說容易,做起來難。當代文學史寫作也是如此。在對現當代文學學科劃分的諸多意見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當代”指的是“當前”,是一個不可設定的時代;而原來被劃入當代范疇的那部分文學,比如“十七年”文學,由于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斷裂,是一個不成功也不緊要的階段,只有到了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才連接起“五四”新文學的流脈。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遮蔽了這一階段文學的復雜性,對“五四”文學精神的理解是否正確;即使我們不把“當代”理解為“當下”或“當前”,就按原來文學史的分期方式,把“當代文學史”理解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學的歷史,或者又將這五十多年的文學分成若干階段,比如“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后新時期文學”等等,以為每個階段自有獨立成篇的理由,那么這種歷史敘述的難點也已經讓人踟躇不前。因為一般說來,歷史離現時越遠,經時間的過濾與篩選,面目反而比較清晰;離現時越近越不容易寫。在中國兩千多年文學史上,這一段雖不屬于“當前”的文學時評,但在能稱為歷史的敘述中離現實更近,文本沉淀的時間比較短,歷史塵埃尚未落定,寫作中常遇到一些人事糾葛,往往舊賬未銷,又添新怨,對文本的選擇和評斷就夠令人棘手了。
    不過,縱有千難萬難,這一時期文學依然是歷史鏈條中承上啟下、不可解脫的環節。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小說是文學領域特別引人關注的文體。1916年,胡適在《新青年》中“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并且由于得到“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注: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自此,白話文學,尤其是白話小說在社會上特別在知識分子中盛行的趨勢銳不可當;至1949年后大陸出版各類小說,其間僅隔三十多年,但文字與文體與此前的相比,卻已發生明顯變化。在語言和文體的改造方面,胡適倡導的白話文學主張,并不因他本人去臺灣就在大陸的知識文化界喪失了影響。至20世紀60年代,小說在此基礎上有很多演化。例如語言和文體的時代化、大眾化,胡適當初認為新文學還來不及研究、卻也肯定它“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注: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這一點,在這一時期小說中已經有了突破性的體現。
    但問題也接踵而來。由于白話小說這種文體易于為民眾所接受,從而變成“新思想和新精神”的載體,不僅政治家以此作為動員民眾的宣傳工具,文學家也通過這種形式實現個人經國濟世的理想,因此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小說“工具說”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論爭從二三十年代起連綿不斷,而且延續至今,例如50~70年代的文學到底是不是文學,這一時期的小說是文學還是純粹的“宣傳”,在藝術上有無可取之處,對此,人們的看法仍然有較大分歧。這就牽扯到對這一時期文學的評價,即它們有無進入文學史的價值?如果有價值,那么其價值表現在哪些方面?有沒有值得提出的藝術經驗?
    文論家和文學史家一般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在一定意義上,文學史在于對某種歷史情境的復原,尋找和講述特定時代文學的脈絡,以及它們當時獲得接受并被確定為文學的那些標準。問題是時代不同了,人們衡量文學的標準也發生了變化。在一個時代被認為是真實的歷史,在另一個時代人眼中就可能近似神話和天書;正如“十七年”被視為文學的作品,到后來又被視為非文學,至少不具備或缺乏文學的價值。在此問題上,新歷史主義批評的成果值得重視,他們注意到“歷史學家所選擇的敘事形式的重要性”,即“他或她的選擇并不是清白單純的,它會產生深遠的語義后果。歷史敘事的形式并不是一扇潔凈明亮的窗戶,人們可以毫無阻礙地透過它去回望過去,他可能鑲有有色玻璃或以其它的形式歪曲被看到的景象。有些歷史學家,比如海登·懷特和弗蘭卡·安克斯密特關注的是這扇窗戶的特質而非透過它所能夠看到的景象,所以他們就集中討論了歷史敘事的形成”(注:參見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北京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67、68頁。)。雖然他們談論的不是一段具體的歷史,不是所謂“透過它(‘窗戶’)所能夠看到的景象”,但涉及一個關鍵的史學觀念問題,即歷史是人們敘述中的歷史,歷史永遠存在重新敘述的可能。在任何一種歷史敘事的權力結構中,歷史的真實性都可能首先被它的時代所曲解,也可能被后來形成的敘述所遮蔽,歷史敘述所要做的不僅是編纂過程中史料的發掘和整理工作,還必須關注將這些史料串聯起來的敘述過程,發現其中被一定話語和知識結構忽略或遮蔽的那些也應該被稱為歷史的東西。如果我們放棄對史學觀念進行清理,即使身處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中,也會對那些史料和它們可能形成的歷史敘述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這是新歷史主義批評對歷史學提出的挑戰。
