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二)
字體    

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
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中的“革命”特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①,它始于20世紀初,迄于20世紀70年代末(1949年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實際上也是“繼續革命”時期,不但官方的表述是這樣,而且事實也是這樣,它保持革命的基本特點:高度的群眾運動和社會動員,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的主導地位),直接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革命文化”是這個時期占主流的文化形態,它發軔于20世紀的初期,成熟于40年代,繁榮于解放后,極盛于“文革”時期,包括各種類型的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文學藝術文本,各種關于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敘述、話語、符號等等。
  本文的“后革命時代”是指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到今天這個歷史階段。稱之為“后革命”,是因為從70年代末開始,黨的工作重心和國家的發展戰略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革命時代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不再進行革命時期常見的那種大規模社會動員與政治運動,轉而一心一意地在確保政體穩定的前提下發展經濟。這個社會轉型的總體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知識分子和大眾的支持。在知識界,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精英知識分子也開始了對于革命的深刻反思。因此可以說,無論是政府、知識界還是民間,大家達成的一個共識就是所謂“告別革命”②。
  當然,作為聲稱與宣言的“告別革命”并不意味著事實上已經完全告別革命,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準確的時間點把“革命時期”和“后革命時期”一刀兩段。其實,正如本文后面將要詳細分析的,后革命時期仍然在許多方面(特別是體制方面)延續了革命時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本文的“后”兼有“之后”與“晚期”的雙重含義③。
  后革命時期文化上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在文化界、文學藝術界,乃至在大眾日常生活的許多領域,革命文化盡管作為自成整體的封閉文化形態或意識形態話語已經屬于歷史,但是構成革命文化的各種要素——包括各種文本與文本片段(典型的如毛澤東語錄、各種“文革”時期的革命口號),各種符號(如五星紅旗、包括綠軍裝、紅袖章等等在內的紅衛兵服裝),人物形象(真實的和虛構的領袖和英雄形象),各種革命時代的器物(如毛澤東像章、照片等所謂“文革文物”)等等——卻沒有消失,也沒有成為博物館中的“遺產”。相反,不斷出現的革命文化的“復興”——比如“毛澤東熱”、“紅太陽熱”、“紅色經典熱”、“紅色旅游熱”、“文革文物熱”等等——倒是成為后革命時代的重要文化景觀和文化思潮。
  當然,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是在一個與革命時代相當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出現的文化現象,這個新語境的最基本特點是:革命時期建立的政治體制和后革命時期的經濟轉型并存,經由官方選擇和改造的革命文化被納入今天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此同時,新出現的消費主義、大眾娛樂文化、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則把革命的文化遺產納入了市場和消費的大潮(比如大量“文革”時期的文化遺產都經過了商人的重新包裝改造而出現在各種旅游景點的商店)。也就是說:后革命時期延續了革命時期建立的基本政體和國體,但是卻放棄了革命時期的高度政治動員、單一的計劃經濟模式以及禁欲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這樣的語境中出現的“革命文化”當然不可能是原來革命文化的簡單復興,而是對革命文化的改寫和挪用,因此準確地說是“后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創性的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呈現出的新形態。至今為止,它已經表現出了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趨勢。
  一 革命文化的商業化
  后革命時期的革命文化復現于中國式消費主義的語境中,因此與消費主義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借重的曖昧關系,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消費文化。各種革命時期、特別是“文革”時期的革命文化符號被加以商業化的利用或被納入消費主義話語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比如1993年出現的《紅太陽》音樂盒帶的熱銷現象本身首先是一個商業現象,是一個文化公司(大地唱片公司)策劃的商業行為。為了適應當時(1993年)的商業/消費主義的邏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先的節奏(如加入現代電子打擊樂器)、演唱人員(由李玲玉、孫國慶、屠洪剛等流行歌手演唱)與演唱環境(比如在卡拉OK歌舞廳演唱)。這些時尚元素的加入使得它不同于簡單的革命歌曲的再版,今日之“紅太陽”非昨日之“紅太陽”。每當聽到人們在燈紅酒綠的消費場所哼著“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時候,總給人以強烈的滑稽感、錯位感④。記得曾經有人這樣形容這種錯位感:農村的馬車突然跑入了城市的賽車道。
  革命文化商業化的例子最突出地表現為商業廣告對革命文化符號的挪用。比如香港權智集團做的《快譯通》無線掌上電腦廣告盜用的是“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文化符號(參見圖一):一位男士身著綠軍裝,頭戴綠軍帽,腰扎武裝帶,臂套紅袖章,儼然一副“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打扮。服裝款式完全是“文革”時期人們熟悉的那種,再配以大紅底色,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喚起心中的革命文化記憶。但是,解讀這則廣告的關鍵是抓住它的“焦點”:這位“紅衛兵”右手(畫面左側)拿著一本類似“紅寶書”的方形物體放在左胸(畫面右側),這個方形物體被白色的圓圈圈住,十分醒目,一條虛線從圓圈指向右上方的掌上電腦——廣告的真正“主人公”,電腦下面是一行黑色的字:“時代變了,我變了,但追求理想的心不變。”它強烈地暗示:如果說革命的年代“紅寶書”是人們的指路明燈,那么,快譯通掌上電腦就是今天這個高科技時代的指路明燈。如果說“文革”時期人的理想是革命,那么,今天人們的理想則是賺錢。這就是所謂“革命性的升級”。至此我們可以明白,在這個廣告中“革命”的意義已經被悄悄地改寫。
  附圖G0Q803.JPG
  圖一 香港權智集團做的《快譯通》無線掌上電腦廣告
  附圖G0Q804.JPG
  圖二 中國酒網廣告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酒網》廣告(參見圖二)。該廣告由三個部分組成,每部分都有大量的文字與配圖。限于篇幅,我們只能分析其中的第一部分。這部分廣告的上部是宋體六號文字(節選):“中國電子商務靠克隆國外的成功藍本,絕對無法成功。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現實問題結合,才成功地開創了新中國,中國酒網的主創者,洞悉中國每年上千億酒類市場戰爭規律,不僅集成當今全球最先進的電子商務技術,更以革命性的原創精神,充分優化、改造、重組現有商業模式中的物流資源、市場調撥批發渠道資源、零售終端資源,以‘人民戰爭’為第一原則,發動和利用全社會的綜合資源,以中國酒網為擴展基礎,逐步構筑跨行業的全民電子商務形態。”廣告下半部分是黑體三號文字書寫的廣告用語并配有圖片:中國具體商務經驗(配紅旗,旗上由★和J組成圖案j)+美國電子商務技術真理(配有美國國旗)=成功革命(紅色二號字并配有一個大紅五星)。這則廣告純屬政治文化與商業文化的拼貼。它把革命敘事與商業敘事巧妙地結合起來,調用革命文化資源(記憶、符號、圖像等),把“中國革命的具體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相結合”這個中國革命的經典表述戲仿為“中國具體商務的實踐經驗與美國電子商務的普遍真理相結合”這一商業表述。政治符號的商業化與商業符號的政治化的混合給人造成強烈的印象:革命就是經商,就是請客吃飯喝酒,相應地,電子商務“革命”的普遍真理就是美國的商務技術真理了。
  在這里,我們發現了不同文化碎片的并置這一典型的后現代文化特征。研究后現代文化的著名學者伊阿伯·哈桑在他的《后現代的轉向》中曾經指出:后現代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不同的文化碎片的并置。這種后現代式的并置在中國當代文化中也相當普遍。比如,在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當主人公秋菊來到縣城新華書店的時候,發現墻上并排掛著毛澤東像(革命文化符號)、比基尼招貼畫(上面是穿三點式泳裝的西方性感女郎,消費文化符號)和傳統的年畫(畫面是拿著手杖與桃子的老壽星,代表前現代農業文化符號)。并置意味著不同時代具有不同內涵的文化碎片被剝離了當時的生產和接受語境,在新的、混合雜交的文化語境中被隨意地拼貼排列在一起。這實際上也反映了當前中國文化價值的混亂與多元狀態⑤。還有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西藏作家扎西達娃在他的小說《野貓走過漫漫歲月》(《花城》1991年第3期)為我們提供的,小說通過艾勃家的佛龕這個特殊視角,描述了當代西藏文化令人震驚的拼貼性與混雜性:在這個一共一點五立方米的空間中,同時放置著象征不同文化的符號碎片:佛像與經書、燈泡、放大鏡、《毛主席語錄》、水晶玻璃球、印有阿爾卑斯雪峰的明信片、袖珍電子計算機、好萊塢影星畫像、可樂易拉罐、一美元的綠色美鈔……