    接下來的問題是,當代小說作為最切近現實生活的一種虛構敘事文體,所描摹的是一個現代化后發民族國家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化過程中的社會生活和人性表現。在新的社會生活以及知識起點上,歷史敘述變得無序可依,它既不能依照古代文學史的寫作框架,在目前也沒能進入現代文學史的敘述空間,更不能套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敘述線索,以及形成這一線索的價值標準加以取舍和描述,如何形成新的敘述結構?由于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的合力作用,中國大陸在這一歷史階段選擇了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發展道路,它的文學也被冠之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等有別于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對文學傳統的命名。80年代,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背景下,這段歷史連同文學都受到深刻的質疑。然而,即便我們意識到“十七年”小說發生于一個后發的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意識到它是現代小說由過去向未來演化不可缺少的歷史環節;“撥亂反正”的這種歷史敘述方法可否用于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再敘述呢?換言之,以“文革”對十七年文學的批判為“亂”,以十七年中的文學命名為“正”,將這一時期文學或小說放回到原有命名的敘述框架內,就能展現那個時代小說的歷史風貌嗎?這種做法實際上也不可取。因為進入這段歷史我們馬上發現,這些作品已經放不進原來觀念的框子里。“十七年文學”之所以成為“文革”中大批判的靶子,并不在于批判者認為過去賦予這些作品的命名本身錯了,而是那些作品恰恰違背了支撐那些命名的文學觀念的金科玉律。如果說當初深文周納的批判還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就在于它們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這一特定時期文學的復雜性,用一兩個文學定義是很難概括的,起碼人們對那些定義的理解有許多誤差。
    這樣,對這段文學的敘述進入兩難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過去命名而形成的敘述成規,真所謂“左”邊是深淵,“右”邊是陷阱,至少用一種簡單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斷問題方式是行不通了。
        需要澄清的概念
    80年代研究界對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反省值得重視。其中重要一點就是對以往歷史敘述中“線性”思維方式的批評,而且論述中有把簡單化的線性思維方式與依照時間先后敘述歷史的方法糾纏在一起的傾向。隨時間推移,當“文革”后大批判的硝煙逐漸散去,學術界同歷史一起經過大悲大慟,進入到相對平穩和從容的階段,對已有的敘述觀念和方法,就有必要做一番新的審視與思考。
    事實上,“文革”前十七年的當代文學史寫作也往往不以時間為序,而是以題材或文體劃界。因此,對當代文學史“線性敘述”的批評,主要還是針對文化專制主義對思想與學術的禁錮,反省和批判過去把文學史研究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把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庸俗化的做法。比如,當時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不僅認為當代文學史寫作應該為當前政治服務,而且把政治作為文學發展變化的軸心,把建國后文學僅僅看做無產階級文化的組成部分,忽略了它與古今中外文學傳統、歷史演化、社會風尚、民族特點、民間習俗等復雜的淵源關系。又如,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來勾勒當代小說的演化過程,把藝術自身變化多端的豐富性局限在比較狹窄的范圍;另外,還有把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作為藝術創造的最高境界,把其他類型風格的作品作為“封資修黑貨”一概予以排斥和否定……批評“線性敘述”其實是在呼吁重新確立當代文學史寫作觀念。再做深一步追究,如果把十七年小說放在一個現代性平臺,放在20世紀受西方以個人主義為基準的文學思潮影響的背景下,那么它所反映的戰爭生活、合作化運動、工商業改造,以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作品題材,由于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歐美現代化進程不同,也就與在此基礎上文學倡導的個性精神迥然相異;換言之,如果它沒有按照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意識形態發展,是否就應該排除在五四新文學到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單一發展線索之外?這層意思雖然在80年代并沒得到深入的追問與回答,但對于當代文學史敘述方法的反思,對“線性敘述”的不滿與批評,已經為研究繼續深入,打開堅冰之一角。
    80年代對以往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反思,特別是對文化專制主義的批判,為今后的研究清除了障礙,拓展了學術研究的思維空間,這方面的成果自不待言。但在當時形勢下,這樣的認識還僅止于批判與聲討,對批判的概念缺乏嚴格而清晰的界定。例如“線性敘述”如果是指某種敘述狀態,那么這種說法是中性的,如上所述,它是對事物發展前因后果、由此及彼基本狀態的一種寫作方法,如胡適所言,是“其實對于紙上的古史跡追求其演變的步驟”。許多歷史學家在治史或教學中都使用過這種方法,它清晰地勾勒出歷史發展的脈絡,那些“演變的步驟”使混沌的歷史變得清晰而易于把握。如果將此作為歷史敘述簡單化的根源,或者由于批判者在概念上缺乏準確的界定,就匆忙拋棄原有的方法,那么,不僅要解決的問題還是沒解決,而且對今后如何寫當代文學史,都會讓人更感到茫然而無所措了。
    在嚴格意義上,以往簡單化的做法與其說是一種“線性敘述”,不如說是一種單項度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更恰當。這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環境對文學史敘述觀念的影響。但至上世紀80年代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用以批評那種在比較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方法是什么?當年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本身便是對文言文最有力的批判,而今天文學界檢討以往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思維方式問題,最有說服力的是拿出新的、像樣的當代文學史。但現實卻不盡如人意。比如以一種新的二元對立方法批評這段歷史,凡是以前說好的現在就是壞,革命是搞了,批判也批了,但這段歷史究竟怎么寫的問題還是沒解決。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接踵而來的一些做法,在批判原來史學觀念的同時,連著作為“嬰兒”的這段歷史也隨“洗澡水”一齊倒掉。