  像這樣拿“革命”充當戲謔性笑料的情形,在現實中早讓人見怪不怪了。比較極端的情形出現在旅游和餐飲行業。《光明日報》于2004年6月30日發表了一篇石慶濱的小說《你的領章呢?》。依據小說,有人別出心裁地在某城郊叫“桃園”的地方,“用竹片茅草修小屋,掛影影綽綽的竹簾,放古式八仙桌,擺梁山好漢那個時代的碗,找幾個穿宮衣戴首飾附庸風雅不倫不類的小姐”,開發成了一片“風雅風騷”的游樂勝地。為阻止村民進入,老板招兩名輟學兒童,給他們裝扮成兒童團的樣子,“頭戴八角帽,手持紅纓槍”,唯獨少了領口的兩片領章。許多人問:“你的領章呢?”一個回答:“老板說,現在的軍人都不戴,改革了”;一個回答:“老板說,這就叫特色,中國特色”。這樣的回答自然是為了達到逗樂的目的,然而有一天,一個“不明身份”的人對兩個兒童說:“跟老板說,說領章放在革命歷史博物館里更讓人發笑。”⑥
  如果說這還是小說虛構(當然不是向壁虛構),《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則報道了一個大陸本土居民并不陌生的真實情況:“湖北餐廳經營出怪招,竟以‘文革’時鋪天蓋地的革命歌曲伴忠字舞佐餐!該餐館名叫‘幸福村’,餐館前是個大院子,架著高音喇叭反復播放革命歌曲。寬敞的大廳左首是一間‘人民公社食堂’,對面則是十來間包房,包房門楣上用紅筆標著‘毛選著作學習室’,‘公社書記辦公室’等不同名稱。一間包房的墻上貼著一張‘通知’:全體社員晚上集中學習毛選,不到者扣分0.5分。在另一間名為‘武裝部’的包間內,來往穿梭的女服務員大多身穿草綠色軍裝,表情嚴肅。菜碗一律用黑色的土缽。飯吃到一半,四個小姑娘手持紅花,在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伴奏下,跳起了‘忠’字舞,引來不少顧客觀看……。”⑦這里所描述的場面雖然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是類似“幸福村”、“老三屆酒家”、“知青餐館”之類的餐館,在中國的其他城市也不鮮見。它非常典型地表現了革命文化與商業文化的相互借重、相互利用的關系。更加準確地說是革命文化的碎片被納入了商業文化的邏輯或者被商業文化重新書寫、重新編碼,以傳達一種曖昧不清的情感體驗。
  可見,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現象并不能認真地被看作是人們在真誠地懷念諸如“文革”之類的革命時期,真的想要回到“文革”,它至多是一種曖昧的懷舊。就商家角度看,“文革”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符號、儀式,由于曾經在中國內地相當流行,并深刻地銘刻在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幾代人的記憶中,因而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它們在這里已經成為商業活動的一部分,首先服從于商業戰略;而從食客(消費者)的角度看,他們在花天酒地的同時經驗到的至多是一種曖昧的懷舊,一種奢侈與裝飾。
  二 革命文化的大話化
  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革命文化的另一個趨勢是它的大話化。所謂“大話化”,是指革命時期的文化符號被帶有中國式后現代色彩的作家藝術家進行調侃、拼貼、戲說、滑稽模仿,并藉此顛覆了它原來的意義(這種顛覆與80年代知識分子對于革命文化的理性反思相當不同)⑧。
  盜用、改寫、戲仿革命文化的情況在剛才所分析的廣告中已經有所反映,這表明商業化和大話化常常是相聯系的。現在讓我們來看第三個廣告(參見圖三)。這是“西山美墅館”房地產廣告,它挪用并戲仿了毛澤東詞《沁園春·雪》中的“看長城內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把它改為“看西山上下,美墅館分外妖嬈”,還特地模仿了毛澤東的筆跡。
  附圖G0Q805.JPG
  圖三 “西山美墅館”房地產廣告
  這種對革命文化的戲仿,最早大約見于王朔的所謂“痞子文學”。以下是我隨便在王朔小說中找到的一些例子:
  《我是你爸爸》:“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關鍵是夾起尾巴做人。”(本段中的前一部分套用毛澤東語錄,它曾經經常被用在社論或悼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文字中,是革命時期標準的官方語言;但是經由后半部分的轉換,把它的原義來了一個徹底的顛覆)。
  《一點正經沒有》:“我是主張文學為工農兵服務的,也就是說為工農兵玩文學。”(“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本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經典命題,以后一直是黨指導文藝的最主要的原則。王朔小說巧妙地盜用這句話并把它的內涵加以徹底的轉換,“為工農兵服務”降格為為工農兵“玩”文藝。)
  王朔特別喜歡模仿的就是這種“文革”時期被奉為圣經、“一句頂一萬句”的毛主席語錄。再比如對于游擊戰方針的滑稽模仿:“敵進你退,敵退你進,敵住你擾,敵疲你打。《誘妞大全》上就這么寫著。”(見王朔小說《一點正經沒有》)對于毛澤東所說的“三種人”的模仿:“現在我已經成為毛主席所說的那三種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是一個沒有正經的人。”(《一點正經沒有》)對于毛澤東詩詞的模仿:“不準備變,巋然不動認死理兒不管山下紅旗是否在望。”(《一點正經沒有》)⑨
  在王朔的小說中甚至還有對于政府機構以及其他社會組織的滑稽模仿,比如所謂“中麻委”(中國人民麻將委員會)、“捧人協會”、“全國人民總動員委員會”等,借以對這些機構進行巧妙的冒犯。最具有戲劇性的還是下面的這一段:
  “要是咱們哥兒幾個一人手里一支槍呢?”