    任何一種理論在特定歷史時期都有產生的合理性,也必然含有局限。成功的探索中往往孕育著失敗的因子。理論探索的成功和失敗如同一個鎳幣的兩面,彼此難以分割。今天看來,“重寫文學史”的批判中缺乏建樹,或者說,人們在20世紀80年代沒來得及為文學史寫作提供相對合理的邏輯框架,并不意味當時的探索沒有意義。恰如一切學術討論都是學者針對現實發言,在此意義上,當時有關當代文學史寫作的討論主要是進一步為新時期文學鳴鑼開道,使人們解放思想的勇氣一鼓而再鼓。但由于忽略了所討論問題自身的復雜性,當時關于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反思,還缺乏對討論中思維方式的反思。因為就“反思”的哲學本意而言:“它的任務就不僅是要思維某種客體,而且要思維這一思維著某種客體的思維;因此‘哲學所關懷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對客體的關系,故而它既關懷著客體,又關懷著思想’。”(注:[英]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1946年在英國牛津出版),何兆武、張文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如果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主旨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進行批判時,批判者仍然采取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比如為突出“新時期文學”,就在當代文學史寫作中貶斥“十七年文學”;為頌揚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就把“十七年文學”當做配合政治運動的產物,當做現實文學的對立面和假想敵,這與“文革”對“十七年文學”的批判在思想方法上沒有本質的不同,盡管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說法。
    事實上,新時期文學界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在為“十七年文學”和作家平反昭雪中拉開序幕。“文革”的《紀要》對這段文學作了完全的否定,與之針鋒相對,鄧小平在1979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對之進行了充分肯定與昭雪。
    于是,新時期文學“春滿文壇”,“新中國成立30年,未曾有此盛事”的景象隨之而來(注:茅盾:《<小說選刊>發刊詞》,《小說選刊》1980年創刊號。)。新時期文學(如果以80年代為界)與此前27年文學由于政治環境的變化的確有許多不同,比如作品題材、表現形式等都發生了變化,但也不能不看到有些變化就發生在同一個作家身上,而有些變化發生在深受“十七年文學”影響的作家身上,所以這兩個時期文學的承接性是潛移默化地存在的。比如“在張承志《北方的河》、韓少功《西望茅草地》、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等作品中,能傳遞出50年代一批青春體小說的回聲,理想和青春的情感模式已經深深嵌入伴隨新中國成長的一代人的創作心理結構”。“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中人物留學蘇聯的經歷、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生活的描寫,以及人物表達感情的方式,與50年代草明的《乘風破浪》和60年代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有相近的地方;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小說’中陳奐生的形象,這個人物既勤儉又不乏狡黠的農民性格,又帶有50年代一些表現農業合作化題材、后來被批判為‘中間人物’的影子……”(注:董之林:《追憶燃情歲月——五十年代小說藝術類型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特別是這些作品帶來的審美傾向,對人物刻畫以及情節敘述的審美成規,也深刻地影響了80年代對新時期文學的審美接受,甚至在今天的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中都難抹去它們的痕跡。
    問題是這條紐帶是如何被切斷的?當代文學史寫作有沒有可能擺脫社會環境和時代政治的影響,建立自律性的審美評價標準?如果一個時代發生了“問題”,那么應該怎樣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學?誰應該為那個時代的問題負主要責任?如果80年代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除了表明這是一種文化政策的調整之外,是不是就可以認為文學與政治沒有關系?另外,如果80年代的文學不完全為現實政治所左右這一點可以成立,那么當年,政治是否就能完全決定“十七年文學”?如果我們承認政治在歷史的各個不同時期都從不同角度深刻地影響到文學,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推定:“十七年”小說創作的整體應該作為一個時代的經典保留在文學史敘述的長河中。