  “那這城市咱們就軍管了,直接沖進市府改公社了。咱們成立一個革命委員會,輪流執政。”
  “我不用執政。”許遜插話說,“就派我去領導文藝界就行了。”
  “我管外貿和旅游”,汪若海說,“以后你們到我的飯店吃飯,一律按價倒找錢。”
  “高洋把公安、稅收、海關抓起來。方言可以讓他去管計劃生育和愛國衛生,所有的銀行、企業一律沒收”。高晉說,“小商小販也一律課以重金罚款。”
  “北伐嗎?”高洋問。
  “不,不,北伐干嗎?”高晉說,“咱們獨立了,中央政府要不干,咱們就區域自治。女士們可以作為咱們的代表派駐中央政府。”
  “多損,把咱們往虎口里送,他們要當政,咱們就得倒霉。”喬喬笑著說,“肥缺我們不爭,安排個婦聯、工會之類的群眾團體,總行吧?”
  “還有,咱們不能犯巴黎公社的錯誤,要用鐵腕,鞏固政權就得這樣。焚書坑儒算什么?我們殺就殺個血流成河。”
  “那我們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你們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腳。”
  在這段對話中,既有對于當下現實(如吃公款、要回扣)的揭露批判,也有對于過去革命年代的政治符號、政治話語、政治機構(如“巴黎公社”、“革命委員會”、“文化大革命”等)的挪用、并置、拼貼與戲仿,更有對于那段曾經是神圣的歷史的調侃。于是,把一切關于革命與崇高、神圣與偉大的主流文化神話變成了供人調笑的材料與滑稽模仿的對象。
  2000年以后出現的“大話文學”繼承、發揚了王朔小說開創的這個傳統。大話文學的突出特征就是對于經典文學/文化文本的滑稽模仿,這里既有對于中國古典名著的滑稽模仿(比如《大話西游》之模仿《西游記》),也有對西方經典文學作品、中國現代文學名著的模仿(比如《Q版語文》之模仿格林童話、魯迅作品、朱自清作品等)。而中國現代、當代的革命文化(文學)同樣一直是“大話文化”戲仿的重要對象。如《樣板戲之〈寶黛相會〉》、《新版白毛女》直接拿曾經神圣不可一世的“樣板戲”開刀,前者對“文革”批斗場景進行了滑稽模仿,把焦大當作地主批斗,而賈母、王熙鳳等反而成為造反派⑩;后者把階級復仇的故事(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經典敘事,也是中國革命合法性的經典敘事)改造為當代商場的恩愛情仇(11)。而在轟動一時的所謂“紅色經典”影視劇改編中,則出現了楊子榮等英雄人物的“桃色”事件(12)。
  與影視界的這類戲說革命文化相比,網絡上的大話文化顯得更大膽。有一個名為“全國網戀等級考試(ELT)大綱樣卷”的大話文本,不僅對官方公文樣式,而且對官方制度和機構(比如考試制度、中央機構等)進行了滑稽模仿。不可思議的是,這個所謂的“考試大綱”先是登載在2000年12月21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后來又由“人民網”轉載(13)。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類帶有潛在政治意味的大話文本中,滑稽模仿與拼貼并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字游戲,其功能只是逗樂搞笑。可以說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弱者冒犯強者的一種特殊策略。它的特點是不直接挑戰權威,而是通過一種特殊的模仿權威的方式來冒犯權威,顛覆權威的神圣性(一個非常典型的類似例子就是學生通過對教師的言行舉止的滑稽模仿來冒犯教師的權威)。
  有三點對于理解此類滑稽模仿特別重要。
  首先,從模仿者和被模仿者的力量關系說,一方面,滑稽模仿是弱者的藝術。強者對于弱者常常不會采取滑稽模仿的方式,這會削弱它的尊嚴與神圣。它要么直接地、赤裸裸地壓制弱者,要么以藹然長者的姿態出面訓導與誘勸弱者;而弱者由于其弱而不能直接冒犯權力,它必須迂回曲折講究戰略并且適可而止,滑稽模仿就是其中之一(王蒙說王朔“智商滿高,十分機智,敢砍敢掄,又適當摟著,不往槍口上碰。”這正是對于既冒犯又掌握分寸的弱者抵抗藝術的精彩描述);但另一方面,對象(在本文中就是革命文化)既然可以被滑稽模仿,說明這個強者已經失去了真正的權威性。
  其次,滑稽模仿的主體往往是一個嬉皮笑臉、“一點正經沒有”的人,他在對強者進行滑稽模仿的時候很少板著面孔、自以為是,一般總是伴隨自我調侃與自我貶損(比如“我是流氓”,“我們是一幫俗人,只知飲食男女”等),一副油腔滑調拿不上桌面的樣子。這與強者對于弱者的態度(無論在壓制時還是在訓導時)的嚴肅與刻板是極為不同的。
  第三,滑稽模仿與拼貼通過“升格”與“降格”的方法消解、顛覆了主流文化在人物、事件以及話語中設置的高/下、尊/卑、偉大/渺小、宏偉/瑣屑、深刻/膚淺、有意義/無意義等文化—權力等級秩序。文化傳統的力量及其權力運作的重要機制之一就是在各種對象(事件、人物等)之間設立了等級秩序,相應地也在描述與講述這些對象的話語之間設立了等級秩序。王朔小說的革命意義主要就表現為對于話語等級與話語秩序的顛覆與消解。
  三 政治力量和商業力量的妥協與沖突