        “嘗試”的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事件本身,說明中國人勇敢地奏響了在全球資本化發展趨勢中的不和諧音。不僅它的社會制度與西方不同,也與當時同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很快分道揚鑣。這獨樹一幟的形象傳遞著歷史的回聲:“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并“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注:孫中山:《遺囑》(1925年3月11日),《世紀檔案》第200頁,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所采取的新的社會制度的必然性,正深潛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歷史夙愿中。“我勸天公重抖擻”,讓古老的中國擺脫內憂外患的局面,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內心情結。當年年輕的胡適曾作《嘗試篇》:“‘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注: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這是胡適對陸游“斜陰徒倚空長嘆,嘗試成功自古無”的詩句反其意而為之,表示他掀起文學革命的決心。但他的話也像讖語,預示嘗試就有失敗,但對昔日古老窳敗的中國而言,不嘗試走新路無論如何是不行了。對社會持不同政見、分屬不同黨派的人,在舊中國必須走變革之路這一點上協同作戰,并促成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中國歷史之大變局。而且,不論人們對嘗試的主觀選擇意向如何,1949年10月1日,一個新的國家真正以“少年中國”的形象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不僅新的社會制度在嘗試中,新的文學也在嘗試中。文學史家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1949年10月~1952年5月)”專列章節附在書后,他已感覺或意識到這將是一個與過去文學十分不同的時期。所以他說:“新中國的成立也給文藝事業的發展帶來了無限廣闊的前途;因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不僅是全國人民的社會的和物質生活的解放,而且同時也必然是人性上的、智能上的和情感上的整個解放;這當然也就給新中國的文藝帶來了最豐富最偉大的主題內容。”
    這樣的歷史說明,中國當代文學與政治的聯系密不可分。雖然政治不是決定文學發展的惟一因素,但也是至關重要的,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一個文學分期點就可以看出來。關于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許多精彩的論述,例如他們認為在對歷史下定義的時候,判斷的依據“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并堅定地表示,不論他們的觀點“多么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探討的結果”(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頁。)。新中國是在由舊中國堆積了無數無法克服的矛盾中取得勝利的,對它的產生不能以“意識為根據”,而必須從當時國內外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如果承認這一點,那么“十七年文學”就與新中國產生的合理性密切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基點,否則關于這一時期文學的各種判斷便無從談起。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僅廓清了籠罩著以往歷史敘述的重重迷霧,同時意味著在此基礎上的歷史敘述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路。由于歷史的復雜性,歷史敘述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就事論事地做流水賬簿,堆積資料;而須考察不同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揭示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彼此之間有機的、錯綜復雜的聯系,從而了解促使文學發展變化的各種非文學因素。
    文學作品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制約與影響,這也是20世紀以來中外文學史家的共識。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清末譴責小說產生的背景是這樣分析的:“光緒庚子(1900)后,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幡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政變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寥寥數語,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其對小說流派的影響躍然紙上。
    另外,還可舉被譽為西方小說研究的必讀書,美國人伊恩·P·瓦特的《小說的興起》一書為例,該書詳細地分析了小說作為西方一種新的文學類型的起源。有趣的是作者把小說的興起定位于18世紀英國中產階級興起,這與魯迅當年認為“至于小說,我倒以為是起于休息”的看法有某種相通之處,他們都認為小說這種文學體式是社會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小說的出現,是與社會經濟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在精神方面的消費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伊氏如此立論,也在于說明文學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密切關聯。
        文本之外的“文本”敘述
    重大的社會政治變革引起社會思潮空前活躍,這是學術研究無以回避的歷史事實:“1949年10月1日,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偉大最光榮的日子。這一天,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莊嚴地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新中國的成立也給文藝事業的發展帶來了無限廣闊的前途……”(注: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第446頁。)小說從內容到形式也受到新中國誕生這一歷史事件的深刻影響。王瑤對當代文學前景的預測并未落空,就在《中國新文學史稿》(1954年)出版其時,小說的歷史變遷已經悄然興起于“新中國的文藝”景象之中。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1950年)、朱定的《關連長》(1951年)、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1953年)、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1953年)、劉真的《春大姐》(1954年)等中短篇小說,都表現了建國后小說在都市鄉村化、知識分子工農化、對農村生活的烏托邦想象等,在立意和表現手段諸多方面與昔日小說的不同。在一定意義上,把這些作品視為了解建國初期社會精神風貌的“老照片”,也并不為過。因此,我們認為當代小說的起點應確定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只有這樣,小說史的敘述才可以建立在那些標志小說發展歷程的具體文本之上,而不至于泯滅了不同文類和文學現象自身的歷史特性。
    與此同時,“十七年”小說也處于政治運動頻仍的時代。從1950年到1966年前后,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每次批判運動幾乎都與文學界有關,文學真正成為“階級斗爭的晴雨表”,作家和作品輕則受到“宣揚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評,重則與國際政治運動中的“帝修反”掛在一起。當年發生在文藝界簡單粗暴的批判運動,其激進的思想脈絡延伸到“文革”,終于可借江青一席話挑明:“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掃蕩一切剝削制度的殘余,掃蕩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注:江青:《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8日),《江青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把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的變革等同于社會制度和經濟基礎的變革,教條而機械地理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之間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受到曲解的典型一例。不過從這里還透露出這種信息,盡管1949年以來文學界領導反復強調小說創作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甚至倡導小說創作要配合某一時期的政策,而且總的文學傾向也大致環繞著政治運行,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十七年”小說與古今中外文學傳統依然保持著密切聯系,并非橫空出世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即便到60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文學也依然未被納入到所謂“一體化”格局,小說藝術上的探索與創新依舊在進行,因此對作品的批判也就從未間斷。走進這段歷史所看到的,主要不是作家怎樣去順應批判,迎合政治,更多的是作家對新中國真摯的信任和熱情的想象,是通過怎樣的藝術手段,使新的社會風尚與傳統意緒達到有機的融合;是對令他們心儀的一種生活的理想圖景的繪制;或者是從作家無法超越傳統藝術常規的創作實踐中,了解到被命名為“翻天覆地”時代的社會與政治變革的維度。
    通常人們將這一時期稱為“政治左右文學的時代”,但究竟怎樣左右了文學,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文學,卻是需要回答的問題。例如50年代出現了以王蒙、劉賓雁等一批作家為代表的“干預生活”的小說與特寫,這批作品不僅針對建國初期開始泛濫的官僚主義問題,也和當時的國際背景有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基本上結束了對文化領域進行嚴酷控制的‘斯大林——日丹諾夫時代’”。在當時國內“蘇聯的今日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形勢下,出版界相繼翻譯出版了蘇聯特寫作家奧維奇金的《區里的日常生活》(1954年)和蘇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1954年)等作品,揭露蘇聯生活中的缺點與陰暗面,影響了我國“干預生活”的小說。但如果繼續考察,關注現實,干預生活,作為一種小說寫作風范,在我國幾乎是自現代白話小說誕生以來,知識分子作家就自覺承担的文化使命。梁啟超在本世紀初即有名言:以小說“改良群治”(注: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第1號,1902年。)。實現思想與文化啟蒙始終是現代小說界革命的主旨。在一定意義上,“言志”與“載道”始終是現代文學無以抗拒的宿命。只不過小說所言旨趣與所載道理采取了一種現代認知方式,從變化中的現實出發,而不是作為古已有之的人生信條或某種現代哲學教條的崇拜者或傳聲筒。如果不僅從“寫什么”,而且也從“怎么寫”的角度看《重放的鮮花》,那么當時作家正由于寫出引發他們對現實新感受的那些細節,使平凡的日常生活“轉成新鮮”,作品在當時才如此豁人眼目。因此,在蘇聯“解凍文學”引發我國50年代“干預生活”小說寫作的背后,還有更深厚的現代文化根源。