  必須指出的是: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是在非常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出現的、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類型,它既不是原先革命文化的簡單復活,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那種只遵循市場邏輯的大眾消費文化,而是市場邏輯和政治力量雙重作用的產物。這正是后革命時代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點。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是完全杜絕商業邏輯的,而徹底消費時代的文化則可以完全按照大眾欲望和市場邏輯運作。后革命時代介乎兩者之間,它只能在革命/商業、政治/消費的交匯地帶進行運作。如何協調和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成為后革命文化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成為后革命時代的文化生產者既富有挑戰性又不乏刺激性的行為,它充滿商機也充滿風險。在后革命的特定語境中,革命/政治邏輯和商業/消費邏輯兩者之間本來就存在既相互沖突又相互借重與挪用的復雜關系,它也必然反映在后革命時期的革命文化中。
  有時候,政治邏輯和商業邏輯在相互利用和借重的時候顯得比較“協調”、“和諧”。如2000年初關于“保爾和蓋茨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的討論。這個討論出現在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熱播之后,由《北京青年報》發起,后有相當多的媒體加盟。爭論最后顯示,占絕對主流的觀點是:保爾和蓋茨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有人說“如果保爾是一座大山,那么,蓋茨就是山峰,如果保爾是溪流,那么,蓋茨就是這個溪流的瀑布,如果保爾是天空,那么蓋茨就是天空中的閃電,如果保爾是原則,那么蓋茨就是方法,如果保爾是英雄,那么蓋茨就是模范”,“他們都是英雄,保爾有蓋茨的精神,而蓋茨也繼承了保爾的道德品質,他們是互補的。”這是主流觀點。這實際上表明了市場消費主義和原先的革命意識形態相互協調的比較成功的例子(14)。還有人做了一項對北京高校大學生的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對于“保爾和蓋茨誰是英雄”這一問題,44.9%的人同時選擇了“保爾”和“蓋茨”,20.4%的人選擇了“蓋茨”,17.5%的人選擇了“保爾”,并總結說:“盡管他們的看法不會完全一致,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把保爾和蓋茨推崇為英雄,只不過更傾向于將保爾視為精神世界的偶像,而將蓋茨當做現實世界的榜樣。”(15)
  同時,“紅色旅游”現象也是革命文化在今天被產業化、商業化的比較成功的典型。紅色旅游既是文化也是產業。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開發紅色旅游一方面可以表示自己遵從中央關于革命傳統教育的號召,與中央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又是一種效益可觀的文化產業,可以帶動經濟發展。筆者在井岡山的經歷戲劇性說明了革命文化和經濟的聯盟:在革命先烈紀念館,我看到這樣的廣告:花費一百元,可以買到一個花圈并在紀念館大廳舉行獻花圈儀式。
  但是革命文化與商業邏輯在后革命文化中也經常發生矛盾和沖突(16)。在這方面,影視領域的“紅色經典”改編現象是比較典型的。一開始,“紅色經典”是一個商家和政府聯合推動的、不乏主流色彩的文化現象(17)。但是,后來政府發現有些改編的所謂“紅色經典”已經大大偏離了自己原來的政治期待并嚴重威脅到革命文化,進而威脅到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因為,在消費主義邏輯的驅使下,這些改編后的“紅色經典”大大變味:革命故事與英雄事跡被大眾消費文化的巨手所改寫,商業化、大眾化首先表現在解神圣化、解英雄化,少了一些英雄主義,多了一些商業/消費主義。《紅色娘子軍》拍成了偶像劇,吳瓊花成為靚麗的時尚女性,洪常青透著帥哥的浪漫情懷,他們革命之余常摟摟抱抱,可謂“緊跟時尚步伐”;《林海雪原》融入了言情劇因子,少劍波與白茹的情感被大大地渲染放大,更有甚者,楊子榮陷入“三角戀”,居然還與匪首座山雕成為情敵,連“私生子”也出來了。難怪有人說:“紅色經典”變成了“黃色經典”;與其說是《林海雪原》,不如說是《林海情緣》。從大家一致的感受看,這些“紅色經典”實際不過是包裝過的特種大眾消費文化快餐而已。某些“紅色經典”的改編、定位、目標受眾,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按照當前消費市場邏輯運作的。商業化還表現在張揚所謂“人性”(實際上是性),淡化階級性,把革命時尚化。用《紅色娘子軍》導演袁軍的話說,他希望把洪常青、吳瓊花的“青春美”張揚出來:“這是一部描寫女人與戰爭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們個性中的可愛,骨子里的帥氣,絕不能只是表現在行軍禮時有多標準,而是要在她們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將來觀眾看了這部戲后感覺這些女人有些味道的話,我就滿足了。”(18)座山雕不僅有“養子”,而且是一個頗重情義的好爹,兒子不認他,他就難過得老淚縱橫。改編者“人性”化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在改編電視劇的宣傳劇照上,洪常青與吳瓊花激情擁吻,與商業大片無異;楊子榮顯得自由散漫,流里流氣。在這樣的“桃色經典”乃至“黃色經典”中,原有的政治教化功能自然轟然瓦解。在熒屏上“戲說”紅色經典、“性說”紅色經典的同時,網上也在流行“紅色搞笑”。
  2004年5月25日,國家廣電總局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廣播影視局(廳)、中央電視臺、中國教育電視臺、解放軍總政宣傳部藝術局、中直有關制作單位發出了《關于“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審查管理的通知》,部分原文如下:“一些觀眾認為,有的根據‘紅色經典’改編拍攝的電視劇存在著‘誤讀原著,誤會群眾,誤解市場’的問題。有的電視劇創作者在改編‘紅色經典’過程中,沒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沒有理解原著所表現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本質,片面追求收視率和娛樂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編織過多情感糾葛,強化言情戲;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調,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謂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電視劇與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內涵相距甚遠。”足見政治邏輯和商業邏輯在這里發生了深刻的沖突。
  這方面最典型的當屬所謂“沙家浜事件”。浙江省作協主辦的文學雙月刊《江南》2003年第1期刊登了薛榮對革命經典《蘆蕩火種》、樣板戲《沙家浜》的戲仿之作——小說《沙家浜》。小說中的阿慶嫂儼然一個風騷老板娘,不分敵我,與胡傳魁和郭建光都卷入所謂“情感漩渦”。她“風流成性”,武大郎似的阿慶滿足不了她的情欲,遂向偽軍司令胡傳魁投懷送抱;后來遇到眉清目秀的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又引得自己春情蕩漾。就這樣,阿慶嫂被改造成符合消費文化背景的性符號。這樣,小說通過阿慶嫂這種原始的情欲,將原來神圣的革命話語改寫成以性為核心的感官展示,以消費革命的方式滿足了大眾讀者的閱讀期待。原作中的光輝代表郭建光,被描寫成膽小窩囊,“有一種搖頭擺尾的哈巴狗的樣兒”,還因阿慶嫂而與胡傳魁爭風吃醋;而胡傳魁反被敘述成民間英雄,不僅“有一股義氣在,還有一股豪氣在”。革命話語中的人物形象完全被顛覆。
  該小說對“革命”的消費性書寫雖然吸引了大批讀者的眼球,在社會上反響很大,卻也招致不小的麻煩。以抗日英雄的故鄉而驕傲的沙家浜鎮政府以“小說不僅嚴重侵犯了原劇作者的知識產權,同時也傷害了沙家浜人民的感情”的罪名向法院提起訴訟(19)。壓力之下,《江南》雜志社除了公開道歉以外,還被責令將出版發行的刊登有小說《沙家浜》的2003年第1期收回,未售出的也已全部封存,相關人員也受到了相應處置。
  小說《沙家浜》的命運表明了在20世紀90年代大眾消費性的大話話語雖然大行其道,但依然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一旦突破了界限,就會受到警示。
  四 簡要的結論
  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文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現象,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綜合參與其中并共同影響了其形成和走向。它既是文化現象,也是經濟現象。在政治話語與商業話語混合雜交的后革命語境中,“革命文化”的命運必然是:一方面,由于后革命時期的重要特點就是市場經濟的出現、社會生活的世俗化、娛樂文化與文化產業的興起,因而,傳統的革命文化與當今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系、與政權合法性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動,更不用說它們已經基本上不再被用來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其神圣性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消解。