    更明顯的例子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革命英雄傳奇小說,如《紅旗譜》、《林海雪原》等,如果只考慮這些小說在1957年后相繼出版的背景:建國后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后,文學界剛對“干預生活”的作品進行過批判,就會以為作家覺得現實題材不好把握,而轉向革命歷史題材或農業合作化題材,為小說出版和發表尋找出路。但這種推斷完全不能代替具體文本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自“五四”新文學興起之后,雖然帶著深刻啟蒙意義的小說以呼喚社會改革之聲崛起于文壇,但傳統小說那種親近市民階層、重在滿足消費市場的流脈也并未因此而衰竭。不僅秦瘦鷗、張恨水等人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以其傳統筆法講述的那些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依然擁有眾多讀者,甚至在左翼文學陣營內部,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也有較強的吸引力,使有些作家雖然政治上站在左翼陣營一邊,而藝術鑒賞方面卻心有旁騖,因此他們的創作與當時文壇流向保持一定距離。比如趙樹理在30年代就不滿于現代小說與大眾隔膜的“文壇”文學,而立志要做“文攤”小說家,他在40年代和建國初期的小說創作中,從結構到語言,從人物到情節等各方面,都不斷地身體力行自己當年的藝術承諾。再比如,以傳統評書的章回小說結構來反映現代的革命戰爭生活,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出版的有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由于當時戰爭環境所限,作品還帶有較強的新聞紀實性,情節和人物也顯得粗略而不夠圓熟。而到了50年代的這一類型作品中,忠奸善惡的人物秉性,大智大勇的傳奇英雄,戎馬倥傯中的愛情因緣,有情人終(難)成眷屬的命運悲喜劇等,以及中國古典小說和現代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某些寫作技巧和語言風格,都有或明顯或隱晦的表現。這些傳統因素在當代小說中如雪泥鴻爪,若隱若現,卻是研究小說演化過程不容忽略的。雖然建國后“工農兵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喊得很響,但小說的表現意趣卻有向傳統回流的趨勢。
        小說周邊的文化網絡
    敘述小說的發展線索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同時應該注意,在沿時間線索推移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它與傳統特殊的聯系,特別是在文體、語言、風格、敘述技巧等方面,文學享有與歷史傳統和社會文化特殊的淵源關系。這就需要在歷史敘述的縱向線索周圍,建立不同的文化風格,使當代小說在中外小說歷史發展的坐標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考慮當代小說史縱向發展的歷史線索時,不能不注意周圍環境對這條線索的影響。這不僅是由于小說的發展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與總的社會發展趨勢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而同時它又置身于一個歷史和傳統的文化網絡中,在一定的文化與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建立自己想象的空間。這就要求我們在整理出一條縱向的歷史線索的同時,有必要對文本進行一種互文性比較,既看出它們之間的同與不同,也看出文學繼承和演化的復雜性。以“十七年”小說而論,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解放區文學,都已傳遞出有關“十七年”小說雛形的諸種信息。
    “十七年小說”發生于社會政治制度劇烈變革時期,對此變革的性質人們已有多種概括,比如這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等等。總之,“十七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因此這一時期的小說必然帶有時代深刻的印記。但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文化變革的相對獨立性。在文學領域,對傳統和由文化傳統長期形成的審美心理,想要以人為的方式,甚至采取強硬的政治手段加以扭轉,都是行不通,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因此,透視不同文體和風格的作家和作品,就會發現多元而復雜的文化網絡。具體說來,這種文化網絡是作家創作與文化傳統的合成體,是揭示作品迷津的重要線索。文化網絡不僅涉及作家個人的出身與所受教育,更重要的是文化傳統的時代構成,對這種背景的分析,不應局限于作家的“創作談”等自傳性資料,或當時的社會生活,而需要撰史者對當時時代與歷史構成的對應關系的把握。也就是說,文化網絡不僅體現傳統以及外來影響對當代創作形成的某種張力,即作家在力圖擺脫舊套路束縛的同時,又不能不對已有的文化遺產進行借鑒與吸收;而且在進入文學史的文本系統中,它們已經不能簡單地歸入原有的某一流派,而是在創作、借鑒與吸收的過程中達成了新的融合。這種融合的有機性,正隱含著文化網絡的特殊性能。
    上世紀80年代初,唐tāo@①先生曾提出當代文學“不宜寫史”,如果以1949年為上限的分期設定來推算,當時距離“十七年文學”已有十多年,“新時期文學”正在演進中。因此,如果把唐先生的話僅理解為歷史需要時間的沉淀,也許并不盡然。在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即使經歷了一定時間的沉淀,撰史者對許多問題也還是不能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的看法。當“文革”剛剛結束,在許多具體的人事與歷史事件亟待“撥亂反正”的情況下,學術問題也難以充分展開,寫這段歷史的確有一定困難。然而,富于戲劇性的是到了90年代,在一浪高于一浪的改革開放潮流中,消費主義正逐漸成為社會時尚,許多人的懷舊夢,“老上海”一類的風花雪月之夢,更加使“十七年小說”成為遙遠的過去,而且在這個市場走俏、商品琳瑯滿目的講求物質的時代,它們愈加面目模糊,似曾有無了。