因此,在有限度的范圍內將其商業化、市場化、娛樂化是允許的(通過各種方式被戲說、性說乃至亂說)。在革命時代,作為社會動員的主要手段的“革命文化”是神圣的,即使在最低程度上也絕不可以戲說,不能以任何形式商業化;但是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的商業化、市場化、娛樂化、消費化又是不徹底的。原因是傳統的“革命文化”并沒有完全脫離與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聯系,主流意識形態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這個“革命文化”(比如胡錦濤等中央領導去西柏坡等革命圣地參觀就是非常典型的證明)。無論在多大程度上執政黨自己對原先的革命文化與革命意識形態做出了與時俱進的修改,但是執政黨與革命文化之間仍然存在緊密聯系。這是我們考察后革命文化的時候不得不認真關注的。
  但是,革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大話化、商業化,很難在非常準確的意義上加以把握。比如,在餐飲業中,模仿“人民公社食堂”,賣“憶苦思甜”的飯,飯廳里懸掛毛主席像,墻壁上貼毛主席語錄,服務員一律穿紅衛兵或紅色娘子軍服裝,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情況在全國各地很多。其中有些未見遭遇麻煩,有些則受到干預甚至被迫停業(20)。另外,有些比影視中的紅色經典改編更加“離譜”的大話文本(比如上面舉例的“全國網戀等級考試樣卷”)卻未見遭遇麻煩。可見,革命文化可以在何種程度上被商業化、大話化,政府本身對此也沒有明確一致的、可以規范化操作的具體標準。一切似乎更多地取決于當地政府的態度、社會輿論反應、播出的媒體類型等等因素,從而帶有相當大的彈性和隨機性。
  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導致“后革命文化”流行并以這種方式流行的背景因素是:商業文化與消費主義通過戲仿、戲說、并置、錯位、拼貼等嬉皮笑臉、沒有正經的方式把革命文化商業化、大話化(盡管也會導致革命的神圣性的消解)的行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容忍,但精英知識分子對革命文化所進行的嚴肅認真的反思卻很少。可以說正是這樣的語境造成了商業化、大話化的后革命文化的畸形繁榮。
  注釋:
  ①也就是說,不包括國民黨領袖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這也是中國特定語境中的特定革命含義。雖然在一些正式的教科書中,編寫者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也納入“革命”,但是,更多的情況下無論是在學術用語還是日常生活會話中,“革命”均指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
  ②參閱李澤厚、劉再復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年版。
  ③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后殖民還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評中的歷史問題》中指出:“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一詞有“之后”(after)與“反對”(anti)兩重含義(參見德里克《后革命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本文中的“后”主要是“之后”與“晚期”的含義。這是因為本文所探索的這個時期并沒有完全徹底地“告別”革命,革命時期的許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依然通過不同的形式保留了下來。
  ④這方面的一個戲劇性的例子是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起明在豪賭回來的路上開著卡迪拉克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另外,全國四處開花的卡拉OK廳中不斷傳出的革命歌曲,也是革命文化商業化、消費化的很典型的例子。
  ⑤文化價值的多元和混亂在近年來經常進行的關于“文化英雄”、“文化偶像”的評選中看得非常清楚。2004年,由新浪文化與《南方都市報》等報紙舉辦的“二十世紀中國十大文化偶像評選”活動通過網絡匿名投票方式評選出的“十大文化偶像”分別是:魯迅、金庸、錢鐘書、巴金、老舍、錢學森、張國榮、雷鋒、梅蘭芳、王菲。參見人民網:《文化偶像評選揭曉:張國榮王菲上榜》,2003年06月22日。
  ⑥關于小說《你的領章呢?》的引文皆出自2004年6月30日的《光明日報》B3版。
  ⑦童大煥:《拒絕遺忘》,《南方周末》2000年6月23日。