    其實,重新講述這段小說史并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真實地了解我們的過去。雖然這些作品所講述的故事已經離我們遠去,但它們依然具有歷史價值,或者說,拋棄這段文字敘述的歷史是殘缺的歷史。“歷史學是一項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經在解釋世界是如何發展到了今天這一點上有了進展。”(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前言》,馬俊亞、郭劍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這是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對歷史學的回答,他認為歷史學告訴人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連續體’。三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與因果關系。人類的‘現在’總是在‘過去’形成的既定條件下發展起來的;人類的‘未來’也總是在人類在‘現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人類過去的社會結構、它的發展進程與機制,往往可能限制與影響人類未來將發生的事件,因此研究歷史往往帶有對人類未來的一定的預測性。”(注:余志森:《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中文版序》。)小說斷代史不過是歷史學中一個細小的分支,“十七年”在浩瀚歷史中更只是滄海一粟,但在全球化的一片喧囂中,人們卻感到“記憶缺失,經驗脫節”(注:曠新年:《偉大時代的小丑之見》,《讀書》1998年第3期。)。因此,把這一時期小說狀況展示給讀者,是非常有必要的。通過它,或許還難以“預測”未來小說、文學的去向,但至少可以告訴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的昨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弓右(上屮下又)
    
    
   江海學刊南京167~1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之20042004對十七年小說的歷史敘述,已經陷入到一個艱難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歷史言說,首先必須對以往的歷史敘述觀念和敘述方法進行審視和思考,對歷史本質做必要的廓清;同時,應該將十七年小說與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聯系起來考察,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敘述;此外,還應該關注文學的內在傳統,考察十七年小說與前后小說史之間不可割斷的聯系。只有還原歷史的真實,只有讓十七年小說在中外小說歷史發展的坐標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歷史與未來之間尋找到新的關系與可能。十七年小說/歷史/文化網絡本文摘譯自亞·博利舍夫,奧·瓦西里耶娃專著《當代俄羅斯文學(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國立圣彼得堡大學語文系出版,2000年,第115-128頁。標題系譯者所加。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The Chain of Religious Sense and Literature Choice
  ——Understan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Yuan Guoxing
  Chinese Depart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ChinaChina is not a country with much religion sense.The sub-religion of theConfusianism takes on the mission of human terminal concern.The leadingtendency of recent Chinese society has its intension of refusing the system of Confusianism,and is indifferent to the religious effective factors in“the foreign ideas”.This is a structural shor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he historical appeal has been proved by the weakness of humanism in modern literature development,and the appearance of Kongfu fictions in modernliterature from different aspects.The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searching the suitable model of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can suitable carry therelative content.董之林,1952年生,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67~1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董之20042004對十七年小說的歷史敘述,已經陷入到一個艱難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歷史言說,首先必須對以往的歷史敘述觀念和敘述方法進行審視和思考,對歷史本質做必要的廓清;同時,應該將十七年小說與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聯系起來考察,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敘述;此外,還應該關注文學的內在傳統,考察十七年小說與前后小說史之間不可割斷的聯系。只有還原歷史的真實,只有讓十七年小說在中外小說歷史發展的坐標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歷史與未來之間尋找到新的關系與可能。十七年小說/歷史/文化網絡本文摘譯自亞·博利舍夫,奧·瓦西里耶娃專著《當代俄羅斯文學(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國立圣彼得堡大學語文系出版,2000年,第115-128頁。標題系譯者所加。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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