  ⑧關于大話文化的詳細分析請參見陶東風《大話文學與當代中國的犬儒主義》,《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⑨此外還有對于“黨章”這樣的“超大文本”的滑稽模仿:“本黨的宗旨一貫是這樣,你是本黨黨員本黨就將你開除出去,你不是本黨黨員本黨就將你發展起來——反正不讓你閑著。”“這點本黨黨章早有規定,不管你是否愿意加入本黨,只要本黨看你順眼你就是本黨黨員——愛誰誰吧。”(見王朔小說《玩的就是心跳》)
  ⑩參見水杯子作《樣板戲之〈寶黛相會〉》,http://culture.163.com/edit/000825/000825_40899.html。
  (11)參見culture.163.com/edit/001019/001019_42469.html。《慈禧同志先進事跡》無疑是對“先進事跡”這種官方活動與權威語體的徹底顛覆與極大諷刺。參見www.shuwu.com/ar/chinese/107981.shtml。
  (12)關于紅色經典的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陶東風《紅色經典:在革命和商業的夾縫中求生存》,《中國比較文學》2004年第4期。
  (13)參見: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15/569/2000內地1221/357993.html。應該說明的是:這個樣卷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的試題內容一樣,但是“命題人”不同,比如有一個網站發布的樣卷命題人是所謂“老老人類(新新人類的叔叔)”。參見:http://www.longjisy.com/longji/wanglian.htm。
  (14)“保爾與蓋茨誰是英雄”——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熱播后引起大討論,《中國青年報》2000年3月22日。
  (15)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rqzt/lpsh/006c.htm。
  (16)在中文網絡搜索引擎“google”上輸入“紅色經典”四字,即得到大約40多萬條相關記錄,足見其流行程度。筆者還沒有查到該詞組的最初出處,有人認為:“紅色經典”這個詞組最早出現于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紅色經典”叢書,該叢書重印了20世紀50、60年代的一些革命長篇小說,參見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1期。但這個詞組被廣泛使用與流行大概是2000年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播出以后。“紅色經典”,是圍繞著革命歷史創作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有人認為:“紅色經典”這一詞組源自電視劇 《激情燃燒的歲月》(參見中國網2004年7月12日文章《與影視專家對話紅色經典》)。但是《激情》一劇的演出時間顯然晚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劇領域的紅色經典熱在2004年達到高潮。
  (17)有意思的是:登陸任何一個網站搜索“紅色經典”,都可以發現“紅色經典”不僅指中國文學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藝作品,而且也指一些時髦的商品。比如一款新穎MP3就叫“紅色經典”(全稱“松下紅色經典MP-21V MP3,128M”)。這本身就是一個極為有趣的文化癥候:商業話語對政治話語的盜用與改寫。
  (18)《策劃:電視劇改編,如何承受“紅色經典”之重》,http://people.com.cn 2004,4,9,另外參見《翻拍復翻拍,電視劇誓將經典榨干》,《精品購物指南·生活周刊》精粹版,2004年第4期。
  (19)參見http://eclub.sdinfo.net/new3club/bbsread.php?blockid =89&classid=&mainid=2121641&show=351。
  (20)2002年6月11日《南方都市報》的社會新聞版文章《過足懷舊癮,順德冒出一間人民公社食堂》,報道了順德一家名為“人民公社食堂”的餐館。但該報于6月15日就繼續報道說:該飯店老板因“受到壓力”而停業。耐人尋味的是,《南方都市報》翌日登出《“人民公社食堂”何必暫停》的評論文章對之加以公開質疑。
當代文壇成都7~13G0文化研究陶東風20062006
陶東風,首都師范大學詩歌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作者:當代文壇成都7~13G0文化研究陶東風20062006
2013-09-10 21:5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新一篇] 聽來的語文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